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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中记》带有对第二现实的征问与诉求，以“凝视”干预莫测的变化，直抵苦难的源头所在，成为一种后地震叙事。作为写给生人与亡魂的安魂曲，小说调试出了同时适宜思考与抒情的区间，以阿巴的离魂与回魂、发电员和祭师的双重身份、机器力量与传统世界/视界的和解、上升与下坠的含混、光与声的通感对现实的裂缝进行了文学修补。小说不但关注生人与逝者们被压抑、浪费、否认的感官，也关注同一空间中的其他力量与生命，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试图重新讨论人、历史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阿来;《云中记》;后地震叙事
汶川大地震后的十年里，作家们用自己的节奏和语汇书写地震，频频切切地写着，或隐或显，要纾解心结，要梳理断裂的记忆，要凝住晦暗时刻的光点，要慰藉废墟内外的亡者与生魂，而阿来的笔尖始终维持着一种拴了线般的游离。①他的写作不曾中断，民族色彩十分浓郁。但他不以藏地奇情为看板，亦不以民族为绝对底色，似乎更愿书写藏区的“人”之故事，而不仅仅是一段高原秘史。然其着力观照的主题越广阔，对国家概念的降临、自然意义的收复——尤其是生命的苦难与伟大的讨论越精进具体，“遗漏”就越是扎眼。文本中容易在心上生发共振/余震的地理坐标，经由写作、印刷与阅读，持续地自我强化与被强化。阿来没有书写地震一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在情感乃至道义上不乏尴尬。
2008年被地震中断写作的阿来，在十周年鸣笛时，被记忆与情感的余震再度中断写作。他要写一个祭师回到坐落在滑坡体上的村庄，与亡灵作伴，想象、等待、企盼同村庄一起消失，是为《云中记》（2019）。于多重余震中反复调频的阿来，着手自我的后地震叙事，经历着过去未来式和未来完成时，他预感、视绘、练习着一场精准的迎接。他如将被中断跋涉的探险家一样，无从得知何时“断层”裂变，唯有张目凝视，以求见证大地裂开的一刻。断层也因凝视得以生成，若非探险家依凭于小说，以至少是隐喻层面的跋涉与凝视为生存状态。作家写作时，心中沉重暧昧地负有另一个故事的包袱，说是偏私，倒也无关公平，只是计划调整，震动构造作品宇宙的地理，迫使赖以栖居的探险家中断跋涉，凝视活法与喻法上的复义断层。“天地不仁”的隐喻，作家或许无暇解读，却也与其本意灵犀对照，符合地震造成死伤不按善恶挑选之说，录于《云中记》扉页——“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②，谱作以理性底色为低音的安魂序曲。
探险家于断层前困顿，我们则在纸外阅读，由其处境体会作家在创作中的能动性、灵活性与地质活动的映射和暗合。尽管大地无意为敌，人确乎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以两行留白为结点，祭师被引入了这条归途。探险家暂给祭师让路，不仅呼唤超越悲情、口号的神圣力量，也是生人对亡灵的嵌套式安魂。阿来在现实世界文学库与生人阅读记忆里放置了一位祭师——自动自发自情自力，慰藉亡者，也替牵挂寻求容放。《云中记》谱完，叙事弥补般地以消失作结，以大地应力消解大地应力，要将苦难褶皱熨平。复义断层还路于探险家，也叙说着人的凝视与跋涉时有休止，却永不完结。
隐喻性不仅由写作活动的行止与当下的联系赋予，也不囿于两个文本主角间的动态关系，它生长于文本的内里，为自身的呈现所言说。震后第五年，主人公阿巴独自回到废墟，寻回风物人鬼、祭师身份、安魂力量。目录择取“第一天”“第一月”等时间节点，截出一条时间线索，搭出骨架。每章如骨节，读者在概念里为描述时间的自然流向衍画出连接它们的隐形线。废墟不如城市天际线利落，它突出简洁地自我标记损毁，或是杂乱失序、难以分辨的“堆”与“片”，是断壁残垣，是损毁物、被掩埋物，是无所介入的内部空间与不可复原的过去的时间。
小说骨架自成废墟，而一场影响人类社会的地震的诸多环节——预兆、震动、摧毁、掩埋、废墟、凝视、搜寻、挖掘、拯救、获救、死难、回忆、创伤、新生——都能在文本内觅得影射。其中，阿巴与阿来如何凝视废墟是观察者如何干预被观察者的一种哲学性可能。《云中记》有着言说不可说的野心与相衬的策略，充满对传说、历史的征引与射影，也在情感、氛围、智识、诗性上，助益了处理传说与现世进而以发电员和祭师两重身份再论招魂与安魂。《大地的阶梯》（2000）所记录的上升与下降在《云中记》中依然可见，牵涉出游魂与身份、逆转与错位、疏离与着迷的讨论。安魂儀式是星星与阴影的辩证法，光与暗、隐与显的视觉感知，也因有声与无声联通了听觉。小说向《安魂曲》（Requiem in D minor，K. 626）致敬，本文也将尝试讨论声音与音乐性，期望进入云中深处。
一
阿来定义文学为“扩展自我生命的途径”，弥补了可能性唯一的现实，《云中记》也带有先验的对第二现实的征问乃至诉求。③村庄是不知何时会二度毁灭的废墟，却也是阿巴的精神原点与命运终点。他凭一己之力，以“在路上”指向“未到达”，以路之所向示意期待和收获，淡化提醒“失去”的废墟色彩。屡次提到的云雀、菜园、鹿群也为村庄剥去灰色滤镜，使它不再是“无声”废墟。阿巴初回云中村，被云雀视为闯入者，它们不依止于大地，也不视村民为主人，似乎不受地震影响。作为云中村，这里承受着伤亡流散，但作为多重生活空间弥合而成的大地，仍不失生命与未来。阿巴意识到“不只是死了人”，还有野兽，这虽不能减轻失去之痛，却凭借发现重叠于人类空间上的野兽空间，分摊了原本沉沉负在单一生命方式上的苦难。我们感到一个动人心魄的可能：废墟能寻到有别于“失去”的意义甚至力量，而不至于沦为一种空虚、乏力、不可逆转的所指，第二现实也因此得到了塑形。
悲剧感作为底色，在光的幻象里提醒着失去，而阿来在调试一个区间，令后地震叙事同时适宜思考与抒情。作家的创作流淌并无定轨，但阿巴通过搜寻、凝视、挖掘来尝试弥补、逆转废墟的“失去”，担起责任。他复述先祖的神助，忽生哀怜：昔日矮脚人村庄变废墟，今朝轮到云中村，被本族史诗正义化的人祸与逃无可逃的天灾都是无妄之灾。他挖掘埋藏的祭师身份，对照背后那仿佛“无情”的逻辑，当在历史、自然面前接受无妄之灾实属常态。 阿巴搜寻着隐秘或公开的村民史。“第四天”前，他复活自家记忆，也走遍废墟，归还表示念想的遗物。村民拿走旧物是为念想，又怕逝者要用不在手边，便拜托阿巴归还。遗物作为逝者在物质世界的留存，连通了生人与逝者，也连通了阿巴对废墟之下村民史的搜寻与凝视。凝视生成叙事，他也在眼前幻视、想象、重历着废墟的生成，而回忆中人不论生死，不论废墟下、百里外，都成为废墟的一部分。對他人家族史乃至秘密的熟悉，也透出在狭小的村庄生活内部的彼此凝视。“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暗中起效，观察者无法不对被观察者产生影响：阿巴凝视废墟，废墟也凝视着人，双方量级不同的在场使他更似滞留人世的废墟。废墟虽不会变成人，却因他对秘密、历史的发掘、讲述而热闹生动，成为纪念碑，与“失去”保持了克制的距离。“第四月”，阿巴触及观察者的存在及力量，成为废墟一部分的他，发现鹿眼中扭曲怪异的世界，自己也在其中，鹿一眨眼，世界消失，再度睁眼，世界出现。失去了腿不能跳舞的央金，作为地震记忆的遗留与承载创伤的“废墟”，发现村庄如“时间本身一样干净沉着”，更似自然。恐惧与痛苦消失，她幻视失去的亲人等她归来，召回并强化了遗物归位和第二现实的塑形。
两种动荡凝视无限接近却永不能进入废墟：航拍机与热气球。航拍机暗随央金，闯入却遭无视，不被收入眼中世界便无法生成双向凝视，只是搜寻而从未真正进入废墟。中祥巴以坐热气球旁观消失为噱头，邀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参与“那一天”。而阿吾塔毗的冷气流抵住了热气球，使其无法靠近村庄;他从热气球抛下绳子，神山（山神）仍阻止二者连接，成全了祭师与村庄浪漫透顶的私密消失。
村庄消失前，小说将裂缝与修补写在了相邻之处。地质专家提醒村干部注意村子后山的裂缝，敲响搬迁警钟，阿巴等人前去查看。“这回必须看见。他看见了。每个人都看见了。”这条靠他人发现的裂缝唤醒了阿巴的自觉，将人与村庄的命运正式合一，这昭示着必须搬迁、必须失去的泪流满面的凝视，成为阿巴从离开就在回归的序曲。“修补”则藏得很好，乍读之下十分游离。仁钦乡长的危机公关成功挽回了瓦约乡的形象与旅游业，而阿来见证了救灾重建时基层干部、救援人员的劳苦与热血，这不仅是寄托在虚构中的非虚构色彩或艺术化反映，也是全书唯一且纯正的修补。智慧地修补搬离废墟的人们新生活中的裂缝，是对云中村裂缝安慰般的借位修补。
云中村人把死亡理解为从世界上消失，而阿巴借消失进而理解死亡。父亲因爆炸坠江消失，消失在阿巴的概念里成为分离的终极形式，而在发电站滑坡失魂后，终极形式逐渐向忘却偏移。不愿见到云中村消失的阿巴演绎着“观察者效应”，逐家逐户安魂，也寻找鬼魂，在废墟生活中不断回忆、幻视，以频频凝视干预莫测的变化，小心翼翼地托稳了摇摇欲坠的云中村。此类干预并不少见。唐山作家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2017）与四川作家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2015）着迷于书写1990年代，实以地震为幕：张楚书写唐山大地震后的桃源镇小人物的尘埃、光、秘密、强韧的内心世界④;颜歌不敢直面2008年后的四川，虚构平乐镇怀旧，回到从小凝视爱慕的世界⑤。地震这块幕布被遥遥悬挂，被对话论及、年代地域暗示。人持久凝视，使震后的人及其凝视的世界保持着相对可控的状态。
但云中村必将消失，消失的步骤也必被见证与牢记。专家先从地质角度发布消失的结论、阿巴后从信念角度坚持与村庄一同消失。村民搬离，作为生活空间的村庄消失;村庄在新版地图上消失，也在地方志、地理学的层面上消失。“第六天”，阿巴重与裂缝互相凝视，两侧的高低落差形成台阶，成为继续存在与永远消失的分野，而人类痕迹也逐渐消失。与废墟合一的他第一次切身感到云中村与自己必将到来的消失，也弥补着地震时未能陪同众人的缺憾。不过余博士与阿巴共建的理论“大地上所有一切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一种样子”松动了云中村人对消失与死亡、遗忘的捆绑，逐条颠覆了作为结局的“消失”。这也慰藉着幸存者，亲人虽变逝者，但死亡只是另一种存在形式。而村庄消失能阻止堰塞湖出现，进而阻止次生灾害下的无妄之灾，其在视界中被感知的消失——雾气下不可窥见、只可想象，热气球镜头里渐远、不见——也将结局在光谱上推向暖色。这番煞费苦心的干预，也体现了作家书写安魂曲的意图。
二
云中村的消失早有预言，也诱发了神怪想象。啄木鸟愤怒、固执，结局无能为力，使人想到精卫填海。树死之势不可逆转，悲告村庄必变废墟，自然神性力量浮现，却给祭师阿巴带来怀疑、羞辱。他祭问山神为何神树枯死，被地震中止;未完成的通灵呼唤着身份、能力、使命认同的回归。回村之际，他逐家收集将要归位的遗物，“每家人都有人在‘那里’”。云中村因危险的地质状态成为生人禁地、物质废墟，充满创伤回忆，是只有亡魂的失落家园。仅仅到达云中村，便可谓肉身通幽。阿巴自发、自觉、自愿地成功回归，修正着自我怀疑。
祭师身份、能力、使命认同的回归反复、回旋地展开，而非从微处持续渐强达到饱满，这在下文论及小说音乐性时也将提到。小说有意要展现某种递进，却用往复支撑废墟骨架，使文本愈加复杂。直到与云中村一起消失的“那一天”，阿巴仍看看“会不会有鬼魂出现”。在他看来，能见到鬼魂是成功安魂的标志，是对自己精卫般固执的鼓舞，但小说中不曾出现真正的鬼魂显灵。《云中记》无意也无法证明鬼魂存在，却也未将鬼魂想象视作活人间代代接力的空幻念想，逝者所处正是阿巴、央金、仁钦等人以幻视与想象勾勒的叙事之中。
被苦难推作祭师的阿巴若未感受过新旧世界间的地震、未经历水电站一难、未失魂又回魂，也无力承担招魂与安魂的祭师本职。阿来在阿坝山区做过拖拉机手，也做过发电师，这两段经历也被他先后写入小说与阿巴的人生。坠江消失的父亲是村里第一名爆破手，因为村民认为只有可通鬼神的祭师“才能摆弄那些瞬息之间就爆发出巨大力量的爆炸物”。“镇得住”的考量代表了传统世界的鬼神之力可以压制现代化能量，而本能以神力镇住机器能量的使者炸死了自己，“山神力量大，能佑护一方平安”的信念不免开始动摇。 《云中记》进一步将声音的演绎特殊化，于纸内外进行文学与音乐交流的探索，这也启发了笔者从音响、隐喻、对照角度将莫扎特等创作的《安魂曲》纳入讨论，解读小说创作活动及文本，期待与上文讨论形成回响。⑨15世纪晚期以降，追思弥撒曲（missa pro defunctis）逐渐成形成熟，《安魂曲》则为其中的一种。教堂门外的世俗音乐家谱写《安魂曲》，不论是安何人之魂，不论唱词是否给定，不论手法繁简、器乐多寡、织体薄厚，这一创作行为与特定体裁所附加的追思、祭奠、赎罪、祈祷等复杂的宗教意义，使它应该允许被解读为难逃死亡的凡人对过往时间的整理、对生命的歌颂、对死亡的思考、对厘清“消失”的执着、对死后存在的求索。这与意为震后的生者逝者书写“安魂曲”的阿来在内核上高度同频共振。
《云中记》与《安魂曲》的关系写在扉页，《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总在作家心中回响。阿来对《安魂曲》的接受也与他对小说的譬喻“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⑩吻合。小说有着比音乐更具象的语言信息、意境传达与精神观照。音乐语言较抽象，也自成体系，解读作品需要专门学习方可迈过门槛。未经训练的聆听者仿佛只能承受，不能干预，更无从捕捉，也与《云中记》的题目契合。“天经地义”的方言变得无法捕捉眼前的新事物以及阿巴无法见到鬼魂也都是不可捕捉感的磨砺。写小说时因音乐、小说都有不可捕捉之事物，便以援引音乐这一动作引发接受者的想象，从而接力捕捉不可捕捉之事物，填补照顾不周之处。但音响的感知无需学习，是直接、直观的自然之事。不可捕捉时，人可以凭感受去捕捉、塑形，达成聆听与凝视的共有目的——干预。
小说被介绍为“乐章式叙述”，阿来也曾谈到从音乐展开、回旋、呈现、咏叹、完成得到的启发，这在目录可窥见之。11目录三分，第一部分以黑底白字的“第四天”（2013年5月12日）為中轴，对称地完成了“第一天”到“第七天”的慢板死生圆环，其中“第二天和第三天”“第五天和第六天”倍速行进，在慢板内部制造了峰谷的张力。第二部分则是“第一月”至“第六月”的匀速，但这也是由第二部分变速得来，所差无几的篇幅从细说一天变为漫谈一月，是为提速。最末部分只有“那一天”（消失之日），也最突显凝视的庄重复杂。
小说在结构上有其野心与见地。脑内回响或聆听《安魂曲》写作，可以从音响上带来情感的共鸣，随时可以调动情绪、长期处于入戏的高浓度状态，刺激联想与想象之多发，但并不代表作家将与前人错时地跳完同一舞步。在或隐或显的感染下，阿来或有致敬与同行的欲望，却在多重驱动下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也不必从乐理上与小说处处应和。阅读小说比聆听音乐有更为个人化的时间调度，人人阅读速度不一，而音乐流淌是定速的。但阿来并非坐在观众席里写作，借助设备可以反复、变速、挑选，这些回溯性操作生成的叙事超越了线性的体感时间。小说主要线索（音乐主题）的演绎遍布全书，再三呈现，重复或变奏，不断回溯本也有搜寻、挖掘的隐喻，而借此建构作品，不仅是震后人们追思怀忆的投射，也是其结构音乐性的表征。阿巴在废墟中搜寻、凝视、挖掘，将同时段发生的同质故事有先后地呈现与发展，使它们在全书不同小节进入视野。赋格般的写作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捕捉并感受同一个主题在过去、现在、未来共同进行。地块震动的隐喻也对应着对位的可动性，对抗着稳定性，与即将到来的消失共存。
除却阿巴回归，小说又引入山下的纷纭乡事，是为和声。12“第七天”阿巴独自上山，完成五年前的祭山，一人扮演节日里盛装歌唱的村民们，以男声唱问，模仿妇人回答。《安魂曲》选择大管、长号等最似人低语的乐器，配合人影憧憧的合唱，共同演绎仪式中众多生者凝视死者的场景。而阿巴这个幸存的在场者扮演、想象、凝视着众多逝者与不在场生者，“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个人的事情，他只能一样一样认真来过”。他无法与自己和声、无法合唱，不可兼任乐队、合唱团、男声女声，却把共时性演绎变为一个人的接力赛，通过双重表演——扮演扮演村民的祭师——摆脱了第一重表演，变为了真正的祭师。
余
关键词：阿来;《云中记》;后地震叙事
汶川大地震后的十年里，作家们用自己的节奏和语汇书写地震，频频切切地写着，或隐或显，要纾解心结，要梳理断裂的记忆，要凝住晦暗时刻的光点，要慰藉废墟内外的亡者与生魂，而阿来的笔尖始终维持着一种拴了线般的游离。①他的写作不曾中断，民族色彩十分浓郁。但他不以藏地奇情为看板，亦不以民族为绝对底色，似乎更愿书写藏区的“人”之故事，而不仅仅是一段高原秘史。然其着力观照的主题越广阔，对国家概念的降临、自然意义的收复——尤其是生命的苦难与伟大的讨论越精进具体，“遗漏”就越是扎眼。文本中容易在心上生发共振/余震的地理坐标，经由写作、印刷与阅读，持续地自我强化与被强化。阿来没有书写地震一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在情感乃至道义上不乏尴尬。
2008年被地震中断写作的阿来，在十周年鸣笛时，被记忆与情感的余震再度中断写作。他要写一个祭师回到坐落在滑坡体上的村庄，与亡灵作伴，想象、等待、企盼同村庄一起消失，是为《云中记》（2019）。于多重余震中反复调频的阿来，着手自我的后地震叙事，经历着过去未来式和未来完成时，他预感、视绘、练习着一场精准的迎接。他如将被中断跋涉的探险家一样，无从得知何时“断层”裂变，唯有张目凝视，以求见证大地裂开的一刻。断层也因凝视得以生成，若非探险家依凭于小说，以至少是隐喻层面的跋涉与凝视为生存状态。作家写作时，心中沉重暧昧地负有另一个故事的包袱，说是偏私，倒也无关公平，只是计划调整，震动构造作品宇宙的地理，迫使赖以栖居的探险家中断跋涉，凝视活法与喻法上的复义断层。“天地不仁”的隐喻，作家或许无暇解读，却也与其本意灵犀对照，符合地震造成死伤不按善恶挑选之说，录于《云中记》扉页——“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②，谱作以理性底色为低音的安魂序曲。
探险家于断层前困顿，我们则在纸外阅读，由其处境体会作家在创作中的能动性、灵活性与地质活动的映射和暗合。尽管大地无意为敌，人确乎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以两行留白为结点，祭师被引入了这条归途。探险家暂给祭师让路，不仅呼唤超越悲情、口号的神圣力量，也是生人对亡灵的嵌套式安魂。阿来在现实世界文学库与生人阅读记忆里放置了一位祭师——自动自发自情自力，慰藉亡者，也替牵挂寻求容放。《云中记》谱完，叙事弥补般地以消失作结，以大地应力消解大地应力，要将苦难褶皱熨平。复义断层还路于探险家，也叙说着人的凝视与跋涉时有休止，却永不完结。
隐喻性不仅由写作活动的行止与当下的联系赋予，也不囿于两个文本主角间的动态关系，它生长于文本的内里，为自身的呈现所言说。震后第五年，主人公阿巴独自回到废墟，寻回风物人鬼、祭师身份、安魂力量。目录择取“第一天”“第一月”等时间节点，截出一条时间线索，搭出骨架。每章如骨节，读者在概念里为描述时间的自然流向衍画出连接它们的隐形线。废墟不如城市天际线利落，它突出简洁地自我标记损毁，或是杂乱失序、难以分辨的“堆”与“片”，是断壁残垣，是损毁物、被掩埋物，是无所介入的内部空间与不可复原的过去的时间。
小说骨架自成废墟，而一场影响人类社会的地震的诸多环节——预兆、震动、摧毁、掩埋、废墟、凝视、搜寻、挖掘、拯救、获救、死难、回忆、创伤、新生——都能在文本内觅得影射。其中，阿巴与阿来如何凝视废墟是观察者如何干预被观察者的一种哲学性可能。《云中记》有着言说不可说的野心与相衬的策略，充满对传说、历史的征引与射影，也在情感、氛围、智识、诗性上，助益了处理传说与现世进而以发电员和祭师两重身份再论招魂与安魂。《大地的阶梯》（2000）所记录的上升与下降在《云中记》中依然可见，牵涉出游魂与身份、逆转与错位、疏离与着迷的讨论。安魂儀式是星星与阴影的辩证法，光与暗、隐与显的视觉感知，也因有声与无声联通了听觉。小说向《安魂曲》（Requiem in D minor，K. 626）致敬，本文也将尝试讨论声音与音乐性，期望进入云中深处。
一
阿来定义文学为“扩展自我生命的途径”，弥补了可能性唯一的现实，《云中记》也带有先验的对第二现实的征问乃至诉求。③村庄是不知何时会二度毁灭的废墟，却也是阿巴的精神原点与命运终点。他凭一己之力，以“在路上”指向“未到达”，以路之所向示意期待和收获，淡化提醒“失去”的废墟色彩。屡次提到的云雀、菜园、鹿群也为村庄剥去灰色滤镜，使它不再是“无声”废墟。阿巴初回云中村，被云雀视为闯入者，它们不依止于大地，也不视村民为主人，似乎不受地震影响。作为云中村，这里承受着伤亡流散，但作为多重生活空间弥合而成的大地，仍不失生命与未来。阿巴意识到“不只是死了人”，还有野兽，这虽不能减轻失去之痛，却凭借发现重叠于人类空间上的野兽空间，分摊了原本沉沉负在单一生命方式上的苦难。我们感到一个动人心魄的可能：废墟能寻到有别于“失去”的意义甚至力量，而不至于沦为一种空虚、乏力、不可逆转的所指，第二现实也因此得到了塑形。
悲剧感作为底色，在光的幻象里提醒着失去，而阿来在调试一个区间，令后地震叙事同时适宜思考与抒情。作家的创作流淌并无定轨，但阿巴通过搜寻、凝视、挖掘来尝试弥补、逆转废墟的“失去”，担起责任。他复述先祖的神助，忽生哀怜：昔日矮脚人村庄变废墟，今朝轮到云中村，被本族史诗正义化的人祸与逃无可逃的天灾都是无妄之灾。他挖掘埋藏的祭师身份，对照背后那仿佛“无情”的逻辑，当在历史、自然面前接受无妄之灾实属常态。 阿巴搜寻着隐秘或公开的村民史。“第四天”前，他复活自家记忆，也走遍废墟，归还表示念想的遗物。村民拿走旧物是为念想，又怕逝者要用不在手边，便拜托阿巴归还。遗物作为逝者在物质世界的留存，连通了生人与逝者，也连通了阿巴对废墟之下村民史的搜寻与凝视。凝视生成叙事，他也在眼前幻视、想象、重历着废墟的生成，而回忆中人不论生死，不论废墟下、百里外，都成为废墟的一部分。對他人家族史乃至秘密的熟悉，也透出在狭小的村庄生活内部的彼此凝视。“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暗中起效，观察者无法不对被观察者产生影响：阿巴凝视废墟，废墟也凝视着人，双方量级不同的在场使他更似滞留人世的废墟。废墟虽不会变成人，却因他对秘密、历史的发掘、讲述而热闹生动，成为纪念碑，与“失去”保持了克制的距离。“第四月”，阿巴触及观察者的存在及力量，成为废墟一部分的他，发现鹿眼中扭曲怪异的世界，自己也在其中，鹿一眨眼，世界消失，再度睁眼，世界出现。失去了腿不能跳舞的央金，作为地震记忆的遗留与承载创伤的“废墟”，发现村庄如“时间本身一样干净沉着”，更似自然。恐惧与痛苦消失，她幻视失去的亲人等她归来，召回并强化了遗物归位和第二现实的塑形。
两种动荡凝视无限接近却永不能进入废墟：航拍机与热气球。航拍机暗随央金，闯入却遭无视，不被收入眼中世界便无法生成双向凝视，只是搜寻而从未真正进入废墟。中祥巴以坐热气球旁观消失为噱头，邀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参与“那一天”。而阿吾塔毗的冷气流抵住了热气球，使其无法靠近村庄;他从热气球抛下绳子，神山（山神）仍阻止二者连接，成全了祭师与村庄浪漫透顶的私密消失。
村庄消失前，小说将裂缝与修补写在了相邻之处。地质专家提醒村干部注意村子后山的裂缝，敲响搬迁警钟，阿巴等人前去查看。“这回必须看见。他看见了。每个人都看见了。”这条靠他人发现的裂缝唤醒了阿巴的自觉，将人与村庄的命运正式合一，这昭示着必须搬迁、必须失去的泪流满面的凝视，成为阿巴从离开就在回归的序曲。“修补”则藏得很好，乍读之下十分游离。仁钦乡长的危机公关成功挽回了瓦约乡的形象与旅游业，而阿来见证了救灾重建时基层干部、救援人员的劳苦与热血，这不仅是寄托在虚构中的非虚构色彩或艺术化反映，也是全书唯一且纯正的修补。智慧地修补搬离废墟的人们新生活中的裂缝，是对云中村裂缝安慰般的借位修补。
云中村人把死亡理解为从世界上消失，而阿巴借消失进而理解死亡。父亲因爆炸坠江消失，消失在阿巴的概念里成为分离的终极形式，而在发电站滑坡失魂后，终极形式逐渐向忘却偏移。不愿见到云中村消失的阿巴演绎着“观察者效应”，逐家逐户安魂，也寻找鬼魂，在废墟生活中不断回忆、幻视，以频频凝视干预莫测的变化，小心翼翼地托稳了摇摇欲坠的云中村。此类干预并不少见。唐山作家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2017）与四川作家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2015）着迷于书写1990年代，实以地震为幕：张楚书写唐山大地震后的桃源镇小人物的尘埃、光、秘密、强韧的内心世界④;颜歌不敢直面2008年后的四川，虚构平乐镇怀旧，回到从小凝视爱慕的世界⑤。地震这块幕布被遥遥悬挂，被对话论及、年代地域暗示。人持久凝视，使震后的人及其凝视的世界保持着相对可控的状态。
但云中村必将消失，消失的步骤也必被见证与牢记。专家先从地质角度发布消失的结论、阿巴后从信念角度坚持与村庄一同消失。村民搬离，作为生活空间的村庄消失;村庄在新版地图上消失，也在地方志、地理学的层面上消失。“第六天”，阿巴重与裂缝互相凝视，两侧的高低落差形成台阶，成为继续存在与永远消失的分野，而人类痕迹也逐渐消失。与废墟合一的他第一次切身感到云中村与自己必将到来的消失，也弥补着地震时未能陪同众人的缺憾。不过余博士与阿巴共建的理论“大地上所有一切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一种样子”松动了云中村人对消失与死亡、遗忘的捆绑，逐条颠覆了作为结局的“消失”。这也慰藉着幸存者，亲人虽变逝者，但死亡只是另一种存在形式。而村庄消失能阻止堰塞湖出现，进而阻止次生灾害下的无妄之灾，其在视界中被感知的消失——雾气下不可窥见、只可想象，热气球镜头里渐远、不见——也将结局在光谱上推向暖色。这番煞费苦心的干预，也体现了作家书写安魂曲的意图。
二
云中村的消失早有预言，也诱发了神怪想象。啄木鸟愤怒、固执，结局无能为力，使人想到精卫填海。树死之势不可逆转，悲告村庄必变废墟，自然神性力量浮现，却给祭师阿巴带来怀疑、羞辱。他祭问山神为何神树枯死，被地震中止;未完成的通灵呼唤着身份、能力、使命认同的回归。回村之际，他逐家收集将要归位的遗物，“每家人都有人在‘那里’”。云中村因危险的地质状态成为生人禁地、物质废墟，充满创伤回忆，是只有亡魂的失落家园。仅仅到达云中村，便可谓肉身通幽。阿巴自发、自觉、自愿地成功回归，修正着自我怀疑。
祭师身份、能力、使命认同的回归反复、回旋地展开，而非从微处持续渐强达到饱满，这在下文论及小说音乐性时也将提到。小说有意要展现某种递进，却用往复支撑废墟骨架，使文本愈加复杂。直到与云中村一起消失的“那一天”，阿巴仍看看“会不会有鬼魂出现”。在他看来，能见到鬼魂是成功安魂的标志，是对自己精卫般固执的鼓舞，但小说中不曾出现真正的鬼魂显灵。《云中记》无意也无法证明鬼魂存在，却也未将鬼魂想象视作活人间代代接力的空幻念想，逝者所处正是阿巴、央金、仁钦等人以幻视与想象勾勒的叙事之中。
被苦难推作祭师的阿巴若未感受过新旧世界间的地震、未经历水电站一难、未失魂又回魂，也无力承担招魂与安魂的祭师本职。阿来在阿坝山区做过拖拉机手，也做过发电师，这两段经历也被他先后写入小说与阿巴的人生。坠江消失的父亲是村里第一名爆破手，因为村民认为只有可通鬼神的祭师“才能摆弄那些瞬息之间就爆发出巨大力量的爆炸物”。“镇得住”的考量代表了传统世界的鬼神之力可以压制现代化能量，而本能以神力镇住机器能量的使者炸死了自己，“山神力量大，能佑护一方平安”的信念不免开始动摇。 《云中记》进一步将声音的演绎特殊化，于纸内外进行文学与音乐交流的探索，这也启发了笔者从音响、隐喻、对照角度将莫扎特等创作的《安魂曲》纳入讨论，解读小说创作活动及文本，期待与上文讨论形成回响。⑨15世纪晚期以降，追思弥撒曲（missa pro defunctis）逐渐成形成熟，《安魂曲》则为其中的一种。教堂门外的世俗音乐家谱写《安魂曲》，不论是安何人之魂，不论唱词是否给定，不论手法繁简、器乐多寡、织体薄厚，这一创作行为与特定体裁所附加的追思、祭奠、赎罪、祈祷等复杂的宗教意义，使它应该允许被解读为难逃死亡的凡人对过往时间的整理、对生命的歌颂、对死亡的思考、对厘清“消失”的执着、对死后存在的求索。这与意为震后的生者逝者书写“安魂曲”的阿来在内核上高度同频共振。
《云中记》与《安魂曲》的关系写在扉页，《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总在作家心中回响。阿来对《安魂曲》的接受也与他对小说的譬喻“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⑩吻合。小说有着比音乐更具象的语言信息、意境传达与精神观照。音乐语言较抽象，也自成体系，解读作品需要专门学习方可迈过门槛。未经训练的聆听者仿佛只能承受，不能干预，更无从捕捉，也与《云中记》的题目契合。“天经地义”的方言变得无法捕捉眼前的新事物以及阿巴无法见到鬼魂也都是不可捕捉感的磨砺。写小说时因音乐、小说都有不可捕捉之事物，便以援引音乐这一动作引发接受者的想象，从而接力捕捉不可捕捉之事物，填补照顾不周之处。但音响的感知无需学习，是直接、直观的自然之事。不可捕捉时，人可以凭感受去捕捉、塑形，达成聆听与凝视的共有目的——干预。
小说被介绍为“乐章式叙述”，阿来也曾谈到从音乐展开、回旋、呈现、咏叹、完成得到的启发，这在目录可窥见之。11目录三分，第一部分以黑底白字的“第四天”（2013年5月12日）為中轴，对称地完成了“第一天”到“第七天”的慢板死生圆环，其中“第二天和第三天”“第五天和第六天”倍速行进，在慢板内部制造了峰谷的张力。第二部分则是“第一月”至“第六月”的匀速，但这也是由第二部分变速得来，所差无几的篇幅从细说一天变为漫谈一月，是为提速。最末部分只有“那一天”（消失之日），也最突显凝视的庄重复杂。
小说在结构上有其野心与见地。脑内回响或聆听《安魂曲》写作，可以从音响上带来情感的共鸣，随时可以调动情绪、长期处于入戏的高浓度状态，刺激联想与想象之多发，但并不代表作家将与前人错时地跳完同一舞步。在或隐或显的感染下，阿来或有致敬与同行的欲望，却在多重驱动下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也不必从乐理上与小说处处应和。阅读小说比聆听音乐有更为个人化的时间调度，人人阅读速度不一，而音乐流淌是定速的。但阿来并非坐在观众席里写作，借助设备可以反复、变速、挑选，这些回溯性操作生成的叙事超越了线性的体感时间。小说主要线索（音乐主题）的演绎遍布全书，再三呈现，重复或变奏，不断回溯本也有搜寻、挖掘的隐喻，而借此建构作品，不仅是震后人们追思怀忆的投射，也是其结构音乐性的表征。阿巴在废墟中搜寻、凝视、挖掘，将同时段发生的同质故事有先后地呈现与发展，使它们在全书不同小节进入视野。赋格般的写作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捕捉并感受同一个主题在过去、现在、未来共同进行。地块震动的隐喻也对应着对位的可动性，对抗着稳定性，与即将到来的消失共存。
除却阿巴回归，小说又引入山下的纷纭乡事，是为和声。12“第七天”阿巴独自上山，完成五年前的祭山，一人扮演节日里盛装歌唱的村民们，以男声唱问，模仿妇人回答。《安魂曲》选择大管、长号等最似人低语的乐器，配合人影憧憧的合唱，共同演绎仪式中众多生者凝视死者的场景。而阿巴这个幸存的在场者扮演、想象、凝视着众多逝者与不在场生者，“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个人的事情，他只能一样一样认真来过”。他无法与自己和声、无法合唱，不可兼任乐队、合唱团、男声女声，却把共时性演绎变为一个人的接力赛，通过双重表演——扮演扮演村民的祭师——摆脱了第一重表演，变为了真正的祭师。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