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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孩说：“我想自杀，或者杀人。”
2008年4月29日，河套地区的一个暖气团正在向北京移动。报纸上说，风和日丽的天气适合户外活动。下午5点，南郊观象台测得的气温达到27.8℃。6点多，天还亮着，高高出了门。
训练是6点结束的，他本来应该直奔食堂去吃饭，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路上的车已经很多了，这一天广播里的重要新闻是发生在山东的火车相撞惨剧，高高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体校，有大约10公里的路程，高高曾经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什刹海练到先农坛——北京市体操队，并希望更进一步，走入临近天坛的国家队。现在，倒了几趟车后，他回来了。
回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天黑了，他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后海上歌舞升平着，在酒吧客、游客和皮条客组成的人流中，高高沿着海子一圈圈地走。“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
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海子，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我想自杀，或者杀人。”这个12岁的小孩说。
以后高高就是北京队的队员了
高高原本期待先农坛成为他新的王国——就像当年的西城区体校与什刹海体校一样。
他3岁半开始练体操，他甚至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幼儿园的情形：刚吃完午饭，准备去睡觉，老师领着西城体校的教练来了。这位教练原本是来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这一段听起来像是又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的开头——于是给高高的家长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体校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你得天天送。
于是她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按照她的说法，“我们孩子天生精力旺盛，不知道累，他练功从来不说周六要休息的，最多就是周日（休息）。”那时候高高只是个小不点儿，跑得比同龄的孩子快一点儿，“我什么都不想，就知道自己喜欢体操。”
一练3年。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拆迁改造把这里变成了大杂院，临近的绍兴会馆也不例外。高高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两张床就占去了大部分的空间。高母说，自己從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跳民族舞可以增加做自由操时候的美感”。
同样差不多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要在若干年后，它的用意才会被体会到。高母接到体校通知，要带上户口本身份证等东西去给高高注册，“当时就告诉我们说，以后高高就是北京市的队员了。”
6岁半，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高高的家里有一张国家队主教练黄玉斌和他们的合影，那是在他离开西城前，体校组织参观国家队。照片的背景是中国体操队著名的世界冠军榜，30多个孩子围着当时还清瘦年轻的黄，表情各异，高高把这看作是他的第一张毕业照。现在，照片里的孩子，只有一个人还在练体操，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连什刹海体校也没能进去。
“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按照一位教练的话，“每一级都是一个不停挑选、不停淘汰的动态过程，这就构成了塔基。”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2008年刚刚度过自己50岁生日的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滕海滨、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母来自外省，住北京西北郊某村，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她于是带着孩子去查了两次智商，“每次都是120！”这让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的段母很是欣喜。村里街坊对她说，孩子好动，学体育是苗子，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我一开始想让他学武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想学武，家里不让，”段母说，“招生老师说，孩子太小，先练体操吧，就练了体操。”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如果说这一拨体校孩子除了年龄相仿（1995年、1996年出生）外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就是都被认为是苗子——至少家长所闻是如此。
“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每一个奥运冠军的故事听了都让你流泪，”岩岩的母亲说，“我们难道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抽动秽语综合症”
高高练的是全能，单杠是他的强项，曾连做50个大回环，高母清楚地记得自己孩子的“第一次”：一翻没翻过去，就骑在杠子上，“把教练吓一跳，怕硌着下面。”她知道单杠是中国男队的最弱项，“日本都比咱们强……高高从小做动作，别人都是一片羡慕，他手掌大，又不怕撒手。”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站比赛后，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看到了李宁，“特激动”，李宁给他挂上了金牌后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就没想过自己会练不成”，由于能拿牌，他也“享受”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的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有教练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练力量——据说这样可以把筋撑开，控制身高。
八九岁是一个思想和观念朦朦胧胧生长的年龄，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认为自己被“压分”的他，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请人去歌厅，请人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说自己投入了20来万。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在“咱都是为了孩子嘛”的暗示下，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当然，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尚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接到什刹海体校教练的电话：这回可就走了专业队了。高高回来后，母亲跟他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我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到时候我就能参加世界大赛，能升国旗奏国歌了。
另一边，段段成为二级体校的被淘汰者，他没有拿到想要的名牌手机——那是母亲许诺他进入先农坛后才给的奖励。高高还知道，他得了一种叫“抽动症”的病，管不住自己，满口脏话，脱口便出。大夫说，段段得的是“抽动秽语综合征”。
“家里现在已经没法管他了，跟他说话一不对劲，立马就急，眼珠充血……一不喝药，就在学校惹事。”段母认为，这是被体校“教训”出来的恶果。
“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
先农坛体校与高高签的是半年的试训合同，吃穿住体校全包，还给高高发工资，每个月329.2元，高高需要做的就是，在2006年9月到2007年3月这半年期间，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专业队练下去，从而实现转正。
可是，按照高高的自述，他的梦想之旅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突然不教他动作了，鞍马不让他上，吊环不许他往高处摆，高高在什刹海体校学的是乙组动作，在单杠上他可以“起浪”，可以“大回环”，现在他盼着学会“正掏反掏”这样的甲组动作，但他只能看着别人上难度，而自己能做的，除了一些“特简单的动作”，就是倒立。
总是倒立。有一次，教练让他倒立了一个小时，等他下来时已经看不见东西，只能摸着墙壁走，这时队友拿来了手机，照下了他黑紫黑紫肿着的眼睛——他们笑着说，这就是熊猫眼啊——后来体校对此的解释是，倒立能增加大脑供血，有助于智力和反应能力的提高。不过，高高的一位队友说，我最多倒立训练过10分钟。
高高试图理解这种处境的变化：教练是在磨练我的意志，考验我能不能过这一关，因为以后去国家队会有更大困难……
但是状况在持续，传闻又起来了：XX的家长做了什么工作；XX教练和你不是一个区的，所以要打压你，你就是他们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他没有什么同学可以诉说，从学龄开始，他就一直以体育生的身份上午借读，下午练习，除了上课，和普通学生的生活没有交集。普通小学的学生觉得他们是成绩不好的体育生，他则觉得这些小孩“思想上特幼稚，说的话都特落伍”。
高高在体校住一个四人间，寝室其他三个人都比他大，经常“闹着玩似的”把他“狠狠打一顿”。高高有一份4页半的“日记”，写得很工整，看起来更像是陈情表，高母称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高高偷偷写就的个人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学校拿走了”。而校方予以否认，一位官员说，“高高平日写训练日记都只能写三四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催人泪下的文字呢？”
“催人泪下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队友）轮流打我，打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进馆训练的时候，我赶紧用白粉沾着唾沫往身上青紫的地方抹，不敢让教练看见。周末回家，妈妈看见我的伤就哭了，她想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妈妈没告诉教练，她知道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好几次我都不敢上楼去睡觉，只是在接待室里呆着，想等他们晚上睡着了，我再上去，可是我想错了，我一上楼就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为什么打你？”
“他们觉得有意思呗。把自己受的罪、以前被大哥哥欺负受的气撒到我们小的身上。这就跟食物链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你知道什么是食物链吗？”
“就是谁都有愿意吃的东西，我就是被他们所有人吃的东西。”
“你从哪里学到这个的？”
“人与自然。社会就是这样呗，老板压着经理，经理压着员工，员工再压着……别的人呗。自己一联想食物链就想起这个来了，一联想我就会了。”
高高说，他是从教练不教他训练开始觉得社会残酷的，“练体操，碰到的20个好人都没有。”
但先农坛体校觉得自己很委屈，“如果我们不练他，我们干嘛费劲把他调到队里来呢？”一位教练说。另一位教练则称高高“不错”，而其母“有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来闹，对教练也拳打脚踢，说别的队员故意用开水烫高高，其实没有，都是些小事。”
很难说高母的“闹”对教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如何投射到教练及其他队员对高高的态度上。总之，在一次被指责“偷钱”后，队友一夜之间站到了高高的对立面上，在食堂吃饭时没有人和他坐一桌，他总是一个人待在几角旮旯里扒饭吃——菜倒是有十多种，随便吃，反正教练已经不再控制他的饮食了。
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岩岩比高高晚进先农坛体校半年，和他一拨儿进来的6个人，有4个人在三个月后遭到了“调整”——一个比“淘汰”婉转些的说法——除了岩岩外，还有洪洪、远远和潘潘。
4个孩子的家长都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行话：“拉开距离再调整”。按照远远母亲的说法，进去第一个月，教练盯着训练，第二个月，就不怎么教了，第三个月，干脆连馆都不让进了，“这么一来，练的和不练的距离拉开了，不就可以调整了吗？”
体校一位教练对此的解释是，“没这个说法，教练有时督促小孩，‘今天你加把劲，明天咱们超过他！’这能当真吗？”
如果以男子体操运动员十七八岁出成绩计算，岩岩和高高这批小运动员，可以赶上2013年全运会周期——这正是省一级运动队的工作重点，如果他们表现出众，国家二队甚至一队的大门也会渐次向他们打开——而这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梦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成为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被调整下来的远远一度变得极为抠门，“简直嗜钱如命”。“他说，我知道我因为什么下来的，”遠远母亲说，“他看了太多东西，觉得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现在经常对他说一句话：社会不是这样的。”
而岩岩则始终改不了眨眼的毛病，母亲看不惯，总是说他，“但他一句话能把你噎死：都是你当初让我练这个！”这位年轻的母亲叹了口气，“现在我都不太喜欢他了。”
在高高这徒劳的半年临近结束时，高母也曾动过念头，把他转到八一队去练，但高高5岁时注册在北京这件“小事”成了逾越不过的绊脚石：只要不解约，高高就永远是北京市的运动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那么，谁敢要他呢？“当时XXX教练就说了，决不能让马燕红的事情再发生一次！”高母说。
马燕红是北京人，1974年，北京队选上来5个队员，其中10岁的马燕红因为“腿没劲”不被看好，被八一队要走，结果，10年以后马燕红在洛杉矶夺魁，成为中国第一位体操奥运冠军，令北京队追悔莫及。“他们当时没看错，我就是条件不好，”马燕红说，“所以我是5个人里唯一一个北京队愿意放的，当时调档一定要经过北京体委，现在改注册了，为了防止别的队挖人，确实存在抢注的情况——要不要你，先注册下来再说。”
高高又在体校多待了一年，直到今年4月29日那个好天气的下午。
一些令高高害怕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变重了，肚子也大了起来，他开始羞于光着膀子出现在训练馆，而总是穿着背心——背心仅仅提供外在的遮掩，他自己清楚，原来会做的动作现在也力不从心了。更要命的是，他手上的老茧在变小，脱落，这些厚实的老茧原本是血泡混合着镁粉磨砺出来的，保护他的手掌不必一次次磨破受伤，现在，连它们也弃他而去了。
“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他让我走，我才不走哪，我知道他们练不过我……”高高在日记上记下一笔。
“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小三岁半进馆练功，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让我练功比杀了我还难受，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别人进步，我退步，我可能就要完蛋了……”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
日记结尾，他再狠狠记下一笔：XXX你死定了，我一定要烧死你。
“我就这样被蹲熟了，蹲成一个胖子了，就跟那个苹果似的，不能吃，烂掉了。”
然后呢？
“梦想破灭了，忍不住，崩溃了。”
（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2008年4月29日，河套地区的一个暖气团正在向北京移动。报纸上说，风和日丽的天气适合户外活动。下午5点，南郊观象台测得的气温达到27.8℃。6点多，天还亮着，高高出了门。
训练是6点结束的，他本来应该直奔食堂去吃饭，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路上的车已经很多了，这一天广播里的重要新闻是发生在山东的火车相撞惨剧，高高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体校，有大约10公里的路程，高高曾经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什刹海练到先农坛——北京市体操队，并希望更进一步，走入临近天坛的国家队。现在，倒了几趟车后，他回来了。
回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天黑了，他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后海上歌舞升平着，在酒吧客、游客和皮条客组成的人流中，高高沿着海子一圈圈地走。“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
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海子，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我想自杀，或者杀人。”这个12岁的小孩说。
以后高高就是北京队的队员了
高高原本期待先农坛成为他新的王国——就像当年的西城区体校与什刹海体校一样。
他3岁半开始练体操，他甚至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幼儿园的情形：刚吃完午饭，准备去睡觉，老师领着西城体校的教练来了。这位教练原本是来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这一段听起来像是又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的开头——于是给高高的家长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体校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你得天天送。
于是她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按照她的说法，“我们孩子天生精力旺盛，不知道累，他练功从来不说周六要休息的，最多就是周日（休息）。”那时候高高只是个小不点儿，跑得比同龄的孩子快一点儿，“我什么都不想，就知道自己喜欢体操。”
一练3年。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拆迁改造把这里变成了大杂院，临近的绍兴会馆也不例外。高高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两张床就占去了大部分的空间。高母说，自己從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跳民族舞可以增加做自由操时候的美感”。
同样差不多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要在若干年后，它的用意才会被体会到。高母接到体校通知，要带上户口本身份证等东西去给高高注册，“当时就告诉我们说，以后高高就是北京市的队员了。”
6岁半，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高高的家里有一张国家队主教练黄玉斌和他们的合影，那是在他离开西城前，体校组织参观国家队。照片的背景是中国体操队著名的世界冠军榜，30多个孩子围着当时还清瘦年轻的黄，表情各异，高高把这看作是他的第一张毕业照。现在，照片里的孩子，只有一个人还在练体操，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连什刹海体校也没能进去。
“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按照一位教练的话，“每一级都是一个不停挑选、不停淘汰的动态过程，这就构成了塔基。”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2008年刚刚度过自己50岁生日的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滕海滨、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母来自外省，住北京西北郊某村，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她于是带着孩子去查了两次智商，“每次都是120！”这让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的段母很是欣喜。村里街坊对她说，孩子好动，学体育是苗子，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我一开始想让他学武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想学武，家里不让，”段母说，“招生老师说，孩子太小，先练体操吧，就练了体操。”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如果说这一拨体校孩子除了年龄相仿（1995年、1996年出生）外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就是都被认为是苗子——至少家长所闻是如此。
“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每一个奥运冠军的故事听了都让你流泪，”岩岩的母亲说，“我们难道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抽动秽语综合症”
高高练的是全能，单杠是他的强项，曾连做50个大回环，高母清楚地记得自己孩子的“第一次”：一翻没翻过去，就骑在杠子上，“把教练吓一跳，怕硌着下面。”她知道单杠是中国男队的最弱项，“日本都比咱们强……高高从小做动作，别人都是一片羡慕，他手掌大，又不怕撒手。”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站比赛后，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看到了李宁，“特激动”，李宁给他挂上了金牌后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就没想过自己会练不成”，由于能拿牌，他也“享受”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的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有教练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练力量——据说这样可以把筋撑开，控制身高。
八九岁是一个思想和观念朦朦胧胧生长的年龄，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认为自己被“压分”的他，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请人去歌厅，请人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说自己投入了20来万。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在“咱都是为了孩子嘛”的暗示下，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当然，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尚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接到什刹海体校教练的电话：这回可就走了专业队了。高高回来后，母亲跟他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我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到时候我就能参加世界大赛，能升国旗奏国歌了。
另一边，段段成为二级体校的被淘汰者，他没有拿到想要的名牌手机——那是母亲许诺他进入先农坛后才给的奖励。高高还知道，他得了一种叫“抽动症”的病，管不住自己，满口脏话，脱口便出。大夫说，段段得的是“抽动秽语综合征”。
“家里现在已经没法管他了，跟他说话一不对劲，立马就急，眼珠充血……一不喝药，就在学校惹事。”段母认为，这是被体校“教训”出来的恶果。
“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
先农坛体校与高高签的是半年的试训合同，吃穿住体校全包，还给高高发工资，每个月329.2元，高高需要做的就是，在2006年9月到2007年3月这半年期间，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专业队练下去，从而实现转正。
可是，按照高高的自述，他的梦想之旅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突然不教他动作了，鞍马不让他上，吊环不许他往高处摆，高高在什刹海体校学的是乙组动作，在单杠上他可以“起浪”，可以“大回环”，现在他盼着学会“正掏反掏”这样的甲组动作，但他只能看着别人上难度，而自己能做的，除了一些“特简单的动作”，就是倒立。
总是倒立。有一次，教练让他倒立了一个小时，等他下来时已经看不见东西，只能摸着墙壁走，这时队友拿来了手机，照下了他黑紫黑紫肿着的眼睛——他们笑着说，这就是熊猫眼啊——后来体校对此的解释是，倒立能增加大脑供血，有助于智力和反应能力的提高。不过，高高的一位队友说，我最多倒立训练过10分钟。
高高试图理解这种处境的变化：教练是在磨练我的意志，考验我能不能过这一关，因为以后去国家队会有更大困难……
但是状况在持续，传闻又起来了：XX的家长做了什么工作；XX教练和你不是一个区的，所以要打压你，你就是他们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他没有什么同学可以诉说，从学龄开始，他就一直以体育生的身份上午借读，下午练习，除了上课，和普通学生的生活没有交集。普通小学的学生觉得他们是成绩不好的体育生，他则觉得这些小孩“思想上特幼稚，说的话都特落伍”。
高高在体校住一个四人间，寝室其他三个人都比他大，经常“闹着玩似的”把他“狠狠打一顿”。高高有一份4页半的“日记”，写得很工整，看起来更像是陈情表，高母称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高高偷偷写就的个人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学校拿走了”。而校方予以否认，一位官员说，“高高平日写训练日记都只能写三四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催人泪下的文字呢？”
“催人泪下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队友）轮流打我，打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进馆训练的时候，我赶紧用白粉沾着唾沫往身上青紫的地方抹，不敢让教练看见。周末回家，妈妈看见我的伤就哭了，她想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妈妈没告诉教练，她知道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好几次我都不敢上楼去睡觉，只是在接待室里呆着，想等他们晚上睡着了，我再上去，可是我想错了，我一上楼就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为什么打你？”
“他们觉得有意思呗。把自己受的罪、以前被大哥哥欺负受的气撒到我们小的身上。这就跟食物链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你知道什么是食物链吗？”
“就是谁都有愿意吃的东西，我就是被他们所有人吃的东西。”
“你从哪里学到这个的？”
“人与自然。社会就是这样呗，老板压着经理，经理压着员工，员工再压着……别的人呗。自己一联想食物链就想起这个来了，一联想我就会了。”
高高说，他是从教练不教他训练开始觉得社会残酷的，“练体操，碰到的20个好人都没有。”
但先农坛体校觉得自己很委屈，“如果我们不练他，我们干嘛费劲把他调到队里来呢？”一位教练说。另一位教练则称高高“不错”，而其母“有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来闹，对教练也拳打脚踢，说别的队员故意用开水烫高高，其实没有，都是些小事。”
很难说高母的“闹”对教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如何投射到教练及其他队员对高高的态度上。总之，在一次被指责“偷钱”后，队友一夜之间站到了高高的对立面上，在食堂吃饭时没有人和他坐一桌，他总是一个人待在几角旮旯里扒饭吃——菜倒是有十多种，随便吃，反正教练已经不再控制他的饮食了。
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岩岩比高高晚进先农坛体校半年，和他一拨儿进来的6个人，有4个人在三个月后遭到了“调整”——一个比“淘汰”婉转些的说法——除了岩岩外，还有洪洪、远远和潘潘。
4个孩子的家长都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行话：“拉开距离再调整”。按照远远母亲的说法，进去第一个月，教练盯着训练，第二个月，就不怎么教了，第三个月，干脆连馆都不让进了，“这么一来，练的和不练的距离拉开了，不就可以调整了吗？”
体校一位教练对此的解释是，“没这个说法，教练有时督促小孩，‘今天你加把劲，明天咱们超过他！’这能当真吗？”
如果以男子体操运动员十七八岁出成绩计算，岩岩和高高这批小运动员，可以赶上2013年全运会周期——这正是省一级运动队的工作重点，如果他们表现出众，国家二队甚至一队的大门也会渐次向他们打开——而这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梦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成为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被调整下来的远远一度变得极为抠门，“简直嗜钱如命”。“他说，我知道我因为什么下来的，”遠远母亲说，“他看了太多东西，觉得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现在经常对他说一句话：社会不是这样的。”
而岩岩则始终改不了眨眼的毛病，母亲看不惯，总是说他，“但他一句话能把你噎死：都是你当初让我练这个！”这位年轻的母亲叹了口气，“现在我都不太喜欢他了。”
在高高这徒劳的半年临近结束时，高母也曾动过念头，把他转到八一队去练，但高高5岁时注册在北京这件“小事”成了逾越不过的绊脚石：只要不解约，高高就永远是北京市的运动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那么，谁敢要他呢？“当时XXX教练就说了，决不能让马燕红的事情再发生一次！”高母说。
马燕红是北京人，1974年，北京队选上来5个队员，其中10岁的马燕红因为“腿没劲”不被看好，被八一队要走，结果，10年以后马燕红在洛杉矶夺魁，成为中国第一位体操奥运冠军，令北京队追悔莫及。“他们当时没看错，我就是条件不好，”马燕红说，“所以我是5个人里唯一一个北京队愿意放的，当时调档一定要经过北京体委，现在改注册了，为了防止别的队挖人，确实存在抢注的情况——要不要你，先注册下来再说。”
高高又在体校多待了一年，直到今年4月29日那个好天气的下午。
一些令高高害怕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变重了，肚子也大了起来，他开始羞于光着膀子出现在训练馆，而总是穿着背心——背心仅仅提供外在的遮掩，他自己清楚，原来会做的动作现在也力不从心了。更要命的是，他手上的老茧在变小，脱落，这些厚实的老茧原本是血泡混合着镁粉磨砺出来的，保护他的手掌不必一次次磨破受伤，现在，连它们也弃他而去了。
“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他让我走，我才不走哪，我知道他们练不过我……”高高在日记上记下一笔。
“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小三岁半进馆练功，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让我练功比杀了我还难受，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别人进步，我退步，我可能就要完蛋了……”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
日记结尾，他再狠狠记下一笔：XXX你死定了，我一定要烧死你。
“我就这样被蹲熟了，蹲成一个胖子了，就跟那个苹果似的，不能吃，烂掉了。”
然后呢？
“梦想破灭了，忍不住，崩溃了。”
（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