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所在村西的一座老房子里。外面是悠长悠长的胡同儿，胡同里住着近十户人家。打开街门，是盖有篷子的过洞。穿过过洞，左拐经过狭小的院子，便进了家门。土炕被拆掉了。光秃秃的地面上，架起三块长木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了。
　　梅初次到我们班时，是一个初春的下午。阳光自逼仄的门缝中射进来，正好照在梅的身上。灰暗的屋子里，梅像舞台镁光灯下的演员，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像秋天树梢的苹果。两条油光的小辫子，一直垂到腰际。末梢各扎一根红颖颖的头绳儿，在墨绿色的棉袄衬托下，煞是新艳。她羞涩地站在那儿，眼睛瞅着地面，双手一会儿交叉，一会儿放在身后，不知放在哪儿才更妥当。来送她的爷爷与老师在门口嘀咕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梅被安排与我坐在一起。噫嘻，我闻到了一股好闻的雪花膏味呢。
　　晚上回家，妈妈告诉我：梅爸17岁从我们村到东北当兵，因表现优秀，首长将女儿嫁给了他。但两人结婚后并不幸福。离婚后，梅妈另嫁他人。梅爸只得将梅送回老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梅都是忧郁的。整天绷着脸儿，很少与我们来往。偶尔说话，也是很好听的口音，像广播里人说的呢。午休时，每位小朋友把自家里带来的麻袋，往地上一铺，便倒地而卧。梅的爷爷也为她准备了麻袋，但她坚决不用。困了，则伏在板子上睡一会儿，梅更是很少上茅厕。因为男女生的茅厕虽然是分开的，但中间只是一截矮矮的石头墙。调皮的男孩，比一比谁尿得远，谁尿得高。一股股热气腾腾的液体，在空中画出一个大大的圆弧，飞过墙头而到达另一边……
　　渐渐的，梅身上的雪花膏味儿越来越淡。终于有一天，这种好闻的气息，我再也闻不到了。而梅上课回答问题，已有一半用老家的口音。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一起打瓦儿，一起去河里抓鱼摸虾，一起去偷生产队的花生。梅的脸上，笑容多了起来，甚至她也说起了满口的脏话，用地道的老家口音。
　　村南有一片茂密的小树林。小树林中间，是一个地瓜窖儿。东、花、梅和我，经常在这里玩“过家家”的游戏。把瓦块儿堆起来当作土炕，捡来玻璃片儿当作锅碗瓢盆，用泥巴捏一个小人当作孩子。花是东的老婆，梅是我的老婆。我和东有时要出去打猎和拾柴，花和梅则在家照顾孩子……
　　小学三年级，老师在讲台上念我的作文：“她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像秋天树梢的苹果。两条油光的小辫子……”我偷偷地瞅了瞅梅。她大概察觉到了我的眼神，一朵红云立即飞上了脸颊。
　　村里的小学只有四年级。五年级，我们便要翻过一座大山，到邻村就读。崎岖而陡峭的山路，两边是黑压压的山峦，或秋天长满玉米的农田。山上会有吃人的狼，会迷惑人的豼子。夏天的暴雨，冬天的大雪，早起晚归的上学路，无疑是恐怖而艰辛的。男孩和女孩似乎并不来往，他们各自结伴而行。梅与花儿往往走在一起。而身后两三百米，肯定有几位男孩。男孩中间，肯定有我。
　　后来，梅爸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梅妈要把梅接回去。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天似乎要塌下来了。那天莫名得冲动，作为班长的我竟然一锤打碎了教室的玻璃窗。那天放学后，我和梅故意慢腾腾地走在队伍的后边。后来，路上只有我们二人。我大胆地拉住梅的手，她并不回绝。梅的手绵软，但手似乎出汗了，凉凉的。我的心蹦蹦跳，梅的心也蹦蹦跳。那天没有一丝儿风，甚至连一只鸟鸣都没有。我听到了田地里麦芽拔节的声音，苹果花开的声音，草儿发芽的声音。
　　临别时，她塞给我一支黑色的自来水笔。笔帽中塞了一个小纸条——“军：祝你的字越写越好！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梅”—那支钢笔是梅爸留给她的。
　　后来，再没有梅的任何消息。我去问过梅爷爷好几回，老人家都伤心地摇摇头。前几年，梅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在北京，在杭州，在济南，在南京，我会冷不丁地看到一个像梅的入。但理性很快告诉我，她不是梅。
　　梅的孩子，应该上高中了。不，如果她结婚早，孩子就该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