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雅鲁泽尔斯基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为了挽救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取缔了团结工会。尔后，为了探寻波兰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他倡议举行“圆桌会议”，又使团结工会合法化，从而开启了向对手和平让权的大门。雅鲁泽尔斯基成为一位毁誉参半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当代波兰政治版图中，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历史功过任后人评说。
　　一面之识
　　早在50多年前，也就是1958年，我同雅鲁泽尔斯基就有过“一面之识”。那是在波兰西部城市什切青解放周年的日子，我作为波兰语翻译，陪同我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应邀出席庆祝大会和酒会，在酒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留下的印象是，他年轻英俊，一张娃娃脸，腰杆笔挺，说话很有礼貌。
　　当时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之一。二战爆发时，他随同父亲逃至苏联。1943年，他20岁时，在苏联应召入伍，成为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一名战士。当二战的硝烟散去之时，他在波兰年轻的军官群体中脱颖而出，被送往苏联军事学院深造。1956年晋升为少将，1957年任第12机械化师师长，驻地在波兰西部重镇什切青。他是哥穆尔卡新领导当政后提拔上来的人，在酒会上颇引人注目，省外事处长有意地介绍我总领事与他相识和交谈。雅鲁泽尔斯基彬彬有礼，语气诚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说了不少友好的话，称赞中国伟大，中国是波兰的朋友。这些话，在50年代中波两国关系友好时期，虽然可以常常听到，但如此一位年轻的将军，讲得如此热情和诚挚，却成为总领事和我常常回忆的话题。
　　刘述卿大使的拜会
　　第二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72年夏，陪同我驻波兰大使刘述卿上任拜会的时候。
　　此时的中波两国关系，由于中苏论战的影响，与50年代大不相同，早已疏远和冷淡。但中国理解波兰的处境，认为中波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矛盾，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做了些工作。有人曾把这种状态概括为“冷而正常”。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也早已不是从前的雅鲁泽尔斯基了。他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断增强，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上将，由国防部副部长晋升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由中央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刘述卿大使提出拜会雅鲁泽尔斯基国防部长的倡议时，我们还有一些顾虑，但出乎我们一些同志的预料，波方很快就表示同意，并做出了安排。
　　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雅鲁泽尔斯基会怎样接待我国大使呢？是草草了事，还是热情好客？是同我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进行争辩，还是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寻找共同语言？考虑到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刘述卿大使在前往国防部之前，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出所料，雅鲁泽尔斯基表现出波兰人特有的好客精神，接待非常热情。宾主十余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周边，雪白的桌布一尘不染，桌上摆满了鲜花，多种茶点、水果和饮料。这显然有别于一般的只请客人喝一杯咖啡的接待规格了。看得出雅鲁泽尔斯基颇为重视同刘述卿大使的会见和谈话，他注意听取刘大使的讲话，并滔滔不绝地讲出他的观点。他谈分歧也谈友谊。我发现他每一段谈话都似乎遵守一个思维公式：友谊-分歧-友谊，从波兰和中国友好关系出发，希望克服存在的分歧，以达到发展友好关系的目的。我感到双方的谈话中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心平气和，求同存异。
　　中波“患难知真交”
　　第三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86年，在他访华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我当时在大使馆任政务参赞，主管新闻。我同记者一道前往波兰部长会议大楼，我的任务是向雅鲁泽尔斯基介绍记者。
　　此时的波兰历史已经翻过了团结工会兴起时的社会动乱和实施军事管制的一页。雅鲁泽尔斯基已经辞去国防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等政府职务，只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但人们知道，他同历届中央第一书记不同，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唯一一位大将仍握有实际的军权，他高踞在波兰政坛金字塔的顶峰。
　　军管后的雅鲁泽尔斯基雄心不已，试图引导风雨飘摇的波兰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摆脱国际处境的孤立。此时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兆头，中国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开始由冷转热，正在走向正常化。中国对波兰等东欧国家采取了三尊重方针（即尊重他们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内外政策，尊重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同苏联的特殊关系，尊重他们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设想和做法。）消除了他们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时的疑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准备正式访华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假借访朝和访蒙之机，提出顺路访华的要求。
　　人们感到，雅鲁泽尔斯基选择这样的时机访华，显然是有意在改善关系特别在党际关系问题上争取走在昂纳克的前面。中方表示由于时间仓促，难以安排正式访问。波方的反应是，只要抢先在前，即使不能安排正式访问，安排工作性访问也同意接受。就这样，中波之间就雅鲁泽尔斯基访华事达成共识，安排在中国国庆节前夕9月28日至30日进行工作访问。
　　根据国内的要求，中国驻波使馆加班加点书写波兰情况报吿和有关接待与会谈方案的建议。我同王荩卿大使一起深夜赶写一份建议稿，提出20余条的建议，其中包括新闻报道和记者采访的内容。当时突然断电，我们就燃起蜡烛，真可谓秉烛疾书了。这种工作着的快乐，留下的记忆颇深。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使馆的建议得到国内的重视，数日后《人民日报》记者即来到华沙。
　　雅鲁泽尔斯基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是前所未有的事。双方都颇为重视。我和记者在波方礼宾官员的陪同下前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我们走进一间简朴而明亮的墙壁上悬挂两幅油画的会客室。稍候片刻，雅鲁泽尔斯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我们握手寒暄。我印象中的他那张永不衰老的娃娃脸和他那挺拔的腰身依然如昔，但头发已经脱落，颌下多了些许褶皱。他请我们在一起合影，然后请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开始了他同记者的谈话。 　　雅鲁泽尔斯基事先已经知道记者提出的问题，入座后他就直奔主题，一口气谈了很长时间。他阐述波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波党的政策，深入浅出；回顾近年来中波两国关系的发展，语气诚恳。他强调说，我们波兰人牢记着中国同志在波兰历次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牢记着近几年来中国同志友好地满足了波兰在经济方面的某些需要。他希望通过《人民日报》转达对中国人民的问候和敬意。
　　离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我们回味他在谈话中提到的中波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觉得他讲得很实在。中波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传统友谊，每当波兰发生政治经济危机时，中国都伸出同情和支援之手。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有事实为证。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时，毛泽东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成为佳话。1970年波兰十二月事件时，中国同意波方提出的“以船换肉”要求，帮助波兰缓解市场供应紧张。
　　1981年12月，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波兰国际处境极其险恶，西方进行了严厉的制裁。值此之时，中国再次声明：波兰事务应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希望波兰问题在符合波兰囯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国主持正义，中国的声音和行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处境困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雅鲁泽尔斯基身居高层，深知内情，他谈及这些事时引用了一个成语：“这是‘患难知真交’啊！”
　　1986年9月底，在国庆节前夕，雅鲁泽尔斯基成功地访问了中国。虽说是工作访问，实质上与正式访问相差无几，除了沒安排正式欢迎仪式和沒鸣礼炮外，他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党政最高领导人都与他会见或会谈。这次访问，成为30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首次访问，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恢复了中波两党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使长期曲折的中波关系包括党际关系实现了全面的正常化。雅鲁泽尔斯基此次访华，走在了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面，表现出他特有的军人作风，真是“出其不意，兵贵神速”了。
　　痛思波党失去政权之因
　　1992年我出任驻波兰大使，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是退休的总统，但并未销声匿迹，他常常出席欧美西方囯家和俄罗斯驻波兰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这些社交场合，我同他也时有见面寒暄和简短交谈的机会。我邀请他出席我国庆招待会，他欣然接受。
　　在社交场合的交谈中，雅鲁泽尔斯基常常回忆起他1986年对中国访问时的情景，说他在中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特别是见到了邓小平。他称赞邓小平领导制定的政策符合中国国情，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还请我转达他对邓小平的敬意和祝福。有时我们也谈及波兰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坦然地说，波兰在80年代初实施战时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还认为，战时状态结束后波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盲目乐观，高枕无忧，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蒙蔽了。这是波党沉痛的教训。
　　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我觉得颇有分量，痛定思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波党之所以失去政权，其原因之一，不是因为对手如何强大可怕，而是因为自己被胜利冲昏头脑，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泥潭，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