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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是怎么过的，我不想再问，那一定是他心里永远的痛。高远告诉我，从那以后，“每天不知要洗几次澡，觉得自己太脏、太无法接受。”
那天是个星期日。一大早，一辆辆婚车载着喜庆的新人行进在路上。昨日一夜的雨雪，为路旁的树、建筑物披上了银装，空气中透着少有的湿润，这场迟来的雨雪滋润着干旱的万物。上午9点刚过，我急急驾车从家来到医院，等待从河北保定到北京的高远（化名）。高远是一位处事未深就身染艾滋病的年轻人，我跟他约了个采访。
11点多，高远终于出现了：1米8的大小伙子，戴副眼镜，身板挺直，很壮实，看不出任何病态。
他很抱歉地说：今天天不好，来晚了。
我说，没关系，快坐下……
那一晚，不堪回首
怕他难过，我没想让他回顾感染经历，可是他还是说了。也许对他而言，那些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过往，可以让他卸载心理上的负荷。
高远的身体来回在沙发上移动，时而靠紧沙发背儿，时而离开，手中的那杯水始终端起又放下，干得起皮儿的嘴唇，让我不忍心继续。我几次提醒他“喝点儿水”，可是他依旧讲着……
刚刚大学毕业两年，我任职的公司因为我表现好，能力强，把我派到沧州工作。由于我太想把工作做好，十分渴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更大成绩，突破自己，我希望能结识更多的人。就这样，我认识了工作上经常来往的一个地方官。我觉得他可以帮到自己，就十分注意和他拉近关系。
一向是我有求于他，因此，每到年节，我都给他送些礼物。突然，有一天，我却接到他的邀请，说是晚上一起吃个饭。我当然很高兴，欣然赴约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约会的地点是个色情场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几杯酒下肚，我有些昏昏然。现在想想，一定是他做了手脚。饭桌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些暧昧的话。我现在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他，放任他对我的进一步。后来，又来了几个男人……
那一晚是怎么过的，我不想再问，那一定是他心里永远的痛。高远告诉我，从那以后，“每天不知要洗几次澡，觉得自己太脏、太无法接受。”更让他不安的是，他的直肠总是会出血，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就拼命在网上寻找答案，他也千遍、万遍地问自己，“我是同性恋？双性恋？为什么没有拒绝他最初的行动，发生后来的事情？”没有人能回答。他很快去医院进行了HIV（艾滋病抗体）检查，结果是阴性的，他暗自庆幸，可他哪里知道，艾滋病抗体要过了窗口期才可以查到，一般窗口期是2～10周，最长是3个月。
婚礼将至，再去作个检查
2006年年底，按照事先和女朋友的约定，高远要在第二年的春节后举行婚礼。可是半年前那一晚的恐怖经历，让他重又心惊肉跳。一向负责任的高远决定还是要再查查，看自己到底怎么样。
2007年1月份，我特地请了假，坐大巴车到北京地坛医院检查。取结果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护士说，你等一下，我带你去找闫大夫。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底，我知道这下彻底完了。
医生说了些什么，自己是怎么从诊室出来的，怎么来到红丝带之家见到王克荣护士长的，都很模糊，只记得她安慰我，拍了我肩膀几下。我始终坐在红丝带之家的沙发上，不停地用手揉搓自己的衣角，嘴上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艾滋病吗？后来，王护士长说我，你不像别人刚得知自己感染时的表现，正因为我的所谓冷静，引起王护士长对我的特别关注。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想怎么结束自己，我关上了手机，来到唐山的一个正开发的海边浴场，在那儿走来走去。突然想到死之前应该把留在医院的个人信息删除，要不一查，知道我是感染者，就坏了。这可能是命不该绝，我打开手机给王护士长发了信息，请她帮忙。这下王护士长的短信就都传进我手机里。其中最能打动我的是，“你别想不开，要是你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他们不能没有你。你要想死，不差这几天，先和我去趟河南，回来再说！”
河南之行，让我决定坚强地活下去
当时我想，去就去，反正也不想活了、不想上班了。一路上，我一言不发，不吃不喝，想的还是死。可总不能让好人为自己受连累。王护士长夜里几次到我的铺位查看我，唯恐我有什么不测。
在河南，王护士长和他们介绍我说是志愿者，安排我照相、帮助安装讲课用的投影仪，我觉得那里的人都挺热情。讲课结束了，这时不少村民围拢过来，拉着护士长依依不舍，一个皮肤黑黑的妇女，上前拉着护士长的手，说：“护士长，别走了，中午到俺家吃饭吧。”旁边另一个妇女接过话茬儿说：“谁敢上你家吃饭呦！”王克荣却说：“怎么不敢啊！上次不是就在她家吃的菜团子吗！”又转过身子对那个黑黑的妇女说：“你家菜团子真好吃。等下次吧，还去你家。”我心想，这位妇女一定是个感染者。
在回来的路上，王护士长跟我讲，这个村近四分之一的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这几年不少人到了发病期，许多人病逝了。村里有20多个孩子成了孤儿，100多个孩子的家成了单亲家庭。有人造谣说，为了报复社会，这里的村民往西瓜里边打血，他们种的西瓜都卖不出去。尽管受到这样的屈辱、生活这样艰难，但这些农民们仍然顽强地生活着。
我听着，琢磨着。生活那样艰苦的农民感染者都能顽强地生活，何况我？我暂时忘掉去死的念头，想着怎么和爱人交代，毕竟婚期在即。
不能毁了自己又搭上一个
凭着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知道，让艾滋病患者接受自己是个艾滋病患者、感染者要翻越一座山；让其家人接受自己是个艾滋病患者、感染者，要翻的山更高。有些人一直不敢碰这座更高的山，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山的那一边，等待他们的是绿草茵茵、繁花似锦的平原，还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为了缓解高远重揭伤疤的内心痛楚，我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时间已经过了饭点儿，餐厅里就餐的人很少，我们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高远边说边在我的催促下吃面，一碗面他翻来覆去吃了一个小时。
婚期越来越近，我不知怎么面对我的爱人。我们大学四年，交往六年，她对我一往情深。如何交代我的一切，我内心受着煎熬。有一条我很坚定，婚礼是一定要取消的，我不能毁了自己又搭上一个。我约她见面，她很快来了，可能她有所察觉，事先作好了准备。
那天是个星期日。一大早，一辆辆婚车载着喜庆的新人行进在路上。昨日一夜的雨雪，为路旁的树、建筑物披上了银装，空气中透着少有的湿润，这场迟来的雨雪滋润着干旱的万物。上午9点刚过，我急急驾车从家来到医院，等待从河北保定到北京的高远（化名）。高远是一位处事未深就身染艾滋病的年轻人，我跟他约了个采访。
11点多，高远终于出现了：1米8的大小伙子，戴副眼镜，身板挺直，很壮实，看不出任何病态。
他很抱歉地说：今天天不好，来晚了。
我说，没关系，快坐下……
那一晚，不堪回首
怕他难过，我没想让他回顾感染经历，可是他还是说了。也许对他而言，那些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过往，可以让他卸载心理上的负荷。
高远的身体来回在沙发上移动，时而靠紧沙发背儿，时而离开，手中的那杯水始终端起又放下，干得起皮儿的嘴唇，让我不忍心继续。我几次提醒他“喝点儿水”，可是他依旧讲着……
刚刚大学毕业两年，我任职的公司因为我表现好，能力强，把我派到沧州工作。由于我太想把工作做好，十分渴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更大成绩，突破自己，我希望能结识更多的人。就这样，我认识了工作上经常来往的一个地方官。我觉得他可以帮到自己，就十分注意和他拉近关系。
一向是我有求于他，因此，每到年节，我都给他送些礼物。突然，有一天，我却接到他的邀请，说是晚上一起吃个饭。我当然很高兴，欣然赴约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约会的地点是个色情场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几杯酒下肚，我有些昏昏然。现在想想，一定是他做了手脚。饭桌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些暧昧的话。我现在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他，放任他对我的进一步。后来，又来了几个男人……
那一晚是怎么过的，我不想再问，那一定是他心里永远的痛。高远告诉我，从那以后，“每天不知要洗几次澡，觉得自己太脏、太无法接受。”更让他不安的是，他的直肠总是会出血，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就拼命在网上寻找答案，他也千遍、万遍地问自己，“我是同性恋？双性恋？为什么没有拒绝他最初的行动，发生后来的事情？”没有人能回答。他很快去医院进行了HIV（艾滋病抗体）检查，结果是阴性的，他暗自庆幸，可他哪里知道，艾滋病抗体要过了窗口期才可以查到，一般窗口期是2～10周，最长是3个月。
婚礼将至，再去作个检查
2006年年底，按照事先和女朋友的约定，高远要在第二年的春节后举行婚礼。可是半年前那一晚的恐怖经历，让他重又心惊肉跳。一向负责任的高远决定还是要再查查，看自己到底怎么样。
2007年1月份，我特地请了假，坐大巴车到北京地坛医院检查。取结果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护士说，你等一下，我带你去找闫大夫。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底，我知道这下彻底完了。
医生说了些什么，自己是怎么从诊室出来的，怎么来到红丝带之家见到王克荣护士长的，都很模糊，只记得她安慰我，拍了我肩膀几下。我始终坐在红丝带之家的沙发上，不停地用手揉搓自己的衣角，嘴上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艾滋病吗？后来，王护士长说我，你不像别人刚得知自己感染时的表现，正因为我的所谓冷静，引起王护士长对我的特别关注。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想怎么结束自己，我关上了手机，来到唐山的一个正开发的海边浴场，在那儿走来走去。突然想到死之前应该把留在医院的个人信息删除，要不一查，知道我是感染者，就坏了。这可能是命不该绝，我打开手机给王护士长发了信息，请她帮忙。这下王护士长的短信就都传进我手机里。其中最能打动我的是，“你别想不开，要是你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他们不能没有你。你要想死，不差这几天，先和我去趟河南，回来再说！”
河南之行，让我决定坚强地活下去
当时我想，去就去，反正也不想活了、不想上班了。一路上，我一言不发，不吃不喝，想的还是死。可总不能让好人为自己受连累。王护士长夜里几次到我的铺位查看我，唯恐我有什么不测。
在河南，王护士长和他们介绍我说是志愿者，安排我照相、帮助安装讲课用的投影仪，我觉得那里的人都挺热情。讲课结束了，这时不少村民围拢过来，拉着护士长依依不舍，一个皮肤黑黑的妇女，上前拉着护士长的手，说：“护士长，别走了，中午到俺家吃饭吧。”旁边另一个妇女接过话茬儿说：“谁敢上你家吃饭呦！”王克荣却说：“怎么不敢啊！上次不是就在她家吃的菜团子吗！”又转过身子对那个黑黑的妇女说：“你家菜团子真好吃。等下次吧，还去你家。”我心想，这位妇女一定是个感染者。
在回来的路上，王护士长跟我讲，这个村近四分之一的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这几年不少人到了发病期，许多人病逝了。村里有20多个孩子成了孤儿，100多个孩子的家成了单亲家庭。有人造谣说，为了报复社会，这里的村民往西瓜里边打血，他们种的西瓜都卖不出去。尽管受到这样的屈辱、生活这样艰难，但这些农民们仍然顽强地生活着。
我听着，琢磨着。生活那样艰苦的农民感染者都能顽强地生活，何况我？我暂时忘掉去死的念头，想着怎么和爱人交代，毕竟婚期在即。
不能毁了自己又搭上一个
凭着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知道，让艾滋病患者接受自己是个艾滋病患者、感染者要翻越一座山；让其家人接受自己是个艾滋病患者、感染者，要翻的山更高。有些人一直不敢碰这座更高的山，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山的那一边，等待他们的是绿草茵茵、繁花似锦的平原，还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为了缓解高远重揭伤疤的内心痛楚，我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时间已经过了饭点儿，餐厅里就餐的人很少，我们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高远边说边在我的催促下吃面，一碗面他翻来覆去吃了一个小时。
婚期越来越近，我不知怎么面对我的爱人。我们大学四年，交往六年，她对我一往情深。如何交代我的一切，我内心受着煎熬。有一条我很坚定，婚礼是一定要取消的，我不能毁了自己又搭上一个。我约她见面，她很快来了，可能她有所察觉，事先作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