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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熹作为一个宋代的理学大师，在诗歌方面综合“诗言志”和“诗言情”学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情性”诗学观，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理学家温情超然的一面。
关键词：虚静；缘情；言志；“情性”
纵观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史，有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一是“诗言志”说，一是“诗缘情”说。
先秦以来，儒家都主张“诗言志”把诗歌视为宣扬政治道德的工具。认为诗歌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诗歌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正所谓要“思无邪”。这种诗学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晋代，西晋的陆机在他的《文赋》里面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文词美丽。今人裴斐在《诗缘情辨》里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也即认为诗是源于情而生。这种“诗缘情”说是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一种突破，也是一种挑战，这两种学说历来就成为后代学者争论的焦点。但是后人往往都是偏于一隅，或者仅推崇“诗缘情”说，或者沉迷于“言志”说，不能把两种诗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理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备受关注，其实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他也颇有创新。首先，先来探讨朱熹的诗歌情感论。在《诗集传序》中他提出：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朱熹认为宇宙人生的天性就是人生而有虚静之心，人在这种虚静澄明的心灵状态下，受外物的启发而心动，触发心里的情思，这就是人性之欲。这种欲望引发人的思索，感慨，既然有思索、感慨，就会把这种感悟变成文字表达出来，从而也就有了诗歌的创作。应该说，朱熹的这种敬静致知的诗学发生论与陆机的“诗缘情”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古典诗学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内在的情感表现性，诗人的情感心态经外在事物的触发，两者之间产生了双向交感，即所谓“物感”，“物之感人”“感物而动”最后“形诸舞咏”，发而为诗。可见朱熹是在参悟了古典诗学的“缘情”观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情感论，而这也是朱熹高于以往理学家的地方，实在难能可貴。
探讨了朱熹的“诗言情”观，我们再从“诗言志”方面来看看朱熹的与众不同之处。
朱熹的社会角色毕竟首要的是理学大师，他肯定诗歌创作缘于诗人的情感体验这一诗学情感论的深层的文化意蕴，却是期望通过诗歌创作导引人们道德人格的回归。朱熹认为由于诗人受外在物的遮蔽，这种已发之情可能背离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正所谓“性才发，便是情；情有善恶，性则至善”。为了保持这种感物而发情感的纯正，朱熹主张诗人必须保持澄明空静、寂然不动的精神状态，使心与外物契合，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中和”境界。这种经过诗人内心净化的情感体验，便是所谓的诗人之“志”，诗歌便是这种“志”的体现。正如他在《答杨宋卿书》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诗歌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发挥政治教化作用，而是从理学家重视人心性内部的修养方面重新阐述了“诗言志”。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是诗人主体本身纯静虚灵的精神修养和独特超越的体验感悟，即所谓“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如果诗人能在这一根本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修养，力求道德涵养的沉潜深厚，把由外物引起的超然自在、萧散澹静的情怀与风貌和内心平淡自然的心性之道相融合，从而达到诗人的情感体验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谐统一的境界。整个诗歌也便呈现所谓“真味发溢”的审美品格，那么也就达到了“言志”的目的。由此可见，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家的“诗言志”观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加以完善。
朱熹在既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诗言志”说，又发展完善了此诗说。这其实是综合了“缘情”说与“言志”说，把“感物而发”的情经过诗人内心的净化提炼而成为“志”最终形成为“真味发溢”的诗歌，这就是他独特的“情性”诗学观。在他的诗歌中，他的这种诗学观也可略见，如《水口行舟二首》：
（一）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二）
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第一首写夜晚行舟遇风雨，江中浪涛汹涌，起伏不定，一片茫然。次晨，卷篷一看，雨息风停，景象明丽，山还是那样青碧，树还是那样翠绿，两岸青山对峙，层峦叠起。舟在行驶，山水随之后退消失，是那样无声无息。舟不知要行向何处？只听到鶗鴂相对啼鸣。特别是第二首的后半首与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不是猿声啼不住，而是鶗鴂鸣声悠扬。在这幅山水画中，作者可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把他的情愫都融入到这幅淡然的山水画中，韵味隽永，萧散冲淡，令人回味无穷。
作为一个理学的集大成者和闽北文化的领军人物，朱熹的“情性”诗学观及诗歌创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理学大师温情超然的一面，对闽北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影响之深，令人钦叹。
参考文献：
[1]朱熹诗文选译[M].凤凰出版社.
[2]诗集传[M].中华书局出版社.
关键词：虚静；缘情；言志；“情性”
纵观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史，有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一是“诗言志”说，一是“诗缘情”说。
先秦以来，儒家都主张“诗言志”把诗歌视为宣扬政治道德的工具。认为诗歌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诗歌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正所谓要“思无邪”。这种诗学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晋代，西晋的陆机在他的《文赋》里面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文词美丽。今人裴斐在《诗缘情辨》里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也即认为诗是源于情而生。这种“诗缘情”说是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一种突破，也是一种挑战，这两种学说历来就成为后代学者争论的焦点。但是后人往往都是偏于一隅，或者仅推崇“诗缘情”说，或者沉迷于“言志”说，不能把两种诗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理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备受关注，其实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他也颇有创新。首先，先来探讨朱熹的诗歌情感论。在《诗集传序》中他提出：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朱熹认为宇宙人生的天性就是人生而有虚静之心，人在这种虚静澄明的心灵状态下，受外物的启发而心动，触发心里的情思，这就是人性之欲。这种欲望引发人的思索，感慨，既然有思索、感慨，就会把这种感悟变成文字表达出来，从而也就有了诗歌的创作。应该说，朱熹的这种敬静致知的诗学发生论与陆机的“诗缘情”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古典诗学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内在的情感表现性，诗人的情感心态经外在事物的触发，两者之间产生了双向交感，即所谓“物感”，“物之感人”“感物而动”最后“形诸舞咏”，发而为诗。可见朱熹是在参悟了古典诗学的“缘情”观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情感论，而这也是朱熹高于以往理学家的地方，实在难能可貴。
探讨了朱熹的“诗言情”观，我们再从“诗言志”方面来看看朱熹的与众不同之处。
朱熹的社会角色毕竟首要的是理学大师，他肯定诗歌创作缘于诗人的情感体验这一诗学情感论的深层的文化意蕴，却是期望通过诗歌创作导引人们道德人格的回归。朱熹认为由于诗人受外在物的遮蔽，这种已发之情可能背离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正所谓“性才发，便是情；情有善恶，性则至善”。为了保持这种感物而发情感的纯正，朱熹主张诗人必须保持澄明空静、寂然不动的精神状态，使心与外物契合，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中和”境界。这种经过诗人内心净化的情感体验，便是所谓的诗人之“志”，诗歌便是这种“志”的体现。正如他在《答杨宋卿书》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诗歌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发挥政治教化作用，而是从理学家重视人心性内部的修养方面重新阐述了“诗言志”。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是诗人主体本身纯静虚灵的精神修养和独特超越的体验感悟，即所谓“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如果诗人能在这一根本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修养，力求道德涵养的沉潜深厚，把由外物引起的超然自在、萧散澹静的情怀与风貌和内心平淡自然的心性之道相融合，从而达到诗人的情感体验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谐统一的境界。整个诗歌也便呈现所谓“真味发溢”的审美品格，那么也就达到了“言志”的目的。由此可见，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家的“诗言志”观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加以完善。
朱熹在既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诗言志”说，又发展完善了此诗说。这其实是综合了“缘情”说与“言志”说，把“感物而发”的情经过诗人内心的净化提炼而成为“志”最终形成为“真味发溢”的诗歌，这就是他独特的“情性”诗学观。在他的诗歌中，他的这种诗学观也可略见，如《水口行舟二首》：
（一）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二）
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第一首写夜晚行舟遇风雨，江中浪涛汹涌，起伏不定，一片茫然。次晨，卷篷一看，雨息风停，景象明丽，山还是那样青碧，树还是那样翠绿，两岸青山对峙，层峦叠起。舟在行驶，山水随之后退消失，是那样无声无息。舟不知要行向何处？只听到鶗鴂相对啼鸣。特别是第二首的后半首与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不是猿声啼不住，而是鶗鴂鸣声悠扬。在这幅山水画中，作者可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把他的情愫都融入到这幅淡然的山水画中，韵味隽永，萧散冲淡，令人回味无穷。
作为一个理学的集大成者和闽北文化的领军人物，朱熹的“情性”诗学观及诗歌创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理学大师温情超然的一面，对闽北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影响之深，令人钦叹。
参考文献：
[1]朱熹诗文选译[M].凤凰出版社.
[2]诗集传[M].中华书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