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

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qqmyquanqs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文学史料作为去今不远的精神文化积淀,它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料之间存在着难以切割的内在关联。如果说古代文学史料是它隔代承续的一种“流”,那么现代文学史料就是其前后连贯乃至一脉相承的一种“源”。而从自身的现实发展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史料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曲折过程,在此期间,呈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当代“前三十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其史料塑形僵硬单一,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政治史料文本与文本的政治史料;在当代“后三十年”,因“意识形态重构”以及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促成,它从史料的生产与存在、内容与形式,到对史料研究的思维与范式、问题与方法等,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转换与调整。
其他文献
北宋熙丰时期的吏治体系改革是一次国家经济能力扩充和吏治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其学理根源来自于王安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的养士观念,而背后的经学基础则是《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通过政府的顶端设计与规划,搭建良性循环的财政体系,将官吏纳入国家财富生产、汲取与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级胥吏发放俸禄,并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同时增设祠禄官作为官员的淘汰退出机制等种种手段,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增强其在经济中的统筹管理能力,降低总体管理的成本。其目标是通过吏治体系建设,使“公私一体”,以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所关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化、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丰富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我国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理论体系,即从王权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历史,力图抓住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和主题、主旨、主线,揭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玄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密码”,清除阻碍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暗礁巨垒。王权批判理论
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①。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际,愿以此小文为之祝贺,并就教于学界同人。
信仰是以精神或物理客体为载体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念,与信仰者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认同是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在微观层面上的环节,在"自我延伸"中,使自身置身于"整个安全体系的关系之中",具有信仰意蕴。共识是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在宏观层面上的环节,作为"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具有信仰意蕴。信仰确立在认同趋向信仰的过程与共识趋向信仰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民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信仰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性质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作为意识对象的体现为"人的类特征"的生命过程在社会意识中积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中国在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利益进一步扩展。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本身涉及的地域广阔、国家众多,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沿线各国禀赋和认知态度差异巨大,相关大国和国际社会舆论反应不一以及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经验不足等原因,中国有效维护海外权益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明显增加。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完善这一战略的顶层设计、制定海外利益维护的预警方案、不断凝聚相关大国的共识、提升沿线国家的安保能力、传播和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国际维权经验,切实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实现与沿线国
财产关系是贯穿马克思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长达四十余年历程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他的贡献,他更注重的则是把握和理解这一现代社会"斯芬克斯之谜"的思路和方法。《神圣家族》的思考表明: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突破,但局限性仍然存在;而以埃德加尔·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由于思维方式的错位对此几乎毫无贡献;而马克思在二者基础上较为清晰地阐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点和思路。尽管较之于后来的《资本论》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属于起始点上的,但是从中所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特征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五色文化是深入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视角。古人在遵循色彩现象的自然属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赋予自然色彩现象以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象征寓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建构。可以说,五色文化的形成是人类“与天地相参”的典型产物;五色象征符号的形成与运用,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政治思维的形成机制、思辨特征、实践途径、演变轨迹等问题都能从五色符号的形成与运用中得到解答。而五色政治符号从形成到逐渐消解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在天人关系中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主导
柯尔施通过追问“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持有一种革命性立场,代表的是新阶级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它表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都可溯源于“劳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并不是抽象的一般劳动,而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核心,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获得了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
在布迪厄对康德美学进行猛烈批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美学”这一术语的合法性:巴迪欧提出“反美学”,舍费尔采用分析美学,利奥塔重谈崇高,他们都对“美学”这一陈旧的名号展开攻击,因为美学话语似乎要取代艺术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对“美学”的不满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然出现。美学也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要对艺术品取而代之,相反,正是因为美学的存在,艺术方能被识别。历史上识别艺术的体制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影像的伦理体制,第二种是艺术的再现体制,第三种是艺术的审美体制。美学的出现正是一种新的艺术识别体制的诞生,其
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了中心一边缘结构,这一结构中不仅包含着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依附关系,而且,这些方面的依附也反映在或表现为或根植于智力依附。在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虽然知识分子在“殖民地”、“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以及“和平发展”等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但在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方面,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正是知识分子,成为边缘国对中心国智力依附的桥梁,或者说,边缘国的知识分子推动了和实施着其国家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其实,出于国家和民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