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借给穷人钱，这是个悖论。
　　穷人最需要钱，这谁都知道，可是真借到自己头上来，掂量掂量：万一人家“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那真是哭都没眼泪。所以，还是借钱给富人更靠谱，钱好还不说，落个人情，以后找富人帮个忙也方便。
　　但是，还真有人专门借钱给穷人，而且“在贷款之前都会去到他家里查看，如果有任何家具，包括床在内，都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贷款。”不够穷还借不着，真是匪夷所思。
　　资本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专门找穷人的那是慈善，不是商业。可是人家最牛的地方就在专门给最穷的人贷款的银行——而且不需要任何抵押——而且居然实现了盈利！
　　这真是太厉害了，要知道，一个东西一旦有了盈利模式，就会在利益驱动下自我复制，像沙漠中的红柳，播洒出种子，生长成林，改变大的生态环境。真要这样，世界上不就没有穷人了吗！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所以，人家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道理再简单不过——当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时，持久的和平才可能实现。
　　他就是66岁的穆斯林银行家，孟加拉国小额信贷银行——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乡村银行的意思）——的缔造者穆罕默德·尤纳斯(Yunus)。二十多年来，格莱珉银行在尤努斯的带领下给孟加拉最赤贫的人提供脱贫的小额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穷人赚的钱会再存进银行。尤纳斯用格莱珉银行的盈利向世界证明了扶贫和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并存。
　　这件事实实在在刺激了中国人。
　　在此之前，中国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的孤岛”，农村的4万亿存款只有1万亿作为贷款返回农村，其他都流到了城市。而返回农村的贷款又被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户或富裕农民截流，且坏账率达到75%，几乎没起到扶贫的作用。
　　尤纳斯在10月21号访华，这时离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刚刚一周。
　　这趟访问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尤纳斯旋风”。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曾当面盛情邀请尤纳斯“到中国来开设分行。”
　　可别小看了这一句邀请，它透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中国的小额信贷可能对内外资统一开放，二、有可能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当地吸收存款。
　　中国现有的3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90%都死掉了，剩下的10%也是苟延残喘，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垄断金融业，不允许民间组织和公司吸收存款，“只贷不存、只出不进”，这些机构只能倚赖政府和国外组织的资助，一旦外面的钱断了，就只能死，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根本谈不上。惟一一家作得好的，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龙水头基金，秘诀也就在于它接收农民的存款，用茅于轼老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现在做的是违法的事，之所以还没有进监狱，是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这事对老百姓有好处，他们能看见。”
　　尤纳斯的冲击似乎使中国的小额信贷业开始看到了“破冰”的曙光。
　　但是，曙光离现实还有多遥远，还不敢大胆猜测。
　　中国基层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基本没有“契约精神”。不像孟加拉国，一方面原来是英国殖民地，有较好的“商业契约传统”，另一方面在伊斯兰的宗教影响下有较好的“诚信体系”。
　　这一点且抛开不说，就算小额信贷运作起来没问题，运营成本也高到几乎难以控制。想想看，外资和私人资本就算能进来，可是人家干吗要给1000个农民一人贷款500块钱脱贫做生意而不是给一个白领贷50万去买房？都是50万，后者坐地收钱，简单舒服又有保障。
　　但是，虽然曙光遥远路途艰难，这个问题却不能够忽视，别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失去的只有枷锁。”真要让穷人到了只有枷锁可以失去的份上，那不是像柳传志说的“社会的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起火。”“和谐社会”离不开小额贷款，所以尤纳斯才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穷人能不能借到钱，还真是个大事，尤纳斯成功了，我们也得好好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