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统教育很注重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传统教育“学在官府”、学统与政统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把意识形态性的内容艺术化，把艺术性的内容意识形态化。这样“寓教于乐”便成了“寓政于艺”，礼乐、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均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媒介。由此，艺术在得到普遍化发展的同时也就意识形态化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这个特性既有利于现代艺术的宏大叙事，又能够阻止艺术纯形式的独立发展。新时代艺术的发展需要重新思考传统艺术的价值和地位，使“中华美育精神”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发展过程中。
　　关键词：传统教育;审美性;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艺术的作用和价值有哪些？传统艺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启迪与觉醒，第二是自信与力量，第三是审美与教化[1]。殷商时代的教育者只能是有道、有德的人才能实施，受教育者多是“贵族”子弟，教育的目的是成“人”，（那个时代的“人”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人，多指公务人员和当官的人，而我们老百姓没有称“人”的权利，只能叫“民”。）“学在官府”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尚书·周书》中写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已经有长篇大论的典册出现，可见文字教育已趋于成熟。从殷墟的甲骨文看，其文字或端正秀丽、或疏落有致、或洒脱不羁，没有专业的文字书写教育，显然不可能做到这些。
　　《周礼·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短短的一句话几乎囊括了现有时髦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知造”“大国工匠”的词汇来源和传统工匠精神。古代人认为有智慧的人创造物，而巧者则根据智慧人的思想把它制造出来，而且世代如此，就可以叫他“工”。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技术的积累何尝不是如此，需要世世代代人的努力，方可取得成效。
　　其实，中国传统艺术的认知方式是天人合一;行为方式是知行合一;审美方式是情景合一。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范畴是真、善与美的统一，艺、道与人的统一。不同于西方的主客分立的认知方式，中华美育精神的本质就是以艺术来养育人的精神、以艺术来认识世界和建构社会、以艺术来超越凡俗与庸常的生活，进入一种神与物游的大美境界。孔孟从伦理的角度看待人生与艺术，主张志于道、游于艺从而建立一个合目的的善的世界;老庄从“自然”的角度看待人生与艺术，主张无为、安情任性从而建立一个合规律的美的世界。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是由儒家和道家共同建构起来，前者“不勉强”重在心灵的感化与沟通，后者“不刻意”重在顺任本性的自然流露。
　　中华美育精神是由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所奠定，前者注重建构社会、人生的伦理之美，后者注重顺任社会、人生的本性之美。儒家的社会理想是伦理有序、风俗醇美、社会和谐，因此在艺术上体现出“成教化，助人伦”的美育共性特征和社会化的倾向。道家则强调超越功利、遵从人自然本性、提倡精神自由的个性化美育。尽管如此，儒道两家美育观念的混融性要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尤其是在对关注人生、珍爱生命、追求道德方面体现出了一致性的诉求。
　　东汉末年的徐干在《中论·艺纪》中就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其写道：“美育群才，是犹人之于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者然后体全。”“宾玉之山，土木必润;盛德之士，文艺必重。”《论语》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均把艺术作为道德和情感结合的核心媒介和最重要的途径来看待。具体来讲，中华传统艺术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美育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古代书被官府所垄断，而百姓是没有书的。官府有教学的器具，而百姓是没有的。礼、乐、舞、射等科目都要有器具，百姓不可能都具备这些东西。因此“学在官府”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孔子时代“学在官府”的地位受到動摇，“官守失学”，私立教育兴起。孔子有著名的学生72位，私立教育的兴起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官府学校的教育体系。《说文解字》中“敩”解释为“觉悟也”，这里的“敩”即后来的“教”字。我们传统的教育教学目的是要启发人觉悟的。《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生的记录和对话集，从中可以看出其教育思想和精髓。孔子把人看成是一个完整性的人，而不是片面的政治人或礼教的人。他“吾与点也”的审美精神和尊重人性的仁爱之心在《论语》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汉代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小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被称作“大六艺”，前者可以称为古代的通识性素质教育，后者则是比较高级的文学性教育，均统称为“六艺”。《礼记·大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尽心上》中写道：“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大学”的目的就是“修身”，而修身的目的当然是齐家、平天下。孟子从心理效果的角度看待“善政”者和“善教”者的区别，最终肯定了执政者要“善政”“善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财”和“民心”。
　　中国古代的乐教、诗教传统最终都归入了政教和礼教体系中。中国秦代至清代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上层依靠的是礼乐文化，下层基本依靠宗法制度。制礼作乐成为一个朝代稳定以后的首要大事，汉代承接秦制，初期统治者信仰黄老，主张无为而治，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刘邵写《人物志》的目的是为统治者选拔人才，其对人物的品评分为精神气质的品评和外在形态的品评，可以说既重视内在的神又重视外在的形。魏晋时期受《人物志》的影响，对人物的评价已经试图挣脱经学的藩篱，向玄学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世说新语》对人物的评价尤其具有审美和玄学的意味。
　　这一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式微，豪门士族把持政权。士族们吃药、饮酒、求仙、夜游，这个在现实中看不到出路的群体变得极端腐朽。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深刻分析了这一现象，该文指出魏时期文章形成了“清俊的风格”也就是“简约严明”的意思;还有一个特点是文章“尚通脱”，即“随便之意”。鲁迅深刻分析了“清俊”和“通脱”文风形成的原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显然清俊和通脱是魏时期文学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的背后则是曹魏时代深刻的意识形态内容。史书记载：“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擯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驰废，名教颓毁。”[2]晋代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嵇康的乐论等无不浸透着时代所独有的气质，即崇尚“虚玄”和“清高”。 　　而汉武帝时期，学术定于一尊，经学遂成了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互相利用，这和秦代的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的做法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经学受到质疑，这与中央集中的衰落有关，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关系开始松动，玄学和清谈兴盛起来。宗白华和朱光潜都十分重视魏晋时期的这种风气，可惜的是当时的清谈没能留下直接的文字资料，如果有记录，其地位不亚于柏拉图的对话集，其精彩和思辨的程度也不亚于柏拉图的对话集。
　　魏晋时期的名教自然之辨、有无之辨、才性之辨、言意之辨是玄学的重要命题，玄学家们热衷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一则可以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二则可以在这种形而上的讨论中忘却现实的矛盾和痛苦。玄学家沉浸在《老子》《庄子》和《易经》这“三玄”中不能自拔，这种不得已也透露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艺术的自觉和人性的觉醒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吊诡的是九品中正制创立初期是为了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实施的结果却是增加了大族在地方的权威，巩固了门阀的统治。艺术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脱离了汉代的经学束缚和先秦礼仪的强制性要求，寻求自己独立的地位和形式。
　　中国传统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家的身份是一个颇有趣味的话题。《颜氏家训》写道：“画绘之工，亦为妙矣。……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邢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3]《南史·戴颙传》：“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
　　這些艺术家能堂而皇之进入正史，一般不是靠技术的高超，而是靠官位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当然如果琴棋书画兼善，而又处于高位，他的艺术和爵位就能相互映发、互相促进。现时代把这一传统庸俗化后，就成为官位高低决定了艺术价值和艺术作品价格的高低，这当然是错误的思想。中国传统艺术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它不是书写“杯水风波”和“一己的悲欢”，它是要反映时代扎根于人民之中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艺术就要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扎根于这个时代，并为这个时代的人民服务。我们的教育更应该如此，教育粗放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等一等落下来的灵魂。
　　参考文献：
　　[1]李韬.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情感教育中的价值刍议[J].四川戏剧，2019（6）：161-163.
　　[2]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62.
　　[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578.
　　作者简介：王丹，河南大学大学外语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