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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早年父母双亡，幼时由祖父一手抚养，祖父教育他识字，送他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北洋学堂时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忧国忧民，积极奔走于反帝反封建运动前线的新青年，但此时李大钊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他对于国家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倡导共和民主，建立立宪制国家”的阶段。在北洋学堂学习期间，李大钊进一步了解到建立共和，实现理想的困难。1901年后，出于保全自身，应付国内外压力的需求，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5名朝廷大臣被派出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虽然在1906年，朝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1910年，十余省谘议局共同发起了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一同加入到请愿活动中。李大钊便是北洋学堂请愿活动的8个学生总代表之一。此次活动刚开始时学生们大都慷慨激昂，甚至有人为了书写血色请愿书而断指。而活动进行也很有组织与纪律，但最终活动却以失败告终，学生险些遭受武力镇压。
1912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清政府，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却异常坎坷，先是拥有政治、实力资本的總统袁世凯隐约露出恢复帝制的端倪，后是民国建立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近二百个政党。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表面上，虽然旧中国从形式上由封建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制国家，但中国距离真正实现民主、强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此时的李大钊较为失意，这在他所撰写的《言治》文稿中可见一斑。
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李大钊，由于现实与理想上的冲突，政治观念上的不成熟，暂时失去了人生方向。同年，李大钊收到同学从日本寄来的邀请自己去日本留学的信函。此时的李大钊感到自己的才学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有了东渡留学日本的念头。李大钊曾在法政学堂预科时期，刻苦学习日语与英语，正好为他留学日本打下了语言上的基础。同时李大钊遇到了两位能够资助自己出国留学的贵人：孙洪伊与汤化龙。孙洪伊是当时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曾参与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1910年的国会请愿活动他也曾担任领衔代表，后李大钊创办《言治》月刊时也与孙洪伊见过面，与李大钊很有缘分。孙洪伊相当器重李大钊，在李大钊出国之前，孙洪伊把曾留学日本的汤化龙介绍给了李大钊。汤化龙也是一名立宪派人士，他很欣赏李大钊的才能。在得知李大钊要留学日本时，二人便一齐保证对李大钊留学日本进行经济资助。
留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而是武装自己
1913年冬季，李大钊前往日本，并于1914年9月8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本科。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给李大钊授课的日本老师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讲授国家学原理，受西方英美政治学说影响较深的教授浮田和民;还有讲述帝国宪法，提出“天皇机关说”，组建日本宪法学体系的重要人物美浓部达吉。但其中对李大钊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政治经济学、都市问题的教授，曾先后于德国柏林、美国留过学，留学期间就展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返回日本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是在留日以前。1912年在李大钊与同学合作编写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中，提到“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是与安部矶雄一同创立社会民主党的人物之一，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1912年前后，李大钊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李大钊遇到了与幸德秋水一同献身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安部矶雄喜欢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讲授经济学知识。据称，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安部矶雄教授所讲授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都市问题很感兴趣，常在课后到教授的住处询问相关问题。与安部矶雄教授的交流是李大钊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初步认识的原因之一。
留日期间，李大钊对于政治理念与思想的选择还处在探索阶段，处在完善自己对于各流派西方思潮的认识的过程中。早稻田大学所授课程有关社会主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从此时李大钊在日本撰写的各类文稿来看，李大钊更多地强调一种“民主”的思想，并且思索该以何种形式建设国家。与李大钊一同在留日期间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并在归国后一同编辑《甲寅》日刊的高一涵撰写的《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两篇文章中，提到了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对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据高一涵称，在日本留学时，李大钊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感兴趣，但极其喜欢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河上肇，李大钊较早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对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了 解。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联合工人阶级与贫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虽然俄国在1917年间的一系列剧变毫无疑问地会引起李大钊的注意，但李大钊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留日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关 系。
与只为淘换一身金箔，回国收获名利的投机主义者不同。李大钊留学日本是为了寻求中国人民得解放的道路，学习早稻田大学的课程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得到学校准予毕业的结果。在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单上，成绩最好的是国家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法律类学科的成绩全部不高。
1915年，袁世凯对自己府下参政院参政杨度转呈他的《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杨度称，共和制度注重平等自由，但是不利于加强军政统治，不能使国家富强。共和制度中的总统竞选制度容易增加因竞选职位造成的内乱。中国人不懂政治，所以中国应施行君主立宪制进行专制。12月12日，袁世凯经投票表决后称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李大钊放弃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希望，1916年1月，李大钊乘船回归上海，与广大留学生一同投入到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活动中。李大钊于上海停留了2周，期间他在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全部缺席，这致使他被早稻田大学退学。 在留学日本的2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动荡，李大钊由于身处国外，拥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求学的同时参加了众多的学生运动，并广泛撰写文稿发表。这些在留学期间的实践活动都为他日后回国后的一系列爱国行动提供了经验。
激进的反袁活动
李大钊于1914年1月抵达日本，结识了由于反袁革命失败逃往日本的著名反袁学者章士钊。章士钊于1914年5月主编出版了《甲寅》月刊。李大钊将文稿《风俗》寄给了章士钊，后发表于《甲寅》。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风俗与国运的关系，李大钊公开说明了群体的力量，群体不光是肉体的集合，还是精神、思想的集合：“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这是他在留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较有影响力的文章。
在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参加的活动，撰写的文稿繁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在国民党党首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凯政府镇压“二次革命”的事件接连发生后，李大钊彻底改变了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1914年11月李大钊于日本发表了文章《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文章中，李大钊称袁世凯政府为“绝盛势力”：“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至为绝盛之势力所吸收，而盲心从同。”在这段时期，李大钊同样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过于重视政治竞争，使中国兴起了以暴力干预政治的风潮，这才导致了袁世凯政府暴政专权。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约法采用极端集权主义，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民主精神。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政策受其德国法律顾问古德诺的影响较大。李大钊在《甲寅》4号刊中发表了《国情》一文。表达了他对于古德诺的评论的看法，认为国外的法律顾问无法深入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且外人谈论中国国情必定受其本国观念影响，在如今的国情下，古德诺的言论是为专制“招魂”。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到东京协助其编辑《甲寅》杂志。在陈独秀的理论中，“爱国”是一种自觉，人民应该意识到什么是国家，并且维护国家。这一点体现在了他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陈独秀认为以往封建时期的中国是“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百姓“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国家应该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建设国家是为了保障权利，共谋幸福。
1914年11月，李大钊随后在《甲寅》第一卷第8号刊上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文中他对陈独秀文章《愛国心与自觉心》的评论，成为民国思想辩论的一段佳话。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表达了自己不同于陈独秀的观点，该文没有直接反驳陈独秀的观点，而是巧妙地通过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文化“自贬以奉人”，西方文化“自存以相安”。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政治、文化、时局是相关联的、复杂的，李大钊认为如何改革不是简单说明，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李大钊在谈到对“自觉”的理解时较陈独秀更为激进，李大钊认为“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与陈独秀的文章比较，李大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在其见解之上又表达了更加积极的“自觉”理解。
1916年1月的“讨袁运动”是李大钊在日本除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规定外，参加的最激进的活动。袁世凯政府施行君主立宪制使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反对袁世凯政府的信念，彻底破灭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幻想。而后，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愈演愈烈，袁世凯于同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国内时局仍然动荡不定，国家的前程未卜。5月份，李大钊已在日本度过了2年多光阴，期间他了解了各种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理论，并且参与了一系列活动，也耳闻目睹了国内的时局动荡，同月李大钊乘船告别了日本，回到了祖国。1916年底，在回国加入“讨袁运动”途中，李大钊写下了“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的诗句。
归国进行反袁运动导致李大钊被学校开除，种种原因使李大钊在留日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将精力更多地转向了思考与学习如何建立民主、人民安康的国家以及以笔为舌表达自己思想的活动。无法继续上学，李大钊则更有针对性地浏览报纸，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在此期间，李大钊参加了众多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所组织的活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是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一个为留日学生服务，维护中国尊严的组织。总会的章程较为激进，要求留学生对国家之事发表看法。在最后的留日阶段，李大钊主持了总会的机关刊《民彝》，反袁行动后李大钊最为重要的一篇论文《民彝与政治》刊登在《民彝》的创刊号上。《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彝是民常、民法。而民常、民法是衡量人民事理的重要标准。治理国家也应该顺应民常、民法。盗窃国家果实的贼人觉得自己是圣雄、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不顾民心所向，用暴力破坏民常、民法，这样所带来的恶果影响深远。
东渡日本求学
是为了学习理论为国谋福
19世纪末迅速崛起的日本，较之中国已经成为国人学习的对象，而由于地理位置与中国较为接近，且文化、语言也与中国相近，晚清民国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 潮。
1900—1910年，每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数以千计。仅1905到1910年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有4000多名。但留学日本的学生并非都像李大钊一样有远大抱负。日本对于李大钊而言只是一个学习先进理论、思想的平台。李大钊东渡求学的根本目的始终是更好地去建设国家。
资助李大钊留学日本的贵人汤化龙之子汤佩松留日上中学期间就是一个爱好玩耍，喜欢看电影的公子。而李大钊自留学前就是一个发奋图强且拥有民族意识的青年。如果说，李大钊对日本有喜爱之情的话，也只限于日本国内维新等一系列改革的政治措施，以及日本名流、学者对于思想、观念的理解，个别友好的日本人。李大钊对于日本整体国家的态度还停留在对帝国主义形态的憎恨，对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羞辱的不甘。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强占德国在中国的青岛控制区，并通过非正常渠道，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写有二十一条协议的意见书，迫使中国让日本享有部分地区特殊权益，中国所有海港、港口由日本把持，在中国开设医院、寺院、学校的日本人获得土地所有权，中国部分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消息一出，即引起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1915年2月1日下午，3000多名留学生于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附近召开了相应“二十一条例”的大会。身在日本却极度憎恶日本侵略者的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撰写了短时间内很快被中国、日本传播开的《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书。在呼吁书中，李大钊表示，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绝境：“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四万万同胞应当出一片赤心赤血，来献给祖国。文章还针对国家时局进行分析，李大钊认为，日本只不过想借机瓜分中国，所有协议条款都是日本想使中国“国之不国”的工具。对于袁世凯政府，李大钊则告诫国民，千万要督促政府，不要做损害国家利益之事。 在等待結果期间，李大钊和同窗张润之一同翻译了今井嘉兴的《中华国际法论》，并再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不断奔走于抵制“二十一条”的活动之间，但最终一切都化为了徒劳。1915年1月的李大钊虽然还没有完全质疑袁世凯政府，但对其处理外事、国策相当担忧。果然，5月9日，袁世凯政府不顾海内外同胞的抗议，同意了“二十一条”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大钊编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十年生薪，十年教训，十年愿未违。令人惊讶的是李大钊此时并未谴责政府，而是呼吁事已至此，愿国民、政府日后齐心协力，共同为国谋 福。
三十八年人生
两年半留学
1916年，回到国内的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由于无法有效统一北洋军队的管理，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时在1916年至1920年间广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见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李大钊最终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并在1921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奔走于国共统一阵线之间，至1927年，李大钊已经领导了无数次反帝斗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反对北洋军阀是李大钊人生中最后进行的一系列爱国活动，1926年民国临时总统段祺瑞为了从严惩办18日抗议8国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口防护设施的游行运动，下令逮捕主持抗议的李大钊，1927年4月奉系军阀经过长期侦察，于苏联使馆内抓住了为了主持地下工作，坚持滞留北京的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经历严刑拷打拒不招供国共合作的一切信息，4月28日上午11日，在国内各党派、组织、机构、名流人士请求宽赦，计划解救李大钊无果后，下午2时，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登上绞刑台，面不改色，从容就义。就义时，李大钊年仅38岁。
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李大钊于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提到过去的留学回忆时，李大钊写道：“（北洋法政学堂）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可以想见，两年半的留学生涯在李大钊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留学对于李大钊而言是再造自己，更好地建设国家的过程。家国在李大钊心里永远是首位的，而在留学期间大大小小的经历使李大钊最终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明白了祖国真正的需要。在早稻田大学期间教授李大钊英文的老师阿瑟·鲁宾孙保留下了李大钊读书时期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自传。其中写道：“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在留日前的李大钊还曾有一种遮蔽现实的归隐之念，但留学间以及回国后的李大钊却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奉献家国的事业中，留学两年半期间的见闻、活动对李大钊的影响之大，无需赘述。至今，距李大钊牺牲已经有九十三载，而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仍然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留学人。
李大钊早年父母双亡，幼时由祖父一手抚养，祖父教育他识字，送他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北洋学堂时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忧国忧民，积极奔走于反帝反封建运动前线的新青年，但此时李大钊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他对于国家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倡导共和民主，建立立宪制国家”的阶段。在北洋学堂学习期间，李大钊进一步了解到建立共和，实现理想的困难。1901年后，出于保全自身，应付国内外压力的需求，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5名朝廷大臣被派出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虽然在1906年，朝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1910年，十余省谘议局共同发起了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一同加入到请愿活动中。李大钊便是北洋学堂请愿活动的8个学生总代表之一。此次活动刚开始时学生们大都慷慨激昂，甚至有人为了书写血色请愿书而断指。而活动进行也很有组织与纪律，但最终活动却以失败告终，学生险些遭受武力镇压。
1912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清政府，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却异常坎坷，先是拥有政治、实力资本的總统袁世凯隐约露出恢复帝制的端倪，后是民国建立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近二百个政党。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表面上，虽然旧中国从形式上由封建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制国家，但中国距离真正实现民主、强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此时的李大钊较为失意，这在他所撰写的《言治》文稿中可见一斑。
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李大钊，由于现实与理想上的冲突，政治观念上的不成熟，暂时失去了人生方向。同年，李大钊收到同学从日本寄来的邀请自己去日本留学的信函。此时的李大钊感到自己的才学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有了东渡留学日本的念头。李大钊曾在法政学堂预科时期，刻苦学习日语与英语，正好为他留学日本打下了语言上的基础。同时李大钊遇到了两位能够资助自己出国留学的贵人：孙洪伊与汤化龙。孙洪伊是当时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曾参与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1910年的国会请愿活动他也曾担任领衔代表，后李大钊创办《言治》月刊时也与孙洪伊见过面，与李大钊很有缘分。孙洪伊相当器重李大钊，在李大钊出国之前，孙洪伊把曾留学日本的汤化龙介绍给了李大钊。汤化龙也是一名立宪派人士，他很欣赏李大钊的才能。在得知李大钊要留学日本时，二人便一齐保证对李大钊留学日本进行经济资助。
留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而是武装自己
1913年冬季，李大钊前往日本，并于1914年9月8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本科。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给李大钊授课的日本老师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讲授国家学原理，受西方英美政治学说影响较深的教授浮田和民;还有讲述帝国宪法，提出“天皇机关说”，组建日本宪法学体系的重要人物美浓部达吉。但其中对李大钊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政治经济学、都市问题的教授，曾先后于德国柏林、美国留过学，留学期间就展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返回日本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是在留日以前。1912年在李大钊与同学合作编写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中，提到“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是与安部矶雄一同创立社会民主党的人物之一，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1912年前后，李大钊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李大钊遇到了与幸德秋水一同献身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安部矶雄喜欢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讲授经济学知识。据称，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安部矶雄教授所讲授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都市问题很感兴趣，常在课后到教授的住处询问相关问题。与安部矶雄教授的交流是李大钊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初步认识的原因之一。
留日期间，李大钊对于政治理念与思想的选择还处在探索阶段，处在完善自己对于各流派西方思潮的认识的过程中。早稻田大学所授课程有关社会主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从此时李大钊在日本撰写的各类文稿来看，李大钊更多地强调一种“民主”的思想，并且思索该以何种形式建设国家。与李大钊一同在留日期间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并在归国后一同编辑《甲寅》日刊的高一涵撰写的《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两篇文章中，提到了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对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据高一涵称，在日本留学时，李大钊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感兴趣，但极其喜欢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河上肇，李大钊较早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对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了 解。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联合工人阶级与贫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虽然俄国在1917年间的一系列剧变毫无疑问地会引起李大钊的注意，但李大钊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留日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关 系。
与只为淘换一身金箔，回国收获名利的投机主义者不同。李大钊留学日本是为了寻求中国人民得解放的道路，学习早稻田大学的课程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得到学校准予毕业的结果。在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单上，成绩最好的是国家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法律类学科的成绩全部不高。
1915年，袁世凯对自己府下参政院参政杨度转呈他的《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杨度称，共和制度注重平等自由，但是不利于加强军政统治，不能使国家富强。共和制度中的总统竞选制度容易增加因竞选职位造成的内乱。中国人不懂政治，所以中国应施行君主立宪制进行专制。12月12日，袁世凯经投票表决后称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李大钊放弃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希望，1916年1月，李大钊乘船回归上海，与广大留学生一同投入到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活动中。李大钊于上海停留了2周，期间他在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全部缺席，这致使他被早稻田大学退学。 在留学日本的2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动荡，李大钊由于身处国外，拥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求学的同时参加了众多的学生运动，并广泛撰写文稿发表。这些在留学期间的实践活动都为他日后回国后的一系列爱国行动提供了经验。
激进的反袁活动
李大钊于1914年1月抵达日本，结识了由于反袁革命失败逃往日本的著名反袁学者章士钊。章士钊于1914年5月主编出版了《甲寅》月刊。李大钊将文稿《风俗》寄给了章士钊，后发表于《甲寅》。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风俗与国运的关系，李大钊公开说明了群体的力量，群体不光是肉体的集合，还是精神、思想的集合：“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这是他在留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较有影响力的文章。
在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参加的活动，撰写的文稿繁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在国民党党首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凯政府镇压“二次革命”的事件接连发生后，李大钊彻底改变了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1914年11月李大钊于日本发表了文章《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文章中，李大钊称袁世凯政府为“绝盛势力”：“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至为绝盛之势力所吸收，而盲心从同。”在这段时期，李大钊同样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过于重视政治竞争，使中国兴起了以暴力干预政治的风潮，这才导致了袁世凯政府暴政专权。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约法采用极端集权主义，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民主精神。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政策受其德国法律顾问古德诺的影响较大。李大钊在《甲寅》4号刊中发表了《国情》一文。表达了他对于古德诺的评论的看法，认为国外的法律顾问无法深入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且外人谈论中国国情必定受其本国观念影响，在如今的国情下，古德诺的言论是为专制“招魂”。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到东京协助其编辑《甲寅》杂志。在陈独秀的理论中，“爱国”是一种自觉，人民应该意识到什么是国家，并且维护国家。这一点体现在了他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陈独秀认为以往封建时期的中国是“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百姓“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国家应该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建设国家是为了保障权利，共谋幸福。
1914年11月，李大钊随后在《甲寅》第一卷第8号刊上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文中他对陈独秀文章《愛国心与自觉心》的评论，成为民国思想辩论的一段佳话。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表达了自己不同于陈独秀的观点，该文没有直接反驳陈独秀的观点，而是巧妙地通过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文化“自贬以奉人”，西方文化“自存以相安”。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政治、文化、时局是相关联的、复杂的，李大钊认为如何改革不是简单说明，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李大钊在谈到对“自觉”的理解时较陈独秀更为激进，李大钊认为“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与陈独秀的文章比较，李大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在其见解之上又表达了更加积极的“自觉”理解。
1916年1月的“讨袁运动”是李大钊在日本除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规定外，参加的最激进的活动。袁世凯政府施行君主立宪制使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反对袁世凯政府的信念，彻底破灭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幻想。而后，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愈演愈烈，袁世凯于同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国内时局仍然动荡不定，国家的前程未卜。5月份，李大钊已在日本度过了2年多光阴，期间他了解了各种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理论，并且参与了一系列活动，也耳闻目睹了国内的时局动荡，同月李大钊乘船告别了日本，回到了祖国。1916年底，在回国加入“讨袁运动”途中，李大钊写下了“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的诗句。
归国进行反袁运动导致李大钊被学校开除，种种原因使李大钊在留日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将精力更多地转向了思考与学习如何建立民主、人民安康的国家以及以笔为舌表达自己思想的活动。无法继续上学，李大钊则更有针对性地浏览报纸，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在此期间，李大钊参加了众多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所组织的活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是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一个为留日学生服务，维护中国尊严的组织。总会的章程较为激进，要求留学生对国家之事发表看法。在最后的留日阶段，李大钊主持了总会的机关刊《民彝》，反袁行动后李大钊最为重要的一篇论文《民彝与政治》刊登在《民彝》的创刊号上。《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彝是民常、民法。而民常、民法是衡量人民事理的重要标准。治理国家也应该顺应民常、民法。盗窃国家果实的贼人觉得自己是圣雄、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不顾民心所向，用暴力破坏民常、民法，这样所带来的恶果影响深远。
东渡日本求学
是为了学习理论为国谋福
19世纪末迅速崛起的日本，较之中国已经成为国人学习的对象，而由于地理位置与中国较为接近，且文化、语言也与中国相近，晚清民国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 潮。
1900—1910年，每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数以千计。仅1905到1910年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有4000多名。但留学日本的学生并非都像李大钊一样有远大抱负。日本对于李大钊而言只是一个学习先进理论、思想的平台。李大钊东渡求学的根本目的始终是更好地去建设国家。
资助李大钊留学日本的贵人汤化龙之子汤佩松留日上中学期间就是一个爱好玩耍，喜欢看电影的公子。而李大钊自留学前就是一个发奋图强且拥有民族意识的青年。如果说，李大钊对日本有喜爱之情的话，也只限于日本国内维新等一系列改革的政治措施，以及日本名流、学者对于思想、观念的理解，个别友好的日本人。李大钊对于日本整体国家的态度还停留在对帝国主义形态的憎恨，对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羞辱的不甘。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强占德国在中国的青岛控制区，并通过非正常渠道，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写有二十一条协议的意见书，迫使中国让日本享有部分地区特殊权益，中国所有海港、港口由日本把持，在中国开设医院、寺院、学校的日本人获得土地所有权，中国部分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消息一出，即引起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1915年2月1日下午，3000多名留学生于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附近召开了相应“二十一条例”的大会。身在日本却极度憎恶日本侵略者的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撰写了短时间内很快被中国、日本传播开的《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书。在呼吁书中，李大钊表示，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绝境：“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四万万同胞应当出一片赤心赤血，来献给祖国。文章还针对国家时局进行分析，李大钊认为，日本只不过想借机瓜分中国，所有协议条款都是日本想使中国“国之不国”的工具。对于袁世凯政府，李大钊则告诫国民，千万要督促政府，不要做损害国家利益之事。 在等待結果期间，李大钊和同窗张润之一同翻译了今井嘉兴的《中华国际法论》，并再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不断奔走于抵制“二十一条”的活动之间，但最终一切都化为了徒劳。1915年1月的李大钊虽然还没有完全质疑袁世凯政府，但对其处理外事、国策相当担忧。果然，5月9日，袁世凯政府不顾海内外同胞的抗议，同意了“二十一条”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大钊编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十年生薪，十年教训，十年愿未违。令人惊讶的是李大钊此时并未谴责政府，而是呼吁事已至此，愿国民、政府日后齐心协力，共同为国谋 福。
三十八年人生
两年半留学
1916年，回到国内的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由于无法有效统一北洋军队的管理，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时在1916年至1920年间广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见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李大钊最终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并在1921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奔走于国共统一阵线之间，至1927年，李大钊已经领导了无数次反帝斗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反对北洋军阀是李大钊人生中最后进行的一系列爱国活动，1926年民国临时总统段祺瑞为了从严惩办18日抗议8国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口防护设施的游行运动，下令逮捕主持抗议的李大钊，1927年4月奉系军阀经过长期侦察，于苏联使馆内抓住了为了主持地下工作，坚持滞留北京的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经历严刑拷打拒不招供国共合作的一切信息，4月28日上午11日，在国内各党派、组织、机构、名流人士请求宽赦，计划解救李大钊无果后，下午2时，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登上绞刑台，面不改色，从容就义。就义时，李大钊年仅38岁。
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李大钊于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提到过去的留学回忆时，李大钊写道：“（北洋法政学堂）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可以想见，两年半的留学生涯在李大钊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留学对于李大钊而言是再造自己，更好地建设国家的过程。家国在李大钊心里永远是首位的，而在留学期间大大小小的经历使李大钊最终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明白了祖国真正的需要。在早稻田大学期间教授李大钊英文的老师阿瑟·鲁宾孙保留下了李大钊读书时期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自传。其中写道：“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在留日前的李大钊还曾有一种遮蔽现实的归隐之念，但留学间以及回国后的李大钊却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奉献家国的事业中，留学两年半期间的见闻、活动对李大钊的影响之大，无需赘述。至今，距李大钊牺牲已经有九十三载，而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仍然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留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