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角色会造成严重的人性障碍，角色就成为一种对人的专制

　　现代人的生活讲求速度、效率，分秒必争，在具竞争性的氛围里人很容易迷失自己。18世纪后期，钟表行业勃兴，时钟的分针开始支配人们的时间观念。雇主买断了雇员的工作时间，要求他们在工作时间内专心致志、寡言少语，像机器部件那样高效运转。这彻底改变了以往工作的随意程序。这样的工作令人抑郁，工厂因此难以招募和留住工人。
　　使工人螺丝钉化的最大发明是亨利·福特的组装流水线。每个工人只从事一种无限重复的工作，工作效率极大地提高了，但工作却变得极端琐屑而无意义。谁都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但谁也看不到工作的结果。新的螺丝钉化遭到了新的抵抗。尽管福特付给工人的工资比其他工厂高，但工厂减员却高得出奇。1913年，他每需要补充100名工人，就需要雇用963人。
　　社会学家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在《闲暇的不公平分配》一文中感叹地说：“时钟、厂规、大批的监督人员和其他专门管理人员、严格管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这些增强了对工作纪律的需要……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凡能有其他活法的人，谁愿意当一颗螺丝钉呢？
　　就像工厂“岗位角色”一样，社会角色也是一种人生限制。人们在外力的摆布下被动地扮演自己的既定角色。这个角色规定了他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他们除了一种活法之外，不知道别的活法。
　　萨特认为，“角色化生活”是一种自我欺骗（mauvais foi）。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里写道，“蔬果商、裁缝、拍卖员的舞蹈，要让顾客相信，他们是专心致志的蔬果商、裁缝、拍卖员。怀有梦想的蔬果商是对顾客的冒犯，因为他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蔬果商。社会要求他把自己的作用只是发挥在蔬果商的角色上。这就像一个立正的士兵必須把自己变成一个士兵物件，目光直视，但什么都看不见，也不想看见。要求他的是立正规则，而不是他的个人兴趣：必须注目于‘十步的距离’。有许多劝谕要求我们安于自己的角色。”
　　角色的“仪式性”在于，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遵守规定角色表演的演出脚本。一个店员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伤心的事情，不管他有怎样的个人情绪或感受，也不管他碰到怎样刁钻刻薄、蛮不讲理的顾客，受到怎样的侮辱或伤害，都必须面带笑容，把顾客当作上帝。公务员在上司面前也是一样，他们谦恭有加、巴结讨好、阿谀赞美，都是在按照早已为他们安排好的演出脚本扮演自己的角色，若有逾越，后果自负。扮演这样的角色与他们是不是在心里觉得憋屈、羞愧、瞧不起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有不这么做的自由选择。无数为角色而活着的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自我欺骗之中。
　　角色是在扮演者和看客的互动中维持的。角色需要扮演者按演出脚本限制自己的自发行为，也需要看客（顾客、领导、公众）以角色的行为标准要求他。当一个“好店员”，这既是顾客对店员的要求，也是店员对自己的要求。其标准是在各种挑选、评比、奖惩过程中不断加强的。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角色变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人戏不分。这种条件反射的表演把每个表演角色的人变成了一个“物件”。
　　角色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谁有权力，谁就可以用物件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有兴趣的别有兴趣。遇到事情别打听，别传话，别议论，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别多管闲事。
　　美国心理学家戈尔曼（Daniel Goleman）对此批评道，强制性角色会造成严重的人性障碍，进而“屏蔽人们的急迫感觉和强烈关心，这时候，角色就成为一种对人的专制”。角色也成了他的全部和宿命。他被成功诱导，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角色。在一个自由意识淡薄的社会里，这样的欺骗和自我欺骗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