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隔三个月后，我时常还能想起刚抵达开罗的那个下午，和一个犹太男人坐在埃及歌剧院的后院里喝咖啡，跟他展开的那场荒诞的对话。
“有这么个穷困的男人——我们叫他Chocolate Man（巧克力男人）好了——他有一个女儿，每天都让他下班后带巧克力回去。可是他太穷了，没有钱买。等到女儿生日那天，女儿还是这么要求，他决定去商店偷。”他说。
在盗窃现场，犹太人碰到了Chocolate Man，并且目睹了他把三块巧克力放进自己包里，“他和我说了自己为什么要偷东西，我当然同情他，可是偷窃是不对的。于是我们争论起来。”
争吵声引来了老板，犹太人灵机一动，告诉老板自己是一个魔术师，会变魔法，如果变得好，请求老板送他三个巧克力。老板答应了。
犹太人当着老板的面，一个接一个地把三个巧克力吃完了，老板傻了眼，犹太人接着把Chocolate Man手里的三个巧克力拿了出来，笑着说：“嗨，巧克力在这儿呢！”
最后，他免费吃了三个巧克力，老板额外送了他三个巧克力，事情圆满解决。
犹太人反复跟我强调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最后问我：“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了你什么？”
我有点莫名其妙，“嗯……如何机智地做好事？”
他似笑非笑，没有给我答案。
我想不起當时为何说到这个故事，以及后面我们如何继续聊天。这个犹太男人出生于亚历山大港，外出求学多年后，在两年前来到开罗开始他的学术研究。
他和开罗一样，以一种没头没尾、混乱却自成体系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大学学习的埃及历史，绝大多数已经忘记，只剩神秘而浪漫的金字塔和尼罗河，构成我的埃及想象。
初到开罗，我坐在没有开空调的出租车后排，被眼前纷扰的市井所吸引。虽然是晴天，天色却不明朗，街上到处可见土黄色的清真寺，司机随处一指，就说：“这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那个更久，估计有四五百年。你看那个新一点的，是最近才修好的。”
热风不时随着车身的移动灌进车内。进入闹市区，扬起的尘土逼我关掉了车窗，让司机开空调。汽车沉闷的喘息声、行人毫无顾忌的说话声，还有司机热情四溢但我只能听懂一半的英语，填满了我和这个陌生城市之间的缝隙。
这里是市中心，周围全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欧式建筑，外墙大多已变成土灰色。我就住在闹市内转角处的一栋，破旧不堪，一把吊扇悬在旋转楼梯间，吱呀转动着，只有一束光从背后射进来，下面四层似乎都是仓库，顶层改造成了小旅馆，倒是别有洞天。
我没打量太多，放下行李之后，一头扎进楼下的热闹里。
“街头的交通比以前更为密集繁忙，甚至也更歇斯底里。即使隔着酒店客房的双层玻璃，我们仍然再次领教了窗外那一片尖锐刺耳的交响大合奏：司机的怨骂怒斥、汽车喇叭的长鸣、发动机的啸叫与咆哮。这就是开罗沸腾生活的背景音律。”（威廉·戈尔丁《埃及纪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984年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游开罗时如此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这座城市的喧嚣有增无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罗代表了埃及。这个看起来幅员辽阔的国家，适宜居住的地区不到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海南岛的大小。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了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光开罗的人几乎就占了国家的五分之一。
这座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有一种魔力，仿佛要把每个人都吸入，变成它热烈的一部分。不需要背包，拿一个塑料袋，买一份《金字塔报》，过马路笃定而不仓皇，那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开罗人了。
显然我不像，一路招来了好多搭讪者。“你好！”“Chinese？（中国人吗？）”“Welcome to Cairo！（欢迎来到开罗！）”
一旦搭腔，他们就会秀几句中文，“来了多久？”“去金字塔吗？”“住在哪里？”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有的追了我一个街区，只为递一张传单。无外乎让你购买他们的商品，去他们的店面，或者坐他们的车、住他们的酒店。
繁忙的人群和焦躁的汽车时常在街上对峙，互不相让。交通灯作用甚微，没有人行道，只要错过和人群一起过马路的时机，你可能会瞪大眼睛在原地手足无措好几分钟。堵车是家常便饭，与此同时，急切的埃及人会让汽车喇叭声一直伴你到深夜。
我就是在犹犹豫豫过马路时，遇到了犹太男人Jacob的。
他看我一脸惊慌的样子，见怪不怪地对我笑了一下，说：“跟着我。”他皮肤黢黑，身材瘦高，跨起步子来轻快得很，我三步作两步才跟得上他。怕他又是一个推销者，未敢多言。
Jacob自称在开罗做语言老师，同时又是埃及艺术协会的志愿者，还在搞自己的研究，见我要走去尼罗河，热情地说带我过去。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热心人，并未向我推销任何商品。
Jacob对遍布城里的掮客的厌恶程度远超过我，他认为这些人败坏了埃及的国际形象。“你千万不要相信路上任何叫你去住酒店的人。”他一脸认真，“我敢肯定他们会给你开高价。”
得知我路上已经被好多人发过传单后，这位新开罗人仿佛肩负起了带我看最原始、最本土开罗的使命，于是在歌剧院喝完咖啡后，他又领我快速穿梭于他熟悉的街巷间，准备带我吃一顿饭。
他强调我们吃的koshali（一种意面、米饭和各种豆类的混合食物，十元人民币左右一份）是本地人才有的待遇，如果我一个人去，价格一定会不一样。
有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担忧有点过头。于我而言，那些不厌其烦的掮客也是埃及的一部分，和想象中一个古国该有的沉稳相比，这种试图从游客身上赚钱的急切，或许反而更贴近当下埃及的真实。
但Jacob不以为然，他教了我两句阿拉伯语，一句是“我来自中国”，另一句就是“我TM不是一个游客”。
“嗯，你可以告诉我车站在哪个方向吗？”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我是开罗大学的学生，家就住在金字塔附近，正好要回去。”一路说着，跟他下桥，过马路。他跟我吐槽了好一会儿这些拉客的当地人。最后快到公车站时，他终于承认：“说实话，我家里也有人在经营骆驼生意……”
当然，接下来免不了十几分钟的纠缠。公车终于来了，他并没有跟我上车回家，而是折回了地铁站，准备去“迎接”下一拨搭乘地铁来到的游客。
在吉萨金字塔附近，我宛若一台移动提款机器。景区周围，大人纠缠着你骑骆驼、骑马、买纪念品，小孩则拉住你要钱、要食物。
阳光炙烤着地面，不时有动物和汽车从面前奔过，掀起阵阵尘土。看到金字塔的那一瞬间的震撼和感动，在捂着鼻子四处寻找住处的过程中消失殆尽。连商店都煞费苦心：那些“开罗香水博物馆”、“吉萨文化艺术中心”的，并非真正的博物馆、艺术馆，不过是吸引游客的另一种手段。
这里有两个门，一个是骑骆驼走的后门，馬夫会直接把你带到沙漠中的一座山坡上，从这里俯瞰三座金字塔群，例行公事拍完照后，再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附近拍照。另一个门，则是摆脱完所有掮客后可以找到的正门，当然，只要是步行进去，里面还会有更多的马夫纠缠你。
三座金字塔的保存境况都非常糟糕。我没有想过可以如此随意亲近这个人类的奇迹工程：没有栏杆，没有安保，没有统一管理，旁边“禁止攀爬”的标语显然起不了任何警示作用，游客们爬上爬下。
我们的马夫说，曾经有段时间埃及政府安排了保安监督，但由于金字塔太大，一座至少需要十个人去看守，一个人每月至少要支出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的工资，人力成本太高，于是没过多久就放弃了这一举措。
金字塔脚下的大石头风化严重。墓内绝大部分宝贝都被转移到埃及博物馆内。进去后，门口的当地人会跟着进来，主动讲解，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索要小费。
金字塔附近，牵着骆驼的埃及人走来走去，四处招揽生意。如果说金字塔是古老埃及的象征，那这个场面能代表如今埃及的一种模样：不稳定的政局，贫困造成的贪婪，人们都忙着挣钱，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到文明的古韵的遗失。
回到住处，酒店老板热情地把我叫到旁边的香水商店里。他先是让店员去拿两瓶啤酒，然后神神秘秘地说，要送我一个很棒的礼物。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喝点啤酒，休息一下，我去拿礼物。”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手里拿着卷莎草纸，慢慢摊开，并没有解释画里的内容，而是两手用力扯了扯这张纸，来证明它不会搓烂，能保存很久。
老板身体厚实，穿着一身商务装，手里拿着翻盖皮套包裹的苹果手机，圆圆的眼睛不时转来转去，和他聘请来的那位前台摩登女士一样（她是我在埃及见到的最时尚的女性，不裹头巾，完全西式打扮），言语极尽友好。
“这幅画你去外面买，要好几十欧呢。”他重新把莎草纸卷好，接着拿出手里的另一张A4纸，上面是一段Booking评论。“跟我保证，你回家之后，一定要在Booking或TripAdvisor上帮我写点评，就照着上面的写。”
然后，他让我拿着那张纸，并要求我一字不落把内容读了一遍。
“没必要读啦，我知道写评论的。”我说。
“来，看看。”他不依不饶，几乎是带着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内容是夸赞他这里的设施，以及老板为人友善，多么慷慨大方，“向我承诺，一定要写，好吗？”
我只好点了点头，想尽快摆脱他。
这件事交代差不多后，他叫来了香水店的女老板。女老板跟他一样，发福的身体挤满了紧身的裹裙，自称是一名医生，两侧墙上五颜六色的香水都是她亲手用草药配置的，于是另一波推销上演。
这些香水闻起来极为廉价，在往手臂上试了蓝色、黄色和乳白色三种之后，我再也分辨不出其余的区别了，问了一下价格，几乎都要好几百人民币一瓶。
老板见我兴趣不大，一挥手，让他的店员包了一小瓶蓝色的，一定要送给我。末了，他又不忘补上一句：“一定，一定要记得评论哦，我把你当作家人。”他不容置喙地指了指我手中的那张纸，“切记切记，你可以给我保证吗？”
答应完他的各种叮嘱后，我走出来松了口气。那卷莎草纸和那瓶香水，我没有带走，因为那天酒店的晚餐昂贵得让我瞠目结舌。
自然，完美的评论最后都没有写。
戈尔丁游览埃及时，无数次表达了“失望”“后悔”的情绪，其对埃及的看法，无可避免地烙上了西方文明视角的烙印。可是这种失望并非西方人才有，我也有，埃及本地人也有。
如印度作家高希在埃及做田野调查时的感受一样，我和当地人也都在西方意义上文明进步的坐标下相互打量。我们的祖国都曾拥有过世界上先进的文明，都曾遭遇过侵凌，很多时候，我们都理所当然地把传统的、非西方的元素视为落后，把现代化视为进步。在对现代化的热切追求中，人们不可避免会对当前的“落后”产生羞耻感，我也没有办法称颂其“原生态”和“淳朴”，这里亦没有人掩饰他们对富裕和进步的渴望。
“埃及”在阿拉伯语中是一个古老的词语：Masr（玛斯鲁），而我们使用的“埃及”这个名字，其实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英语单词Egypt，和欧洲其他语言一样，都源于希腊语Egyptos。
高希认为，表面上，“埃及”和“玛斯鲁”是一个意思，但鉴于《圣经·出埃及记》中对埃及“黑暗”的描写，西方视野下的“埃及”这个词语，寓意并不善良，它蕴含着西方国家对埃及的一种贬低。（阿米塔夫·高希《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中信出版社，2016年） 世界各地的游客、西方遗留的痕迹，并没有让开罗人对外来世界习以为常。迷失在开罗街巷时，我能感受到投在我身上的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他们大多很羞涩，想跟你互动，但又等你主动开口，当我用现学的阿拉伯语说“你好，我来自中国”时，他们就开心地簇拥过来，争抢着跟我拍照合影。
后来在面对埃及人的友善时，我无意识的“现代化进步观”，突然变得有意识起来。我有意回避这种现代化的约定俗成，想抛开“他们很穷，所以一定只想从我们身上赚钱”、“他们生活的环境很糟糕，所以一定懒惰”等成见。
第一次坐开罗地铁时，由于上车太过匆忙，上去后才看到拥挤的车厢内全是男性，他们齐刷刷地用诡异的眼神瞪着我，我心下一惊，意识到自己可能走到男性车厢内了。此前在安曼时，青旅里的日本人告诉我：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挤埃及地铁，女生很容易遭到侵犯。
在异性黑压压目光的注视下，确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一边四下打量周围的人，尽量避免碰到任何一位，一边想着要不要下一站换个车厢。
旁边的小哥热情地跟我搭讪，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并问他自己是否走错了车厢。
“没有，没有男性（车厢），这就是普通的（车厢）。”他笑着，努力用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向我解释。
我放下心来，至少自己没有侵犯到这个国家可能会有的一些禁忌，“那请问科普特区在哪里下车呢？”
他并不明白英文的科普特区是指哪里，直到我向他展示了手机上的阿拉伯文字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告诉我要转两个站。下车时，他见我在人群中和阿拉伯语的标志间摸不着北，干脆下来，陪我走到了换乘处。地铁站里这样的热心，我遇到了好几次。
离开科普特区时，我在地铁站又遇到了一位埃及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我比划着跟她们沟通，然后照惯例合照留影。后来在翻译软件的帮助下，我得知大女儿还在读高中，她们对我是谁，为何一个人出现在埃及充满了疑问。
即便只有如此简短浅层的沟通，我下车时，她们也表现出强烈的不舍，大女儿还跟我行了贴面礼，仿佛我是从她们家里离开的客人。
从这个层面看，埃及人显得亲切又乐于助人，和此前兜售东西、纠缠游客的埃及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完全是两个极端。
有时，你在他们心目中只代表着生意，贩卖给你的纪念品无比昂贵。但另一方面，市场里热心的小伙子会免费送你一个橙子吃，小孩子一路跟随你，不过是想不断地跟你拍照合影。
若打开开罗地图，视线往南，你会注意到一片被称为“科普特区”的地方。所谓科普特区，是指埃及基督教徒的聚集处。这里是开罗曾经的中心，也被称为旧开罗（Old Cairo）。
那座建于公元112年的宏伟的罗马要塞——巴比伦要塞——依然有少许遗址矗立在科普特博物馆前（此巴比伦非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不过是同一个名字罢了）。两千多年前，尼罗河直接从要塞旁边蜿蜒而过，河水孕育了附近的商业和都市，使之成为彼时中东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公元641年，阿拉伯军队就是从这里征服埃及的，并建了座新城，称福斯塔特（Fustat）。三个世纪后，公元969年，新的入侵者法蒂玛家族从突尼斯进军埃及，建立了法蒂玛王朝，权力中心至此从福斯塔特转移到了往北十几公里的地方，即如今的开罗。
就环境而言，福斯塔特和开罗的伊斯兰区并没有太大差别，破败的泥巴房，惨淡的纪念品商店，一切都笼罩在昏黄的色调和尘土中，黯然失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千多年前，福斯塔特是当之无愧的贸易中心。通过高希描写的一位12世纪商人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彼时市集上交流的货物之丰富，来自东非、南欧、西撒哈拉、印度、中国和印尼等地，是“（12世纪）全球最富裕、最具世界性的一个城市的核心”。
曾经的繁荣和现今的萧索无疑让人感慨万千，我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现存的一系列中世纪早期的宗教建筑遗址。除此之外，福斯塔特像消退的尼罗河河水，了无痕迹。
地铁站边，这片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一度坐落着二十多座教堂，如今中国游人参观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科普特博物馆和旁边的悬空教堂。
巴比伦要塞遗址外，还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叫本伊兹拉犹太教堂，它是在一座4世纪的基督教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使其出名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这里曾经发现了25万多份的基尼扎（Geniza，希伯来语意为“存放处”）文件。
在当时的犹太社区内，为了防止书面形式的对上帝的亵渎，他们会把所有文稿放置于教堂内部，而保存文档的内室就被称为基尼扎。按照当时习俗，基尼扎内储存的材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销毁，但不知何故，本伊兹拉教堂内的基尼扎却从未清理过，于是越积越多，一直到1890年教堂改建时才全部浮出历史水面。
這些文稿包含了各种合同、信件、账目、协议等，为研究11-13世纪北非犹太社区的生活，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如今的本伊兹拉教堂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爬上一个高台，就能进入它内部。圆形的穹顶下悬吊着一个繁复的水晶灯，前方是一个祭坛，周围则是会众坐的长凳。
17世纪以来，随着埃及的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它渐渐失去自己的主权。和殖民侵略一起来的，还有很多欧洲的学者，基尼扎的文稿先后被运往了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被席卷一空了。
埃及保存了这段北非犹太的历史记录近一千年，最终却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尽管市区内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并存，但在这个以伊斯兰为主体文化的国家，犹太代表的另一种文化依然是少数。
吃完饭后，我和Jacob坐在街边的Ahawa里，他给我叫了杯热茶，四周则挤满了悠闲地吸水烟、喝咖啡的当地人。我问他为何开罗人看起来都很悠闲，“他们不用工作吗？”
“他们当然要工作，但一般下班时间都挺早。”Jacob没有说下去，显然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多大兴趣，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跟我聊聊自己的研究课题。
他没有详细说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可以看出来的是，和普通的埃及人相比，他去了更多的国家，取得了更高的学位，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开罗对他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站点，他也不是很愿意用“埃及人”来定义自己。
Jacob从兜里摸了根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这时祈祷的呼唤声又响了起来，他没有任何反应。我看着街上向清真寺涌去的人，觉得旁边的他既像个当地人，又像个外来者。
傍晚，我摆脱了周围的埃及人，一个人坐在尼罗河畔的长椅上，眼前是一对倚靠在河岸栏杆的情侣的背影，对岸粉蓝天空下开罗塔只有轮廓可见，反而有了些许浪漫。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地方，就算河畔的五星酒店也变得平民化，没了富丽堂皇的气息。城市的噪音从桥上方传来，和微风一起，不时惊起尼罗河上阵阵波纹。
白天，我漫无目的地飘在这个城市里，热情地跟每一个迎向我的人微笑，英语单词一个个混乱而飞快地从我嘴里蹦出来，没来由地兴奋。
然而此刻，我坐在尼罗河畔，仰望着这座陌生而又瞬间熟悉的城市，白天的“药效”已过，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木椅上没了生气。手里黑色塑料袋里放的草莓已经有些溃烂，我干脆拿起用手拍了拍，直接往嘴里塞，酸酸的。
我把相机收了起来，这个塑料袋或许让我看起来像是开罗本地人，没有人再来搭讪我。
想起初到那天，我随意逛完后疲惫地回到青旅，跟前台的小哥抱怨：“实在受不了了，开罗太吵闹了，我觉得我要被各种声音和人群淹没了。”
他笑了笑，觉得我太大惊小怪，“你会习惯的，然后你会爱上它。”
离开那天，我从人头攒动的市场里穿出来，好不容易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没开一会儿，出租车就被后面的一辆车追尾了。
我坐的是一辆挺新的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问他为什么，他一边着急地对前面的车辆按喇叭，一边耸了耸肩，说：“Welcome to Cairo（欢迎来到开罗）。”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有这么个穷困的男人——我们叫他Chocolate Man（巧克力男人）好了——他有一个女儿，每天都让他下班后带巧克力回去。可是他太穷了，没有钱买。等到女儿生日那天，女儿还是这么要求，他决定去商店偷。”他说。
在盗窃现场，犹太人碰到了Chocolate Man，并且目睹了他把三块巧克力放进自己包里，“他和我说了自己为什么要偷东西，我当然同情他，可是偷窃是不对的。于是我们争论起来。”
争吵声引来了老板，犹太人灵机一动，告诉老板自己是一个魔术师，会变魔法，如果变得好，请求老板送他三个巧克力。老板答应了。
犹太人当着老板的面，一个接一个地把三个巧克力吃完了，老板傻了眼，犹太人接着把Chocolate Man手里的三个巧克力拿了出来，笑着说：“嗨，巧克力在这儿呢！”
最后，他免费吃了三个巧克力，老板额外送了他三个巧克力，事情圆满解决。
犹太人反复跟我强调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最后问我：“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了你什么？”
我有点莫名其妙，“嗯……如何机智地做好事？”
他似笑非笑，没有给我答案。
我想不起當时为何说到这个故事，以及后面我们如何继续聊天。这个犹太男人出生于亚历山大港，外出求学多年后，在两年前来到开罗开始他的学术研究。
他和开罗一样，以一种没头没尾、混乱却自成体系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开罗式“搭讪”
大学学习的埃及历史，绝大多数已经忘记，只剩神秘而浪漫的金字塔和尼罗河，构成我的埃及想象。
初到开罗，我坐在没有开空调的出租车后排，被眼前纷扰的市井所吸引。虽然是晴天，天色却不明朗，街上到处可见土黄色的清真寺，司机随处一指，就说：“这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那个更久，估计有四五百年。你看那个新一点的，是最近才修好的。”
热风不时随着车身的移动灌进车内。进入闹市区，扬起的尘土逼我关掉了车窗，让司机开空调。汽车沉闷的喘息声、行人毫无顾忌的说话声，还有司机热情四溢但我只能听懂一半的英语，填满了我和这个陌生城市之间的缝隙。
这里是市中心，周围全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欧式建筑，外墙大多已变成土灰色。我就住在闹市内转角处的一栋，破旧不堪，一把吊扇悬在旋转楼梯间，吱呀转动着，只有一束光从背后射进来，下面四层似乎都是仓库，顶层改造成了小旅馆，倒是别有洞天。
我没打量太多，放下行李之后，一头扎进楼下的热闹里。
“街头的交通比以前更为密集繁忙，甚至也更歇斯底里。即使隔着酒店客房的双层玻璃，我们仍然再次领教了窗外那一片尖锐刺耳的交响大合奏：司机的怨骂怒斥、汽车喇叭的长鸣、发动机的啸叫与咆哮。这就是开罗沸腾生活的背景音律。”（威廉·戈尔丁《埃及纪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984年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游开罗时如此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这座城市的喧嚣有增无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罗代表了埃及。这个看起来幅员辽阔的国家，适宜居住的地区不到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海南岛的大小。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了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光开罗的人几乎就占了国家的五分之一。
这座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有一种魔力，仿佛要把每个人都吸入，变成它热烈的一部分。不需要背包，拿一个塑料袋，买一份《金字塔报》，过马路笃定而不仓皇，那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开罗人了。
显然我不像，一路招来了好多搭讪者。“你好！”“Chinese？（中国人吗？）”“Welcome to Cairo！（欢迎来到开罗！）”
一旦搭腔，他们就会秀几句中文，“来了多久？”“去金字塔吗？”“住在哪里？”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有的追了我一个街区，只为递一张传单。无外乎让你购买他们的商品，去他们的店面，或者坐他们的车、住他们的酒店。
繁忙的人群和焦躁的汽车时常在街上对峙，互不相让。交通灯作用甚微，没有人行道，只要错过和人群一起过马路的时机，你可能会瞪大眼睛在原地手足无措好几分钟。堵车是家常便饭，与此同时，急切的埃及人会让汽车喇叭声一直伴你到深夜。
我就是在犹犹豫豫过马路时，遇到了犹太男人Jacob的。
他看我一脸惊慌的样子，见怪不怪地对我笑了一下，说：“跟着我。”他皮肤黢黑，身材瘦高，跨起步子来轻快得很，我三步作两步才跟得上他。怕他又是一个推销者，未敢多言。
Jacob自称在开罗做语言老师，同时又是埃及艺术协会的志愿者，还在搞自己的研究，见我要走去尼罗河，热情地说带我过去。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热心人，并未向我推销任何商品。
Jacob对遍布城里的掮客的厌恶程度远超过我，他认为这些人败坏了埃及的国际形象。“你千万不要相信路上任何叫你去住酒店的人。”他一脸认真，“我敢肯定他们会给你开高价。”
得知我路上已经被好多人发过传单后，这位新开罗人仿佛肩负起了带我看最原始、最本土开罗的使命，于是在歌剧院喝完咖啡后，他又领我快速穿梭于他熟悉的街巷间，准备带我吃一顿饭。
他强调我们吃的koshali（一种意面、米饭和各种豆类的混合食物，十元人民币左右一份）是本地人才有的待遇，如果我一个人去，价格一定会不一样。
有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担忧有点过头。于我而言，那些不厌其烦的掮客也是埃及的一部分，和想象中一个古国该有的沉稳相比，这种试图从游客身上赚钱的急切，或许反而更贴近当下埃及的真实。
但Jacob不以为然，他教了我两句阿拉伯语，一句是“我来自中国”，另一句就是“我TM不是一个游客”。
“金字塔”商业
当我以为已经对开罗式“搭讪”产生免疫时，前往吉萨金字塔的路上又遇到了新招。坐地铁抵达吉萨站时，我把Jacob的建议铭记于心：不要搭理任何跟你说话、试图帮你指路、想套近乎的人。在我甩掉了所有跟上来的人之后，旁边一位年轻人跟我走了同一个方向，他说：“你是去金字塔的吧，不要相信他们，你可以自己坐公车去的。”“嗯，你可以告诉我车站在哪个方向吗？”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我是开罗大学的学生，家就住在金字塔附近，正好要回去。”一路说着，跟他下桥，过马路。他跟我吐槽了好一会儿这些拉客的当地人。最后快到公车站时，他终于承认：“说实话，我家里也有人在经营骆驼生意……”
当然，接下来免不了十几分钟的纠缠。公车终于来了，他并没有跟我上车回家，而是折回了地铁站，准备去“迎接”下一拨搭乘地铁来到的游客。
在吉萨金字塔附近，我宛若一台移动提款机器。景区周围，大人纠缠着你骑骆驼、骑马、买纪念品，小孩则拉住你要钱、要食物。
阳光炙烤着地面，不时有动物和汽车从面前奔过，掀起阵阵尘土。看到金字塔的那一瞬间的震撼和感动，在捂着鼻子四处寻找住处的过程中消失殆尽。连商店都煞费苦心：那些“开罗香水博物馆”、“吉萨文化艺术中心”的，并非真正的博物馆、艺术馆，不过是吸引游客的另一种手段。
这里有两个门，一个是骑骆驼走的后门，馬夫会直接把你带到沙漠中的一座山坡上，从这里俯瞰三座金字塔群，例行公事拍完照后，再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附近拍照。另一个门，则是摆脱完所有掮客后可以找到的正门，当然，只要是步行进去，里面还会有更多的马夫纠缠你。
三座金字塔的保存境况都非常糟糕。我没有想过可以如此随意亲近这个人类的奇迹工程：没有栏杆，没有安保，没有统一管理，旁边“禁止攀爬”的标语显然起不了任何警示作用，游客们爬上爬下。
我们的马夫说，曾经有段时间埃及政府安排了保安监督，但由于金字塔太大，一座至少需要十个人去看守，一个人每月至少要支出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的工资，人力成本太高，于是没过多久就放弃了这一举措。
金字塔脚下的大石头风化严重。墓内绝大部分宝贝都被转移到埃及博物馆内。进去后，门口的当地人会跟着进来，主动讲解，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索要小费。
金字塔附近，牵着骆驼的埃及人走来走去，四处招揽生意。如果说金字塔是古老埃及的象征，那这个场面能代表如今埃及的一种模样：不稳定的政局，贫困造成的贪婪，人们都忙着挣钱，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到文明的古韵的遗失。
“记得写个好评”
回到住处，酒店老板热情地把我叫到旁边的香水商店里。他先是让店员去拿两瓶啤酒，然后神神秘秘地说，要送我一个很棒的礼物。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喝点啤酒，休息一下，我去拿礼物。”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手里拿着卷莎草纸，慢慢摊开，并没有解释画里的内容，而是两手用力扯了扯这张纸，来证明它不会搓烂，能保存很久。
老板身体厚实，穿着一身商务装，手里拿着翻盖皮套包裹的苹果手机，圆圆的眼睛不时转来转去，和他聘请来的那位前台摩登女士一样（她是我在埃及见到的最时尚的女性，不裹头巾，完全西式打扮），言语极尽友好。
“这幅画你去外面买，要好几十欧呢。”他重新把莎草纸卷好，接着拿出手里的另一张A4纸，上面是一段Booking评论。“跟我保证，你回家之后，一定要在Booking或TripAdvisor上帮我写点评，就照着上面的写。”
然后，他让我拿着那张纸，并要求我一字不落把内容读了一遍。
“没必要读啦，我知道写评论的。”我说。
“来，看看。”他不依不饶，几乎是带着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内容是夸赞他这里的设施，以及老板为人友善，多么慷慨大方，“向我承诺，一定要写，好吗？”
我只好点了点头，想尽快摆脱他。
这件事交代差不多后，他叫来了香水店的女老板。女老板跟他一样，发福的身体挤满了紧身的裹裙，自称是一名医生，两侧墙上五颜六色的香水都是她亲手用草药配置的，于是另一波推销上演。
这些香水闻起来极为廉价，在往手臂上试了蓝色、黄色和乳白色三种之后，我再也分辨不出其余的区别了，问了一下价格，几乎都要好几百人民币一瓶。
老板见我兴趣不大，一挥手，让他的店员包了一小瓶蓝色的，一定要送给我。末了，他又不忘补上一句：“一定，一定要记得评论哦，我把你当作家人。”他不容置喙地指了指我手中的那张纸，“切记切记，你可以给我保证吗？”
答应完他的各种叮嘱后，我走出来松了口气。那卷莎草纸和那瓶香水，我没有带走，因为那天酒店的晚餐昂贵得让我瞠目结舌。
自然，完美的评论最后都没有写。
现代化语境下的埃及
戈尔丁游览埃及时，无数次表达了“失望”“后悔”的情绪，其对埃及的看法，无可避免地烙上了西方文明视角的烙印。可是这种失望并非西方人才有，我也有，埃及本地人也有。
如印度作家高希在埃及做田野调查时的感受一样，我和当地人也都在西方意义上文明进步的坐标下相互打量。我们的祖国都曾拥有过世界上先进的文明，都曾遭遇过侵凌，很多时候，我们都理所当然地把传统的、非西方的元素视为落后，把现代化视为进步。在对现代化的热切追求中，人们不可避免会对当前的“落后”产生羞耻感，我也没有办法称颂其“原生态”和“淳朴”，这里亦没有人掩饰他们对富裕和进步的渴望。
“埃及”在阿拉伯语中是一个古老的词语：Masr（玛斯鲁），而我们使用的“埃及”这个名字，其实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英语单词Egypt，和欧洲其他语言一样，都源于希腊语Egyptos。
高希认为，表面上，“埃及”和“玛斯鲁”是一个意思，但鉴于《圣经·出埃及记》中对埃及“黑暗”的描写，西方视野下的“埃及”这个词语，寓意并不善良，它蕴含着西方国家对埃及的一种贬低。（阿米塔夫·高希《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中信出版社，2016年） 世界各地的游客、西方遗留的痕迹，并没有让开罗人对外来世界习以为常。迷失在开罗街巷时，我能感受到投在我身上的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他们大多很羞涩，想跟你互动，但又等你主动开口，当我用现学的阿拉伯语说“你好，我来自中国”时，他们就开心地簇拥过来，争抢着跟我拍照合影。
后来在面对埃及人的友善时，我无意识的“现代化进步观”，突然变得有意识起来。我有意回避这种现代化的约定俗成，想抛开“他们很穷，所以一定只想从我们身上赚钱”、“他们生活的环境很糟糕，所以一定懒惰”等成见。
第一次坐开罗地铁时，由于上车太过匆忙，上去后才看到拥挤的车厢内全是男性，他们齐刷刷地用诡异的眼神瞪着我，我心下一惊，意识到自己可能走到男性车厢内了。此前在安曼时，青旅里的日本人告诉我：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挤埃及地铁，女生很容易遭到侵犯。
在异性黑压压目光的注视下，确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一边四下打量周围的人，尽量避免碰到任何一位，一边想着要不要下一站换个车厢。
旁边的小哥热情地跟我搭讪，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并问他自己是否走错了车厢。
“没有，没有男性（车厢），这就是普通的（车厢）。”他笑着，努力用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向我解释。
我放下心来，至少自己没有侵犯到这个国家可能会有的一些禁忌，“那请问科普特区在哪里下车呢？”
他并不明白英文的科普特区是指哪里，直到我向他展示了手机上的阿拉伯文字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告诉我要转两个站。下车时，他见我在人群中和阿拉伯语的标志间摸不着北，干脆下来，陪我走到了换乘处。地铁站里这样的热心，我遇到了好几次。
离开科普特区时，我在地铁站又遇到了一位埃及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我比划着跟她们沟通，然后照惯例合照留影。后来在翻译软件的帮助下，我得知大女儿还在读高中，她们对我是谁，为何一个人出现在埃及充满了疑问。
即便只有如此简短浅层的沟通，我下车时，她们也表现出强烈的不舍，大女儿还跟我行了贴面礼，仿佛我是从她们家里离开的客人。
从这个层面看，埃及人显得亲切又乐于助人，和此前兜售东西、纠缠游客的埃及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完全是两个极端。
有时，你在他们心目中只代表着生意，贩卖给你的纪念品无比昂贵。但另一方面，市场里热心的小伙子会免费送你一个橙子吃，小孩子一路跟随你，不过是想不断地跟你拍照合影。
遗失的“少数”文明
若打开开罗地图，视线往南，你会注意到一片被称为“科普特区”的地方。所谓科普特区，是指埃及基督教徒的聚集处。这里是开罗曾经的中心，也被称为旧开罗（Old Cairo）。
那座建于公元112年的宏伟的罗马要塞——巴比伦要塞——依然有少许遗址矗立在科普特博物馆前（此巴比伦非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不过是同一个名字罢了）。两千多年前，尼罗河直接从要塞旁边蜿蜒而过，河水孕育了附近的商业和都市，使之成为彼时中东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公元641年，阿拉伯军队就是从这里征服埃及的，并建了座新城，称福斯塔特（Fustat）。三个世纪后，公元969年，新的入侵者法蒂玛家族从突尼斯进军埃及，建立了法蒂玛王朝，权力中心至此从福斯塔特转移到了往北十几公里的地方，即如今的开罗。
就环境而言，福斯塔特和开罗的伊斯兰区并没有太大差别，破败的泥巴房，惨淡的纪念品商店，一切都笼罩在昏黄的色调和尘土中，黯然失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千多年前，福斯塔特是当之无愧的贸易中心。通过高希描写的一位12世纪商人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彼时市集上交流的货物之丰富，来自东非、南欧、西撒哈拉、印度、中国和印尼等地，是“（12世纪）全球最富裕、最具世界性的一个城市的核心”。
曾经的繁荣和现今的萧索无疑让人感慨万千，我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现存的一系列中世纪早期的宗教建筑遗址。除此之外，福斯塔特像消退的尼罗河河水，了无痕迹。
地铁站边，这片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一度坐落着二十多座教堂，如今中国游人参观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科普特博物馆和旁边的悬空教堂。
巴比伦要塞遗址外，还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叫本伊兹拉犹太教堂，它是在一座4世纪的基督教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使其出名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这里曾经发现了25万多份的基尼扎（Geniza，希伯来语意为“存放处”）文件。
在当时的犹太社区内，为了防止书面形式的对上帝的亵渎，他们会把所有文稿放置于教堂内部，而保存文档的内室就被称为基尼扎。按照当时习俗，基尼扎内储存的材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销毁，但不知何故，本伊兹拉教堂内的基尼扎却从未清理过，于是越积越多，一直到1890年教堂改建时才全部浮出历史水面。
這些文稿包含了各种合同、信件、账目、协议等，为研究11-13世纪北非犹太社区的生活，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如今的本伊兹拉教堂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爬上一个高台，就能进入它内部。圆形的穹顶下悬吊着一个繁复的水晶灯，前方是一个祭坛，周围则是会众坐的长凳。
17世纪以来，随着埃及的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它渐渐失去自己的主权。和殖民侵略一起来的，还有很多欧洲的学者，基尼扎的文稿先后被运往了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被席卷一空了。
埃及保存了这段北非犹太的历史记录近一千年，最终却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尽管市区内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并存，但在这个以伊斯兰为主体文化的国家，犹太代表的另一种文化依然是少数。
吃完饭后，我和Jacob坐在街边的Ahawa里，他给我叫了杯热茶，四周则挤满了悠闲地吸水烟、喝咖啡的当地人。我问他为何开罗人看起来都很悠闲，“他们不用工作吗？”
“他们当然要工作，但一般下班时间都挺早。”Jacob没有说下去，显然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多大兴趣，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跟我聊聊自己的研究课题。
他没有详细说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可以看出来的是，和普通的埃及人相比，他去了更多的国家，取得了更高的学位，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开罗对他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站点，他也不是很愿意用“埃及人”来定义自己。
Jacob从兜里摸了根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这时祈祷的呼唤声又响了起来，他没有任何反应。我看着街上向清真寺涌去的人，觉得旁边的他既像个当地人，又像个外来者。
“欢迎来到开罗”
傍晚，我摆脱了周围的埃及人，一个人坐在尼罗河畔的长椅上，眼前是一对倚靠在河岸栏杆的情侣的背影，对岸粉蓝天空下开罗塔只有轮廓可见，反而有了些许浪漫。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地方，就算河畔的五星酒店也变得平民化，没了富丽堂皇的气息。城市的噪音从桥上方传来，和微风一起，不时惊起尼罗河上阵阵波纹。
白天，我漫无目的地飘在这个城市里，热情地跟每一个迎向我的人微笑，英语单词一个个混乱而飞快地从我嘴里蹦出来，没来由地兴奋。
然而此刻，我坐在尼罗河畔，仰望着这座陌生而又瞬间熟悉的城市，白天的“药效”已过，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木椅上没了生气。手里黑色塑料袋里放的草莓已经有些溃烂，我干脆拿起用手拍了拍，直接往嘴里塞，酸酸的。
我把相机收了起来，这个塑料袋或许让我看起来像是开罗本地人，没有人再来搭讪我。
想起初到那天，我随意逛完后疲惫地回到青旅，跟前台的小哥抱怨：“实在受不了了，开罗太吵闹了，我觉得我要被各种声音和人群淹没了。”
他笑了笑，觉得我太大惊小怪，“你会习惯的，然后你会爱上它。”
离开那天，我从人头攒动的市场里穿出来，好不容易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没开一会儿，出租车就被后面的一辆车追尾了。
我坐的是一辆挺新的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问他为什么，他一边着急地对前面的车辆按喇叭，一边耸了耸肩，说：“Welcome to Cairo（欢迎来到开罗）。”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