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要为民做主

来源 :百家讲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yingyi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元璋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就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百姓居住。华亭县的地方官也很快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國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粮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官员们吓了一大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兌现。于是,官员找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朱元璋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那么后来明朝的房价高到哪种地步了呢?弘治年间,南京的房价奇高,秦淮河畔的一间房能卖到600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主意。
  《玉堂丛语》中记载,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叫谢铎,他手下有三十多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三十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开掉,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
  与谢铎相比,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下属们盖住房。
  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他们的下级就更不用说了。但好在这两位官员能急大家之所急,让他们的下属都能住上房,进而避免了一些因房子而来的问题。想必在这两位官员的带领下,地方政绩应该不会太难看。
其他文献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是,他更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他一辈子有多爱书,从陈丹青作的油画《国学研究院》就能看出来:  画中,陈寅恪是五位大师中唯一手持道具的人,而这个道具就是几本书。陈寅恪在画像中都不忘抱上几本书,可见他对书的喜爱。  陈寅恪爱书爱到什么程度?他身边的人是这样说的。  大师吴宓在1919年的日记里写道:“哈佛中国学生,读
晋武帝即位之后,始终对弟弟司马攸提防有加,加上他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有人遂提出立司马攸为皇太弟,这更增加了晋武帝对司马攸的忌恨。在司马攸生病时,晋武帝派太医前往看病,太医自然领会他的意思,对外宣布说司马攸没病,不用吃药。司马攸有病不能医,很快就死了。  晋武帝自感做了对不起司马攸的事情,因此对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冏还是很好的,到晋惠帝的时候,司马冏既是执掌中枢的机要人员,又是统率禁军的高级军官。后来
古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以,孩子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尤为重要。胡适在自传中回忆母亲冯顺弟时曾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优秀的母亲,懂得尊重孩子。  胡适的父亲早亡,胡适的母亲既是慈母,也是严父。但她从不在人前教育孩子,胡适做错了事,她从不当面斥责,而是等到晚上安静时,关上房门对胡适进行指正或必要的
17世纪初的荷兰是个不折不扣的欧洲大国,它打赢了前霸主西班牙,垄断了东印度和日本的贸易权,征服了巴西大部分领土,占领了加勒比海各岛屿,并且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阿姆斯特丹。  光明的未来让全欧洲的冒险者和他们的资金都不约而同地涌向这片热土,荷兰不可避免地发起了“高烧”,这种高烧的表现就是“郁金香泡沫”。  郁金香作为一种当时刚刚被引进欧洲的观赏性花朵,除了能在贵族少爷追女孩时派上点儿用场外
民国时期,山东济南城内有处著名景点珍珠泉,泉水从地下涌出时如同一串串珍珠,煞是好看。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句话就将珍珠泉封到了省政府内,以方便自己紧张工作之余,随时观赏,调剂心情。省政府门口每天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慕名而来观泉的老百姓只能站在省政府门外,昂首张望,有时逗留久了,卫兵还会前来驱赶:办公重地,焉能喧哗?  山东省第一师范有位学生,生性是个愣头青,加上书读得有点儿多,成了书呆子。他坚持
1938年,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傅斯年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学生的信。这封信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受关注的原因是傅斯年在信中痛骂自己小心眼,没有胸怀……  事情还得从他的学生杨向奎说起。杨向奎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他在北大读书时,曾是傅斯年的学生。抗战爆发时,杨向奎从日本留学归来,赴甘肃任教。傅斯年对这位跑到大西北的学生十分挂念,可战火连绵,通联受阻,二人断了联系。  这一年,时任民国
秦可卿是贾蓉之妻、贾家的重孙媳,贾母认为她极妥当,“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公婆拿她“当自己女孩儿似的待”,她和贾蓉“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连凤姐也和她相交甚厚,秦可卿这样的少奶奶生活表面上看似完美,细看却不是那么回事。  秦可卿的父亲官职很小、“宦囊羞涩”,她嫁入宁府,从门第上说算是高攀了。贾府是个人人“见人下菜碟”的地方,连本家的两个姑娘到府里玩两天,贾母还得特意吩咐一番,怕人们因为嫌贫爱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中频频出现枪战和打斗,甚至把地下工作者演绎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  而且地下党在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搞暗杀之类的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
“法礼之辩”(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古人,因为古代经常发生于法不容、于情可宥的案件(比如为亲人复仇)。历朝历代都曾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法礼之辩”,每次都争论激烈,难以统一意见。仅仅有唐一代,就有两则典型案例。  唐开元十九年(751年),监察御史杨汪奉命前往川中嶲州(今四川西昌),因有人举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军款。杨汪在路上被张审素的党羽劫持,张审素的党羽当着杨汪的面杀死
明孝宗弘治年间,有个叫满仓儿的女孩。她的父亲是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千户,按说,这个级别军官的工资并不是很低,应当足以养家糊口,但不知何故,他却弄得生活没法维持。满仓儿的父亲思来想去,打算把满仓儿卖掉。主意一定,他立即找到一个姓张的老妇,要她出面替自己卖掉满仓儿。  这张老太把满仓儿卖给了一个姓张的乐妇(歌妓)。此后,满仓儿被一卖再卖。先是张姓乐妇把她转卖给一名乐工(掌管音乐的官吏),继之,这名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