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新物理学等无数新学科诞生，“知识爆炸”了，信息时代降临了，大众文化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领域，于是当今时代也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知识分子异常活跃的时代。然而20世纪以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命运异常曲折的时代，从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民族救亡运动，知识分子最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知识分子又经历了“反右”、“文革”这段历史上的残酷命运，然后转入新时期，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来审视历史和现状，投入到以大众文化为潮头的复杂的文化洪流里。在这百年沧桑巨变中，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一直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充当着时代的发言人和开拓者，他们是时代真正的代表。今天我们探讨知识分子写作的现象和主题，可以说亦是对中国百年来文学内核的重要梳理。
　　
　　每一个以文学为使命和命运的人，没有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但是，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写作？这些问题不仅是缠绕在今天文学家们心头上的云雾，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无数次文学对话和争论——它们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围绕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写作这些主题来展开和结束的。而今，在知识分子写作重镇的上海，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年的学者型作家格非和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香港作家董启章一起畅谈知识分子写作，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别开生面的新鲜视角。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
　　格非：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的普及非常的迅速，到了今天一个人即使不读大学，他也可以通过阅读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这个世界非常多的东西，一个人通过自学也可以建立很好的知识系统，这样的话在大学里我们原来说的知识分子的界定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但是我觉得今天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仍然是有意义的，比如我就认为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具有某种超越性。什么叫超越性呢？今天的写作者，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境遇在为自己说话，我只代表我自己——我过得很好，我说一番话；过得不好，又说另外一番话——完全不去了解、理解别人。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分成不同的格局，互相打来打去，目前知识界系统的混乱非常厉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包容对方，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大家知道在1930年中国大陆有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就是社会式讨论，比如说这个社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中国应该向哪个方面发展，那个年代组织讨论的人首要的前提是希望不同观点的人都来发表意见，进行一个真正的“讨论”；可是这样的讨论到了今天越来越狭窄化了，每个人属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价值系统，大家互相攻击对方的短处，这个对立性越来越严重，但是无益于讨论的深入。
　　我个人要强调的一点是，不管是做研究还是文学创作，我觉得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性”：你要超越自身的处境来讲话，不要仅仅从自身出发，比如我是个穷人，我就讨厌一切有钱人，我如果是有钱人就让穷人全部滚蛋，逃出我的视线，这样的情况就很糟糕。我认为文学也好，知识也好，带来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使我们超越自身狭隘的对境遇的理解，让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和学习来了解和理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使我们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样的诉求，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里面特别需要强调的部分。
　　
　　董启章：格非只是大我三岁，但是他是我的前辈了，我是2009年跟格非一起在美国任职的，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那时候常常跟格非聊天，他当时谈了很多关于文学、也有关于中国现在的状态、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当时我听到他说了很多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的担忧，也听到他谈到他写作的计划，就是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之后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我看到了这本书，记得读完的时候是深夜的一两点，然后我整个晚上睡不着。因为里面很强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状态，里面有很大的悲哀，但这不是一个理学上的悲剧这么简单，而是非常真实地把现在社会的问题落实到小说里面这些平凡的人身上。虽然主角是个诗人，但也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老百姓，这个诗人的身份在这个小说里面不是很受尊敬的，他被他的太太骂作一个废人，所以这个小说是非常生活化的，反映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但是慢慢就会看到周围的事件都跟他有联系，我觉得格非写的人物是跟他特别近的——我不是说男主角就是格非，但是也有非常近的地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立场，但是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它，而他想隐居起来也不行，事情都发生在他的周围，他有孩子，孩子要上学……里面也有一些问题不是他能够逃避的，后来越来越发现更加悲哀的事情，所以我读这本书是非常沉重的感觉。
　　《知识分子论》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基本的观点，是关于知识分子是怎么鉴定的，就是他要在权力的面前说真话。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这个“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格非的书就有这种“真”在里面，就是没有必要去回避，没有必要去说好听的话，把自己眼睛能够观察到的现实，曾经经历过的现实是怎么样的，用最真的态度去表现出来。不过说到文学，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你要表达“真”的东西，却要通过虚构，通过一个“假”的来做到，因为小说怎么说都是假的，是想出来的，本来是没有的，所以真跟假的互动是非常微妙的——怎么样通过一个假的虚构去说出一个真的现实，我觉得这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精髓。
　　俄国的理论家巴赫金有一本书，我看的是英文版，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在英文里“责任”跟“回应”的根源是同一个词。在英文里通常有人跟你说话、有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做出一个回应，就是respons；而责任是responsbility。我由此联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不正是应该把对时代对社会的“回应”作为自己的“责任”么，对社会的问题做出的回应，对时代的弊病做出回应，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格非：说到“回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过于频繁地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既从自己的境遇出发，又难以克制自己的冲动——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回应”也变得困难，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于是大家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举动让自己的声音发表出来。这个可能在大陆不太明显，但是去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就非常明显了，这个世界里充斥了大量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说话。举个例子，我开了四五年的车，我开车的时候喜欢听收音机，我记得小时候觉得收音机非常美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节目，让我听得入迷。但是我在最近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发现节目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音乐消失了，所有的项目被打得很碎，最多的是主持人在说一些很无聊很低级趣味的话，就算等一下放了一首歌，还没放完主持人又插话进来聊天了。可是虽然话说得多了很多，节目却更不好听了，因为他们的话越说越直接，越说越没有内容。我觉得很多的话需要通过某种寓言，通过打比方，通过很复杂、幽暗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我通过小说来表达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们可以说话，可以通过理论来表达，但是更多的是通过经验，通过感受性的东西。我个人更喜欢小说的方式，文学的方式，或者诗歌的方式。
　　
　　这个时代还存在知识分子写作么
　　董启章：意大利小说家卡尔唯诺，他有一本小说叫《树上的男爵》，是一个想象性的小说，说的是一个少年还没有继承他爸爸的爵位，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弄了一些蜗牛要给他吃，他非常不愿意吃，就爬到树上去了，后来他不再从树上下来，就生活在树上了——但是他的周围环境是有很多树的，他可以从一棵树到另外一棵树。这是一个反叛的表现，他要有一个独立性，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家里有很多的规矩，他也知道有一天他要继承父亲的爵位，就会有很多事情要求他去做，所以他反叛的方式是爬到树上不再下来。但这不代表他不关心树下面的事情，他在上面，但是同时也在参与下面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本质意义就是在说知识分子的状态：知识分子希望保持一点距离，不应该直接参与到整个世界的事务里面去，而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但他也不应该脱离社会，他用自己的方法参与到里面去。
　　小男爵的这个状态当然非常理想了，但是这个小说后面也有一个比较悲观的结局，就是说到很多年以后，这个区很多树都给砍掉了，慢慢的就没有树了，所以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男孩，爬到树上去，以他的角度来参与这个社会了。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树了，大家都要在“下面”挣扎。这就好比格非的三部曲，我看了以后就觉得之前两部小说的背景和现在的第三部已经有距离感了。格非之前的两部可能就是在树上写的，写到最后这一部的时候，树没有了，身处的环境不同了，要在地上写这部小说了。格非，我很想知道你会不会特别痛苦呢？
　　
　　格非：卡尔唯诺这个“树上”的比喻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比喻——树没有了之后，你只能在土地上生存。不仅是我，今天来说整个知识界、整个大学制度都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人文，大家都在衰退，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光环在今天已经不在了。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去看知识分子，所以卡尔唯诺的预言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董启章问我在写第三部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确实是，我会故意地把它和第二部的距离拉开。比如，如果把故事设置成发生在文革，那时候我自己已经有记忆了，所以我肯定会正面地去描述文革，但是这个我不能去忍受，所以我把它往前推。我在写第三部的时候一直在调整状态，确实也非常痛苦。我为了写这个作品很多次回到我的老家，也访问了很多的人，比如说律师，我去了很多律师事务所了解他们怎么打官司，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通常怎么处理。当然诗人的生活我比较了解，小说里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房地产商人，还有黑社会，这些我不了解，但是我希望了解。有一个朋友跟黑社会有关系，我也通过他去了解黑社会的状况，了解了以后，感觉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所以在写的过程中确实有一种痛苦。
　　但是怎么化解这种痛苦呢？所以我若干年前在构思《春尽江南》的时候觉得一定要写一个诗人，我至少可以通过诗歌的方式让小说里面有一些安慰性的东西，要不然这个世界让人太不能忍受了。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这个世界感受的丰富性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在今天我也很尊重诗歌，我有很多朋友是写诗的，他们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尊敬的。诗歌在今天是没有很多利润的，写小说相对来说更容易，而诗歌要花费全部精力，同时又没有什么前景，所以诗人对世界的回应是很复杂的。我把主角写成一个诗人，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一些相对有机的部分，能够重新来召回文学或者诗歌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正因为如此，文学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我觉得它能帮助我们，它可能不能帮你分到房子，不能帮你赚钱，但是在很多关键的部分可以支持你。我觉得诗歌的力量和文学的力量是召唤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