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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震惊世界，到今天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挺立潮头，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代中核人不惧艰险，用梦想、青春甚至生命奠定了中国核工业的辉煌
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亮相的机会不多，但核武器的威慑力无疑穿越了时间和空间障碍，成为全世界几代人闻之色变而又津津乐道的话题。与核武器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核电，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危险的面纱。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爆发，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核浪潮。在经过科学论证后，中国核电发展计划没有改变，秦山、大亚湾建设计划如期进行。2000年以后，受能源缺口压力的影响，中国核电的发展节奏从“适度发展”变为“积极推进”。2007年11月间，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中长期目标：“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
正是在这一规划的指引下，中国核电建设开始从沿海向内陆扩张。然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让世界核电产业措手不及。两个月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在2015和2022年之间关闭为该国提供约28%电力的18所核电厂，转投再生能源领域。核电占比总发电量超过50%的比利时也随后宣布，阶段性废除核电站。
中国核电产业和中核集团就在这样一波三折的发展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
与共和国共成长
1964年10月16日，共和国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喝醉了，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
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荒漠上空爆炸成功了。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和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作为中国原子弹主要设计者之一，朱光亚自然有理由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百废待兴的中国正面临着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实在太需要这样具有威慑力的看家武器。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消息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保密的。当年11岁的浙江绍兴少年孙勤，对此就一无所知。
为了统筹协调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实验，新中国于1958年将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专门负责核工业和核武器。二机部下设多个研究院，除朱光亚之外，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两弹元勋都曾在二机部工作，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的研发、实验，为新中国真正能够以坚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2年，二机部更名为核工业部。就在这一年，大学毕业的孙勤加入二机部，成为华东地勘局的一名助理工程师。“当时对二机部并没有太多了解，上班以后才慢慢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核工业部的任务增加了诸如核电技术等军民结合的新任务。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1988年，核工业部被取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成立。在朱光亚等人的指导下，中国核工业总公司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两个月，成功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跨越。
1999年，脱胎于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组建。按照要求，中核集团是国家战略核力量的核心和国家核能发展与核电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
在担任了几年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之后，孙勤于2009年成为中核集团这家“一号央企”的总经理，现任中核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孙勤上任后，致力于推进这家军工背景、计划色彩浓重的“一号央企”走向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途径包括向兄弟单位和国际同行学习。“中广核一开始就学习国外公司的先进管理理念，并且与国外的平台结合得很好，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我们还要借鉴美国、法国等现代管理模式。”
核事业，一辈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刚由地堪战线转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矿冶局副局长的孙勤要下矿井视察。员工提醒他：“矿井很热，你要穿上棉袄再下去。”孙勤很纳闷，很热为什么还要穿棉袄？员工告诉他，矿井温度太高，如果不穿棉袄可能就会被空气烫伤皮肤。穿上棉袄能隔离温度，“就像害怕冰棍化了就要用棉被盖上一个道理”。
在矿井下，孙勤看到，穿着棉袄的工人一边开采，一边要用风机、冷水不断降温。这一幕给孙勤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核工业人那种为国家为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还让孙勤觉得既骄傲又感动。
更让孙勤感动的，是包括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程开甲等在内的一批科研人员，一辈子专注于核事业，铸就了“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成为后继者献身核工业的强大动力。他们的精神，如同以朱光亚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一样，永远闪耀在浩瀚苍穹，并且代代传承。
1965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周总理在高浓铀非常紧缺的情况下，特批了50公斤高浓铀，支持我国快中子零功率装置实验。就在这一年，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青年开始接触快堆，他叫徐銤。
快堆目前被认为是第四代核电技术的主力堆型，代表着先进核能的发展方向。在当时，快堆更是一种超先进的技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时代大潮中，徐銤的个人命运也被裹挟进了漩涡。1971年，徐銤所在的快堆项目迁至四川夹江，并随之陷入了经费不足的窘境。在大多数人纷纷放弃的时候，徐銤谢绝了待遇更好的单位，坚守着自己的梦想。由于频繁出差，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有一次外出归来，女儿居然叫了他一声“叔叔”。
1986年，快堆项目迎来了出头之日，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徐銤也得以从四川重回原子能院。
2000年，中国实验快堆工程浇下第一罐混凝土，徐銤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从图纸变成现实。已经63岁的徐銤放下了图纸，整天在工地攀高爬低，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处理技术问题。他的“005号”安全帽总是布满了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伤痕，几年来先后换了5顶。 近半个世纪的付出，终于在2011年得到了回报。这一年7月21日上午10点，孙勤宣布，我国第一个快中子反应堆发出的电流输向了华北电网。这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
孙勤介绍说，在中核集团10万员工中，科研人员达到3.6万人。在他们中间，像徐銤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不计其数。“我很敬重这些人。搞核的人，干的是事业，不是干职业，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国家的事业。正是他们，铸就了中国日渐强大的核工业基础。我为中核集团有这样一支人才队伍感到自豪。”
构建完整产业链
2013年6月21日，中核集团在兰州铀浓缩基地宣布，经过多年研制我国核工业关键技术——铀浓缩技术完全实现自主化，并成功实现工业化应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铀浓缩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技术基础。
铀，是核电的主要燃料。大部分核电站使用的铀燃料中，铀-235的含量约为2%～5%。不过在天然铀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如何将铀-235含量提高的工艺过程称为铀浓缩。国际上通常把是否拥有铀浓缩技术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核试验的标准之一。
中核集团科技与信息化部科技处长刘仲华表示，长期以来我国铀浓缩都是依靠落后的扩散分离技术，主要原因就是离心分离机的技术极其复杂，转速比航空发动机的转速还要高。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核集团科研人员攻克了离心机研制中的多项技术难关，完成了离心机研制任务，实现了离心机的工业化应用，使得铀浓缩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中核集团公司总工程师雷增光说：“它的耗电量大概相当于扩散法的二十五分之一，综合成本降下来50%还要多。”
之所以取得这一突破，缘于中核集团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工业体系。
在由军工产业向军民结合转型的过程中，中核集团建立了一套核军工、核电、核燃料循环和核技术应用协同发展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目前，中核集团共拥有核动力、核电、核燃料、天然铀、核技术应用、核环保工程、优质民品及新能源八大专业板块。各板块之间形成了互相补充、彼此推动的完整链条，由此形成的系统优势给中核集团带来了强大的创新能力。无论是核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先进核能技术开发，还是核应用技术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核集团形成了“空中、地面、地下”三位一体的勘查能力，开发了伊犁、吐哈、鄂尔多斯、二连、巴音戈壁、松辽等六大万吨级大型铀矿资源基地，重塑了我国铀资源的分布格局，使北方地区成为今后我国天然铀产业发展的战略基地。在南方地区，通过探深扩围，为老矿山稳产增产提供了接续资源，实现了中国从所谓的贫铀国到目前“近期有保障，中期有依托，远期有潜力”的巨大转变。
中核集团先后建成了浙江秦山和江苏田湾等核电基地，投运核电机组9台，保持良好安全运行纪录，自1991年秦山核电站发电以来，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电4028亿千瓦时，减排42289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造林115万公顷；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为开拓国际核电市场创造了基本条件；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中试工程热调试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重大突破。
这种军民结合、上下游结合、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新型核科技工业体系，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体现和核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才拥有。这个完备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中核集团拓展核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完善的产业链条，使得中核集团在维护和实现核安全方面有极强的自身优势。
减少高浓铀在民用领域使用，尽快实施高浓铀低浓化，是加强核安保工作的重要内容。2014年3月4日，就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之前不久，中核集团旗下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微堆临界装置上开展的低浓铀临界实验成功，标志着微堆低浓化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中核集团成功将30千瓦级微堆使用的核燃料浓度从原先的95%降至12.5%。目前，中核集团正积极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高浓铀低浓化改造。这一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认可。
孙勤表示，这正是中核集团的体制优势所在，也将为中核集团未来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未来，我们可能前端卖技术，后端卖服务，包括后处理、燃料元件，利用整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加强企业竞争力。”
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亮相的机会不多，但核武器的威慑力无疑穿越了时间和空间障碍，成为全世界几代人闻之色变而又津津乐道的话题。与核武器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核电，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危险的面纱。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爆发，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核浪潮。在经过科学论证后，中国核电发展计划没有改变，秦山、大亚湾建设计划如期进行。2000年以后，受能源缺口压力的影响，中国核电的发展节奏从“适度发展”变为“积极推进”。2007年11月间，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中长期目标：“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
正是在这一规划的指引下，中国核电建设开始从沿海向内陆扩张。然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让世界核电产业措手不及。两个月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在2015和2022年之间关闭为该国提供约28%电力的18所核电厂，转投再生能源领域。核电占比总发电量超过50%的比利时也随后宣布，阶段性废除核电站。
中国核电产业和中核集团就在这样一波三折的发展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
与共和国共成长
1964年10月16日，共和国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喝醉了，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
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荒漠上空爆炸成功了。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和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作为中国原子弹主要设计者之一，朱光亚自然有理由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百废待兴的中国正面临着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实在太需要这样具有威慑力的看家武器。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消息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保密的。当年11岁的浙江绍兴少年孙勤，对此就一无所知。
为了统筹协调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实验，新中国于1958年将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专门负责核工业和核武器。二机部下设多个研究院，除朱光亚之外，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两弹元勋都曾在二机部工作，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的研发、实验，为新中国真正能够以坚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2年，二机部更名为核工业部。就在这一年，大学毕业的孙勤加入二机部，成为华东地勘局的一名助理工程师。“当时对二机部并没有太多了解，上班以后才慢慢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核工业部的任务增加了诸如核电技术等军民结合的新任务。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1988年，核工业部被取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成立。在朱光亚等人的指导下，中国核工业总公司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两个月，成功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跨越。
1999年，脱胎于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组建。按照要求，中核集团是国家战略核力量的核心和国家核能发展与核电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
在担任了几年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之后，孙勤于2009年成为中核集团这家“一号央企”的总经理，现任中核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孙勤上任后，致力于推进这家军工背景、计划色彩浓重的“一号央企”走向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途径包括向兄弟单位和国际同行学习。“中广核一开始就学习国外公司的先进管理理念，并且与国外的平台结合得很好，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我们还要借鉴美国、法国等现代管理模式。”
核事业，一辈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刚由地堪战线转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矿冶局副局长的孙勤要下矿井视察。员工提醒他：“矿井很热，你要穿上棉袄再下去。”孙勤很纳闷，很热为什么还要穿棉袄？员工告诉他，矿井温度太高，如果不穿棉袄可能就会被空气烫伤皮肤。穿上棉袄能隔离温度，“就像害怕冰棍化了就要用棉被盖上一个道理”。
在矿井下，孙勤看到，穿着棉袄的工人一边开采，一边要用风机、冷水不断降温。这一幕给孙勤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核工业人那种为国家为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还让孙勤觉得既骄傲又感动。
更让孙勤感动的，是包括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程开甲等在内的一批科研人员，一辈子专注于核事业，铸就了“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成为后继者献身核工业的强大动力。他们的精神，如同以朱光亚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一样，永远闪耀在浩瀚苍穹，并且代代传承。
1965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周总理在高浓铀非常紧缺的情况下，特批了50公斤高浓铀，支持我国快中子零功率装置实验。就在这一年，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青年开始接触快堆，他叫徐銤。
快堆目前被认为是第四代核电技术的主力堆型，代表着先进核能的发展方向。在当时，快堆更是一种超先进的技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时代大潮中，徐銤的个人命运也被裹挟进了漩涡。1971年，徐銤所在的快堆项目迁至四川夹江，并随之陷入了经费不足的窘境。在大多数人纷纷放弃的时候，徐銤谢绝了待遇更好的单位，坚守着自己的梦想。由于频繁出差，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有一次外出归来，女儿居然叫了他一声“叔叔”。
1986年，快堆项目迎来了出头之日，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徐銤也得以从四川重回原子能院。
2000年，中国实验快堆工程浇下第一罐混凝土，徐銤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从图纸变成现实。已经63岁的徐銤放下了图纸，整天在工地攀高爬低，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处理技术问题。他的“005号”安全帽总是布满了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伤痕，几年来先后换了5顶。 近半个世纪的付出，终于在2011年得到了回报。这一年7月21日上午10点，孙勤宣布，我国第一个快中子反应堆发出的电流输向了华北电网。这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
孙勤介绍说，在中核集团10万员工中，科研人员达到3.6万人。在他们中间，像徐銤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不计其数。“我很敬重这些人。搞核的人，干的是事业，不是干职业，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国家的事业。正是他们，铸就了中国日渐强大的核工业基础。我为中核集团有这样一支人才队伍感到自豪。”
构建完整产业链
2013年6月21日，中核集团在兰州铀浓缩基地宣布，经过多年研制我国核工业关键技术——铀浓缩技术完全实现自主化，并成功实现工业化应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铀浓缩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技术基础。
铀，是核电的主要燃料。大部分核电站使用的铀燃料中，铀-235的含量约为2%～5%。不过在天然铀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如何将铀-235含量提高的工艺过程称为铀浓缩。国际上通常把是否拥有铀浓缩技术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核试验的标准之一。
中核集团科技与信息化部科技处长刘仲华表示，长期以来我国铀浓缩都是依靠落后的扩散分离技术，主要原因就是离心分离机的技术极其复杂，转速比航空发动机的转速还要高。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核集团科研人员攻克了离心机研制中的多项技术难关，完成了离心机研制任务，实现了离心机的工业化应用，使得铀浓缩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中核集团公司总工程师雷增光说：“它的耗电量大概相当于扩散法的二十五分之一，综合成本降下来50%还要多。”
之所以取得这一突破，缘于中核集团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工业体系。
在由军工产业向军民结合转型的过程中，中核集团建立了一套核军工、核电、核燃料循环和核技术应用协同发展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目前，中核集团共拥有核动力、核电、核燃料、天然铀、核技术应用、核环保工程、优质民品及新能源八大专业板块。各板块之间形成了互相补充、彼此推动的完整链条，由此形成的系统优势给中核集团带来了强大的创新能力。无论是核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先进核能技术开发，还是核应用技术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核集团形成了“空中、地面、地下”三位一体的勘查能力，开发了伊犁、吐哈、鄂尔多斯、二连、巴音戈壁、松辽等六大万吨级大型铀矿资源基地，重塑了我国铀资源的分布格局，使北方地区成为今后我国天然铀产业发展的战略基地。在南方地区，通过探深扩围，为老矿山稳产增产提供了接续资源，实现了中国从所谓的贫铀国到目前“近期有保障，中期有依托，远期有潜力”的巨大转变。
中核集团先后建成了浙江秦山和江苏田湾等核电基地，投运核电机组9台，保持良好安全运行纪录，自1991年秦山核电站发电以来，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电4028亿千瓦时，减排42289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造林115万公顷；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为开拓国际核电市场创造了基本条件；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中试工程热调试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重大突破。
这种军民结合、上下游结合、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新型核科技工业体系，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体现和核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才拥有。这个完备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中核集团拓展核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完善的产业链条，使得中核集团在维护和实现核安全方面有极强的自身优势。
减少高浓铀在民用领域使用，尽快实施高浓铀低浓化，是加强核安保工作的重要内容。2014年3月4日，就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之前不久，中核集团旗下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微堆临界装置上开展的低浓铀临界实验成功，标志着微堆低浓化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中核集团成功将30千瓦级微堆使用的核燃料浓度从原先的95%降至12.5%。目前，中核集团正积极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高浓铀低浓化改造。这一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认可。
孙勤表示，这正是中核集团的体制优势所在，也将为中核集团未来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未来，我们可能前端卖技术，后端卖服务，包括后处理、燃料元件，利用整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加强企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