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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致病”的新病毒
在上海最初的两个病例中,引起专业人员注意的是一家三口的李姓老人,因为“按照规定,在发现密切接触者3人及以上同时就诊相似疾病时,医院就会考虑他们是否感染了传染性疾病”,从而必须向地方疾控部门进行通报。
2月19日,李姓老人入院,根据他们的临床表现,医生判断为甲型流感,然而,用能测得甲型流感亚型去检测,全部显示阴性。对这例无法找到病原的肺炎,医院组织了专家会诊,会诊中还特别请来了对传染病擅长的专家,比如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感染病专家卢洪洲。 会诊后,凭借以往的临床经验,及多年来对甲流研究的关注,即便对患者监测甲流亚型都是阴性,卢洪洲还是认为,不能排除此次患者感染的是甲流新病毒,治疗方案按照甲流的治疗方案进行,给患者注射抗甲流药物达菲。
2月26日,卢洪洲等人从李某和他两个儿子身上取得病理标本,研究人员谨慎地把标本送入该院2005年配置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进行检测。首先,排除了感染季节性流感、SARS、新型冠状病毒、甲型H1N1流感,以及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等可能。然后,利用甲型流感通用引物进行检测,确认了样本应该是一种甲流病毒。再然后,对病毒进行分离、检测、测序、分析……3月22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样本中检测到了H7的表面抗原,死者可能感染了H7型流感病毒。
但按流程规定,一种新病毒的确认,还需另一家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进行独立复核。国家流感中心实验室用一周左右时间确定了上海公卫中心的研究结果,确定新型病毒为H7N9病毒。据相关报道,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相关标本中分离到了H7N9禽流感病毒,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和安徽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之后,在“全球禽流感数据共享倡议组织”网站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这3例H7N9病毒的基因序列。
流感病毒标号中的H与N分别是一个流感病毒体内最重要的两种蛋白。H代表血凝素(HA),它负责与宿主身上的受体结合,是流感病毒进入呼吸道上皮细胞的钥匙;N是神经氨酸酶(NA),它负责在流感病毒成熟后把它们从宿主身上剪切下来使之可以扩散,抗流感的药物达菲的功能就是阻断神经氨酸酶的功能,使得成熟的流感病毒不能扩散。
病源是H7N9,这是让研究者吃惊的一个结果。根据过去的经验,H7型流感病毒中H7N9型是即使在禽类中也很难引起显著症状的一种,自2008年被发现以来,人们已经习惯认为这是一种“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根据一位研究H7型流感病毒的西班牙科学家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感染H7型流感病毒中的高致病成员H7N1病毒3天后,大部分禽类都会出现感冒症状,8天后,百分之百的禽类都出现了感冒症状;如果感染的是H7N9型流感病毒,这些禽类都不会出现症状。
问题在于,这种“低致病性的病毒”会不会使禽类变成“沉默的传播者”?
4月2日的《自然》称:“新病毒的显著特征是,不像H5型的流感病毒可引起鸟类的大规模发病,它的H部分更像那些在鸟类中不会引起严重症状的病毒。这些病毒不会杀死鸟,却很可能会杀死人。”
流感与猪
卫生部通报中,吴亮亮被简化为吴某,其后的媒体报道中,这位“吴某”被描述为“生前在猪肉档工作”。结合数日前的“黄浦江死猪”事件,猪是否与这次的病毒有关,就变成了一个坊间热议的话题?
数天内,人们勤奋地温习了几乎快被遗忘的那些关于流感的知识:流感病毒是直径几十纳米的病毒颗粒,它们分甲乙丙三类,其中,甲型流感病毒最容易发生变异,从而引起流行。甲型流感由8个基因片段组成,根据身上HA和NA的种类,它们被分为一百多种。几乎所有的流感病毒都可以在禽类身上找到,只有某几种亚型的病毒能感染哺乳动物,以及人。
人与禽的上呼吸道皮上的受体不同,禽类的流感病毒很难传染给人,但人的下呼吸道也存在与禽类类似的受体,从而使流感病毒可以直接由禽传染给人,幸运的是,通常状况下,病毒进入下呼吸道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一般不用担心。
而4月3日在《病毒学报》上,由数位中国顶尖病毒实验室的专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本次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的初步研究报告指出,本次的H7N9为典型的重配病毒,在它的8个基因片段中,HA与NA来自H7N9病毒,而其余6个片段则来自H9N2亚型的禽流感病毒。事实上,就在4月6日,《传染病与公共卫生》杂志刚刚发表一篇来自柬埔寨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报告称,他们筛查了800名曾生活在2008年H5N1爆发区的当地居民,发现其中21人携带H9N2抗体,文章并未指出这些检出者有无出现过临床症状。
有人翻出2009年H1N1流感出现时对于猪作为“混合器”的描述——猪身上既有人流感病毒对应受体,也有禽流感病毒对应受体,它们既可感染人流感病毒也可感染禽类流感病毒,两种病毒在猪身上发生重配,从而形成更易感染人的新毒株。
4月1日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出长微博,称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對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检的34份留存样品,进行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并未发现禽流感病毒。这个结果马上引起质疑,质疑之一是,为什么病人身上的新病毒检出需二十几天,而这次检验只用了1天;质疑之二是,上千头猪只抽检了34份,样本量会不会太少?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研究人员解释,发现未知病毒和检测某样本中是否含有已知病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评价指出,本次病毒检出的速度,“不算迅速,但也不算极大拖延了。”
而对于抽检的样本量问题,有人认为,从统计学上看,“60个随机样本足以代表上千死猪了。”4月6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向媒体透露,他们曾检测过多份黄浦江漂浮死猪附近的水样,水样中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究竟新病毒与猪有无关系?有科学工作者指出,“排除有必要,下结论还太早。”中国农业大学朱毅指出,“H7亚型的禽流感病毒在猪中仅报道分离出过一株,N9亚型流感病毒感染猪病例还未见报道。”她认为, H7亚型和N9亚型禽流感病毒在猪身上出现可能性不高,重组可能性不大,与黄浦江浮猪有关可能性大概更小。
病毒与猪无关,这一点,吴德森是相信的。考虑到女婿吴亮亮从没去过生禽柜台,而且,“我们一家人一直住在一起,挨那么近都没有被传染”,吴德森大胆得出了他的推论:女婿很有可能是院内感染。
看得出,吴德森笃信自己的这个推论。在五院住院楼一楼,记者提出去看看吴亮亮的病房,吴德森有点害怕,他先是画了一阵子病房的分布图,发现说不清楚,终于鼓足勇气,跟着记者坐电梯上到14楼,那是吴亮亮住过的呼吸内科病区。隔着病区的大门,吴德森不敢踏进那扇门,只是尽可能准确地把吴亮亮曾住过的病房指给了记者——那是个位于长走廊尽头的3人病房。时隔近一个月,这间病房又住满了。
捕杀活禽
3月31日,3例H7N9患者的病毒序列被放上“全球禽流感数据共享倡议组织”网站,4月2日,牛津大学的年轻科学家拉姆(Tommy Lam)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自己对这3例病毒序列的分析结果。其中,很明显的,第二例上海病人和第一例安徽病人体内的病毒同在进化树的一支,而上海的第一例病人体内的H7N9病毒则在不远处的另外一支。拉姆向本刊记者回信解释了他的结果:目前的结果显示第一株病毒和之后的两株的源头可能略有不同,但因为数据太少, “目前的分析结果只是建议性的”,不能用来反推病毒的流行途径。
病毒是否发生了人際传播?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裴伟士说:“目前尚无明确迹象显示,病毒拥有了人际传播能力,所以,我们不必反应过度,但也不应放松警惕。”
4月4日下午,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从上海送检的松江区沪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鸽子样品、闵行景川市场的鸡样本及闵行凤庄市场的鸡和鸽子样本中检测到H7N9病毒,病毒为低致病力,并与H7N9的人分离株高度同源。至此,传播本次流感病毒的嫌犯几乎被正式定罪。
当夜,3个市场的活禽被全面捕杀并作无害化处理。4月4日11点25分,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在出发前发微博:“严防摊贩转移,今夜注定无眠。”根据后续报道,那一晚,仅在松江就捕杀了活禽20536只,这些活禽,包括鸡鸭鹅鸽子等,捕杀后,政府会根据情况对商家予以补贴。
4月6日,有人在南京发现麻雀集体死亡,经检验,这些麻雀死于误食有毒有害食品。这一天,上海全市暂停活禽交易。下午,两天前还算热闹的景川市场里一片萧条,门口4个猪肉摊只剩下两个尚在经营。原来被摊主贴了告示的活禽市场,那份“因家中有事急于回去处理”的红纸已被撕下,取而代之的是“闵行动物疾控”的隔离条,以及盖着红章的告知书,上面写“本市场从即日起暂停各种活禽销售”。隔壁水产档的老板向记者抱怨:“那个生病的,是在别处传染上的,我们都没事,他家里人也没事,人家医院都赔钱了,这么一搞,没一个顾客敢上门了。”据说,他原本一个上午销售额能过百,“现在都下午了,才做了不到30块钱的生意。”两天前,与吴德森谈到未来,这位吴亮亮的岳父担忧地说:猪肉摊老是不开张,老顾客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