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案之后，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一直比较低调。11年前冒着极大风险帮助天津大邱庄被害人讨回公道并将红极一时的禹作敏送进监房的田文昌律师，曾一度被称为是平民律师代表。但近年来，田律师似乎更多的是为巨贾、贪官和恶霸辩护，以至于去年刘涌案后，他在互联网上被评为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之首。田文昌认为，这恰恰是对律师这一职业理解上的误区
　　
　　我学法律、做律师非常偶然，甚至到了而立之年，我还完全没有这个打算。但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中有太多的选择是自己无法把握的。
　　我初中刚刚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我也开始了漫长的下乡生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我已经30岁了。当时大家都热衷于理工科，但我就是对数学、物理提不起兴趣。1980年，我越格考取了西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开始学习法律。1983年毕业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两年后开始做兼职律师。
　　虽然是歪打正着，我的律师之路却颇为顺畅，几场官司下来，就已经在国内小有名气当时我还是兼职律师。但实际上，我此前最大的梦想是做音乐家，我从小学开始学小提琴，到初中毕业已经拉了7、8年，还曾做过业余乐队的指挥，但阴差阳错，音乐家的梦想没能实现。
　　梦想虽然破灭了，但我想我保留了艺术家的热情奔放，律师本應该是冷漠沉稳的，这两种性格在我身上兼而有之。也许是由于矛盾的性格使然，我特别愿意接那种有冤情的案子，或者难度较大、在证据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有分歧的案子，很简单的案子我一般不接。
　　我因此打了一些有争议的案子。透过人们对这些案子、特别是刘涌案的议论，可以看出律师这一行业在国内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我经常强调，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是律师的基本职责。但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批判，他们认为律师应该以维护正义为第一位。在具体的案例中，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利益，特别是维护“坏人”的利益很容易惹人非议。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误区，律师的职责定位就要求他忠实地依照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维护正义。职能定位是一个行业的根本，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即使是最简单的劳动，都应该有非常清楚的职业定位。打个比方，任何一个擦皮鞋的，都不会把鞋刷子往客人脸上擦，从这一角度来看，律师的职业定位在中国还不如擦皮鞋的清楚。
　　我目前的梦想，也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的律师制度建设能够尽快建立、完善起来。律师是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行业，它在西方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律师的作用有所减弱，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律师的雏型，中国古代的诉师的只是代笔写状子，没有法庭上的诉讼权力。真正意义的律师只出现了短短的25年时间，目前也还在探索之中，如律师到底有哪些权力，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在立法中明确。
　　西方律师实际上主要代表的是私权利，维护公民个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设立律师制度，就是为了制约政府的公权，以维持公权的稳定和正确行使。所以私权和公权既冲突又一致，而中国如何处理这一关系还需要探讨。
　　目前国内律师行业的现状，跟经济建设的发展很不协调，人们都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没有律师是不行的。
　　当然，制度建设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消极等待。毕竟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历史层面，在制度上应该主动的去借鉴、吸取发达国家的成熟作法。
　　与制度相比，观念的转变更为重要，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忙于到各地讲学、研讨，就是希望包括律师行业本身在内的社会各个行业一起来关注、推动律师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