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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虽然产生与上世纪20年代，但其基本的精神实质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理论，就其精神实质上来说，其实就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价值问题：一、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二、毛泽东思想建党的重要特征；三、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联系；四、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 思想建党 价值 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
（一）《古田会议决议》开启了思想建党的先河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中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光辉文献。《决议》的形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高度结合。
由于党和红军成长和发展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队伍成分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官兵来自旧军队。党和红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的存在，阻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对党和红军的发展造成影响甚至伤害。
《决议》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高度结合，既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方法，也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和农村环境中党和红军的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党和红军的目标是进行土地革命并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决议》的出台解决了在农村割据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把一支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革命队伍的历史性课题。
《古田会议决议》开启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从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河，是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光辉文献。
（二）延安整风是全党范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自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前后经历了近四年的时间。它是全党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召开的中共七大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内连续犯“左”右倾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理论形态最完备、统治时间最长、对党和红军的危害最大。这一系列“左”右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长期处在落后的农村斗争环境中，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的主要成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内容易滋生主观主义等错误；另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必须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宗旨或者是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历史，对照自己的实际工作，制定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提高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水平。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与中国革命与具体实践的高度结合而内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运动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推进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西柏坡会议对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条件下，党内有些人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如何克服党内的不良情绪和倾向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提醒共产党人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强调全体党员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西柏坡会议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中共八大前后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当时在国际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比较重大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这两件大事暴露出执政党在思想建党等方面出现了重大问题，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在国内，處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问题和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所面对的任务也极其繁重，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情况、新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提出了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任务，要求党员从思想上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也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制度层面构筑党内民主的保障；强调思想建党与整党的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开展全党整风，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余毒。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毛泽东思想建党的重要特征
（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一大重要特征是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斗争环境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必须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质就是农民革命。这种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的现实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重视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古田会议以及三次整党、整风运动都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是毛泽东党建理论一大鲜明特色。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奉行思想建党的根本原则，强调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还应思想上真正入党。针对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现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实践的高度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全面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经验，其中特别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也强调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在极端艰难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造，完成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2]；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3]”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党的各方面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集中讨论了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活动、纪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确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等，党的各方面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高度结合。思想建党决不能变成空洞的理论说教，只有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高度统一，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各项法规和制度，才能使思想建党的要求和目标真正落到实处；制度治党也离不开思想建党，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的整体思想状况的实际，因此，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思想水平，是提高制度水平和增强制度执行力的重要前提。[4]这些有益的管党治党的经验，是以毛澤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实践的重要成果。
（三）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整党治党相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在1942年、1950年和1957年发动了三次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的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独特形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消除了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脱离群众等错误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提升了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思想建党和整党治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党的思想建设是的党的建设的核心和灵魂，通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执行党在各个阶段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整党治党是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如通过1942至1945年所进行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思想建党与整党治党有机结合，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以全面提高，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党的历史使命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纲领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始终牢记党的历史使命是只有解放全体劳苦大众才能解放自身，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始终永葆党的先进性，勇于变革、永不僵化、永葆党的青春活力。
通过古田会议，红四军肃清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通过延安整风，党内肃清了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残余，保证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通过西柏坡会议及其之后的整党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和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及时肃清了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功臣自居的错误观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等；通过中共八大及之后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不仅健全了党的各项制度，而且肃清了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党的历史使命相统一，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联系
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理论虽然产生、发展和完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但其思想精髓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必须继续弘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原则。笔者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与新时代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联系。
第一、严把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毛泽东特别重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构筑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灵魂和精神家园。他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学习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崇高风尚，激励全体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与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补足党员精神之“钙”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一贯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加强和完善党的各项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把制度建设贯彻其中，着力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对习近平新时期党建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要切实发扬民主作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三大作风进行了概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5]全党必须以这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根本的行动准则。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针对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等错误情绪，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体党员始终保持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与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思想一脉相承。
第四、坚持整党治党，严惩党内腐败。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整党治党，严惩党内腐败问题。他一直致力于党内惩治腐败规章制度的制定，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专门成立的监督党员干部的监督机构，对腐败分子，毛泽东毫不手软。他强调，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6]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为了确保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立法机关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等。习近平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思想是对毛泽东严惩党内腐败理论的继续坚持和发展。
第五、坚持宽严相济，重在进行思想教育。在治党思想方面，毛泽东向来主张宽严相济，采取的方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重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党内的关爱和团结。他认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8]“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9]这些治党的真知灼见对新时期治党理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指出：“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要在党内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目的是“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
四、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虽然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而且主要是基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其基本的思想内核和工作方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于习近平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建党的理论。如古田会议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克服党内存在的阻碍党和红军发展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把政治和军事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對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教育，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错误的思想意识，最终达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一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的“两个务必”，以克服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等。这些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正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全体党员必须始终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先进性。 不管是在根本的理论原则上，还是在具体的方针上，习近平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继续坚持和发展。
（二）毛泽东为推进思想建党所进行的制度构建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为了使思想建党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切实构建相对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律制度体系和纪检监督体系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毛泽东在大力倡导思想建党的同时，为了真正贯彻落实思想建党的理论，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
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了六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再次修改了党章。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所制定的党章都是非常好的，对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进行了原则的规定。除了党章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出台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党内团结、严肃党的纪律等提供了制度保障。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党内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修改、完善党章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如“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除了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以毛泽东和为核心的党中央还着手制定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纪检监察制度，为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许多经典的整党治党范例和可行的工作方法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整党治党的经验和范例。这些成功的经验和范例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制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毛泽东创造了全党整风这样一种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独特形式，普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克服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的思想意识，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创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警醒党员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等。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成果。以上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了党员的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厚植了党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新时代从严治党的要求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勇前进，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伟大而艰巨的神圣使命，勇于变革、锐意进取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
[4] 戴焰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在联系》，《学习时报》2017年5月15日。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8]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作者简介：蔡富强，1977年出生，男，汉族，江西高安人，中共仪陇县委党校讲师，四川省社科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毕业，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研究生学历。
【关键词】 毛泽东 思想建党 价值 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
（一）《古田会议决议》开启了思想建党的先河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中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光辉文献。《决议》的形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高度结合。
由于党和红军成长和发展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队伍成分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官兵来自旧军队。党和红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的存在，阻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对党和红军的发展造成影响甚至伤害。
《决议》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高度结合，既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方法，也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和农村环境中党和红军的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党和红军的目标是进行土地革命并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决议》的出台解决了在农村割据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把一支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革命队伍的历史性课题。
《古田会议决议》开启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从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河，是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光辉文献。
（二）延安整风是全党范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自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前后经历了近四年的时间。它是全党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召开的中共七大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内连续犯“左”右倾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理论形态最完备、统治时间最长、对党和红军的危害最大。这一系列“左”右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长期处在落后的农村斗争环境中，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的主要成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内容易滋生主观主义等错误；另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必须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宗旨或者是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历史，对照自己的实际工作，制定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提高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水平。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与中国革命与具体实践的高度结合而内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运动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推进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西柏坡会议对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条件下，党内有些人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如何克服党内的不良情绪和倾向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提醒共产党人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强调全体党员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西柏坡会议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中共八大前后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当时在国际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比较重大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这两件大事暴露出执政党在思想建党等方面出现了重大问题，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在国内，處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问题和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所面对的任务也极其繁重，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情况、新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提出了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任务，要求党员从思想上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也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制度层面构筑党内民主的保障；强调思想建党与整党的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开展全党整风，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余毒。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毛泽东思想建党的重要特征
（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一大重要特征是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斗争环境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必须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质就是农民革命。这种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的现实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重视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古田会议以及三次整党、整风运动都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是毛泽东党建理论一大鲜明特色。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奉行思想建党的根本原则，强调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还应思想上真正入党。针对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现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实践的高度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全面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经验，其中特别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也强调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在极端艰难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造，完成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2]；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3]”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党的各方面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集中讨论了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活动、纪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确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等，党的各方面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高度结合。思想建党决不能变成空洞的理论说教，只有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高度统一，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各项法规和制度，才能使思想建党的要求和目标真正落到实处；制度治党也离不开思想建党，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的整体思想状况的实际，因此，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思想水平，是提高制度水平和增强制度执行力的重要前提。[4]这些有益的管党治党的经验，是以毛澤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实践的重要成果。
（三）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整党治党相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在1942年、1950年和1957年发动了三次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造的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独特形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消除了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脱离群众等错误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提升了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思想建党和整党治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党的思想建设是的党的建设的核心和灵魂，通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执行党在各个阶段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整党治党是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如通过1942至1945年所进行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思想建党与整党治党有机结合，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以全面提高，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党的历史使命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纲领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始终牢记党的历史使命是只有解放全体劳苦大众才能解放自身，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始终永葆党的先进性，勇于变革、永不僵化、永葆党的青春活力。
通过古田会议，红四军肃清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通过延安整风，党内肃清了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残余，保证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通过西柏坡会议及其之后的整党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和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及时肃清了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功臣自居的错误观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等；通过中共八大及之后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不仅健全了党的各项制度，而且肃清了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党的历史使命相统一，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联系
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理论虽然产生、发展和完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但其思想精髓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必须继续弘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原则。笔者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与新时代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联系。
第一、严把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毛泽东特别重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构筑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灵魂和精神家园。他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学习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崇高风尚，激励全体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与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补足党员精神之“钙”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一贯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加强和完善党的各项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把制度建设贯彻其中，着力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对习近平新时期党建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要切实发扬民主作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三大作风进行了概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5]全党必须以这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根本的行动准则。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针对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等错误情绪，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体党员始终保持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与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思想一脉相承。
第四、坚持整党治党，严惩党内腐败。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整党治党，严惩党内腐败问题。他一直致力于党内惩治腐败规章制度的制定，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专门成立的监督党员干部的监督机构，对腐败分子，毛泽东毫不手软。他强调，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6]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为了确保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立法机关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等。习近平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思想是对毛泽东严惩党内腐败理论的继续坚持和发展。
第五、坚持宽严相济，重在进行思想教育。在治党思想方面，毛泽东向来主张宽严相济，采取的方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重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党内的关爱和团结。他认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8]“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9]这些治党的真知灼见对新时期治党理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指出：“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要在党内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目的是“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
四、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虽然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而且主要是基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其基本的思想内核和工作方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于习近平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建党的理论。如古田会议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克服党内存在的阻碍党和红军发展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把政治和军事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對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教育，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错误的思想意识，最终达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一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的“两个务必”，以克服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等。这些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正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全体党员必须始终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先进性。 不管是在根本的理论原则上，还是在具体的方针上，习近平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继续坚持和发展。
（二）毛泽东为推进思想建党所进行的制度构建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为了使思想建党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切实构建相对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律制度体系和纪检监督体系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毛泽东在大力倡导思想建党的同时，为了真正贯彻落实思想建党的理论，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
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了六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再次修改了党章。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所制定的党章都是非常好的，对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进行了原则的规定。除了党章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出台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党内团结、严肃党的纪律等提供了制度保障。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党内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修改、完善党章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如“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除了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以毛泽东和为核心的党中央还着手制定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纪检监察制度，为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许多经典的整党治党范例和可行的工作方法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整党治党的经验和范例。这些成功的经验和范例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制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毛泽东创造了全党整风这样一种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独特形式，普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克服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的思想意识，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创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警醒党员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等。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成果。以上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了党员的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厚植了党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新时代从严治党的要求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勇前进，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伟大而艰巨的神圣使命，勇于变革、锐意进取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
[4] 戴焰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在联系》，《学习时报》2017年5月15日。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8]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作者简介：蔡富强，1977年出生，男，汉族，江西高安人，中共仪陇县委党校讲师，四川省社科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毕业，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研究生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