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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政府要从体制方面进行调整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速度换档、结构升级与动力转换的三个节点上，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本文从体制层面对如何落实发展新理念作一些分析。
创新发展的体制安排
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而今天已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亟待转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的意思很明确，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主要靠创新驱动。若如此，在体制层面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政府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第二，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何为科技创新？这并不是要抠概念，而是这概念事关国家的科技投资体制。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总称。这看法虽不算错，但不准确。我们说，技术可以创新，科学是不能创新的。科学揭示的是规律，规律只能发现，不能改变。如圆周率3.14，科学家只能发现它，却不能创新它。既然科学是发现规律而非创新，那么政府要不要资助科学研究？
政府当然应该资助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同于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的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科学研究成果则是某个理论原理，由于没有商品载体，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举世公认的人类伟大发现之一，可谁也不会花钱去买“进化论原理”；圆周率3.14人们也经常用到，也不会有人付费使用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科学研究成果属“公共品”。“公共品”的特点：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不存在边际成本。科学研究正好具备这两个特性。科学家发现的某个规律（或定理）一经公布，不仅使用不排他，使用人数的多少也与成本无关。比如，你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并不妨碍我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大家同时使用，当初发现“圆周率”的成本不会变。
与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研发倒是可以创新，可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应该资助所有的技术创新？当然不是。国防军工技术与高新技术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其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转让，此类创新政府应该投资；而一般民用技术研发与国家安全无关，创新成果又可有偿转让，政府对这类创新只需提供公共服务，应让研发机构面向市场去筹资。
实行创新发展的另一难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达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连续四年居全球之首，可目前中国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科技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政府拿大量的资金支持创新，而大量专利成果却束之高阁。
于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科技人员不重视成果转化？2015年暑期我到南方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大家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其所在单位评职称，无国家课题近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近百倍，特别是近五年，财政投入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不关心科技成果能否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规模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八成；而未经中试成功率只有三成。困难在于，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自己建中试车间。
以上因素确实会妨碍科技成果转化，但并非关键原因。我的疑问是，如果是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那么为何有人评了职称也不重视成果转化？事实上，目前科技人员中多数都是有职称的。再有，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同样也站不住，可证伪的例子是，欧美国家政府财政也投资科技，可人家成果转化率却达70%-80%。
至于中试车间，说到底是一个谁出钱的问题。中试车间当然最好由政府建，即便政府不建，假若研发者的产业化愿望强烈，而成果又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建中试车间则易过借火。今天国内市场钱并不难找，难就难在研发者缺乏产业化动力，而成果又没有令人乐观的市场前景。
归根到底，以往产学研脱节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主创人员不能直接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前，美国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曾归政府所有，其转让收益也归政府，而那时美国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5%。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今天达到80%以上。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2007年以前，中央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也归国家所有，2007年颁布《科技进步法》后，国家将财政资助研发的专利权下放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成果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研发机构是企业投资；而我们的研发机构是国家投资的事业单位，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小锅饭”。
现在看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办法：一是改革科研院所的“事业”身份，让其自立门户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让科技主创人享有专利转让的部分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相对容易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201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此已有相关规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协调发展的两个层面
协调发展涵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诸多方面。但若从学理角度看，以上各方面的协调最终要反映为两个层面的协调：一是总量平衡；二是结构合理。
先看总量平衡。我们知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商品短缺，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市场经济下的总量不平衡，通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产能过剩或商品过度库存、失业率上升。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
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有两个：一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他是这样论证的：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考虑税收、政府支出与进出口），于是从总收入（供给侧）看：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总支出（需求侧）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则：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面论证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其实有疑点。不错，在年底回头看当年的国民收入存量，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若在年底看下一年的国民收入流量，保持总量平衡却未必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可向两个方向转化：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储蓄可转化为投资；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则可转化为消费。事实上，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肇始于欧美、风行全球的信贷消费，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例子。
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另一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如投资兴建一家汽车厂，生产汽车需要钢铁，于是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钢铁厂炼钢需要买煤，则可扩大煤矿的需求，煤矿需买采掘机，又可扩大机械厂的需求。我们不否认投资有乘数效应，但消费也有加速效应：消费者购买汽车，可扩大汽车厂的需求，而汽车厂需买钢铁，又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以此类推，也一样会产生连锁的需求放大效应。而且经济学并未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一定胜于扩消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灵丹妙药。
中央当前力推的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由谁来主导，对此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政府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而按照经济学分析，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
政府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么？政府官员并非先知先觉，自然很难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九五”时期政府曾提出要振兴煤炭、钢铁、汽车、建材等产业，可到“十五”时期就出现过剩。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乎都属于2009年要振兴的产业。
那么政府官员是否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官员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错了市场自己不赔钱，无关痛痒；企业家一旦投错了项目，赔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一般说来官员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倒是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哪个更有效，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相对市场调节见效快，但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结构调整的主体，我认为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虽然企业家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才是好结构，但市场知道。因为市场价格会反映供求状况。由于企业家更关注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生产，让供给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目前国内有一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此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理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工业化后期并不成立，今天欧美制造业强势回归就是例证；所谓分工范围约束，是指该定理的适用范围要由分工范围决定。若分工仅局限于一个县，该定理就只适用于这个县；分工若扩大到一个省，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省；若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分工，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适用于某个地区。
举例说吧。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三个地区，甲地的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的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的比较优势是第三产业。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这样甲、乙、丙三地应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该定理，但只要这个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其整体结构演进趋势仍会与该定理一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那时英国的结构演进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德文郡却是发展农业；曼彻斯特是发展工业；而伦敦则是发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中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据了解，不少地方政府信誓旦旦，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看来，这还是政府主导调结构的思路。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不然大家一窝蜂，地区结构肯定会雷同，而且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虚脱。所以，结构调整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精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商品价格，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针对结构瓶颈补短板。 绿色发展的关键一招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也不例外。
人类文明为什么转型？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曾有个观点，他说：一个社会哪个阶层拥有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个阶层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如奴隶社会，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最稀缺的是人手，所以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就成了统治阶级；后来随着人口增长，人手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于是地主成了统治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稀缺，于是资本家成为了统治阶级。
我认为用“稀缺”解释社会转型并不科学，社会转型应该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不过，用“稀缺”解释文明转型倒是可取。比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原因就是粮食短缺。马尔萨斯当年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要比人口增长慢。也正由于粮食短缺，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便产生了农耕文明。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得到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奢侈品”就显得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
工业社会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坏了生态环境。相对物质供应来说，今天好的生态环境反而稀缺了，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三十年前，我们还把“烟囱林立”作为文明的标志，可近年来媒体时有报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项目有污染而遭到群众反对。由此看，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既顺乎民意，也顺应了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
怎样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呢？若要对症下药，我们得先弄清生态环境为何会被破坏？对此人们可以罗列出许多原因，但经济学认为根本原因就一个：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比如有一家造纸的工厂，其私人成本是企业直接成本（原材料、工资及管理费等），而排放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损害所发生的成本（治理环境的费用与居民受到的损害）却转嫁给了政府或居民承担，故称社会成本。正由于企业不承担社会成本，所以才对生态环境漠不关心，甚至肆无忌惮。
据此分析，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一招，就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怎样内化呢？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此办法无疑是一个思路，也有国家曾经这样处理。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政府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政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需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请注意，这里的交易成本是指政府为分配排放权而产生的有关信息搜集、谈判沟通、组织协调、维持稳定等非生产性费用。
中外大量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由于环境未出现普遍污染，公众环保意识不强，若将排放权界定给企业不会有人反对，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由于环境逐步恶化，公众环保意识增强，若仍将排放权全部界定给企业往往会招致居民抵制，交易成本会升高。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随着工业化提速，企业排放权的分配比例应逐步调低，居民的分配比例应逐步提高。
分配排放权是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的重要一步，但仅此不够，政府还得开放排放权市场，让排放权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若排放权不能交易，不仅社会成本难以内化，而且大量超标排放企业由于无处购买排放权会立即停产，失业会增加。排放权市场开放后，超标企业可到市场购买排放指标，这样有了缓冲期，企业便有时间技改，最终实行节能减排。
不过有一个可以预想到的难题：开放排放权市场后，即使市场有排放指标供应，也会有少数企业因买不起排放指标而难以存活。对此，政府绝不可心慈手软。我们要实现绿色发展，淘汰一些高污染企业在所难免，长痛不如短痛，何况开放排放权市场本来就是为了淘汰部分落后企业。以往限排是靠政府行政指令；而现在用的是市场机制。既然都是淘汰，就不如由市场去优胜劣汰。
要特别指出的是，淘汰部分高排放企业只是目的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减排。比如当政府将排放权指标分配给企业后，若有企业节能减排，自己用不完的指标便可到市场去卖，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正向激励。如果说政府过去的行政限排主要手段是“罚”，而排放权交易则是恩威并重，有奖有罚。
开放发展的共赢模式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对外开放可谓居功至伟。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史，战后所有迅速致富的国家，无一不是全球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重振经济需要购置大量设备，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其实只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但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1997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众口一词，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可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而是企业破产与大量失业！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背景下，如何推动开放发展？我们以往经济高增长曾得益于出口导向战略，那么今后是否还能沿用这一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大家想想，为什么现在中央要强调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 为理解中央的这一精神，我们不妨先从国内贸易分析入手。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自己与别人比的成本优势）决定。比如我和你，我种粮的成本比你低，织布的成本却比你高；而你呢，种粮的成本比我高，织布的成本却比我低。这样比较起来，我的绝对优势是种粮，你的绝对优势是织布。斯密说，只要按各自绝对优势分工，我种粮你织布，然后彼此用粮与布交换，双方皆可节省成本。
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理论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自己与自己比的成本优势）。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都有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交换。若无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有分工。还是举前面的例子，我专种粮而你专织布，但若我不能用粮食换你的布或者你不能用布换我的粮食，不能互通有无，我和你怎可能分工呢？
这例子暗含一个重要推论：企业生产商品是为了卖（满足别人的需求），而卖的目的则是为了买（满足自己的需求）。简言之，国内贸易是“为买而卖”。因为对商家来讲，不卖就无法买，不买也就无需卖。事实确亦如此，在早期物物交换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是由于货币的出现，商家这种“为买而卖”的动机渐渐被人们漠视了。
回头再看国际贸易。其实，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道理相通，出口也是为了进口。不然你告诉我，一个国家若不想进口，出口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学讲参与国际贸易可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是说出口自己生产率高的产品而进口对方生产率高的产品可以双赢。若你只出口不进口，别人享受了你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你却不去分享他国高生产率的利益，这样你岂不是赔本赚吆喝？
有人说扩大出口可以创汇。出口当然可以换回外汇，但换外汇并不是出口的最终目的。要知道，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是国内实实在在的资源，而外汇不过是进口国给出口国开具的借条，若出口国不将外汇用于进口，外汇就是一张纸，毫无用处。这是说，过度追求贸易顺差，实际是对国际分工利益的主动放弃，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授人以柄，加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这正是当下中国的难题。不管怎么说，外储过多是以往外贸“出多进少”的结果，所以中央强调今后要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为此，我们的外贸政策就应作相应调整：当务之急，是要在巩固现有出口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进一步加大进口力度；同时， 要逐步减少或取消出口优惠，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另外，还要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开放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如何实现开放发展，中央还在操作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如“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
共享发展的分配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体会，这主要是指收入分配要体现公平。
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被历史淘汰。
事实上，公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举过一个例子，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也不知自己的未来，这样，由他们就分配制度设计——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作协商，结果会怎样？罗尔斯断定，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这虽是个假设的例子，但罗尔斯的推定不无道理，人类社会早期其实就是实行均等分配。
对为何要实行公平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收入实行均等化分配也能增进社会福利。何以如此？他的理由是，穷人一块钱的效用要比富人一块钱的效用更大。对富人来说，多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少一元钱也无足轻重；可对穷人来说，多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这样，将富人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社会福利会因此增大。
20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这一观点广受关注，并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政策。当然，其间也受到不少人批评。批评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效用属主观感受，无法横向比较。穷人缺钱可能买不了自行车，富人缺钱可能买不起汽车，所以不能说一块钱对穷人的效用就比富人大。二是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会停滞，最后富人也会变成穷人。
公平分配当然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关于福利优化分配的标准。在帕累托看来，福利分配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既定分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通俗地讲，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就无以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分配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便是最优的分配。
帕累托还指出，福利分配除了最优状态，同时也存在次优状态，即不减少任何人福利仍可增加某人的福利。学界称此情形为“帕累托改进”。有这种情况么？当然有。比如当年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并未因此受损。帕累托强调，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可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困难在于，收入分配调整并不能仅局限于“帕累托改进”，为了照顾公平，政府有时不得不动富人的奶酪。那么富人的奶酪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动呢？对此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假想补偿”当然不是真的补偿。卡氏的意思，政府调节收入可以抽肥补瘦，但要有前提，即穷人得到的收入能足以弥补富人的损失，否则动富人奶酪就得不偿失。
举例说，用富人的100元收入补贴穷人，若穷人收入因此增加了110元，这样补偿富人100元损失后（社会总收入）还多出10元，倘如此，卡尔多认为这种收入调整可取；反之，若用富人100元收入补贴穷人，结果穷人收入只增加80元，穷人增加的收入不仅不能补偿富人的损失，社会总收入还减少了20元。这种收入调整显然不合算，也不足取。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补贴有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设想，即采用负所得税方案予以补贴。负所得税的计算公式是：负所得税（补贴）=社会贫困保障线 -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而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补贴）。弗里德曼说，用这种办法补贴穷人的最大好处是补贴兼顾效率，可鼓励贫困者通过勤奋劳动脱贫。
请看下面的例子。假定政府规定的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税率为50%，若某穷人的实际收入为1000元，按上面的公式算可得补贴500元，最后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加补贴）为1500元；若实际收入500元，可得补贴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若实际收入为零，则可得补贴10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只1000元。可见，实际收入越高，最终个人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以上是经济学关于分配的相关理论，转向政策层面，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扶贫攻坚”有三点启示：第一，共享发展体现社会公平，事关人心向背，故防止两极分化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调节收入分配应优先采取“帕累托改进”，凡是不存在外部负效应的分配改革，皆应尽快推进；第三，调节贫富差距要兼顾效率，上策是社会总收入不减少。为此，政府扶贫要立足“造血”，帮助贫困人群将蛋糕做大。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速度换档、结构升级与动力转换的三个节点上，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本文从体制层面对如何落实发展新理念作一些分析。
创新发展的体制安排
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而今天已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亟待转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的意思很明确，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主要靠创新驱动。若如此，在体制层面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政府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第二，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何为科技创新？这并不是要抠概念，而是这概念事关国家的科技投资体制。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总称。这看法虽不算错，但不准确。我们说，技术可以创新，科学是不能创新的。科学揭示的是规律，规律只能发现，不能改变。如圆周率3.14，科学家只能发现它，却不能创新它。既然科学是发现规律而非创新，那么政府要不要资助科学研究？
政府当然应该资助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同于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的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科学研究成果则是某个理论原理，由于没有商品载体，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举世公认的人类伟大发现之一，可谁也不会花钱去买“进化论原理”；圆周率3.14人们也经常用到，也不会有人付费使用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科学研究成果属“公共品”。“公共品”的特点：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不存在边际成本。科学研究正好具备这两个特性。科学家发现的某个规律（或定理）一经公布，不仅使用不排他，使用人数的多少也与成本无关。比如，你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并不妨碍我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大家同时使用，当初发现“圆周率”的成本不会变。
与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研发倒是可以创新，可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应该资助所有的技术创新？当然不是。国防军工技术与高新技术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其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转让，此类创新政府应该投资；而一般民用技术研发与国家安全无关，创新成果又可有偿转让，政府对这类创新只需提供公共服务，应让研发机构面向市场去筹资。
实行创新发展的另一难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达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连续四年居全球之首，可目前中国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科技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政府拿大量的资金支持创新，而大量专利成果却束之高阁。
于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科技人员不重视成果转化？2015年暑期我到南方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大家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其所在单位评职称，无国家课题近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近百倍，特别是近五年，财政投入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不关心科技成果能否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规模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八成；而未经中试成功率只有三成。困难在于，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自己建中试车间。
以上因素确实会妨碍科技成果转化，但并非关键原因。我的疑问是，如果是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那么为何有人评了职称也不重视成果转化？事实上，目前科技人员中多数都是有职称的。再有，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同样也站不住，可证伪的例子是，欧美国家政府财政也投资科技，可人家成果转化率却达70%-80%。
至于中试车间，说到底是一个谁出钱的问题。中试车间当然最好由政府建，即便政府不建，假若研发者的产业化愿望强烈，而成果又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建中试车间则易过借火。今天国内市场钱并不难找，难就难在研发者缺乏产业化动力，而成果又没有令人乐观的市场前景。
归根到底，以往产学研脱节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主创人员不能直接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前，美国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曾归政府所有，其转让收益也归政府，而那时美国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5%。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今天达到80%以上。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2007年以前，中央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也归国家所有，2007年颁布《科技进步法》后，国家将财政资助研发的专利权下放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成果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研发机构是企业投资；而我们的研发机构是国家投资的事业单位，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小锅饭”。
现在看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办法：一是改革科研院所的“事业”身份，让其自立门户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让科技主创人享有专利转让的部分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相对容易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201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此已有相关规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协调发展的两个层面
协调发展涵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诸多方面。但若从学理角度看，以上各方面的协调最终要反映为两个层面的协调：一是总量平衡；二是结构合理。
先看总量平衡。我们知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商品短缺，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市场经济下的总量不平衡，通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产能过剩或商品过度库存、失业率上升。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
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有两个：一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他是这样论证的：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考虑税收、政府支出与进出口），于是从总收入（供给侧）看：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总支出（需求侧）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则：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面论证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其实有疑点。不错，在年底回头看当年的国民收入存量，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若在年底看下一年的国民收入流量，保持总量平衡却未必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可向两个方向转化：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储蓄可转化为投资；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则可转化为消费。事实上，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肇始于欧美、风行全球的信贷消费，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例子。
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另一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如投资兴建一家汽车厂，生产汽车需要钢铁，于是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钢铁厂炼钢需要买煤，则可扩大煤矿的需求，煤矿需买采掘机，又可扩大机械厂的需求。我们不否认投资有乘数效应，但消费也有加速效应：消费者购买汽车，可扩大汽车厂的需求，而汽车厂需买钢铁，又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以此类推，也一样会产生连锁的需求放大效应。而且经济学并未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一定胜于扩消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灵丹妙药。
中央当前力推的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由谁来主导，对此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政府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而按照经济学分析，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
政府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么？政府官员并非先知先觉，自然很难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九五”时期政府曾提出要振兴煤炭、钢铁、汽车、建材等产业，可到“十五”时期就出现过剩。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乎都属于2009年要振兴的产业。
那么政府官员是否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官员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错了市场自己不赔钱，无关痛痒；企业家一旦投错了项目，赔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一般说来官员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倒是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哪个更有效，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相对市场调节见效快，但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结构调整的主体，我认为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虽然企业家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才是好结构，但市场知道。因为市场价格会反映供求状况。由于企业家更关注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生产，让供给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目前国内有一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此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理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工业化后期并不成立，今天欧美制造业强势回归就是例证；所谓分工范围约束，是指该定理的适用范围要由分工范围决定。若分工仅局限于一个县，该定理就只适用于这个县；分工若扩大到一个省，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省；若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分工，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适用于某个地区。
举例说吧。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三个地区，甲地的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的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的比较优势是第三产业。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这样甲、乙、丙三地应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该定理，但只要这个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其整体结构演进趋势仍会与该定理一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那时英国的结构演进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德文郡却是发展农业；曼彻斯特是发展工业；而伦敦则是发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中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据了解，不少地方政府信誓旦旦，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看来，这还是政府主导调结构的思路。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不然大家一窝蜂，地区结构肯定会雷同，而且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虚脱。所以，结构调整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精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商品价格，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针对结构瓶颈补短板。 绿色发展的关键一招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也不例外。
人类文明为什么转型？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曾有个观点，他说：一个社会哪个阶层拥有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个阶层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如奴隶社会，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最稀缺的是人手，所以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就成了统治阶级；后来随着人口增长，人手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于是地主成了统治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稀缺，于是资本家成为了统治阶级。
我认为用“稀缺”解释社会转型并不科学，社会转型应该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不过，用“稀缺”解释文明转型倒是可取。比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原因就是粮食短缺。马尔萨斯当年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要比人口增长慢。也正由于粮食短缺，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便产生了农耕文明。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得到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奢侈品”就显得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
工业社会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坏了生态环境。相对物质供应来说，今天好的生态环境反而稀缺了，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三十年前，我们还把“烟囱林立”作为文明的标志，可近年来媒体时有报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项目有污染而遭到群众反对。由此看，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既顺乎民意，也顺应了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
怎样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呢？若要对症下药，我们得先弄清生态环境为何会被破坏？对此人们可以罗列出许多原因，但经济学认为根本原因就一个：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比如有一家造纸的工厂，其私人成本是企业直接成本（原材料、工资及管理费等），而排放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损害所发生的成本（治理环境的费用与居民受到的损害）却转嫁给了政府或居民承担，故称社会成本。正由于企业不承担社会成本，所以才对生态环境漠不关心，甚至肆无忌惮。
据此分析，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一招，就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怎样内化呢？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此办法无疑是一个思路，也有国家曾经这样处理。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政府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政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需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请注意，这里的交易成本是指政府为分配排放权而产生的有关信息搜集、谈判沟通、组织协调、维持稳定等非生产性费用。
中外大量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由于环境未出现普遍污染，公众环保意识不强，若将排放权界定给企业不会有人反对，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由于环境逐步恶化，公众环保意识增强，若仍将排放权全部界定给企业往往会招致居民抵制，交易成本会升高。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随着工业化提速，企业排放权的分配比例应逐步调低，居民的分配比例应逐步提高。
分配排放权是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的重要一步，但仅此不够，政府还得开放排放权市场，让排放权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若排放权不能交易，不仅社会成本难以内化，而且大量超标排放企业由于无处购买排放权会立即停产，失业会增加。排放权市场开放后，超标企业可到市场购买排放指标，这样有了缓冲期，企业便有时间技改，最终实行节能减排。
不过有一个可以预想到的难题：开放排放权市场后，即使市场有排放指标供应，也会有少数企业因买不起排放指标而难以存活。对此，政府绝不可心慈手软。我们要实现绿色发展，淘汰一些高污染企业在所难免，长痛不如短痛，何况开放排放权市场本来就是为了淘汰部分落后企业。以往限排是靠政府行政指令；而现在用的是市场机制。既然都是淘汰，就不如由市场去优胜劣汰。
要特别指出的是，淘汰部分高排放企业只是目的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减排。比如当政府将排放权指标分配给企业后，若有企业节能减排，自己用不完的指标便可到市场去卖，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正向激励。如果说政府过去的行政限排主要手段是“罚”，而排放权交易则是恩威并重，有奖有罚。
开放发展的共赢模式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对外开放可谓居功至伟。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史，战后所有迅速致富的国家，无一不是全球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重振经济需要购置大量设备，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其实只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但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1997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众口一词，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可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而是企业破产与大量失业！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背景下，如何推动开放发展？我们以往经济高增长曾得益于出口导向战略，那么今后是否还能沿用这一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大家想想，为什么现在中央要强调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 为理解中央的这一精神，我们不妨先从国内贸易分析入手。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自己与别人比的成本优势）决定。比如我和你，我种粮的成本比你低，织布的成本却比你高；而你呢，种粮的成本比我高，织布的成本却比我低。这样比较起来，我的绝对优势是种粮，你的绝对优势是织布。斯密说，只要按各自绝对优势分工，我种粮你织布，然后彼此用粮与布交换，双方皆可节省成本。
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理论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自己与自己比的成本优势）。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都有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交换。若无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有分工。还是举前面的例子，我专种粮而你专织布，但若我不能用粮食换你的布或者你不能用布换我的粮食，不能互通有无，我和你怎可能分工呢？
这例子暗含一个重要推论：企业生产商品是为了卖（满足别人的需求），而卖的目的则是为了买（满足自己的需求）。简言之，国内贸易是“为买而卖”。因为对商家来讲，不卖就无法买，不买也就无需卖。事实确亦如此，在早期物物交换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是由于货币的出现，商家这种“为买而卖”的动机渐渐被人们漠视了。
回头再看国际贸易。其实，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道理相通，出口也是为了进口。不然你告诉我，一个国家若不想进口，出口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学讲参与国际贸易可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是说出口自己生产率高的产品而进口对方生产率高的产品可以双赢。若你只出口不进口，别人享受了你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你却不去分享他国高生产率的利益，这样你岂不是赔本赚吆喝？
有人说扩大出口可以创汇。出口当然可以换回外汇，但换外汇并不是出口的最终目的。要知道，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是国内实实在在的资源，而外汇不过是进口国给出口国开具的借条，若出口国不将外汇用于进口，外汇就是一张纸，毫无用处。这是说，过度追求贸易顺差，实际是对国际分工利益的主动放弃，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授人以柄，加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这正是当下中国的难题。不管怎么说，外储过多是以往外贸“出多进少”的结果，所以中央强调今后要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为此，我们的外贸政策就应作相应调整：当务之急，是要在巩固现有出口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进一步加大进口力度；同时， 要逐步减少或取消出口优惠，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另外，还要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开放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如何实现开放发展，中央还在操作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如“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
共享发展的分配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体会，这主要是指收入分配要体现公平。
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被历史淘汰。
事实上，公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举过一个例子，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孤岛，让他们一切从零开始，谁也没有财产，也不知自己的未来，这样，由他们就分配制度设计——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作协商，结果会怎样？罗尔斯断定，多数人会选择均等分配。这虽是个假设的例子，但罗尔斯的推定不无道理，人类社会早期其实就是实行均等分配。
对为何要实行公平分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收入实行均等化分配也能增进社会福利。何以如此？他的理由是，穷人一块钱的效用要比富人一块钱的效用更大。对富人来说，多一块钱不过是锦上添花，少一元钱也无足轻重；可对穷人来说，多一块钱是雪中送炭，少一块钱则可能影响生存。这样，将富人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社会福利会因此增大。
20世纪前半期，庇古的这一观点广受关注，并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政策。当然，其间也受到不少人批评。批评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效用属主观感受，无法横向比较。穷人缺钱可能买不了自行车，富人缺钱可能买不起汽车，所以不能说一块钱对穷人的效用就比富人大。二是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若只强调公平不重视效率，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会停滞，最后富人也会变成穷人。
公平分配当然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关于福利优化分配的标准。在帕累托看来，福利分配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既定分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通俗地讲，若不减少一个人的福利就无以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分配如果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便是最优的分配。
帕累托还指出，福利分配除了最优状态，同时也存在次优状态，即不减少任何人福利仍可增加某人的福利。学界称此情形为“帕累托改进”。有这种情况么？当然有。比如当年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并未因此受损。帕累托强调，只有“改进状态”的收入调整，才可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困难在于，收入分配调整并不能仅局限于“帕累托改进”，为了照顾公平，政府有时不得不动富人的奶酪。那么富人的奶酪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动呢？对此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假想补偿”当然不是真的补偿。卡氏的意思，政府调节收入可以抽肥补瘦，但要有前提，即穷人得到的收入能足以弥补富人的损失，否则动富人奶酪就得不偿失。
举例说，用富人的100元收入补贴穷人，若穷人收入因此增加了110元，这样补偿富人100元损失后（社会总收入）还多出10元，倘如此，卡尔多认为这种收入调整可取；反之，若用富人100元收入补贴穷人，结果穷人收入只增加80元，穷人增加的收入不仅不能补偿富人的损失，社会总收入还减少了20元。这种收入调整显然不合算，也不足取。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补贴有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设想，即采用负所得税方案予以补贴。负所得税的计算公式是：负所得税（补贴）=社会贫困保障线 -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而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补贴）。弗里德曼说，用这种办法补贴穷人的最大好处是补贴兼顾效率，可鼓励贫困者通过勤奋劳动脱贫。
请看下面的例子。假定政府规定的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税率为50%，若某穷人的实际收入为1000元，按上面的公式算可得补贴500元，最后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加补贴）为1500元；若实际收入500元，可得补贴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若实际收入为零，则可得补贴10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只1000元。可见，实际收入越高，最终个人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以上是经济学关于分配的相关理论，转向政策层面，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扶贫攻坚”有三点启示：第一，共享发展体现社会公平，事关人心向背，故防止两极分化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调节收入分配应优先采取“帕累托改进”，凡是不存在外部负效应的分配改革，皆应尽快推进；第三，调节贫富差距要兼顾效率，上策是社会总收入不减少。为此，政府扶贫要立足“造血”，帮助贫困人群将蛋糕做大。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