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敦煌：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

　　樊锦诗1938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对历史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初中历史课本上对于敦煌的描写，在她内心里种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梦。
　　1959年，樊锦诗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大四时，她争取到了去敦煌研究院实习的机会。当梦想中的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被镇住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
　　工作环境也是异常艰辛，最让樊锦诗头疼的就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每次爬时，她都心惊胆战。
　　没待到3个月，樊锦诗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我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
　　然而不到一年，她却食言了。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名单里就有樊锦诗。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校领导写了一封长信，恳请学校不要让瘦弱的女儿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可这封信却被女儿悄悄扣下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但是，留守荒漠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可以的。半夜里，当房梁上老鼠吱吱地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望着透过窗纸的清凉月光，她还是伤心地掉下了眼泪。重返敦煌，也意味着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从此分隔两地，一个留守大漠，一个在武汉大学教书。两人就这样过了19年的分居生活。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到丈夫所在的武汉大学，这时，樊锦诗却犹豫了：“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
　　最终，为了她热爱的敦煌，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他主持了多项考古发掘，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樊锦诗和爱人，一个是敦煌的女儿，一个成为了敦煌的女婿。

扎根敦煌：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从到敦煌工作的第一天起，樊锦诗就开始意识到，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洞窟本体的老化，窟内文物的损坏已经愈发严重。莫高窟是历经千年的文化瑰宝，如此厚重珍贵的历史遗产，怎么能轻易毁掉？
　　樊锦诗开始逐步了解文物保护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比如壁画坏了或者翘起来了，要给它打针。慢慢地，她明白了文物保护其实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除了考古发掘以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民族、历史乃至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和工具。樊锦诗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经过多年的努力，樊锦诗带领文物保护团队，探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文物管理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2011年推出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著作，在洞窟形制、内容、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更是被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爱上敦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段文杰，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通过数据实验，找到了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少得可怜。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她说：“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脑洞大开，首先提出了“数字敦煌”的大胆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让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容顏永驻”。
　　今天，“数字敦煌”已经走向现实，成果斐然。“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成立，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实现全景漫游。游客也因此有序分流，有效降低了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2015年，77岁的樊锦诗卸任后，仍一直住在敦煌研究院那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从未离开。正如她所言：“我醒来是敦煌，躺下还是敦煌。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