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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文艺方面的调整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困难。在困难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过“左”了。经济方面是这样，文艺方面也是这样。1961年，中宣部着手调整，文艺处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听取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意见，感到文艺工作管得太死、太乱，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好。当时各方面都在制定条例，例如，科学界搞了十四条，大家说好，有利于克服“左”的东西。于是，我们也起草了文艺工作十条，作为克服文艺工作“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
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大跃进”时，有人批评说，取消文工团是错误的。这是不了解历史。全国解放，我们进了城，少奇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要占领剧场、电影院，必须专业化，不能继续采取文工团的形式，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大跃进”中，把这些又否定了。戏剧学校不上课，把学生拉出去，组成文工团演出，以为只有这样配合政治运动才是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
但是，这个文艺工作条例迟迟没有发下去。为什么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文件右了。陆定一同志对这个文件就表示怀疑，多次说“拿不准”，怕的是文件发下去后，文艺工作又走向另一极端。后来是在周总理、陈毅同志的催促下才发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总理问，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我回答说，还有分歧。总理很不满意。1962年，从广州会议归来，周扬要我拿出八条，最后修改一遍。当时陆定一不在北京，交给陈毅同志看过，陈毅说，这个文件是成熟的。终于1962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在七千人大会的气氛中，3月，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前，总理在紫光阁召集了一个小会作准备。2月17日，总理在紫光阁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生最善于投机。他利用纠“左”的时机大肆宣扬什么戏都可以演。紫光阁的会议，他参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完全是一些黄色的、情调低级的戏。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别提倡演鬼戏。他让赵燕侠演《李慧娘》，说没有鬼他就不看。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段是齐燕铭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来的想法，会议要引导大家谈创作，不去发牢骚。但是，会一开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海默等，也请来了。会开得十分活跃，大家很高兴。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批评得很尖锐，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读了《布谷鸟又叫了》，并看了一些批评文章。剧本是有缺点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讲道理，离开剧本，强词夺理，罗织罪名。我最后讲了话，作为会议的总结。这次会着重批评了文艺批评和领导工作中的粗暴现象。我在总结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也许，从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创作方面，会议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老舍在会上谈了戏剧语言问题，黄佐临谈了戏剧导演问题。
会议开得不错，对戏剧创作起了促进作用。会后出现了许多好剧本。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
对于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党内是有分歧的。陆定一是不同意的。在1963年召开的一次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论。负责这次会议简报工作的同志，思想也比较“左”，同定一的观点相一致。在工作方针上，中宣部过去就有争论。有一个时期，有人说中宣部的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如果抓业务就是错误的。还曾有过一种说法：乔木主张中宣部只抓业务，不抓阶级斗争。这是误传。在这次会议的一期简报中这样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很明显，这个简报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总理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陈毅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当然不是个人随便说说的。张子意同志发现这个简报后，当即扣下，没有发下去。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反映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总理知道以后很生气。总理一般不参加书记处的会，可是，在1963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中，总理突然到会，很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关子两个批示和文艺整风
经过调整，局面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1963年又发生了逆转。国际上，同苏联的斗争深化了，国内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也正是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 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听石西民同志说，他想见江青也很不容易。
1963年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批判“苏修”。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参加会议的人控制得很严，同苏联有丝毫联系的人都不能参加。上海市的叶以群本应出席会议，但因他以前在塔斯社工作过，就未能到会。又如戈宝权，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争论了关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问题。这个口号是柯庆施提出的，这次会议以前已经传开了。柯庆施、张春桥主张只能写关于建国后十三年的题材，不能写别的。他们搞的华东戏剧会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戏，不许演别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口号。邵荃麟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不同意只写十三年的意见。张春桥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为了反驳，便发言大讲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周扬要我总结。我在总结中搞了一点调和。我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
毛主席第一个文艺批示(即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批示)的由来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摘了一份关于上海举办故事会有成效的简讯，给了江青。江青又交给毛主席。1963年12月，主席在这个简讯上写了批示，这就是第一个文艺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
实际上，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几个大区进行了调演。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同江青有点关系，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经过阿甲、袁世海等大幅度修改成为京剧剧本。《沙家滨》这个剧，也是江青推荐剧本《芦荡火种》，经作家汪曾棋改编而成的。至于《红色娘子军》，同江青毫无关系，是我们定下来，排练好请她来看的。我曾带京剧团到上海沪剧团学习过。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那时，“三红”(《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总理提出音乐要“三化”：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江青表示反对，她说，革命化、民族化的提法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只有大众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现代戏的创作、上演是有成绩的，推动了京剧的革新，这一点不能否定。看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毛主席的文艺批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它推动了现代戏的发展。像《红灯记》这样的戏就是有教育意义的，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完全没有想到，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即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下来了。这个批示的由来是：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胡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康生乘机表演。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时，周扬在会上已经作完总结，康生登台讲话了。事前没有准备要他讲话。他乱加批评，点了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显然，康生又在搞投机。以前有一次他曾这样说：我认为文艺只是供消遣的，我对它是不重视的。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呢?他竟然大喊大叫，把这么多影片打成毒草。康生讲了，只能照办。中宣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毛主席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的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关于批《海瑞罢官》
1963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
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有一次，她又对我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可见，不是主席先看了剧本，是江青看了以后告诉主席的。但是，她没有说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周扬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因为江青也对周扬讲过这个剧本的问题。但是，中宣部始终没有组织对它的批判。
1965年冬，上海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张春桥曾来北京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面，实际上是想摸底。当时，康生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 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回答说，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可见，张春桥是有恃无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关于《二月提纲》
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这件事发生后，彭真同志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便有《二月提纲》的制定。在负责制订《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199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本文是陈雪薇、范守信、曲方明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的《林默涵同志谈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一文的摘编。]
文艺方面的调整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困难。在困难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过“左”了。经济方面是这样，文艺方面也是这样。1961年，中宣部着手调整，文艺处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听取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意见，感到文艺工作管得太死、太乱，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好。当时各方面都在制定条例，例如，科学界搞了十四条，大家说好，有利于克服“左”的东西。于是，我们也起草了文艺工作十条，作为克服文艺工作“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
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大跃进”时，有人批评说，取消文工团是错误的。这是不了解历史。全国解放，我们进了城，少奇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要占领剧场、电影院，必须专业化，不能继续采取文工团的形式，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大跃进”中，把这些又否定了。戏剧学校不上课，把学生拉出去，组成文工团演出，以为只有这样配合政治运动才是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
但是，这个文艺工作条例迟迟没有发下去。为什么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文件右了。陆定一同志对这个文件就表示怀疑，多次说“拿不准”，怕的是文件发下去后，文艺工作又走向另一极端。后来是在周总理、陈毅同志的催促下才发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总理问，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我回答说，还有分歧。总理很不满意。1962年，从广州会议归来，周扬要我拿出八条，最后修改一遍。当时陆定一不在北京，交给陈毅同志看过，陈毅说，这个文件是成熟的。终于1962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在七千人大会的气氛中，3月，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前，总理在紫光阁召集了一个小会作准备。2月17日，总理在紫光阁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生最善于投机。他利用纠“左”的时机大肆宣扬什么戏都可以演。紫光阁的会议，他参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完全是一些黄色的、情调低级的戏。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别提倡演鬼戏。他让赵燕侠演《李慧娘》，说没有鬼他就不看。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段是齐燕铭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来的想法，会议要引导大家谈创作，不去发牢骚。但是，会一开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海默等，也请来了。会开得十分活跃，大家很高兴。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批评得很尖锐，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读了《布谷鸟又叫了》，并看了一些批评文章。剧本是有缺点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讲道理，离开剧本，强词夺理，罗织罪名。我最后讲了话，作为会议的总结。这次会着重批评了文艺批评和领导工作中的粗暴现象。我在总结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也许，从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创作方面，会议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老舍在会上谈了戏剧语言问题，黄佐临谈了戏剧导演问题。
会议开得不错，对戏剧创作起了促进作用。会后出现了许多好剧本。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
对于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党内是有分歧的。陆定一是不同意的。在1963年召开的一次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论。负责这次会议简报工作的同志，思想也比较“左”，同定一的观点相一致。在工作方针上，中宣部过去就有争论。有一个时期，有人说中宣部的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如果抓业务就是错误的。还曾有过一种说法：乔木主张中宣部只抓业务，不抓阶级斗争。这是误传。在这次会议的一期简报中这样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很明显，这个简报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总理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陈毅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当然不是个人随便说说的。张子意同志发现这个简报后，当即扣下，没有发下去。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反映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总理知道以后很生气。总理一般不参加书记处的会，可是，在1963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中，总理突然到会，很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关子两个批示和文艺整风
经过调整，局面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1963年又发生了逆转。国际上，同苏联的斗争深化了，国内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也正是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 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听石西民同志说，他想见江青也很不容易。
1963年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批判“苏修”。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参加会议的人控制得很严，同苏联有丝毫联系的人都不能参加。上海市的叶以群本应出席会议，但因他以前在塔斯社工作过，就未能到会。又如戈宝权，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争论了关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问题。这个口号是柯庆施提出的，这次会议以前已经传开了。柯庆施、张春桥主张只能写关于建国后十三年的题材，不能写别的。他们搞的华东戏剧会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戏，不许演别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口号。邵荃麟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不同意只写十三年的意见。张春桥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为了反驳，便发言大讲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周扬要我总结。我在总结中搞了一点调和。我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
毛主席第一个文艺批示(即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批示)的由来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摘了一份关于上海举办故事会有成效的简讯，给了江青。江青又交给毛主席。1963年12月，主席在这个简讯上写了批示，这就是第一个文艺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
实际上，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几个大区进行了调演。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同江青有点关系，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经过阿甲、袁世海等大幅度修改成为京剧剧本。《沙家滨》这个剧，也是江青推荐剧本《芦荡火种》，经作家汪曾棋改编而成的。至于《红色娘子军》，同江青毫无关系，是我们定下来，排练好请她来看的。我曾带京剧团到上海沪剧团学习过。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那时，“三红”(《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总理提出音乐要“三化”：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江青表示反对，她说，革命化、民族化的提法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只有大众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现代戏的创作、上演是有成绩的，推动了京剧的革新，这一点不能否定。看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毛主席的文艺批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它推动了现代戏的发展。像《红灯记》这样的戏就是有教育意义的，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完全没有想到，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即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下来了。这个批示的由来是：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胡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康生乘机表演。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时，周扬在会上已经作完总结，康生登台讲话了。事前没有准备要他讲话。他乱加批评，点了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显然，康生又在搞投机。以前有一次他曾这样说：我认为文艺只是供消遣的，我对它是不重视的。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呢?他竟然大喊大叫，把这么多影片打成毒草。康生讲了，只能照办。中宣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毛主席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的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关于批《海瑞罢官》
1963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
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有一次，她又对我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可见，不是主席先看了剧本，是江青看了以后告诉主席的。但是，她没有说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周扬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因为江青也对周扬讲过这个剧本的问题。但是，中宣部始终没有组织对它的批判。
1965年冬，上海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张春桥曾来北京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面，实际上是想摸底。当时，康生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 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回答说，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可见，张春桥是有恃无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关于《二月提纲》
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这件事发生后，彭真同志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便有《二月提纲》的制定。在负责制订《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199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本文是陈雪薇、范守信、曲方明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的《林默涵同志谈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一文的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