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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本质上涉及史书的社会作用、历史撰述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史官的神圣职责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关于史学价值的辩论，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作深入的再探讨、再认识，依次论述了壶遂对司马迁的质疑，以及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所问中对《春秋》一书、修史传统和史官职责等问题所作的精辟分析。
关键词 《史记》，司马迁，壶遂，史学，辩论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曾经同上大夫壶遂有过一次辩论。关于这次辩论的内容，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后人多予以关注与思考。关于这场辩论，司马迁是以对话的口吻表述出来的。对此，白寿彝先生指出，司马迁有两大段答复壶遂的话，第一大段是说史书的教育作用，第二大段是说史书的政治意义，皆表明了司马迁对于写史的重视，言简意赅，惜未进一步展开。今重读《太史公自序》，深感对于这次辩论及其影响，颇有再认识的必要。
一、司马迁的作史旨趣与壶遂的质疑
这次辩论的具体的学术背景是司马迁明确提出了他的作史旨趣：“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司马迁阐明了继承《春秋》的撰述理想；二是显示了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他秉承先人遗言，把“继《春秋》”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表示出“小子何敢让焉”的坚定志向。
司马迁的志向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有密切联系。司马谈临终时对司马迁说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遗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其史官的家世传统与儒家伦理的孝道教育司马迁继承先人之业，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著述。第二，对孔子在周朝王室衰微、礼坏乐崩的历史条件下撰写《春秋》高度赞扬，视为史家的典范与楷模，委婉表现出效法孔子《春秋》的著述意向。第三，阐明了史官的重大职责，他强调“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对史官职责作如此庄严的表述。司马迁虔诚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大夫壶遂提出了他的质疑，从而引发了此次辩论。
壶遂曾与司马迁等共同制定太初历，汉武帝拟用其为丞相，因其病卒未果，司马迁寄予了无限惋惜之情，称其“深中隐厚”，“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可见他们原本是朋友。
这场辩论有两次对话，皆为壶遂发问，司马迁作答。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这是从撰述目的方面发问；再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这是提出司马迁“上遇明天子”为何要作史，涉及对时代的认识。
壶遂为何要提出这两个问题?所提问题又属何种性质?这就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分析了。
孔子为何作《春秋》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即对此作出了诠释，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很明显，孟子将这个问题提升到时代、社会的层面上分析，明确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乱世”的产物，并起到了“乱臣贼子惧”的作用。孟子以下，汉代最早被立为官学的《春秋公羊传》也对此作了明确说明。《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此外，以精治《春秋公羊传》而闻名的汉儒董仲舒也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在他看来，《春秋》是孔子所作的一部判断是非、确立行为规范及统治秩序的治国纲领。
由此可见，关于孔子为何作《春秋》并不是壶遂个人的“疑惑”，而是自《春秋》产生后学者们共同关注过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并已获得多方面的解说。那么，壶遂为何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似可从以下两点理解：一是希望司马迁重新反思这个问题；二是为他的第二次发问作下铺垫，即：孔子《春秋》乃因乱世而作，而司马迁生当汉武治世，又为何要作史?
壶遂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对汉武时代政治和社会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质问，意在通过对比孔子乱世成《春秋》而警醒司马迁考虑其治世作史的宗旨。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一尊，《春秋》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亦获得神圣的地位而备受统治者的推崇。在这样一个崇经的时代，司马迁又将如何续作孔子《春秋》?或许这才是壶遂的真正疑惑不解之处。
这两个问题既是壶遂提出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时代对司马迁提出的问题。可见辩论意义之重大。
二、司马迁的《春秋》观：答壶遂之一
针对壶遂的两次意味深长的发问，司马迁一一作答，其言之真诚，论之，恢宏，显示出司马迁对孔子《春秋》的深刻认识和无比景仰，以及其作史主旨的崇高境界。
司马迁的回答，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认识；第二，对史官作史的优良传统的阐释；第三，对史官职责的理解和忠贞。
对第一个问题，他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春秋》在“六经”中的地位：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
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
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
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
正，莫近于《春秋》。
这段话中，司马迁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六经”在治国上各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唯有《春秋》更贴近政治生活，着重强调了它在达王道、善治人方面的功能。达王道方面，司马迁认为《春秋》为统治者指明了治国的道理，增强其判别嫌疑、明辨是非的能力，强调这是“王道之大者也”。善治人方面，司马迁突出了《春秋》在治世中的作用，指出“《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春秋》的上述认识有其渊源所在。他在阐述对《春秋》的认识之前，即以董生的学说立论：“余闻董生日：‘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据《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兴至于五世 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司马迁所提到的“董生”，当是董仲舒。董仲舒将《春秋》视为“达王事”之作，上文引《春秋公羊传》赋予《春秋》“拨乱世，反诸正”的意义。而司马迁在对《春秋》的阐释中，也突出了《春秋》明王道、拨乱反正的作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司马迁深受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影响。
继而，司马迁概括地指出了《春秋》一书的内容，以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更多地是据人事而论《春秋》。在他看来，《春秋》本身即是一部政治史，而孔子作《春秋》主要是从现实问题着眼，其中渗透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如他所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很明显，“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进而，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反复阐述君臣父子“通《春秋》之义”的必要性，充分认识到《春秋》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并郑重地作出结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指出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及其对于社会生活与政治统治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看法似渊源于《礼记》所论。《礼记·经解》从正反两方面着重阐释了“礼”在“安上治民”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细细较之，二者不仅在语句上有相吻合之处，而且关于“礼”防患于未然的思想亦有神似。
综上，壶遂所问第一个问题，表面看来似无太多深意，但司马迁深知，这是关系到他继承《春秋》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故其必须作全面的阐释。同时，也借此对后人表明心志。
三、司马迁论治史传统与史官职责：
答壶遂之二
再说第二个问题：治世为何要作史?对于这一尖锐的发问，司马迁追述历史，以证明壶遂见解之片面，他说：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准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这里，司马迁明确提出两点：第一，历史上的“治世”，如伏羲、尧舜、汤武之时，即有用历史记载反映他们“盛德”的必要。表明很早以来即有历史记载的客观要求，这实则提出了治世修史的传统。第二，即使是乱世而作的《春秋》，它也指出了一个“褒”字，从而延伸出《春秋》兼具褒贬两个方面的作用。在司马迁看来，史书主要记载远古以来社会历史的演变，不会因时代治乱的不同而兴废，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需要历史记载。就其作用而言，亦并非单纯地治世颂扬、乱世讥讽。基于这一认识，司马迁进而陈述了汉兴以来的盛象：“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理应秉承“治世”修史的传统，将其记载下来。至此，司马迁回答了壶遂的第二个质疑。联想到班固等人对《史记》的评价，说司马迁著史，“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是极其严肃的事业，并不是如同壶遂所理解的那样，仅仅着眼于乱世与治世的区别。
应当强调的是，司马迁在回答壶遂第二个问题时，突出表明了他对史官职责的深刻理解：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在这里，司马迁把记述“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作为其重要职责，这正是继承了司马谈临终时关于史职的看法，即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在他们父子看来，这一职责是极为神圣的，并发出“余甚惧焉”“罪莫大焉”的种种感慨，极其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虔诚态度。究其原因所在，因司马氏父子作为太史令，有其深厚的史官家学传统。正如司马谈所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他们的这种情怀，或许是壶遂所不能理解的。
司马迁对史职的虔诚态度，不仅仅源于其家学的观念，还源于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在这次辩论中，他虽然认同壶遂关于汉武治世的看法，并陈述了当时的盛世景象。但司马迁对汉武之世实则秉持“见盛观衰”的批判精神，“不在于并观一世之盛衰，而在于盛中观衰”。如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贪纵和腐败，发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慨。又如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痴妄迷信、败坏风俗等景象，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人们正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统治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他(指司马迁——引者)却看出了汉朝统治的危机已在隐伏之中。”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国家盛衰、社会治乱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反映了他对历史、对社会的责任感。
尽管司马迁坚持这样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字面意义上看，司马迁认为其写作仅仅是整理有关史事和人物的家世传记，不敢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对于这几句话，我们应当从另一个方面理解，从司马迁的《春秋》观以及他对治史传统的认识，加之司马谈对他的嘱咐，可以说，司马迁是法了孔子，继承了《春秋》的事业。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认识：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实则涉及关于《春秋》的史学地位和史书功用、史官职责等诸多重大问题，凸显出这是一次重大的史学辩论。从司马迁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并结合他自身的著述活动，庶几可见《史记》继承、发展《春秋》的传统与精神，并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从形式上看，《史记》同《春秋》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史书；但若从史书的本质来看，他们的精神和旨趣却是一致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后人效法前人著述有两种境界，即“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所谓“貌同而心异者”，乃表面上的书法模仿，“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所谓“貌异而心同者”，乃旨趣上的笔法相投，“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史记》对《春秋》传统的继承，实已达到“摸拟”之上即“貌异而心同”的境界，而司马迁确为深察《春秋》论旨的“明识之士”。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是神圣的，他秉承父志，继承《春秋》。在后人看来，《史记》不仅继承了《春秋》，同时又大大发展了《春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在历代史书中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春秋》和《史记》。而《春秋》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思想方面，《史记》的影响则不仅仅在思想方面。可以说涉及史学的所有领域，固其影响实际上超过了《春秋》。”就这次辩论而言，司马迁对壶遂所问的精辟阐述，乃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最光彩的篇章之一。
关键词 《史记》，司马迁，壶遂，史学，辩论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曾经同上大夫壶遂有过一次辩论。关于这次辩论的内容，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后人多予以关注与思考。关于这场辩论，司马迁是以对话的口吻表述出来的。对此，白寿彝先生指出，司马迁有两大段答复壶遂的话，第一大段是说史书的教育作用，第二大段是说史书的政治意义，皆表明了司马迁对于写史的重视，言简意赅，惜未进一步展开。今重读《太史公自序》，深感对于这次辩论及其影响，颇有再认识的必要。
一、司马迁的作史旨趣与壶遂的质疑
这次辩论的具体的学术背景是司马迁明确提出了他的作史旨趣：“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司马迁阐明了继承《春秋》的撰述理想；二是显示了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他秉承先人遗言，把“继《春秋》”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表示出“小子何敢让焉”的坚定志向。
司马迁的志向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有密切联系。司马谈临终时对司马迁说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遗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其史官的家世传统与儒家伦理的孝道教育司马迁继承先人之业，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著述。第二，对孔子在周朝王室衰微、礼坏乐崩的历史条件下撰写《春秋》高度赞扬，视为史家的典范与楷模，委婉表现出效法孔子《春秋》的著述意向。第三，阐明了史官的重大职责，他强调“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对史官职责作如此庄严的表述。司马迁虔诚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大夫壶遂提出了他的质疑，从而引发了此次辩论。
壶遂曾与司马迁等共同制定太初历，汉武帝拟用其为丞相，因其病卒未果，司马迁寄予了无限惋惜之情，称其“深中隐厚”，“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可见他们原本是朋友。
这场辩论有两次对话，皆为壶遂发问，司马迁作答。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这是从撰述目的方面发问；再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这是提出司马迁“上遇明天子”为何要作史，涉及对时代的认识。
壶遂为何要提出这两个问题?所提问题又属何种性质?这就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分析了。
孔子为何作《春秋》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即对此作出了诠释，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很明显，孟子将这个问题提升到时代、社会的层面上分析，明确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乱世”的产物，并起到了“乱臣贼子惧”的作用。孟子以下，汉代最早被立为官学的《春秋公羊传》也对此作了明确说明。《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此外，以精治《春秋公羊传》而闻名的汉儒董仲舒也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在他看来，《春秋》是孔子所作的一部判断是非、确立行为规范及统治秩序的治国纲领。
由此可见，关于孔子为何作《春秋》并不是壶遂个人的“疑惑”，而是自《春秋》产生后学者们共同关注过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并已获得多方面的解说。那么，壶遂为何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似可从以下两点理解：一是希望司马迁重新反思这个问题；二是为他的第二次发问作下铺垫，即：孔子《春秋》乃因乱世而作，而司马迁生当汉武治世，又为何要作史?
壶遂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对汉武时代政治和社会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质问，意在通过对比孔子乱世成《春秋》而警醒司马迁考虑其治世作史的宗旨。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一尊，《春秋》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亦获得神圣的地位而备受统治者的推崇。在这样一个崇经的时代，司马迁又将如何续作孔子《春秋》?或许这才是壶遂的真正疑惑不解之处。
这两个问题既是壶遂提出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时代对司马迁提出的问题。可见辩论意义之重大。
二、司马迁的《春秋》观：答壶遂之一
针对壶遂的两次意味深长的发问，司马迁一一作答，其言之真诚，论之，恢宏，显示出司马迁对孔子《春秋》的深刻认识和无比景仰，以及其作史主旨的崇高境界。
司马迁的回答，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认识；第二，对史官作史的优良传统的阐释；第三，对史官职责的理解和忠贞。
对第一个问题，他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春秋》在“六经”中的地位：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
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
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
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
正，莫近于《春秋》。
这段话中，司马迁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六经”在治国上各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唯有《春秋》更贴近政治生活，着重强调了它在达王道、善治人方面的功能。达王道方面，司马迁认为《春秋》为统治者指明了治国的道理，增强其判别嫌疑、明辨是非的能力，强调这是“王道之大者也”。善治人方面，司马迁突出了《春秋》在治世中的作用，指出“《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春秋》的上述认识有其渊源所在。他在阐述对《春秋》的认识之前，即以董生的学说立论：“余闻董生日：‘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据《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兴至于五世 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司马迁所提到的“董生”，当是董仲舒。董仲舒将《春秋》视为“达王事”之作，上文引《春秋公羊传》赋予《春秋》“拨乱世，反诸正”的意义。而司马迁在对《春秋》的阐释中，也突出了《春秋》明王道、拨乱反正的作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司马迁深受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影响。
继而，司马迁概括地指出了《春秋》一书的内容，以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更多地是据人事而论《春秋》。在他看来，《春秋》本身即是一部政治史，而孔子作《春秋》主要是从现实问题着眼，其中渗透着孔子的政治观点，如他所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很明显，“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进而，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反复阐述君臣父子“通《春秋》之义”的必要性，充分认识到《春秋》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并郑重地作出结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指出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及其对于社会生活与政治统治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看法似渊源于《礼记》所论。《礼记·经解》从正反两方面着重阐释了“礼”在“安上治民”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细细较之，二者不仅在语句上有相吻合之处，而且关于“礼”防患于未然的思想亦有神似。
综上，壶遂所问第一个问题，表面看来似无太多深意，但司马迁深知，这是关系到他继承《春秋》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故其必须作全面的阐释。同时，也借此对后人表明心志。
三、司马迁论治史传统与史官职责：
答壶遂之二
再说第二个问题：治世为何要作史?对于这一尖锐的发问，司马迁追述历史，以证明壶遂见解之片面，他说：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准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这里，司马迁明确提出两点：第一，历史上的“治世”，如伏羲、尧舜、汤武之时，即有用历史记载反映他们“盛德”的必要。表明很早以来即有历史记载的客观要求，这实则提出了治世修史的传统。第二，即使是乱世而作的《春秋》，它也指出了一个“褒”字，从而延伸出《春秋》兼具褒贬两个方面的作用。在司马迁看来，史书主要记载远古以来社会历史的演变，不会因时代治乱的不同而兴废，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需要历史记载。就其作用而言，亦并非单纯地治世颂扬、乱世讥讽。基于这一认识，司马迁进而陈述了汉兴以来的盛象：“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理应秉承“治世”修史的传统，将其记载下来。至此，司马迁回答了壶遂的第二个质疑。联想到班固等人对《史记》的评价，说司马迁著史，“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是极其严肃的事业，并不是如同壶遂所理解的那样，仅仅着眼于乱世与治世的区别。
应当强调的是，司马迁在回答壶遂第二个问题时，突出表明了他对史官职责的深刻理解：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在这里，司马迁把记述“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作为其重要职责，这正是继承了司马谈临终时关于史职的看法，即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在他们父子看来，这一职责是极为神圣的，并发出“余甚惧焉”“罪莫大焉”的种种感慨，极其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虔诚态度。究其原因所在，因司马氏父子作为太史令，有其深厚的史官家学传统。正如司马谈所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他们的这种情怀，或许是壶遂所不能理解的。
司马迁对史职的虔诚态度，不仅仅源于其家学的观念，还源于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在这次辩论中，他虽然认同壶遂关于汉武治世的看法，并陈述了当时的盛世景象。但司马迁对汉武之世实则秉持“见盛观衰”的批判精神，“不在于并观一世之盛衰，而在于盛中观衰”。如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贪纵和腐败，发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慨。又如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痴妄迷信、败坏风俗等景象，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人们正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统治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他(指司马迁——引者)却看出了汉朝统治的危机已在隐伏之中。”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国家盛衰、社会治乱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反映了他对历史、对社会的责任感。
尽管司马迁坚持这样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字面意义上看，司马迁认为其写作仅仅是整理有关史事和人物的家世传记，不敢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对于这几句话，我们应当从另一个方面理解，从司马迁的《春秋》观以及他对治史传统的认识，加之司马谈对他的嘱咐，可以说，司马迁是法了孔子，继承了《春秋》的事业。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认识：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实则涉及关于《春秋》的史学地位和史书功用、史官职责等诸多重大问题，凸显出这是一次重大的史学辩论。从司马迁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并结合他自身的著述活动，庶几可见《史记》继承、发展《春秋》的传统与精神，并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从形式上看，《史记》同《春秋》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史书；但若从史书的本质来看，他们的精神和旨趣却是一致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后人效法前人著述有两种境界，即“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所谓“貌同而心异者”，乃表面上的书法模仿，“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所谓“貌异而心同者”，乃旨趣上的笔法相投，“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史记》对《春秋》传统的继承，实已达到“摸拟”之上即“貌异而心同”的境界，而司马迁确为深察《春秋》论旨的“明识之士”。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是神圣的，他秉承父志，继承《春秋》。在后人看来，《史记》不仅继承了《春秋》，同时又大大发展了《春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在历代史书中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春秋》和《史记》。而《春秋》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思想方面，《史记》的影响则不仅仅在思想方面。可以说涉及史学的所有领域，固其影响实际上超过了《春秋》。”就这次辩论而言，司马迁对壶遂所问的精辟阐述，乃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最光彩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