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北宋熙丰时期的吏治体系改革是一次国家经济能力扩充和吏治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其学理根源来自于王安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的养士观念，而背后的经学基础则是《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通过政府的顶端设计与规划，搭建良性循环的财政体系，将官吏纳入国家财富生产、汲取与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级胥吏发放俸禄，并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同时增设祠禄官作为官员的淘汰退出机制等种种手段，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增强其在经济中的统筹管理能力，降低总体管理的成本。其目标是通过吏治体系建设，使“公私一体”，以法
【机 构】
：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宋熙丰时期的吏治体系改革是一次国家经济能力扩充和吏治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其学理根源来自于王安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的养士观念，而背后的经学基础则是《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通过政府的顶端设计与规划，搭建良性循环的财政体系，将官吏纳入国家财富生产、汲取与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级胥吏发放俸禄，并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同时增设祠禄官作为官员的淘汰退出机制等种种手段，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增强其在经济中的统筹管理能力，降低总体管理的成本。其目标是通过吏治体系建设，使“公私一体”，以法度匡正风俗，实现“吏士合一”的王道政治理想。
其他文献
“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文学”是当代生态批评与批评理论领域内的新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研究视角中，自然被剥夺了其物质形态而成为一种人类话语的构建；而在基要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视野中，文化过程则被简单地归入自然主义诸多假设之内。文化生态学试图折中二者的立场，它着眼于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并非试图将一方还原为另外一方。文学被视为一种文化形式，通过它可以富有成效地探讨这种活生生的相互关系。文学为现代文明的批判性自我反思提供了场所，同时也为创造性的文化自我更新提供了资源。这不仅是一个主题定向或内容问题，
商品（服务）特征主要指商品或服务供应的资产专用性和测量困难性。近年来，随着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提出，以“商品（服务）特征”为核心变量的府际合作成为区域治理研究的热点。借鉴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中国情境下，针对区域协作治理进行有关“商品（服务）特征”的测量，探索其对区域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促进区域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与规范化发展，将成为未来区域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尽管与戏剧结缘较早，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汪曾祺在戏剧活动中所获得的审美体验，主要来源于戏剧演出的形式感。50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无法施展的苦闷中，在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焦虑中，汪曾祺偶然借用戏曲这一文体形式，隐秘地宣泄心理焦虑，寻求自我疗救。接踵而至的非常遭遇，既强化了汪曾祺对紧张与焦虑的体验，也将其创作戏曲以自我疗救的偶然举动强化为某种心理定势。心理宣泄与自我疗救，不仅是打开汪曾祺戏曲创作动机的密钥，也是解读汪曾祺创作与时代关系的必经之道，更是深入认识汪曾祺的重要线索。
从伍廷芳与美国代理国务卿希尔的庚子密谈记录可知,伍廷芳曾向美方率先提出惩办清朝顽固守旧势力的总后台慈禧太后与载漪等,并为张荫桓等开明官员昭雪的建议,希望美国政府在议和环节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这多少有点出乎意料;该密谈促使美国政府在议和过程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伍廷芳的政治立场固然悖于外交常规,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伍廷芳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惩处而不是维护本国最高统治者,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折射出近代外交伦理转变的某些闪光点。伍廷芳已完成了从朝廷使臣到国家公使的角色转换。只有充分注意到伍廷芳在庚子前后对
洛克将人们获得自身心智状态知识的内省视为内感觉,以此平行于获得外在世界知识的知觉,这样就可以消解认识主体心智及其知识的特殊性。这一理论创见被当代内感觉论者阿姆斯特朗与莱肯所继承,他们将内感觉描述为认识主体对自身心智的扫描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与它形成的认识状态（信念）之间建立外在主义的确证关系。内感觉论的反对者如休梅克、莫兰等人分别提出内感觉论面临的自盲性与非对称性困难,不过内感觉论自身的理论空间与张力能够回应这些质疑,且这些反驳力量也因为他们对理性的预设和过强的承诺而被削弱。
银行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其原版与改写版,是各种知识归赋理论建立与争论的焦点。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具有凸显效应、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具有语境敏感性。认知聚焦效应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心理学基础;广义语境主义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知识论基础。对知识归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就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来说,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代表了两种不同逻辑的认同模式,从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提升。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行动已经初显政府对社会组织认同逻辑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从整体认知到个体识别、从体制吸纳到过程赋权、从秩序关怀到能力期待、从争取政治认同到规制机会主义行为的转变。当前,这种认同逻辑的转变尚处于过渡阶段,以系统信任模式为主导的认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还须不断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
人才问题是龚自珍表达人文理想的基本着力点。在龚自珍看来,一个“人才”的首要素质是具有“心力”,包括追求个体生命“完全”的心灵渴望与实现社会政治“仁和”的远大理想,“血性”“性情”“侠骨”等源自完全生命觉悟和生命共同体觉悟的奋斗激情,实事求是的精神,虚心开放的心态,以及一颗新鲜、开放、清明、纯真的“童心”;“人才”的另一重要素质是具有丰富的学术修养、学术研究及应用能力,包括经学修养和经学研究能力,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致用能力,历史知识素养和历史研究及应用能力。除重视“人才”自身的心力培养及学力培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劳动分工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人的“意识”,而且比较深入地阐述了“意识”的出场过程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他们同时指出,如果片面地夸大意识的作用或者不适当地运用意识,都将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观念决定论的问题就在于只看到了人的意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人的意识本身并不是纯粹的,而是深受物质“纠缠”并植根于人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这就是意识的“实践路径”,而人的意识与人的生活正是在辩证的发展转化中实现和解与统一的,这就是生活实践的辩证法。
尽管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思想是邓以蛰融贯中西的“他山之石”,但中国传统画学思想对邓以蛰艺术美学观的形成有着根本的构成性作用。其中,尤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邓以蛰的影响最大。邓以蛰在“书画同源”、绘画“六法”之先后主从关系以及“气韵生动”等问题上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张彦远的观点,并在史论结合——“画史即画学”的视野和方法基础之上做出了深入推进。这一系列源自《历代名画记》的理论从绘画起源、创作技法（用笔）及最高理想等层面为邓以蛰以“心画”为核心的美学体系的建立作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