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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史上创奇迹
成昆铁路的修建是四川乃至全国三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1964年9月，西南铁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和指挥成昆铁路的修建工作。成昆铁路沿线自然条件复杂、恶劣，全线有991座桥梁、427座隧道及明洞，总长度达400多公里，占线路总长度的39.4%。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建成后的成昆铁路成为连接川滇两省的钢铁大动脉，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三线建设时期建成通车的还有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滇黔）铁路、湘黔铁路和焦柳铁路。这些铁路的修建，不仅使川、黔、滇三省铁路连成一体，而且形成了川、黔、滇、鄂、湘五省的铁路运输网，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1977年到1978年，省委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先后采取了多种办法改革农业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通过调研和实践发现：在四川，种双季稻加一季小春作物，其收获还不如种一季中稻加一季小春作物好，即“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在1977年春耕生产中，省委正式向全省部署，在水稻生产上猛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当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比1976年减少381万亩，但总产量却增加28.6亿斤。
同时，省委还总结推广南充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耕作制度经验。由于“放宽政策”和耕作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977年和1978年全省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197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84.6亿斤，比1976年净增加76.2亿斤;1978年达到639.3亿斤，比1976年净增130.9亿斤。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各行各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迈向新时期的起点
四川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较早地进行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其中四川广汉县最早试行了“包产到组”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广汉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经历了群众自发开展、县委领导总结推广到省委全力支持的过程。
1977年，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调查农业生产情况时发现，西高公社一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超奖短赔的办法，粮食连年增产，社员积极性高涨。随后，广汉县委向省、地委请示，从1978年初开始在金鱼乡进行试点，当年全公社粮食产量猛增到500万斤，比1977年增长22.5%，大大高于全县平均增产比例。后来，“包产到组”责任制在全省农村广泛推行起来。
在农村改革试点的同时，四川还开始探索改革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的办法，把学习国外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提上议事日程。四川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受到群众拥护的政策，全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率先在农村和城市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四川迈向新时期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带头示范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由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各种生产经营管理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体制越来越不能与之相适应，变革势在必行。1980年5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進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9月，向阳公社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正式挂上“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的新体制乡。
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变革，理顺了农村党、政、经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推动了农村合作经济向多形式、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联合与多元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加速了四川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农村改革气象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发展。因而，迫切要求对相应地域内的经济发展格局进行规划和改革。1979年，在省委支持和指导下，广汉县率先实行定基数、包收入，超收部分归县支配的财政包干;同时，粮食和农副产品实行收购包干，即完成下达任务后多余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归社队自行处理，简称为“三包干”。
1981年春，省委决定以广汉、新都、邛崃三县为综合改革试点县，推行广汉县的“三包干”经验，即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可将所掌握的财政资金和农副产品用于发展本县经济。同时，各试点县按产品、行业组成经济联合体，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1980年5月，省委批准广汉县各公社试办商业公司，并先后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打破行政界限，逐步实行某些项目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从而搞活了农村经济，丰富了城乡市场。邛崃县由部门分管的202个企业归口联合组建的24个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管理的专业公司。通过改革，邛崃县财政收入大增，由原来的政府补贴县变为财政上交县。
国营企业首次刊登商业广告
四川在进行农村改革试点的同时，开始探索改革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率先在全国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和企业自负盈亏与管理制度的改革。
1978年10月，省委决定在工业方面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安排生产，采购所需物资，多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企业增收时可提取不同比例的利润自行支配。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四川第一棉纺印染厂六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试点企业。这是全国最早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尝试，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
1979年2月，省委批转省经委党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又称“十四条”）。“十四条”决定，从1979年起，把扩权试点工业企业扩大到100家，扩权范围主要包括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内容。“十四条”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拉开了四川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9年3月，四川在成都、重庆、自贡、渡口等市的40个小商业公司、商场、商店和供销社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扩权范围包括择优进货、灵活制定物价权、利润分成权、人事管理权、择工招工权等内容。1979年6月25日，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一则面向国内外的商业广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日报》首次刊登推销产品的商业广告，也是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突破了生产资料不能作为商品的禁区。这一事件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也给其他企业转变观念提供了借鉴。
农村经营机制的重大变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率先在国内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经营机制的重大变革。
1979年11月19日，省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广包产到作业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这是省委正式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1981年6月至9月间，为挽回全省暴风雨造成的严重损失，省委做出了灾区把田土全部承包给个人的决定。此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迅速从山区、丘陵走向平原，许多“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又纷纷改进“包干到户”的办法。到1984年，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9.5%。
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突破性发展。198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408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27.6%，平均亩产第一次突破400公斤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
推行利改税增强企业活力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四川省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重要一环是利改税。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深入，改革的内容逐步向建立经济责任制方向扩展。1983年6月，省政府决定将国营企业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1984年4月，省政府改革奖金发放办法，对企业实行与经济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增有减的奖金发放办法。
1987年，省政府印发《关于地方国营大中型企业推行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通知》，总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同时，一部分国营小商业推行了“改、转、租”的改革，后发展为“包、租、买”，发生了产权转让和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进行债权债务的有偿转让。这一时期，企业股份制与企业集团股份制试点取得了突破。到1987年底，组建的企业联合体达2500多个，企业集团达70多个，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科技教育事业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技教育事业在改革中有新的发展。1980年1月，省政府允许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条件，承接外单位科研试验、试制和技术加工，对外出售小试、中试产品，所得纯收入全归本单位支配，使科研单位开始成为经济实体。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普遍实行以课题承包、课题核算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科研经济责任制。1985年下半年，四川组织实施了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科技水平的“星火计划”。1988年，实施从重点科技攻关体制中分离出高科技部分的国家和省级“火炬计划”，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高新技术的发展。
1979年4月起，省教育厅就合理调整各类学校发展比例，普及小学教育，办好重点中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有计划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進行了部署。1980年11月，省政府就办好中等师范学校和重点中小学以及普及小学教育等提出了改革意见。1982年7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重点研究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加快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等问题。到1990年，全省实现了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在全省基本形成。
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
1980年以后，四川同国外、省外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开始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
1983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到1990年已兴办三资企业321家。1987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项目487项，用汇6.13亿美元，其中引进关键设备、成套生产线5.78亿美元。1988年，省委、省政府批准成都、德阳等10个市、地区各设立一个综合性的进出口公司经营出口业务。到1990年，全省直接出口达11.16亿元，比1985年增长2.1倍。同时，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比重有较大提高。
1984年4月，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召开，共同探索搞活和开发、建设大西南的新路子。此外，四川还与上海、江苏、辽宁等省市签订了长期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协议。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是四川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变革，对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责编/陈贤凤）
成昆铁路的修建是四川乃至全国三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1964年9月，西南铁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和指挥成昆铁路的修建工作。成昆铁路沿线自然条件复杂、恶劣，全线有991座桥梁、427座隧道及明洞，总长度达400多公里，占线路总长度的39.4%。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建成后的成昆铁路成为连接川滇两省的钢铁大动脉，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三线建设时期建成通车的还有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滇黔）铁路、湘黔铁路和焦柳铁路。这些铁路的修建，不仅使川、黔、滇三省铁路连成一体，而且形成了川、黔、滇、鄂、湘五省的铁路运输网，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1977年到1978年，省委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先后采取了多种办法改革农业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通过调研和实践发现：在四川，种双季稻加一季小春作物，其收获还不如种一季中稻加一季小春作物好，即“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在1977年春耕生产中，省委正式向全省部署，在水稻生产上猛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当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比1976年减少381万亩，但总产量却增加28.6亿斤。
同时，省委还总结推广南充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耕作制度经验。由于“放宽政策”和耕作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977年和1978年全省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197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84.6亿斤，比1976年净增加76.2亿斤;1978年达到639.3亿斤，比1976年净增130.9亿斤。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各行各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迈向新时期的起点
四川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较早地进行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其中四川广汉县最早试行了“包产到组”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广汉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经历了群众自发开展、县委领导总结推广到省委全力支持的过程。
1977年，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调查农业生产情况时发现，西高公社一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超奖短赔的办法，粮食连年增产，社员积极性高涨。随后，广汉县委向省、地委请示，从1978年初开始在金鱼乡进行试点，当年全公社粮食产量猛增到500万斤，比1977年增长22.5%，大大高于全县平均增产比例。后来，“包产到组”责任制在全省农村广泛推行起来。
在农村改革试点的同时，四川还开始探索改革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的办法，把学习国外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提上议事日程。四川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受到群众拥护的政策，全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率先在农村和城市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四川迈向新时期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带头示范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由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各种生产经营管理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体制越来越不能与之相适应，变革势在必行。1980年5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進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9月，向阳公社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正式挂上“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的新体制乡。
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变革，理顺了农村党、政、经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推动了农村合作经济向多形式、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联合与多元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加速了四川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农村改革气象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发展。因而，迫切要求对相应地域内的经济发展格局进行规划和改革。1979年，在省委支持和指导下，广汉县率先实行定基数、包收入，超收部分归县支配的财政包干;同时，粮食和农副产品实行收购包干，即完成下达任务后多余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归社队自行处理，简称为“三包干”。
1981年春，省委决定以广汉、新都、邛崃三县为综合改革试点县，推行广汉县的“三包干”经验，即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可将所掌握的财政资金和农副产品用于发展本县经济。同时，各试点县按产品、行业组成经济联合体，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1980年5月，省委批准广汉县各公社试办商业公司，并先后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打破行政界限，逐步实行某些项目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从而搞活了农村经济，丰富了城乡市场。邛崃县由部门分管的202个企业归口联合组建的24个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管理的专业公司。通过改革，邛崃县财政收入大增，由原来的政府补贴县变为财政上交县。
国营企业首次刊登商业广告
四川在进行农村改革试点的同时，开始探索改革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率先在全国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和企业自负盈亏与管理制度的改革。
1978年10月，省委决定在工业方面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安排生产，采购所需物资，多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企业增收时可提取不同比例的利润自行支配。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四川第一棉纺印染厂六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试点企业。这是全国最早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尝试，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
1979年2月，省委批转省经委党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又称“十四条”）。“十四条”决定，从1979年起，把扩权试点工业企业扩大到100家，扩权范围主要包括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内容。“十四条”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拉开了四川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9年3月，四川在成都、重庆、自贡、渡口等市的40个小商业公司、商场、商店和供销社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扩权范围包括择优进货、灵活制定物价权、利润分成权、人事管理权、择工招工权等内容。1979年6月25日，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一则面向国内外的商业广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日报》首次刊登推销产品的商业广告，也是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突破了生产资料不能作为商品的禁区。这一事件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也给其他企业转变观念提供了借鉴。
农村经营机制的重大变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率先在国内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经营机制的重大变革。
1979年11月19日，省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广包产到作业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这是省委正式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1981年6月至9月间，为挽回全省暴风雨造成的严重损失，省委做出了灾区把田土全部承包给个人的决定。此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迅速从山区、丘陵走向平原，许多“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又纷纷改进“包干到户”的办法。到1984年，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9.5%。
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突破性发展。198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408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27.6%，平均亩产第一次突破400公斤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
推行利改税增强企业活力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四川省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重要一环是利改税。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深入，改革的内容逐步向建立经济责任制方向扩展。1983年6月，省政府决定将国营企业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1984年4月，省政府改革奖金发放办法，对企业实行与经济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增有减的奖金发放办法。
1987年，省政府印发《关于地方国营大中型企业推行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通知》，总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同时，一部分国营小商业推行了“改、转、租”的改革，后发展为“包、租、买”，发生了产权转让和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进行债权债务的有偿转让。这一时期，企业股份制与企业集团股份制试点取得了突破。到1987年底，组建的企业联合体达2500多个，企业集团达70多个，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科技教育事业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技教育事业在改革中有新的发展。1980年1月，省政府允许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条件，承接外单位科研试验、试制和技术加工，对外出售小试、中试产品，所得纯收入全归本单位支配，使科研单位开始成为经济实体。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普遍实行以课题承包、课题核算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科研经济责任制。1985年下半年，四川组织实施了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科技水平的“星火计划”。1988年，实施从重点科技攻关体制中分离出高科技部分的国家和省级“火炬计划”，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高新技术的发展。
1979年4月起，省教育厅就合理调整各类学校发展比例，普及小学教育，办好重点中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有计划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進行了部署。1980年11月，省政府就办好中等师范学校和重点中小学以及普及小学教育等提出了改革意见。1982年7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重点研究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加快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等问题。到1990年，全省实现了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在全省基本形成。
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
1980年以后，四川同国外、省外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开始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
1983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到1990年已兴办三资企业321家。1987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项目487项，用汇6.13亿美元，其中引进关键设备、成套生产线5.78亿美元。1988年，省委、省政府批准成都、德阳等10个市、地区各设立一个综合性的进出口公司经营出口业务。到1990年，全省直接出口达11.16亿元，比1985年增长2.1倍。同时，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比重有较大提高。
1984年4月，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召开，共同探索搞活和开发、建设大西南的新路子。此外，四川还与上海、江苏、辽宁等省市签订了长期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协议。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是四川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变革，对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责编/陈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