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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川河中游的峪口镇南村,远远向东望去,一排排由匈奴人修建的土城墙高峻耸立在黄土高坡上,千年不倒,似乎在向后人展示自己的坚强毅力和诉说这里的历史风云变幻及曾经的辉煌。
从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后圪洞的一条小巷上去,来到左国城遗址,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有黄土塬,分内外三套城墙。内城呈长方形,外城则随地形变化环抱内城。西至北川河,东沿山脊线而建,北临土桥沟,南抵界沟。构筑取土方式为外挖内筑。外挖是指在城墙外侧下挖壕沟,沟中的土夯筑在内侧而形成墙体,可构筑成有效的聚落屏障。西面虽地势低平,但由北川河和吕梁山河汇聚在一起的河流环绕,很容易构筑成有效的聚落屏障。城内部分城垣、马面及角楼遗存清晰可辨,可以勾勒出这座以匈奴“左部帅,建汉国”之意而命名的左国都城的轮廓和规模。该城居高临下,可谓城坚地险,从军事地理和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堪称吕梁北川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据文献记载,该城址始筑于战国,称皋狼邑,秦、汉时置皋狼县,东汉时,匈奴南单于庭设于此,始称左国城,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曾定都于此。战国的皋狼邑位于遗址的中部偏西,汉代的皋狼县和晋代的左国城是在战国皋狼邑的基础上扩建的内外套城与东城。城址东高西低,平面因地形呈不规则形。由时代不同的两部分构成:一为战国皋狼城址,平面呈梯形,东西长约504-600米,南北宽约127米,基宽约13.7米,顶宽约6米,残高1.5-7.2米。墙体夯筑,夯层厚0.09-0.10米,城门不详;二为汉代皋狼县城和左国城址,又分为内、外、东三城。内城沿用战国皋狼城形制,外城平面呈喇叭形,东西长594-720米,南北宽206-570米,夯层厚0.04-0.12米。墙体上部有修补痕迹,夯层最厚约0.16米。南墙外有马面1座,东墙偏南有1个豁口,当为城门。东城实际是于外城之外加筑的几道防御墙体,其中北城墙之北有城墙1道,马面2座。东城墙之东有与之平行的城墙2道,最外一道墙偏北处另有弧形遮挡墙3道。由于古城的形制特殊,为适应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军事防御措施需要,加之西边和南边有北川河和吕梁山河流,当时河水量大、水位高、水流急,利用河水可作为护城的自然屏障。城址从地理位置上看为“两河夹一山”,其独特地势完全符合古代先人选择战略要地的“风水”取向。远眺城周的南、西、北三面地势开阔,唯古城之东被黄土丘陵环绕。故城最外围周长为4315米。
左国城是我国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早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人建设的第一座都城遗址。经考证,遗址城墙为“三合土”即:由黏土、沙子和石灰组成的夯土墙体。黏土有黏结度,河沙可增加强度和抗压力,石灰可增强抗雨水冲刷侵蚀的能力。用以上三种材料按一定比例搅拌起来,加水混合,再加上传统夯筑工艺,就会互相黏合在一起,墙体干燥后坚固异常。这种方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行业。砂,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左国城遗址脚下吕梁山河流、北川河流的沙子丰富,遍地都是,材料来源广泛。黏土矿物,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铝,左国城遗址地为高岭土,可就地取材。熟石灰,即氢氧化钙,南村界沟后山就是石灰岩山,取材方便。明朝《天工开物》也有相关的记载。这种土在《天工开物》中就被称为“三合土”。《晋书》中有“蒸土筑城”的记载,很有可能是指将采集到的石灰岩高温烧灼成生石灰后,再将生石灰加水形成熟石灰的过程(生石灰加水放出大量热量,一时间会蒸雾冲腾)。这种高温烧灼石灰的技术至今仍在这里应用。南村一闫姓老板曾在左国城北城墙边古代烧灼石灰的遗址上重建过烧灼石灰窑,生产经营熟石灰,且由此积累经验,创办了今天的新星集团冶炼公司。由此,大体可以确定,1700年前的左国城就是采用“三合土”为材料筑城,有的城墙中还发现有一定量的烧土制品碎渣(如红烧土碎片陶粒、瓦砾、砖渣等)。这几种材料混合并加水,经夯打后其强度更有显著提高,而且在耐防潮方面也有很大优越性。可见先人的筑墙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匈奴人用自己的技术与方法,将三合土筑城的历史比传统认为的三合土建城产生于明代早了一千多年。
据《永宁州志》记载:“道光十三年岁歉,峪口镇山崩,压死居民无数。”然这些城墙却岿然不动,说明该城墙的稳定性相当坚韧。
经实地考察和南村几位长者的共同研究,得出用三合土建筑夯土城墙的几个步骤:
1.夯打地基。首先需在选址上挖深地层约三米以下,而后在地基土壤中加入一定量的烧土和石灰,每一夯层厚5-7cm,用石夯或木夯头分层密集夯实,经夯打后的地基可以增加土的承载力,能够提高建筑物的稳定性。而且在耐防潮、抗湿陷方面也有很大优越性,坚实异常。
据当地几位老人介绍,左国城南地下曾发现整齐的条石,可想而知,因南面为河流,匈奴人为了防止洪水浸泡及城墙根基不受河水冲刷的影响,在临河筑墙时,以条石为基础,以砖和夯土为墙身。
2.木板围拢,三合土夯实。在夯实的地基上把厚木板或木杆立于墙的两侧做成筑墙模盒,宽10到20米左右,將三合土按比例搅匀、加水混合,而后一层一层放进模盒里再加以夯实,使泥土“站立”起来;随后把木板或木杆上移,再放土层、再夯实,层层向上……一直达到预定的高度为止,最后的一道工序是把墙面铲平。这样的原材料经过夯实,会互相黏合在一起,干燥后坚固异常。
这种由木版模盒拢土、分层夯实的夯土墙,也因其工艺特点被称作“版筑墙”。
夯土墙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夯土墙被大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孟子曾经说过:“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其中的“版筑”说的就是夯土这一技术。
修筑夯土墙并不意味着落后和不经意。秦代的万里长城,汉代的两万里长城,长达近万里、被称作“界壕”的金长城,大多数地段也都是这样的夯土墙。这种构筑方式尽管很原始,但省工合理,很容易构筑成有效的聚落屏障。即便是到了中国长城修筑顶峰时期的明代,也不过是在夯土墙外面又包上了一层砖,其基本性质依然故我。
这座至今仍矗立在吕梁山北川河畔的古城遗址不知浸透着多少筑城人的生命和鲜血。传说,匈奴人在修建左国城墙时对质量要求相当严格,且残忍暴虐。筑城竣工之后以铁锥刺城检验工程,锥人一寸,便杀掉筑这段城墙的城工役夫。据南村任建国老人讲:“1964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时,南村在政府大造平原的号召下,将左国城的西城墙推倒后,发现墙里面有两具相对而立且用三道扁铁绑身的人体骨骼。这有可能就是当时因修筑城墙被杀并筑墙中的城工役夫。”随水草而四处为家的匈奴人不恋土,但野蛮凶残的苛责却不知残害了多少筑城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有了令今人不可思议的夯土筑城之举。当年的左国城“城高十仞,基厚二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砺刀斧”。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剥蚀,其坚固程度仍令人惊叹,当地村民从城墙上顺夯土层切下土块砌筑房屋,其坚固程度竞不亚于现在的砖。
土的另一个形态是砖、瓦,泥土过火烧成砖或瓦,但终究是土的转化。人常说“秦砖汉瓦”。其实在秦代砖的使用并不普遍,整齐划一的条形砖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早期砖称“甓”,一般用于达官贵族墓室的砌筑,甚少用于筑墙。据当地村民讲:在南村瓦子里(地名),村民在修建房屋时曾挖出了排列整齐的瓦垛,说明当时在修建左国城时这里是一个烧制瓦的地方。我们在考察时也发现了规格为31cm*19cm的普通瓦和带有花纹的滴水瓦及兽头瓦当式勾头瓦。还发现了规格为39cm*19cm*7cm的长方形砖和31cm'31cm*5.5cm的四方形砖。这都是左国城的建城实物。
左国城的部分“马面”(城墙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凸出的一段)及城垣下方还发现了排列整齐的洞。经笔者查阅古籍,这应该是“虎落”留下的桩洞。
“虎落”最初指篱笆,成语有“虎落平阳被犬欺”。但“虎落”这个词语在最初指篱笆,用来保护城邑或营寨。《汉书·晁错传》曾记载“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都要设置“虎落”。
原来这些桩洞里原本插满了削尖的木桩,一旦敌人想进攻城墙落入,就会被扎到。除了“虎落”,同时等待敌人的还有从高达十几米处的马面上扔下的石头(又叫擂石)、射下的箭,定让那来犯之敌有来无回。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9月,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起兵反晋,建立汉国(前赵)之后,这里战马嘶鸣,狼烟滚滚。就是这座坚固的城墙,像一名卫士,挺起胸膛抵挡住敌军的马踏刀砍、箭雨纷飞;守城的匈奴人不惧司马腾派遣的几万军队黑云压城,英勇战斗,使这座孤城成为北川大地上一座完整、坚固的战斗堡垒。
2006年左国城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物,它又担负起了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唐杜甫诗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对这段古城墙,我更愿把它看作是匈奴派来的一位“使者”。虽然它的民族及所在的朝代早已不在,但仍忠于职守,跨越时空坚守岗位。通过自己的存在,保持着现代和历史的联系,为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和地理、军事等历史提供了佐证,同时提醒今人,不要忘了历史上那个强悍民族和所发生的那些事,从而从历史的进程中悟出今后应走的道路。
左国城是一座历史文化纪念碑,先后繁华了2500多年,是我国匈奴民族建设的第一座古城,历史文化信息丰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对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可提供多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具有重大的考古意义。它的兴衰反映了我国历史民族融合的变迁,可成为研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建筑艺术、环境变迁、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基地,既可以满足游客觅奇猎古、回归历史、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也可以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在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希望能着眼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集国家之力、社会之力,保护好这座古城墙。左国城城墙如今虽然被当地农民耕种围困,但其雄姿犹在,随着方山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开发建设,这一古老的“匈奴故都”或将重现昔日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