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秦昌岐（1901—1975），字凤冈，祖籍桂林甲山巫山脚村人，出生于桂林市东江坤元街（今东江路）。家庭为开米店的小商。秦在1921年孙中山来桂林督师北伐时加入国民党，就读于广西省立桂林第二师范学校，5年本科毕业，专攻国文。先后在阳朔县小，桂林忠靖小学、女中，县立桂山中学教书，后来当上了桂林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即桂林榕湖小学），后调任桂林县政府教育科长、广西教育厅科员（时省政府、省教育厅驻地桂林）。1940年桂林设市，先后任桂林市政府教育科首任科长、市府秘书、全州县府主任秘书、广西第八区行政监督专员公署督导员等职。
巧选校址平息纷争
1921年12月间，孙中山率北伐军从广州来到桂林，建立大元帅行营、大本营，筹备北伐军入湘北进事宜，并在桂林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桂林各界人士组织了一个欢迎孙大总统筹备处，孙中山在桂林委派跟随其多年的秘书邓家彦设立国民党广西党部，任支部长。
邓家彦（1883—1966），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分派从事外交工作，1921年随孙中山率军北伐入桂。后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奉召返台，出任“中央评议委员”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之后出任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理事长，1966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他捍卫民族、民权、民生，追求革命真理，其坚强毅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斗志堪称楷模。
孙中山到桂林后住在东华门外的谢启中老先生家里，谢老是桂林同盟会支部成员、广西省立二师国文教员，有名的文化人士，因此欢迎孙大总统的筹备处由谢启中为主要负责人。当时在桂林二师读书的秦昌岐是谢的学生，聪明能干、学习优异，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谢启中器重的学生之一。秦昌岐20岁出头，即由谢启中介绍给邓家彦，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9月，秦昌岐到省府南宁，进入童军领袖养成所学习近1年。养成所是对党政干部进行培养的初级训练班，这是李宗仁1925年统一广西后照搬孙中山在广东办讲习所的做法。当年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了半个中国，许多工作方式、方法广为革命新军效仿。次年，秦昌岐回桂林县第一小学开办童子军，并兼二师附小、桂山、三民（中学）各校童子军教员。1928年童子军取消，改办教育，他即在三民、桂山教授教育课程，又接任县一小校长之职。
1935年桂山、三民（中学）两校停办，合并为桂中，这年秋天秦昌岐经熟人介绍，调入桂林民国干校当教员。民国干校全称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本部在今桂林市东郊尧山脚下，各中队散布在那一带的村子里，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任校长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中共地下党员杨东莼时任教育长。解放后杨东莼任新中国的广西大学首任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当时，民国干校一创立，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杨东莼等人手中。杨东莼利用其有利地位，招聘了一批中共党员、进步学者、爱国民主人士到校任职、任教，培训抗日干部，并招收了进步青年到校学习，为广西培养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有“南方抗大”之称。
1936年初春，桂林国民干校合并于南宁（广西省府及部分机关于1912年由陆荣廷主持迁往南宁，1936年12月底新桂系又将省府由南宁回迁桂林），秦昌岐到邕任教。6月，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与广东粤军首领陈铭枢联合发动“六一运动”（又称“两广事变”），通电反蒋、宣布抗日，并与中共联系相约共同“逼蒋抗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接受中共“抗日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桂系集团为了利于抗战，是年底，将省府由南宁回迁桂林。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日寇轰炸桂林，县府迁到月牙山，后又迁到祝圣寺办公，秦昌岐曾参加三青团登记，但未去宣誓。
1938年初，秦昌岐进入省公务员训练班学习。次年8月，调到省教育厅任科员，9月去武鸣办基础教育训练班，10月回到教育厅。
1940年桂林撤县改市。1月，秦昌岐调任桂林市政府教育科长。此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桂林创办私立“德智中学”。李宗仁虽是新桂系巨头，但他不愿以权与民争利，建校选址由校方自行解决。在校址选择问题上，校方人员找到秦昌岐商量，秦当机立断把校址定在甲山巫山脚和徐家村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即现在的甲山德智外国语学校和桂林师专甲山校区这一片地方。为什么将校址选在这里？原来，秦昌岐的祖籍地在巫山脚村，虽七八十年前其祖父年轻时就迁居城里，而乡间已无田、无地、无房屋，只有远房兄长、亲戚，其考虑的是家乡子弟的上学受教育问题，所以校址定点在此有点“家乡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平息纷争”，资源共享。因为这块地为巫山脚村与徐家村的交界地，两村为占据这片土地还发生过诉讼纷争，甚至诉诸武斗。秦昌岐认为将这一地方用于教育，造福两村子弟，最为良策。于是，两村一致同意在此建校。
现在巫山脚村的老一辈，还津津乐道秦昌岐在德智中学的选址问题上鲜为人知的事：“德智中学那块空地，是我们巫山脚和徐家村的人一路来就搞不清楚、有争议的一块放牛吃草的地，秦凤冈（秦昌岐）把这块地划给了德智中学，一是免得两个村的人对这块地的争吵，二是方便了两个村的小娃子读书，还吵什么，个个欢喜才是。”
办教育腾庙搬菩萨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在桂林进行抗日活动，是妇孺皆知的事。“新旅”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领导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团体，1935年冬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的一批革命师生组成，该团从淮安出发，宣传抗日救亡，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3年后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桂林。当时周恩来到桂林来领导“八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时，还亲自看望了孩子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更好地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抗日救国。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中共桂林地下党为发展抗战教育事业，为“新旅”退路做准备，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意，由杨东莼向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疏通，要他具体安排。1940年9月，“新旅”到了甲山桃花江西畔的巫山脚村（抗战时期为致和村）住了下来并开办了“新安学校”。学校有近百人，主要是本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子弟、青少年，还有共产党干部的子女和“新旅”中年纪较小的十几位同学。“新旅”的老师和稍大点的同学教大家学文化认字，教唱抗日歌曲。校址选在村北山边的庙内，免费入学，受村上老少拥护。
桂林文史专家赵平先生的《桂林轶事》一书，在“新旅复校致和村纪实”一节中写道：“一天秦凤冈（秦昌岐）突然回到村上邀请几位长辈讲，我接了一个好人办的学校，希望大家支持。日后我们甲山乡的子弟都可以不交钱通通读上书。”不久他又亲自回乡安排，指挥村民把二进三开间的地藏大庙全部腾空，把大雄宝殿里的大尊金身菩萨搬走，使得学校得以顺利开学。
秦昌岐虽是国民党市府干部，但他的为民义举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八办”的赞扬。周恩来等人还随秦昌岐专程来到致和村看望了“新安学校”的师生们，回城后又与秦昌岐面晤多次。这时，桂林是抗战的大后方，汇聚了大批文化名人，如郭沫若、夏衍、何香凝等，需要市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支持。秦昌岐从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共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他利用自己在市府工作的便利，常为中共组织办事，得到中共组织的信任。
1978年夏，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来了几位同志，时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魏华龄找到秦昌岐的儿子，他们说根据周总理笔记本中的记录，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撤退工作中，将一个皮箱交由秦昌岐保管，内有周总理的照片和有关文件，现在要寻找皮箱的下落。此时，秦昌岐已于3年前去世，其在桂林的子女都说不知道。后来打长途电话询问在柳州工作的秦昌岐长女，她清楚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只是1944年11月日军攻打桂林城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政策”要毁掉漓江东岸的民房，秦家举家逃难前，把这个皮箱装进秦昌岐为母亲临终前准备的棺材里，寄放到福隆园外婆家去了，后来外婆家的房屋也被毁，皮箱由此丢失。父亲没有保管好周先生托管的重要物品，常常为此事懊悔不已。
跌宕生活志不改
由于秦昌岐与中共人物和“八办”人员往来，又与文化名人频繁接触，行动有些“异常”，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认为其有“赤化嫌疑”。1944年5月，省府一纸调令，调他到千里之外的边陲小县广西万冈县（今巴马、百色一带）当县长。
秦昌岐知道个中内情，便直接去向黄旭初诉苦：家中老母70多岁，小女未上小学，三代12口人需要照料。于是，桂林市府另下行文，将其改调全州县府当了主任秘书。第二年9月，市府视其表现良好，近调到兴安县任广西第八区行政监督专员公署督导员。第八区治所兴安，辖兴安、全县、灌阳、资源、灵川、义宁、永福、临桂等8个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胜利。1947年12月，桂林市国民大会召开，代表公布，秦昌岐名列其中，另外还有白崇禧、谢韪民（桂林市参议会议长、市保安协会副主任）、廖中翼（桂林人，晚清秀才，曾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秘书，桂林印社名誉社长）等一批国民党政要和社会名流。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前锋直指新桂系的核心桂林。桂林旋即解放，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到军政大学（现桂林王城内）受训半年后，秦昌岐回到东江街上过了1年多的平民生活。
1951年秦昌岐以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罪名被捕，1954年被桂林市人民法院以“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判刑10年，1957年经过复审获提前释放，回归东江路坤元街。此后，秦昌岐无业赋闲在家，于是他在原被烧毁的房屋旧宅基地上，动手自建房一座，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地围成菜园种花养草，怡情养性，生活来源靠分别是教师、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国家干部的儿女们寄钱供养，与老伴孙儿们过着平静安逸的百姓生活。此时已近60岁的他开始刻苦学习中医理论，背汤头歌诀，几年后小有经验，开始为左右街邻号脉、诊病、开处方单，不收分文，颇得好评，不久又口碑相传到附近福隆园、阳家背，进而东北郊的彭家岭、上阳家、下南洲一带，来看病问诊的普通百姓络绎不绝。
“文革”之初，秦昌岐少不了被抄家、挂牌、扫街。街委会和派出所规定被管制人员不许无证行医，但还是阻止不了缺医少药、经济拮据的年代里普通老百姓对治病的渴求。患者知道有此规定，他们不走大门，悄悄从后门轻推门扉蹑手蹑脚地来，白天不来夜晚来，轻言细语简单明了开了单就走。秦昌岐放不下面子，不敢谢却情意，只有婉言谢绝并拿街委会、派出所的牌子来吓他们。后来，街委会、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自己也要看病，有时还带亲戚朋友来求诊，久而久之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秦昌岐为人和善，知识丰富，善于交谈，周边的文人墨客经常到他家里做客、聊天，屋里备有象棋、围棋，谈笑间不时杀两盘开心一乐。他善于助人、热心街务，凡街委会要用毛笔抄写个通知、通告、光荣榜，随喊随写。街上有对老夫妇，收养了一对年轻夫妇出国前寄养在他们家的一个残障儿，要经常和国外的父母通信，常年都是请秦昌岐代书，义务写信，当然都是谢礼免谈钱的事。
秦昌岐在“文革”前的一篇《自我改造总结》中写道：“本来，我过去给人看病的想法是为人民做点好事，回赎我过去的罪愆。不过，我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地位以前，是不能与人多接触的，就是想尽自己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在当前情势下，是不可能的。今后我只有加强自我的改造，早日回归人民队伍。如形势许可，准我为人民服务，我当一如初衷，尽我所能为人民群众作出一些贡献。”但他因为内疚，解放后30多年来，始终没有与人说起和周恩来交往的事情。
1975年秦昌岐走完了人生之旅，享年75岁。1980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获得平反为“起义人员”。
巧选校址平息纷争
1921年12月间，孙中山率北伐军从广州来到桂林，建立大元帅行营、大本营，筹备北伐军入湘北进事宜，并在桂林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桂林各界人士组织了一个欢迎孙大总统筹备处，孙中山在桂林委派跟随其多年的秘书邓家彦设立国民党广西党部，任支部长。
邓家彦（1883—1966），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分派从事外交工作，1921年随孙中山率军北伐入桂。后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奉召返台，出任“中央评议委员”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之后出任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理事长，1966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他捍卫民族、民权、民生，追求革命真理，其坚强毅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斗志堪称楷模。
孙中山到桂林后住在东华门外的谢启中老先生家里，谢老是桂林同盟会支部成员、广西省立二师国文教员，有名的文化人士，因此欢迎孙大总统的筹备处由谢启中为主要负责人。当时在桂林二师读书的秦昌岐是谢的学生，聪明能干、学习优异，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谢启中器重的学生之一。秦昌岐20岁出头，即由谢启中介绍给邓家彦，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9月，秦昌岐到省府南宁，进入童军领袖养成所学习近1年。养成所是对党政干部进行培养的初级训练班，这是李宗仁1925年统一广西后照搬孙中山在广东办讲习所的做法。当年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了半个中国，许多工作方式、方法广为革命新军效仿。次年，秦昌岐回桂林县第一小学开办童子军，并兼二师附小、桂山、三民（中学）各校童子军教员。1928年童子军取消，改办教育，他即在三民、桂山教授教育课程，又接任县一小校长之职。
1935年桂山、三民（中学）两校停办，合并为桂中，这年秋天秦昌岐经熟人介绍，调入桂林民国干校当教员。民国干校全称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本部在今桂林市东郊尧山脚下，各中队散布在那一带的村子里，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任校长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中共地下党员杨东莼时任教育长。解放后杨东莼任新中国的广西大学首任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当时，民国干校一创立，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杨东莼等人手中。杨东莼利用其有利地位，招聘了一批中共党员、进步学者、爱国民主人士到校任职、任教，培训抗日干部，并招收了进步青年到校学习，为广西培养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有“南方抗大”之称。
1936年初春，桂林国民干校合并于南宁（广西省府及部分机关于1912年由陆荣廷主持迁往南宁，1936年12月底新桂系又将省府由南宁回迁桂林），秦昌岐到邕任教。6月，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与广东粤军首领陈铭枢联合发动“六一运动”（又称“两广事变”），通电反蒋、宣布抗日，并与中共联系相约共同“逼蒋抗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接受中共“抗日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桂系集团为了利于抗战，是年底，将省府由南宁回迁桂林。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日寇轰炸桂林，县府迁到月牙山，后又迁到祝圣寺办公，秦昌岐曾参加三青团登记，但未去宣誓。
1938年初，秦昌岐进入省公务员训练班学习。次年8月，调到省教育厅任科员，9月去武鸣办基础教育训练班，10月回到教育厅。
1940年桂林撤县改市。1月，秦昌岐调任桂林市政府教育科长。此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桂林创办私立“德智中学”。李宗仁虽是新桂系巨头，但他不愿以权与民争利，建校选址由校方自行解决。在校址选择问题上，校方人员找到秦昌岐商量，秦当机立断把校址定在甲山巫山脚和徐家村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即现在的甲山德智外国语学校和桂林师专甲山校区这一片地方。为什么将校址选在这里？原来，秦昌岐的祖籍地在巫山脚村，虽七八十年前其祖父年轻时就迁居城里，而乡间已无田、无地、无房屋，只有远房兄长、亲戚，其考虑的是家乡子弟的上学受教育问题，所以校址定点在此有点“家乡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平息纷争”，资源共享。因为这块地为巫山脚村与徐家村的交界地，两村为占据这片土地还发生过诉讼纷争，甚至诉诸武斗。秦昌岐认为将这一地方用于教育，造福两村子弟，最为良策。于是，两村一致同意在此建校。
现在巫山脚村的老一辈，还津津乐道秦昌岐在德智中学的选址问题上鲜为人知的事：“德智中学那块空地，是我们巫山脚和徐家村的人一路来就搞不清楚、有争议的一块放牛吃草的地，秦凤冈（秦昌岐）把这块地划给了德智中学，一是免得两个村的人对这块地的争吵，二是方便了两个村的小娃子读书，还吵什么，个个欢喜才是。”
办教育腾庙搬菩萨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在桂林进行抗日活动，是妇孺皆知的事。“新旅”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领导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团体，1935年冬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的一批革命师生组成，该团从淮安出发，宣传抗日救亡，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3年后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桂林。当时周恩来到桂林来领导“八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时，还亲自看望了孩子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更好地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抗日救国。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中共桂林地下党为发展抗战教育事业，为“新旅”退路做准备，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意，由杨东莼向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疏通，要他具体安排。1940年9月，“新旅”到了甲山桃花江西畔的巫山脚村（抗战时期为致和村）住了下来并开办了“新安学校”。学校有近百人，主要是本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子弟、青少年，还有共产党干部的子女和“新旅”中年纪较小的十几位同学。“新旅”的老师和稍大点的同学教大家学文化认字，教唱抗日歌曲。校址选在村北山边的庙内，免费入学，受村上老少拥护。
桂林文史专家赵平先生的《桂林轶事》一书，在“新旅复校致和村纪实”一节中写道：“一天秦凤冈（秦昌岐）突然回到村上邀请几位长辈讲，我接了一个好人办的学校，希望大家支持。日后我们甲山乡的子弟都可以不交钱通通读上书。”不久他又亲自回乡安排，指挥村民把二进三开间的地藏大庙全部腾空，把大雄宝殿里的大尊金身菩萨搬走，使得学校得以顺利开学。
秦昌岐虽是国民党市府干部，但他的为民义举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八办”的赞扬。周恩来等人还随秦昌岐专程来到致和村看望了“新安学校”的师生们，回城后又与秦昌岐面晤多次。这时，桂林是抗战的大后方，汇聚了大批文化名人，如郭沫若、夏衍、何香凝等，需要市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支持。秦昌岐从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共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他利用自己在市府工作的便利，常为中共组织办事，得到中共组织的信任。
1978年夏，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来了几位同志，时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魏华龄找到秦昌岐的儿子，他们说根据周总理笔记本中的记录，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撤退工作中，将一个皮箱交由秦昌岐保管，内有周总理的照片和有关文件，现在要寻找皮箱的下落。此时，秦昌岐已于3年前去世，其在桂林的子女都说不知道。后来打长途电话询问在柳州工作的秦昌岐长女，她清楚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只是1944年11月日军攻打桂林城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政策”要毁掉漓江东岸的民房，秦家举家逃难前，把这个皮箱装进秦昌岐为母亲临终前准备的棺材里，寄放到福隆园外婆家去了，后来外婆家的房屋也被毁，皮箱由此丢失。父亲没有保管好周先生托管的重要物品，常常为此事懊悔不已。
跌宕生活志不改
由于秦昌岐与中共人物和“八办”人员往来，又与文化名人频繁接触，行动有些“异常”，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认为其有“赤化嫌疑”。1944年5月，省府一纸调令，调他到千里之外的边陲小县广西万冈县（今巴马、百色一带）当县长。
秦昌岐知道个中内情，便直接去向黄旭初诉苦：家中老母70多岁，小女未上小学，三代12口人需要照料。于是，桂林市府另下行文，将其改调全州县府当了主任秘书。第二年9月，市府视其表现良好，近调到兴安县任广西第八区行政监督专员公署督导员。第八区治所兴安，辖兴安、全县、灌阳、资源、灵川、义宁、永福、临桂等8个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胜利。1947年12月，桂林市国民大会召开，代表公布，秦昌岐名列其中，另外还有白崇禧、谢韪民（桂林市参议会议长、市保安协会副主任）、廖中翼（桂林人，晚清秀才，曾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秘书，桂林印社名誉社长）等一批国民党政要和社会名流。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前锋直指新桂系的核心桂林。桂林旋即解放，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到军政大学（现桂林王城内）受训半年后，秦昌岐回到东江街上过了1年多的平民生活。
1951年秦昌岐以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罪名被捕，1954年被桂林市人民法院以“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判刑10年，1957年经过复审获提前释放，回归东江路坤元街。此后，秦昌岐无业赋闲在家，于是他在原被烧毁的房屋旧宅基地上，动手自建房一座，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地围成菜园种花养草，怡情养性，生活来源靠分别是教师、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国家干部的儿女们寄钱供养，与老伴孙儿们过着平静安逸的百姓生活。此时已近60岁的他开始刻苦学习中医理论，背汤头歌诀，几年后小有经验，开始为左右街邻号脉、诊病、开处方单，不收分文，颇得好评，不久又口碑相传到附近福隆园、阳家背，进而东北郊的彭家岭、上阳家、下南洲一带，来看病问诊的普通百姓络绎不绝。
“文革”之初，秦昌岐少不了被抄家、挂牌、扫街。街委会和派出所规定被管制人员不许无证行医，但还是阻止不了缺医少药、经济拮据的年代里普通老百姓对治病的渴求。患者知道有此规定，他们不走大门，悄悄从后门轻推门扉蹑手蹑脚地来，白天不来夜晚来，轻言细语简单明了开了单就走。秦昌岐放不下面子，不敢谢却情意，只有婉言谢绝并拿街委会、派出所的牌子来吓他们。后来，街委会、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自己也要看病，有时还带亲戚朋友来求诊，久而久之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秦昌岐为人和善，知识丰富，善于交谈，周边的文人墨客经常到他家里做客、聊天，屋里备有象棋、围棋，谈笑间不时杀两盘开心一乐。他善于助人、热心街务，凡街委会要用毛笔抄写个通知、通告、光荣榜，随喊随写。街上有对老夫妇，收养了一对年轻夫妇出国前寄养在他们家的一个残障儿，要经常和国外的父母通信，常年都是请秦昌岐代书，义务写信，当然都是谢礼免谈钱的事。
秦昌岐在“文革”前的一篇《自我改造总结》中写道：“本来，我过去给人看病的想法是为人民做点好事，回赎我过去的罪愆。不过，我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地位以前，是不能与人多接触的，就是想尽自己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在当前情势下，是不可能的。今后我只有加强自我的改造，早日回归人民队伍。如形势许可，准我为人民服务，我当一如初衷，尽我所能为人民群众作出一些贡献。”但他因为内疚，解放后30多年来，始终没有与人说起和周恩来交往的事情。
1975年秦昌岐走完了人生之旅，享年75岁。1980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获得平反为“起义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