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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文学成为全世界的谈论对象，也让长期被压在青春文学、网络类型文学下的传统文学扬眉吐气，从边缘回到中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那些从前很少读传统文学的读者发现，中国还有这么有想象力的小说；很多人看了《白鹿原》很惊讶，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这样有深度的小说。中国文学需要重新评价，重新认识，重新发现。”评论家雷达感慨说。
评论家白烨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了解到，去年一年在书号中心出版登记的长篇小说有5300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长篇小说，内地的原创作品应在4000部左右。这4000部长篇小说里头，网络上发表变成线下出版的类型文学大概占3000部。
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数据。《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邱华栋对笔者说，这几年，长篇小说确实迎来了繁荣期，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多了，发长篇小说的文学杂志也多了。《人民文学》、《作家》等原来不发长篇小说的文学杂志也开始扩版增加页码，发表长篇小说，而原来发表长篇小说的《收获》、《钟山》等大型文学杂志则干脆定期出版增刊；像《十月》、《当代》、《江南》、《中国作家》等原创文学杂志干脆改成了半月刊，一年拿出12期内容专门发表长篇小说，连《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杂志也专门创办了长篇小说选刊。
“这么多部长篇小说里，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却没有特别杰出的长篇小说，所以我用‘繁而不荣，多而不精’来形容目前的长篇小说热。”白烨对笔者说。
一个出版过6部长篇小说的甘肃作家，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对评论家雷达抱怨，自己作品出版以后，没有评论家写书评，没有社会反响，书的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当时雷达只能宽慰他，一个评论家精力再好，一年也就只能看完40部长篇小说。
“北京每个星期都有长篇研讨会，但我根本没有时间参加，也根本看不过来，实在碍于情面推不掉的研讨会，也只能提前大致翻一翻，根本没时间从头到尾仔细读。一年里，好的长篇小说不多，能够记住的也就几部。”邱华栋说。
当然，在几千部长篇小说里，还是有不错的作品出现，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期一些值得关注的长篇作品。
上访的“李雪蓮”
为生二胎，钻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村妇李雪莲与丈夫秦玉河通过假离婚，规避生二胎面临的经济处罚。原本说好生下孩子就复婚，但他们刚离婚，秦玉河却假戏真做娶了新妻子。
李雪莲上访告状，先后找到法官王公道、法院专任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希望法院、政府能够帮她与秦玉河复婚，结果都求告不成。
李雪莲找秦玉河，只想听他说一句当时确实是假离婚的实话。不料秦玉河竟当众说她结婚时不是处女，又说她是“潘金莲”。旧仇未消又添新恨，李雪莲要反击秦玉河的诬陷，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最终成了一个不屈不挠的二十多年的上访告状专业户，从镇里到县里，从市到省，一直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成了地方“维稳”的“老大难”。最后她没复成婚，也没有洗清自己的冤屈，却把腐败的法院庭长、院长、县长、市长都拖下了马。
刘震云对笔者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政治小说，它是一部底限小说，主要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一个芝麻会变成葡萄，接着会变成苹果、甜瓜，最后变成了西瓜？一个妇女告状，一串贪官全部都倒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变成了一个国家大事，这个荒诞的过程是怎么演变的？”
《文艺报》主编阎晶明说：“刘震云是一位能在细碎与庸常的生活故事中挖掘出大意义的小说家。围绕李雪莲发生的事件和故事，贴近现实时贴得太近，超越现实时又有飞翔能力。作家的高妙与智慧，或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出入自如、故意或出或入的自由上面。”
而评论家们感兴趣的是刘震云用了18万字，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绕来绕去讲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词：上访。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个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没有简单化、概念化，戏剧性很强，通过极简主义的叙事表达庞大复杂的主题。小说里的官员有很多不作为，有很多毛病，也有很多的腐败，但是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为什么不作为呢，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设计有缺陷。李雪莲不是潘金莲，是‘孙二娘’，她通过偏执的举动，牵动了社会的神经，让内部的秘密得以掀开和暴露。”
出版人安波舜感叹：“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写‘文革’、童年、历史，很少有像刘震云对现实这么敏感，有勇气和胆量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
“《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创作过程，但从写完到出版我犹豫了两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能否把一个告状告了20年的人写成民族英雄，也不知道出版社的尺码能否放这么宽，出版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是潘金莲》未能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最后在南方的《花城》上亮相，出书以后，出版社开了个小规模的研讨会，刘震云以“安全”为由推掉了出版方安排好的专访。但《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后，一直平安无事，反而获得了来自评论界的赞扬和好评。
这是在刘震云意料之外的。“这给我的启示是：写作的尺码不一定老靠别人来定。每个作者往前跨一步，写作的尺码就能大一些。文学的改变，社会环境的改变，需要每个人往前跨上这么一步。”
截访的“带灯”
刘震云笔下的李雪莲是个上访人，贾平凹笔下的“带灯”是负责维稳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们相同的特点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女人。
2012年，贾平凹也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现实，他的长篇小说《带灯》，反映了当下拆迁、上访等各种问题，这是这些年贾平凹唯一面对当下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带灯”，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工作，接触因为经济纠纷、房屋拆迁、农田占用补充不公、治安问题的上访人员，小说的故事由此展开。
《带灯》里所有的故事都有现实依据。“这些年我一直在社会基层跑，从东部到中部，从西部到南部，我跑了很多地方，在基层看到很多社会现实问题，让我忧心忡忡，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积攒了很多感想，在《带灯》中我想把它表达出来。”和贾平凹所有的小说一样，“带灯”在现实生活里确有其人。贾平凹经常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一位深山里的乡镇女干部，经常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她看见、听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什么都写什么都讲。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核桃、蜂蜜，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等。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写的检查草稿。” 《古炉》写完后，贾平凹去了深山看望这个基层女干部，一起走村串寨，给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上访者。后来，贾平凹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写了40万字的《带灯》。
“通过写《带灯》，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知道了乡镇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我写的是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我思考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事。”贾平凹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说：“《秦腔》之后《带灯》再次显示了贾平凹处理中国本土经验的能力。同时代许多作家遁入历史才能言说中国乡村，《带灯》不是回望，而是清醒、感伤地直抵中国当下乡村的真相。”
《带灯》也让汪政惊奇：“贾平凹就是中国文学的奇迹，当人们还在为《古炉》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又拿出了《带灯》，依然是注目农村，但这次写作较多地接触到了乡镇的政治生态，这也许并不是贾平凹的强项，所以他写得平实而节制，并且将视角集中在一个既在现场而又边缘的小人物身上，正是这种自知与控制，使得作品具备了坚实的二次阐释的根基。”
城市的记忆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书写成为近20年的文学主题。
在《六人晚餐》里，鲁敏写了现在的南京；在《繁花》里，金宇澄写了30年里的上海；在《状元媒》里叶广苓写了消失的老北京。
鲁敏是江苏东台人，14岁考入江苏省邮电学校，来到南京读书，18岁进入南京一家邮电局当营业员，卖邮票、拍电报、订报纸，工作了15年。她的写作从25岁的某一天开始。
作为南京的外来者，鲁敏一直在书写她眼里的南京。小区里退休的老人，公共汽车上的公司职员，进城打工的外地人，胡同里的发廊小弟，电器公司的售货员……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奋斗着，妥协着，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她的《六人晚餐》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的命运故事，两个单亲家庭各有两个孩子，每个周末，两家人都会在一起吃一顿晚餐。六人各有残缺、倔强与欲望，在挑剔中相互取暖，以对抗歪倒的生活。最后两个底层家庭、6个人的努力奋斗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遇了失败。
评论家冉冉说：“《六人晚餐》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失败的大多数’的书写。那些在国企改制破产背景下被遗弃的人们，在这个社会残酷分化的年代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止是物质或生计的，同时也是情感、心理、精神与人性的。因‘取暖’的需求靠近，却以相互伤害与离散结束；因身处卑微而渴求所谓‘成功’，最终却依然钉死在以阶层身份为标志的生物链条上。”
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后，他一度放弃了小说写作。2011年5月，金宇澄开始在上海弄堂网的论坛里写《繁花》，他以 “独上阁楼”为网名，写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几百字地发文章，没想到很受网友欢迎，不断跟帖“爷叔，写得好”，“老克勒嘛”，请他继续写。
“有一天写到陶陶和沪生在菜场相遇，陶陶说‘你进来’时，我忽然有了感觉，这不再是纪事和漫谈，已经是长篇小说，于是开始故事结构，逐漸变成每天一千字，甚至后来的五千字，一直写下去，11月份完成了初稿。”
《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后，引发了像当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后的反响和效应。半年时间里，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圈里仅次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点话题。
《繁花》以沪生、阿宝、梅瑞几个人的视角，记录1960年-2000年之间的上海， 30多年历史，100多个人物的故事，用大幅改良后的沪语描画出上海近四十年间的日常生活，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历史沧桑，为上海这座城市树碑立传。
评论家阎晶明说，“《繁花》是2012年中国小说界的最后一抹亮光，照着小说里手绘的“上海地图”查看小说人物的方位，会觉得这些人此时此地仍然穿行在这些弄堂与灯火中。真实的地名、路名、店名铺陈，夹带着特殊俚语词汇的对话，将其不可复制性和真切感推到极致。这是只有深谙上海生活纹理的人才能写出的小说，是熟悉不熟悉上海都会被其真实性折服的小说。不再是带着粗疏的故事直奔主题，而是绵密的故事、细致的描写、耐心的勾勒、不可替代的语言让人读到人间烟火，也读出历史变迁。大历史只是‘小人物’的附着物，也是这部小说的原创性体现。”
在远离北京几十年后，满族、身为清室皇家后裔，居住在西安的作家叶广芩一直在书写离她远去的老北京。1968年的“文革”， 让20岁的叶广芩被迫离开北京，告别双目失明、绝症缠身的母亲，赴陕西农村插队，从此告别北京。历史的变幻，政治的浮沉，人生的悲凉，家族的命运，这些都成为叶广芩小说的重要表现部分。
此地是他乡。今天的北京城变得越来越新，而叶广芩却用它的笔在建构还原她心目中的“老北京”。“《状元媒》是叶广芩在书写故乡北京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一以贯之的文化坚守与艺术追求。”阎晶明说。
《状元媒》从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珍的奇异婚姻写起，讲述了金家及其亲友自清末至今众多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故事。
评论家於可训说，“《状元媒》不是一部简单的家族小说，而是一部充溢了中国文化元素与文化特质的小说。《状元媒》借用十一部京剧戏名作为章名，这些名称既切合小说内容，又使小说洋溢着古典风韵。为中国文学经典的‘家族叙事’找到相契合的传统文学形式。”
灵魂的安定
2012年，作家周大新为自己和儿子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安魂》。
2008年是周大新的“最黑暗的日子”， 8月3日，在忍受了长达3年病痛折磨之后，儿子周宁与他告别，离开了这个世界。周宁1979年11月出生，高中毕业后考入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学习，本科毕业后进入郑州信息工程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北京，在总后勤部某部通信自动化站工作，他因脑癌去世时，还不满29岁。
周宁的病情与精神压力有关。和大部分父母一样，周大新为儿子规划好了人生道路：中学读的是竞争压力巨大的名牌中学；为了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周大新不让儿子看电视、打篮球；本科毕业又催着他读研究生。 在给儿子买墓地时，他把自己和妻子的墓穴也一起买了，“将来，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葬在一起了。”他給儿子设计的墓碑是一本书的形状，意味着他的人生还未完全掀开过。
儿子离开后，周大新在痛苦和悲伤中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发现，因为计划生育，有很多父母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变成了失独家庭。相当多的家庭，此时已经无法再生育孩子了。
“在我儿子长眠的那片墓地里，就埋葬着不少去世的独生子女，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车祸，有的是自杀。在清明节祭祀的时候，我会碰到那些失独的父母，大家彼此点头致意，不敢深谈，都怕引得对方伤心流泪。”
周大新花了3年时间，“为儿子，为自己，也为其他失去儿女的父母”写了对话体小说《安魂》。除了回忆儿子，小说还谈论了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反思养老制度，涉及了孤独、天国、命运，以及“人为什么要活着、人该怎样活着、人该如何做人、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的观察与思考。
评论家於可训说：“《安魂》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生与死的思考深度，也寻找到了表达生与死的艺术形式。以父亲和英年早逝的儿子周宁之间的深情对话展开，在真实与虚构的交错叙事中，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深度思考从作品内弥漫出来。《安魂》将作者的丧子之痛与灵魂的最终归属糅合，以一颗拳拳情深的父爱叩问生死之意义。”
和《安魂》不同，辽宁作家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借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谈》形式，讲述的是作者跟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项目课题组深入辽宁农村，采访农村自杀者直系亲属的故事。
“我从树华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中国自杀80%都发生在乡村。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从来不知道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孙惠芬对笔者说。
《生死十日谈》呈现了农民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遭遇的物质、精神方面的困窘。这些农村的自杀者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因为病痛、养老、贫穷，真正的内在原因就是贫穷导致了绝望。
“我谈论死是为了研究生，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的追问。”
另外一位河南作家李佩甫终于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 “平原三部曲”，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最近出版了最后一部《生命册》。
“‘平原三部曲’整整用了我12年时间，我写这部新作时采用了一种树状结构的写法，我是把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而在其背后的一个一个生命，成为这个人的背景，或者说是其成长的土壤。我把人当植物来写了。”李佩甫说。
李敬泽对李佩甫表示敬意：“《生命册》比较厚重，力图探讨中国人的灵魂状况。”青年作家徐则臣也表示对《生命册》的赞赏：“《生命册》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五十年的人生遭遇，见证了当代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变迁，是自省书也是心灵史。”
“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那些从前很少读传统文学的读者发现，中国还有这么有想象力的小说；很多人看了《白鹿原》很惊讶，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这样有深度的小说。中国文学需要重新评价，重新认识，重新发现。”评论家雷达感慨说。
评论家白烨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了解到，去年一年在书号中心出版登记的长篇小说有5300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长篇小说，内地的原创作品应在4000部左右。这4000部长篇小说里头，网络上发表变成线下出版的类型文学大概占3000部。
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数据。《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邱华栋对笔者说，这几年，长篇小说确实迎来了繁荣期，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多了，发长篇小说的文学杂志也多了。《人民文学》、《作家》等原来不发长篇小说的文学杂志也开始扩版增加页码，发表长篇小说，而原来发表长篇小说的《收获》、《钟山》等大型文学杂志则干脆定期出版增刊；像《十月》、《当代》、《江南》、《中国作家》等原创文学杂志干脆改成了半月刊，一年拿出12期内容专门发表长篇小说，连《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杂志也专门创办了长篇小说选刊。
“这么多部长篇小说里，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却没有特别杰出的长篇小说，所以我用‘繁而不荣，多而不精’来形容目前的长篇小说热。”白烨对笔者说。
一个出版过6部长篇小说的甘肃作家，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对评论家雷达抱怨，自己作品出版以后，没有评论家写书评，没有社会反响，书的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当时雷达只能宽慰他，一个评论家精力再好，一年也就只能看完40部长篇小说。
“北京每个星期都有长篇研讨会，但我根本没有时间参加，也根本看不过来，实在碍于情面推不掉的研讨会，也只能提前大致翻一翻，根本没时间从头到尾仔细读。一年里，好的长篇小说不多，能够记住的也就几部。”邱华栋说。
当然，在几千部长篇小说里，还是有不错的作品出现，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期一些值得关注的长篇作品。
上访的“李雪蓮”
为生二胎，钻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村妇李雪莲与丈夫秦玉河通过假离婚，规避生二胎面临的经济处罚。原本说好生下孩子就复婚，但他们刚离婚，秦玉河却假戏真做娶了新妻子。
李雪莲上访告状，先后找到法官王公道、法院专任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希望法院、政府能够帮她与秦玉河复婚，结果都求告不成。
李雪莲找秦玉河，只想听他说一句当时确实是假离婚的实话。不料秦玉河竟当众说她结婚时不是处女，又说她是“潘金莲”。旧仇未消又添新恨，李雪莲要反击秦玉河的诬陷，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最终成了一个不屈不挠的二十多年的上访告状专业户，从镇里到县里，从市到省，一直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成了地方“维稳”的“老大难”。最后她没复成婚，也没有洗清自己的冤屈，却把腐败的法院庭长、院长、县长、市长都拖下了马。
刘震云对笔者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政治小说，它是一部底限小说，主要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一个芝麻会变成葡萄，接着会变成苹果、甜瓜，最后变成了西瓜？一个妇女告状，一串贪官全部都倒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变成了一个国家大事，这个荒诞的过程是怎么演变的？”
《文艺报》主编阎晶明说：“刘震云是一位能在细碎与庸常的生活故事中挖掘出大意义的小说家。围绕李雪莲发生的事件和故事，贴近现实时贴得太近，超越现实时又有飞翔能力。作家的高妙与智慧，或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出入自如、故意或出或入的自由上面。”
而评论家们感兴趣的是刘震云用了18万字，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绕来绕去讲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词：上访。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个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没有简单化、概念化，戏剧性很强，通过极简主义的叙事表达庞大复杂的主题。小说里的官员有很多不作为，有很多毛病，也有很多的腐败，但是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为什么不作为呢，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设计有缺陷。李雪莲不是潘金莲，是‘孙二娘’，她通过偏执的举动，牵动了社会的神经，让内部的秘密得以掀开和暴露。”
出版人安波舜感叹：“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写‘文革’、童年、历史，很少有像刘震云对现实这么敏感，有勇气和胆量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
“《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创作过程，但从写完到出版我犹豫了两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能否把一个告状告了20年的人写成民族英雄，也不知道出版社的尺码能否放这么宽，出版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是潘金莲》未能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最后在南方的《花城》上亮相，出书以后，出版社开了个小规模的研讨会，刘震云以“安全”为由推掉了出版方安排好的专访。但《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后，一直平安无事，反而获得了来自评论界的赞扬和好评。
这是在刘震云意料之外的。“这给我的启示是：写作的尺码不一定老靠别人来定。每个作者往前跨一步，写作的尺码就能大一些。文学的改变，社会环境的改变，需要每个人往前跨上这么一步。”
截访的“带灯”
刘震云笔下的李雪莲是个上访人，贾平凹笔下的“带灯”是负责维稳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们相同的特点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女人。
2012年，贾平凹也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现实，他的长篇小说《带灯》，反映了当下拆迁、上访等各种问题，这是这些年贾平凹唯一面对当下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带灯”，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工作，接触因为经济纠纷、房屋拆迁、农田占用补充不公、治安问题的上访人员，小说的故事由此展开。
《带灯》里所有的故事都有现实依据。“这些年我一直在社会基层跑，从东部到中部，从西部到南部，我跑了很多地方，在基层看到很多社会现实问题，让我忧心忡忡，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积攒了很多感想，在《带灯》中我想把它表达出来。”和贾平凹所有的小说一样，“带灯”在现实生活里确有其人。贾平凹经常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一位深山里的乡镇女干部，经常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她看见、听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什么都写什么都讲。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核桃、蜂蜜，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等。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写的检查草稿。” 《古炉》写完后，贾平凹去了深山看望这个基层女干部，一起走村串寨，给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上访者。后来，贾平凹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写了40万字的《带灯》。
“通过写《带灯》，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知道了乡镇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我写的是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我思考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事。”贾平凹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说：“《秦腔》之后《带灯》再次显示了贾平凹处理中国本土经验的能力。同时代许多作家遁入历史才能言说中国乡村，《带灯》不是回望，而是清醒、感伤地直抵中国当下乡村的真相。”
《带灯》也让汪政惊奇：“贾平凹就是中国文学的奇迹，当人们还在为《古炉》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又拿出了《带灯》，依然是注目农村，但这次写作较多地接触到了乡镇的政治生态，这也许并不是贾平凹的强项，所以他写得平实而节制，并且将视角集中在一个既在现场而又边缘的小人物身上，正是这种自知与控制，使得作品具备了坚实的二次阐释的根基。”
城市的记忆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书写成为近20年的文学主题。
在《六人晚餐》里，鲁敏写了现在的南京；在《繁花》里，金宇澄写了30年里的上海；在《状元媒》里叶广苓写了消失的老北京。
鲁敏是江苏东台人，14岁考入江苏省邮电学校，来到南京读书，18岁进入南京一家邮电局当营业员，卖邮票、拍电报、订报纸，工作了15年。她的写作从25岁的某一天开始。
作为南京的外来者，鲁敏一直在书写她眼里的南京。小区里退休的老人，公共汽车上的公司职员，进城打工的外地人，胡同里的发廊小弟，电器公司的售货员……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奋斗着，妥协着，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她的《六人晚餐》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的命运故事，两个单亲家庭各有两个孩子，每个周末，两家人都会在一起吃一顿晚餐。六人各有残缺、倔强与欲望，在挑剔中相互取暖，以对抗歪倒的生活。最后两个底层家庭、6个人的努力奋斗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遇了失败。
评论家冉冉说：“《六人晚餐》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失败的大多数’的书写。那些在国企改制破产背景下被遗弃的人们，在这个社会残酷分化的年代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止是物质或生计的，同时也是情感、心理、精神与人性的。因‘取暖’的需求靠近，却以相互伤害与离散结束；因身处卑微而渴求所谓‘成功’，最终却依然钉死在以阶层身份为标志的生物链条上。”
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后，他一度放弃了小说写作。2011年5月，金宇澄开始在上海弄堂网的论坛里写《繁花》，他以 “独上阁楼”为网名，写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几百字地发文章，没想到很受网友欢迎，不断跟帖“爷叔，写得好”，“老克勒嘛”，请他继续写。
“有一天写到陶陶和沪生在菜场相遇，陶陶说‘你进来’时，我忽然有了感觉，这不再是纪事和漫谈，已经是长篇小说，于是开始故事结构，逐漸变成每天一千字，甚至后来的五千字，一直写下去，11月份完成了初稿。”
《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后，引发了像当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后的反响和效应。半年时间里，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圈里仅次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点话题。
《繁花》以沪生、阿宝、梅瑞几个人的视角，记录1960年-2000年之间的上海， 30多年历史，100多个人物的故事，用大幅改良后的沪语描画出上海近四十年间的日常生活，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历史沧桑，为上海这座城市树碑立传。
评论家阎晶明说，“《繁花》是2012年中国小说界的最后一抹亮光，照着小说里手绘的“上海地图”查看小说人物的方位，会觉得这些人此时此地仍然穿行在这些弄堂与灯火中。真实的地名、路名、店名铺陈，夹带着特殊俚语词汇的对话，将其不可复制性和真切感推到极致。这是只有深谙上海生活纹理的人才能写出的小说，是熟悉不熟悉上海都会被其真实性折服的小说。不再是带着粗疏的故事直奔主题，而是绵密的故事、细致的描写、耐心的勾勒、不可替代的语言让人读到人间烟火，也读出历史变迁。大历史只是‘小人物’的附着物，也是这部小说的原创性体现。”
在远离北京几十年后，满族、身为清室皇家后裔，居住在西安的作家叶广芩一直在书写离她远去的老北京。1968年的“文革”， 让20岁的叶广芩被迫离开北京，告别双目失明、绝症缠身的母亲，赴陕西农村插队，从此告别北京。历史的变幻，政治的浮沉，人生的悲凉，家族的命运，这些都成为叶广芩小说的重要表现部分。
此地是他乡。今天的北京城变得越来越新，而叶广芩却用它的笔在建构还原她心目中的“老北京”。“《状元媒》是叶广芩在书写故乡北京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一以贯之的文化坚守与艺术追求。”阎晶明说。
《状元媒》从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珍的奇异婚姻写起，讲述了金家及其亲友自清末至今众多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故事。
评论家於可训说，“《状元媒》不是一部简单的家族小说，而是一部充溢了中国文化元素与文化特质的小说。《状元媒》借用十一部京剧戏名作为章名，这些名称既切合小说内容，又使小说洋溢着古典风韵。为中国文学经典的‘家族叙事’找到相契合的传统文学形式。”
灵魂的安定
2012年，作家周大新为自己和儿子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安魂》。
2008年是周大新的“最黑暗的日子”， 8月3日，在忍受了长达3年病痛折磨之后，儿子周宁与他告别，离开了这个世界。周宁1979年11月出生，高中毕业后考入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学习，本科毕业后进入郑州信息工程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北京，在总后勤部某部通信自动化站工作，他因脑癌去世时，还不满29岁。
周宁的病情与精神压力有关。和大部分父母一样，周大新为儿子规划好了人生道路：中学读的是竞争压力巨大的名牌中学；为了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周大新不让儿子看电视、打篮球；本科毕业又催着他读研究生。 在给儿子买墓地时，他把自己和妻子的墓穴也一起买了，“将来，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葬在一起了。”他給儿子设计的墓碑是一本书的形状，意味着他的人生还未完全掀开过。
儿子离开后，周大新在痛苦和悲伤中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发现，因为计划生育，有很多父母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变成了失独家庭。相当多的家庭，此时已经无法再生育孩子了。
“在我儿子长眠的那片墓地里，就埋葬着不少去世的独生子女，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车祸，有的是自杀。在清明节祭祀的时候，我会碰到那些失独的父母，大家彼此点头致意，不敢深谈，都怕引得对方伤心流泪。”
周大新花了3年时间，“为儿子，为自己，也为其他失去儿女的父母”写了对话体小说《安魂》。除了回忆儿子，小说还谈论了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反思养老制度，涉及了孤独、天国、命运，以及“人为什么要活着、人该怎样活着、人该如何做人、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的观察与思考。
评论家於可训说：“《安魂》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生与死的思考深度，也寻找到了表达生与死的艺术形式。以父亲和英年早逝的儿子周宁之间的深情对话展开，在真实与虚构的交错叙事中，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深度思考从作品内弥漫出来。《安魂》将作者的丧子之痛与灵魂的最终归属糅合，以一颗拳拳情深的父爱叩问生死之意义。”
和《安魂》不同，辽宁作家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借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谈》形式，讲述的是作者跟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项目课题组深入辽宁农村，采访农村自杀者直系亲属的故事。
“我从树华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中国自杀80%都发生在乡村。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从来不知道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孙惠芬对笔者说。
《生死十日谈》呈现了农民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遭遇的物质、精神方面的困窘。这些农村的自杀者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因为病痛、养老、贫穷，真正的内在原因就是贫穷导致了绝望。
“我谈论死是为了研究生，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的追问。”
另外一位河南作家李佩甫终于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 “平原三部曲”，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最近出版了最后一部《生命册》。
“‘平原三部曲’整整用了我12年时间，我写这部新作时采用了一种树状结构的写法，我是把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而在其背后的一个一个生命，成为这个人的背景，或者说是其成长的土壤。我把人当植物来写了。”李佩甫说。
李敬泽对李佩甫表示敬意：“《生命册》比较厚重，力图探讨中国人的灵魂状况。”青年作家徐则臣也表示对《生命册》的赞赏：“《生命册》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五十年的人生遭遇，见证了当代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变迁，是自省书也是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