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临津门
　　
　　2006年6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生产线选址终于尘埃落定：在与西安、广州和珠海激烈角逐后，天津赫然胜出。
　　资本的逐利性向来敏感，能够将欧洲以外的第一条总装生产线布局在天津,空客公司必定经过战略性的考虑，而这“利”显然与不久前关系天津未来命运的两件“喜事”有着密切关联。
　　3月2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继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后，天津成为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与‘北方经济中心’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代表天津只是北方经济中心之一；而这次国务院去掉了‘重要的’三个字，天津在北方乃至全国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天津市发改委一位官员的观点显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从我国近二十多年的开放发展历程看，每一个区域经济引擎的启动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在“十一五”规划实施之初，提出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而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充分体现了中央解决全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问题的战略意图。
　　当前，国务院给予了天津五项扶持政策，包括将滨海新区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东疆保税港区、进行金融改革试点、扩大建设用地供应、将区内510平方公里范围高新技术产业的所得税税率降为15%等等。这样的扶持力度，可以与中央扶持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力度等同。
　　对于北方经济中心的正身立名，天津兴奋之余更多的是处变不惊的坦然。
　　因为，这只不过是天津又找回了照亮前途的“火炬”，而这个寻找过程则用了漫漫半个世纪。
　　
　　坎坷的历程
　　
　　永乐二年（1404），明在直沽设卫，筑城。明成祖朱棣为纪念“靖难之役”的胜利，赐名“天津”，意谓“天子经由之渡口”。
　　在此前后的七百多年间，今天的天津地区一直担负着首都漕粮河运和海运中枢作用，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天津拱卫京畿的重要性在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860年，天津被正式辟为通商口岸，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这座城市所蕴藏的潜质被激发出来。
　　清朝和民国政府加强对天津社会控制的同时，均在军工、航运、工矿、铁路等领域里对天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投资，从而启蒙和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初，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与工商业发展同步的是金融业的繁荣，1940年代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上汇聚了49家国内外银行和12家国内银行的总部，此外还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天津的金融地位可见一斑；经济的发达加速了人口的聚集，1930年代中期，“若将城郊四乡人口计算在内，达150余万之多，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犹如一位高举火炬的健将，将中国北方从十九世纪引领到了二十世纪。
　　然而，任何一座城市不会永远处于辉煌的颠峰，在快速成长近一个世纪后，天津步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天津继续延续中央直辖市的地位；1958年，被改为河北省省会；河北省会迁到石家庄以后，天津又成为河北省的专区；一年后，再次升格中央直辖市。
　　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显示着天津发展定位的摇摆不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进程。到1980年代，当中国沿海城市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开放大潮中迅速崛起时，天津则显得格外沉默和彷徨。
　　1997年12月，国务院明确了天津的初步定位：“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从半个世纪前的无奈跌落，到九年前“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再到如今“北方经济中心”的崭新定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城市逆中求进的鲜明性格和回归辉煌的强烈冲动。
　　可是，无论从城市自身发展特质，还是与经济腹地的关系，天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样复杂多样。如今，当国家将“北方经济中心”的火炬交到天津手中时，这座被赋予太多希冀的城市如何迈开第一步，令人瞩目。
　　
　　任重道远
　　
　　


　　区域经济学对经济中心的定义是：经济活动的高度积聚，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组织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为外区域提供产品和服务，为腹地提供服务。可见，一个地方要发展成为经济中心，首先自身要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
　　如果将目光再次回投五十年前的天津，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这些特征的闪现。比较之下，近五十年内发生的变化却让天津倍感压力。
　　自1958年起，原属于天津外向型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北方各城市，都纷纷建立大而全的工业体系，作为北方最大消费型城市和天津最为重要经济腹地的北京，很快便成为门类齐全、重工业仅次于辽宁的新兴工业基地。此外，交通格局的改变也大大削弱了天津枢纽中心的地位。大秦和神骅铁路的通车将天津经济腹地范围急剧缩小。港口竞争更为严重，目前环渤海地区港口多达60余个。如今，随着唐山曹妃甸港的加紧建设，天津更感紧迫。
　　不过天津人真正关切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这些纷繁复杂的竞争关系，如何与北京差别竞争、互惠共赢才是当务之急。
　　2006年1月15日，王岐山市长表示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事实上，不再明争“经济中心”的讯息早在2004年11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修编结束时就已显露，当时舆论呈现一片叫好声。
　　“北京如果像华盛顿那样，过去不发展那么大，只是政治中心，那么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定位区别就好办了。现在北京市的各种产业经过几十年发展，规模已经很大了，想不成为中心都难。所以天津只有和北京联手发展，才能打造成为真正的经济中心。”对于京津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室主任魏后凯秉本执要。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上半年，天津生产总值1986亿元，而北京为3538亿元。就经济实力来说，天津目前尚且“底气”不足。就聚集能力看，北京是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全国最集中的地方，而且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全国最多的地方，已有159家在北京落户。
　　好在事物发展从来具有两面性，较大差异性的背后是两座城市巨大的融合面：天津在制造业、航运、物流方面具有优势，北京在商贸、科技、金融方面具有优势，北京和天津的经济发展是可以互补和相互依托的。
　　如今，万事俱备，东风劲渡，天津何时能够让“北方经济中心”的金字招牌名副其实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教授的观点中肯冷静：“虽然天津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但目前的情况是，北京仍然是北方的经济中心，而且，这个位置北京还将保持很长时间，至少10年或者15年。”
　　面朝大海，终有春暖花开时。人们期盼着天津能够在未来的征程上将手中的火炬举得更高，照亮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