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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救回我的两个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１日晚上８点，瓢泼大雨带来阵阵寒意，上海福州路上的一家麦当劳生意萧条。满头银发的柯先生和夫人急匆匆地推门而入，寻找已和自己女儿离婚的前女婿——高峰。一个小时前，他们接到高峰电话，要求必须晚上见面，为的是第二天赴美之事。
１０分钟后，高峰赶到了店里，从文件夹里抽出两份表格，对老人说：“这次你们去美国，移民局会要求你们填这份表格，我刚从网上下载的。”
在这次会面之前８个小时，柯先生和夫人刚刚从美国领事馆拿到提前签发的签证，再过１２个小时，两位老人就要登机飞赴美国，参加两个外孙９月１４日的第一次抚养权庭审，开庭日子是９月１４日。
别离的悲剧
两位中国老人，为什么匆匆忙忙赶往美国参加一场事关自己外孙的诉讼？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美国小城埃尔文市，一位巡警例行公务时，在一条不起眼的小道上发现两个汗流浃背的黄皮肤黑头发小男孩，正疲惫不堪地骑着自行车。悄悄尾随一段之后，这位高大威武的巡警决定将男孩拦下。
盘问在男孩们慌乱的语气中开始，巡警从男孩口中得知，他们是１１岁的乔丹和９岁的杰瑞。两人一早从斯塔梅沙的家里骑车一路来到埃尔文，而此次出行的目的很简单——离家出走。孩子的话立即引起巡警的警觉，谈话的气氛也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轻松。９岁的杰瑞喘着气告诉巡警，出走前一天因为和妹妹闹别扭，妈妈便责骂了他。“他感到妈妈已经不再爱他了。”巡警在笔录上一字一句写下这些话，然后立即向当地的社会福利局报告了此事。两个孩子被迅速带到孤儿院，并在取得法官命令后，被暂时送到两个寄养家庭生活，至此，杰瑞已经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了。
当天晚上，疲惫又孤独的杰瑞一个人躲在孤儿院里伤心痛哭，他追悔莫及地告诉所有人：“我撒了谎。”但是警察局反馈的意见是，第一次口供内容决不能修改，杰瑞的翻供只能在今后开庭时再做旁证。
一场惊动中美的民事诉讼即将上演，序幕只不过刚刚拉开。
很快，获悉杰瑞第一次的口供的美国社会福利局，将此事列入司法程序。一周后，法院向社会福利局签发搜查令，当天深夜福利局调查员便赶到杰瑞家中，依法对其母亲ＣＯＣＯ，也就是高峰的前妻进行询问。与此同时，福利局调查员还发现家中另一个５岁女孩的胳膊上有一块瘀青，认定其为母亲殴打所致，要强行将女孩带走。母亲ＣＯＣＯ无法接受半个月内两个孩子活生生被带离身边的事实，情绪达到崩溃边缘，竭力阻挠福利局调查员将孩子带走。但她失控的情绪非但没能挽留孩子，甚至还引起福利局调查员对其精神问题的猜测，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强行安排她进行心理测试。被无能为力和撕心裂肺紧紧包围着的ＣＯＣＯ，再也不顾之前的情障，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身在太平洋另一岸的前夫高峰的手机。
２００３年，高峰和妻子ＣＯＣＯ办完离婚手续后，独自回到上海开办起汽车贸易公司。这个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八尺男儿，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呆若木鸡。
“我知道《刮痧》事件在我身上发生了。”高峰在自己博客中写下当时的情景。
杰瑞和筱琳是高峰和ＣＯＣＯ所育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持有美国国籍，从小看着孩子们长大的高峰经常和他们抱在一起唱一首童谣：“我们是一家人／有好吃的要一起去吃／有好玩的要一起去玩……”
“后来我要出门办事，孩子们也会抱着我的腿唱这首歌，我知道，孩子们心中有这个完整的家的概念，对这个家有很多的依恋，以致于我和ＣＯＣＯ离婚时都没有告诉孩子。我记得走的那天，我对杰瑞和筱琳说，爸爸要出差，去赚钱养家。一直到现在，孩子们都不知道我和他们妈妈已经离婚的事实。”
为了尽快弥补这个误会，高峰和前妻ＣＯＣＯ开始四处奔走，寻找“爱的证明”。很多邻居证实称，筱琳手臂上的瘀青是她在社区骑自行车时摔倒留下的。同时，上海的很多亲朋邻里也提供人证称，两个孩子在上海生活时，就一直得到外婆外公的溺爱。“每天都要给孩子买玩具，一样的车模外婆会给孩子买不同颜色好几辆，就是孩子去美国后，上海的家人也不断地托人捎带礼物过去，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在蜜糖中泡大，家里人怎么忍心去虐待孩子呢？”柯先生的一位邻居称。
尽管如此，美国当局依然认定杰瑞第一次的口供，家人所能提供的所有证词在第一次开庭前都无法改变让孩子回家的命运。
孩子被带走后，高峰每天只能通过电话与杰瑞联系。“每次拿起电话前，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平静，千万不能让孩子感觉到大人的焦虑。我努力克制着，但我已经听出杰瑞的自责和担心。我告诉他，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所要做的就是积极地去面对。”
抗争第一步
ＣＯＣＯ虐待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几天在上海看着她长大的老邻居、一起寒窗十年的老同学几乎把柯家的电话打爆。“他们比我们当父母的还要吃惊，根本就不能把他们所认识的ＣＯＣＯ和虐待儿童画上等号。”柯夫人说这些朋友的心态甚至比他们还要急迫。
不论获悉事件发生当时，还是即将赴美前夜，柯夫人眼神中流露出的始终是“清者自清”的自信，这也正是她女儿曾经自恃的。“就是这种中国人的文化坚持，最终将事件推向了漩涡的深处。”回首事件发生前后，高峰无意再去责怪前妻，“如果她能像我一样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至少能避免小女儿也被带走的事实。从事情发生的第一天起，她就以为政府能还她清白，根本没有想到要把事情告诉我，直到事件进展完全超出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这句话高峰已经多次和柯先生夫妇讲起：“在杰瑞被带走后，她就应该料到美国当局会来审查，迅速把筱琳转移走，送到朋友家暂住，或者送回国内也行，女儿就不会现在也面临寄养于别人家庭的悲剧。”
获悉此事后的第三天早晨，高峰就打通了美国社会福利局调查员的电话，调查员告诉高峰，９月１４日和１０月２３日将分别两次开庭，决定他和前妻对小孩是否有抚养权。高峰立即致电中国领事馆，以孩子父母的身份要求取消杰瑞和筱琳的美国国籍，但被告知由于孩子出生在美国，国籍将无法更改。
与此同时，高峰接到了一份自己和前妻一同被列为被告的起诉书，对离开美国已经３年的高峰的指控是：“孩子的父亲（高峰）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孩子受到身体虐待和精神伤害，但疏于照顾，未能保护孩子免于此种虐待。”
“没错，我疏于照顾，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让他们现在不得不寄人篱下。”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高峰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到美国去，要到他的亲人身边去。然而，他知道如果现在这个时机踏上美国国土，他就可能像他的前妻一样被关押而失去自由。“我不能守在孩子身边已经是不幸，我现在更不想让他们每天连一个父亲的电话都接不到。如果这样，谁还能来给我的孩子以安慰？！谁又能为让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来拼尽全力？！”
根据美国的法律，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可以按序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高峰说，一旦他和ＣＯＣＯ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必须有其他亲属帮忙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高峰的妹妹长期居住在日本，前往美国无需办理签证，他的第一个求助电话就让妹妹在几天后赶到了洛杉矶，替他奔走在律师、政府之间，处理案件前期准备。接下来，他要让孩子的外公外婆也尽早赶去美国，再多一层夺回孩子的保障。
按照正常出国程序，两位老人最早拿到签证也将在１０月中下旬，这个日期对高峰来说，无疑将错过第一次开庭。“如果我不去做任何努力的话，两位老人的成行根本来不及，我将可能错失我的孩子。所以我必须要尽全力，让我的家人能在９月１４日之前赶到美国。”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１日晚上８点，瓢泼大雨带来阵阵寒意，上海福州路上的一家麦当劳生意萧条。满头银发的柯先生和夫人急匆匆地推门而入，寻找已和自己女儿离婚的前女婿——高峰。一个小时前，他们接到高峰电话，要求必须晚上见面，为的是第二天赴美之事。
１０分钟后，高峰赶到了店里，从文件夹里抽出两份表格，对老人说：“这次你们去美国，移民局会要求你们填这份表格，我刚从网上下载的。”
在这次会面之前８个小时，柯先生和夫人刚刚从美国领事馆拿到提前签发的签证，再过１２个小时，两位老人就要登机飞赴美国，参加两个外孙９月１４日的第一次抚养权庭审，开庭日子是９月１４日。
别离的悲剧
两位中国老人，为什么匆匆忙忙赶往美国参加一场事关自己外孙的诉讼？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美国小城埃尔文市，一位巡警例行公务时，在一条不起眼的小道上发现两个汗流浃背的黄皮肤黑头发小男孩，正疲惫不堪地骑着自行车。悄悄尾随一段之后，这位高大威武的巡警决定将男孩拦下。
盘问在男孩们慌乱的语气中开始，巡警从男孩口中得知，他们是１１岁的乔丹和９岁的杰瑞。两人一早从斯塔梅沙的家里骑车一路来到埃尔文，而此次出行的目的很简单——离家出走。孩子的话立即引起巡警的警觉，谈话的气氛也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轻松。９岁的杰瑞喘着气告诉巡警，出走前一天因为和妹妹闹别扭，妈妈便责骂了他。“他感到妈妈已经不再爱他了。”巡警在笔录上一字一句写下这些话，然后立即向当地的社会福利局报告了此事。两个孩子被迅速带到孤儿院，并在取得法官命令后，被暂时送到两个寄养家庭生活，至此，杰瑞已经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了。
当天晚上，疲惫又孤独的杰瑞一个人躲在孤儿院里伤心痛哭，他追悔莫及地告诉所有人：“我撒了谎。”但是警察局反馈的意见是，第一次口供内容决不能修改，杰瑞的翻供只能在今后开庭时再做旁证。
一场惊动中美的民事诉讼即将上演，序幕只不过刚刚拉开。
很快，获悉杰瑞第一次的口供的美国社会福利局，将此事列入司法程序。一周后，法院向社会福利局签发搜查令，当天深夜福利局调查员便赶到杰瑞家中，依法对其母亲ＣＯＣＯ，也就是高峰的前妻进行询问。与此同时，福利局调查员还发现家中另一个５岁女孩的胳膊上有一块瘀青，认定其为母亲殴打所致，要强行将女孩带走。母亲ＣＯＣＯ无法接受半个月内两个孩子活生生被带离身边的事实，情绪达到崩溃边缘，竭力阻挠福利局调查员将孩子带走。但她失控的情绪非但没能挽留孩子，甚至还引起福利局调查员对其精神问题的猜测，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强行安排她进行心理测试。被无能为力和撕心裂肺紧紧包围着的ＣＯＣＯ，再也不顾之前的情障，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身在太平洋另一岸的前夫高峰的手机。
２００３年，高峰和妻子ＣＯＣＯ办完离婚手续后，独自回到上海开办起汽车贸易公司。这个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八尺男儿，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呆若木鸡。
“我知道《刮痧》事件在我身上发生了。”高峰在自己博客中写下当时的情景。
杰瑞和筱琳是高峰和ＣＯＣＯ所育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持有美国国籍，从小看着孩子们长大的高峰经常和他们抱在一起唱一首童谣：“我们是一家人／有好吃的要一起去吃／有好玩的要一起去玩……”
“后来我要出门办事，孩子们也会抱着我的腿唱这首歌，我知道，孩子们心中有这个完整的家的概念，对这个家有很多的依恋，以致于我和ＣＯＣＯ离婚时都没有告诉孩子。我记得走的那天，我对杰瑞和筱琳说，爸爸要出差，去赚钱养家。一直到现在，孩子们都不知道我和他们妈妈已经离婚的事实。”
为了尽快弥补这个误会，高峰和前妻ＣＯＣＯ开始四处奔走，寻找“爱的证明”。很多邻居证实称，筱琳手臂上的瘀青是她在社区骑自行车时摔倒留下的。同时，上海的很多亲朋邻里也提供人证称，两个孩子在上海生活时，就一直得到外婆外公的溺爱。“每天都要给孩子买玩具，一样的车模外婆会给孩子买不同颜色好几辆，就是孩子去美国后，上海的家人也不断地托人捎带礼物过去，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在蜜糖中泡大，家里人怎么忍心去虐待孩子呢？”柯先生的一位邻居称。
尽管如此，美国当局依然认定杰瑞第一次的口供，家人所能提供的所有证词在第一次开庭前都无法改变让孩子回家的命运。
孩子被带走后，高峰每天只能通过电话与杰瑞联系。“每次拿起电话前，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平静，千万不能让孩子感觉到大人的焦虑。我努力克制着，但我已经听出杰瑞的自责和担心。我告诉他，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所要做的就是积极地去面对。”
抗争第一步
ＣＯＣＯ虐待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几天在上海看着她长大的老邻居、一起寒窗十年的老同学几乎把柯家的电话打爆。“他们比我们当父母的还要吃惊，根本就不能把他们所认识的ＣＯＣＯ和虐待儿童画上等号。”柯夫人说这些朋友的心态甚至比他们还要急迫。
不论获悉事件发生当时，还是即将赴美前夜，柯夫人眼神中流露出的始终是“清者自清”的自信，这也正是她女儿曾经自恃的。“就是这种中国人的文化坚持，最终将事件推向了漩涡的深处。”回首事件发生前后，高峰无意再去责怪前妻，“如果她能像我一样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至少能避免小女儿也被带走的事实。从事情发生的第一天起，她就以为政府能还她清白，根本没有想到要把事情告诉我，直到事件进展完全超出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这句话高峰已经多次和柯先生夫妇讲起：“在杰瑞被带走后，她就应该料到美国当局会来审查，迅速把筱琳转移走，送到朋友家暂住，或者送回国内也行，女儿就不会现在也面临寄养于别人家庭的悲剧。”
获悉此事后的第三天早晨，高峰就打通了美国社会福利局调查员的电话，调查员告诉高峰，９月１４日和１０月２３日将分别两次开庭，决定他和前妻对小孩是否有抚养权。高峰立即致电中国领事馆，以孩子父母的身份要求取消杰瑞和筱琳的美国国籍，但被告知由于孩子出生在美国，国籍将无法更改。
与此同时，高峰接到了一份自己和前妻一同被列为被告的起诉书，对离开美国已经３年的高峰的指控是：“孩子的父亲（高峰）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孩子受到身体虐待和精神伤害，但疏于照顾，未能保护孩子免于此种虐待。”
“没错，我疏于照顾，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让他们现在不得不寄人篱下。”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高峰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到美国去，要到他的亲人身边去。然而，他知道如果现在这个时机踏上美国国土，他就可能像他的前妻一样被关押而失去自由。“我不能守在孩子身边已经是不幸，我现在更不想让他们每天连一个父亲的电话都接不到。如果这样，谁还能来给我的孩子以安慰？！谁又能为让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来拼尽全力？！”
根据美国的法律，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可以按序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高峰说，一旦他和ＣＯＣＯ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必须有其他亲属帮忙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高峰的妹妹长期居住在日本，前往美国无需办理签证，他的第一个求助电话就让妹妹在几天后赶到了洛杉矶，替他奔走在律师、政府之间，处理案件前期准备。接下来，他要让孩子的外公外婆也尽早赶去美国，再多一层夺回孩子的保障。
按照正常出国程序，两位老人最早拿到签证也将在１０月中下旬，这个日期对高峰来说，无疑将错过第一次开庭。“如果我不去做任何努力的话，两位老人的成行根本来不及，我将可能错失我的孩子。所以我必须要尽全力，让我的家人能在９月１４日之前赶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