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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个月内，基金界两位正当英年的明星基金经理基相继“过劳”去世。考察基金业，这个在国内尚还年轻却饱受关注和争议的行业，正在一步步具备娱乐圈的要素。明星基金经理在承担投资业绩压力的同时，也在承担一些额外的社会功能和娱乐化功能。
假如你40岁，你希冀你的生活是怎样的状态：悠然？松弛？年富力强？财务自由？家庭和睦美满，好好筹划下半生？假如你从事着其他工作，那么你有的是这样的机会，但如果你身在基金业，你的这些梦想，也许随时会戛然而止。
半个月前，两位中国基金业刚刚40出头的明星经理离开了人世，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生命。私募大佬杨骏因肝病辞世，公募大腕孙延群因胃病而去，“硕果仅存”的公募元老王亚伟也深陷违规操作的质疑风波中。
这只是不停地验证那句老话：基金经理不是人干的活儿。
人前风光的基金经理
7月4日晚上，病榻前的电脑屏幕还在一闪一闪的，没有人猜到，电脑的主人十几个小时之后会悄然永别。
作为老牌明星基金经理人，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孙延群掌舵的三年里，阿尔法基金的总回报率近300%，48.30%的年化回报率可谓基金业传奇。然而，就在上证指数经历一年多的跌宕重新收复3000点高峰时，7月5日，病休了三四个月的孙因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不治去世。
就在几周前，孙的一名同事去医院探望他时，第一眼看到的却是憔悴的老孙正在病榻阅读研究报告，旁边摞着证券报刊。“我忍不住跟他说，你要好好休息，要放松，不要看这些东西了，我给你看漫画书。”那次探访中，孙延群还笑呵呵地和同事聊起对投研部的设想和规划。他说，一刻也忘不了那么多的投资人把钱交给自己管，给了自己那么多的信任，生怕辜负了重托。
镜头拉回2009年6月22日下午收市前5分钟，私募界元老、君安系领军人物杨骏因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去世，年仅44岁的他永远地停留在了不惑之年，也成为基金界首例过劳死。
噩耗传来，杨骏的老同事、深圳东方港湾投资董事总经理但斌淡淡地说：“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今年4月，媒体报道杨骏将旗下的私募产品易手，报道中杨骏悲观地认为，A股的6000点“是我们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点位”。
但斌回忆说：“直觉告诉我这并非杨的性格。以我的了解，他99%的概率不会讲这种有违常识的话。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样一个意志刚强，经历风雨的人怎能轻言放弃！”
其实，在基金公司，每一个研究员都希望做到基金经理。他们手中掌控着上亿乃至数百亿元的巨资，在市场上拥有不可一世的能量；他们的一个判断、一个念头、一次出手，呼风唤雨的同时追随者众；即便在推崇团队投资的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的话语权也是旁人难以匹敌的。一个明星基金经理更是一家基金公司最好的免费广告，拥有“金字招牌”王亚伟的华夏基金公司，新近两日发行的沪深300指数基金短短三日就热卖240多亿。然而，基金经理在风光的背后，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你有没有觉得基金经理都比较显老？”南方某基金经理说，“只有我们这些不长进的人才干这行，这哪是人干的活儿！”
有些基金经理毕业不到五六年，就从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秃顶或者白发丛生的“小老头儿”。他们的性格也可能从激情澎湃逐渐地变得孤僻、敏感、怪异。一位基金经理说，“我们公司有不少女同事都因为工作压力太大，造成内分泌失调。”看来让女人去做基金经理，是更为残酷的事。
对基金公司的投研部人士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也是常有的事，一年可能有一半以上时间在上市公司调研，另外一半的时间可能就是在写调研报告。而一旦自己主推的股票涨幅落后或者自己所覆盖的行业中突然冒出了牛股而自己没有关注到，很可能会遭到基金经理或者投资总监的批评。
调研中，不仅仅是去看生产线，去接触一线生产工人，更是要从细微处去考察上市公司。金鹰基金某高层谈起公司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说，有一次去某钢铁企业调查，到了这家公司所在的城市后先从周边合作企业摸底，最后又到矿井亲自取出矿石找检测机构化验，看看矿石的品位是否很高。凌晨12点又爬起来看工厂是不是灯火通明，还好生产线上的工人向他表示他们会加班加点干通宵。
可见要捕捉到大黑马，获得投资的高收益，所要付出的心血非同一般。上海的一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他每天半夜习惯性地醒来时，会忍不住上网看看美股的最新情况。这被称为行业习惯性焦虑症。
作为基金界的劳模、身体瘦弱的孙延群也一直生活在紧张之中。一位熟悉孙延群的业界人士说，孙延群在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方面可谓事无巨细，特别透彻，任何研究员想给他推荐股票，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根本过不了关。孙延群有胃病不是一两年了，他的去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常年的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自身对饮食等不够注意所导致。而杨骏和孙延群所患的肝病和胃病，都是情绪长期紧张焦虑容易引发的疾病。
“惜时如金是老孙给我的第一印象。”回忆起2005年9月为阿尔法基金去光大证券总部做路演时的情景，上投摩根基金市场总监朱戈宇说：“当时路上堵车让老孙等了我15分钟，等我赶到的时候，老孙正捧着一份研究报告。”
病榻前的孙延群临终前，依然放不下的还是一份份研究报告。
戴上娱乐光环的基金圈
基金经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之下，背后的根源——基金业绩的排名方法最受诟病。“这好比娱乐圈的歌曲打榜、影视排行，也难怪王业伟最近要感慨基金业逐步具备了娱乐业的要素。”一位业内人士不无调侃地说。
长期从事基金研究的东航金融分析师李茜认为，目前公募基金业绩评价采用的是“相对收益标准”——同行内的相对排名直接关系到基金经理在公司的地位和奖金。而且，国内基金收益排名种类繁多、公布频繁，不但有年度、半年度排名，还有每月、每周、甚至每日排名充斥于各类财经网站和报刊。基金经理的业绩一段时间内不好，就会遭遇公司高层的压力。
而业绩表现不好，基金还会遭到投资者的抱怨和赎回压力。这样的评价体系也导致基金追求短期收益，基金经理的流动率也远高于国外，不少基金经理难以忍受在公众注视下的排名压力而转投私募。
“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值得各方面反思。”作为“硕果仅存”的公募元老、头顶“最牛基金经理”光环的王亚伟颇有感触：“基金行业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虽说想做基金经理的大有人在，谁走了都能找个新的填上，但管理能力是有差别的。去做私募，有可能获得高得多的报酬，但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基金经理不只是冲着钱去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
但是，转投私募就好了吗？国内公募的收益来自管理费，相对而言还算旱涝保收，而私募则只能完全靠良好的业绩获取收益。
“绝对收益给了私募很多无形的压力，有些道德感强烈的人压力会更大。私募压力之大，外围人很难想象，一定得学会调整，我现在就是在啃年轻的老本。”深圳一家私募基金高层感叹道，从富有到贫穷就是一场病的距离。而从公募行业逐渐引入的排名制度，也正慢慢地腐蚀着这个行业。目前管理层在政策上举棋不定，距离国外基金市场化运作还很远，也成为私募普遍的担忧。
对此，身为华夏基金公司副总裁、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的王亚伟也希望创造更好的从业环境和体制，“行业在经历前期高速发展后，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挑战，目前阶段，制度创新也许远比产品创新更重要。”
登上基金经理塔尖上的王亚伟，今年以来可谓烦恼不断。上周，市场传出王亚伟管理的两只基金华夏大盘精选和华夏策略被证监会调查，而证监会一直对此事表示沉默。
有着“最赚钱基金经理”的美誉，王亚伟11年中掌舵过的4只基金，据测算几何总回报为3090.79％，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35.99％。单从绝对值上，这已经超越了美国共同基金业传奇人物彼得·林奇13年年均29％的回报率。
由于王的另类投资手法，钟情重组类股票且屡屡捕获大黑马，不论是他管理的基金，还是所投资的股票，都很容易成为传媒和基民、股民们关注的焦点。
6月2日，*ST昌河重组方案公布，如果重组成功，投资者获利将不菲。大众再次发现，在*ST昌河今年一季报中，王亚伟掌舵的两只基金分别成为第二和第四大流通股东，合计持股约618.66万股。王亚伟的投资神话再次让他置身于旋涡中，此前一直对种种质疑保持沉默的他，这次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鸣冤”。
对青睐重组股，王的解释是，作为国内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重组股蕴藏着很多投资机会，视而不见是不负责任的。王认为，投资重组股的成功概率可能也只有60％，质疑者只看见了树木。“我也许一年内投资了20只潜在的重组股，如果60%成功了，平均每个月就会有一只，市场往往只看到某只股票成功了，但就整个重组股组合而言单月的成功概率仅为1/20。如果我有本事做到所谓的精准踩点，那岂不是这个月押中20只，下个月又押中另外20只？这是不可能的。”
王亚伟无奈地说：“基金经理注定是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业绩好的，从业时间长的。公募基金里从业时间较长的基金经理多数已经转做私募，我是留下坚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业绩也比较好，所以我受到广泛关注，并承担了一些额外的社会功能和娱乐化功能。”
孙延群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德圣基金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说，年初即听说孙延群因为身体原因暂离基金管理岗位。业内同行提起时还感叹基金经理这个职业的巨大压力，但无论谁都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孙延群英年早逝，也凸显出基金经理这个岗位要承担的巨大身心压力。
不仅投资业绩被高度关注，成为明星的基金经理的私生活甚至也成为大众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年年初，王亚伟就被“小三”的流言击中。据称，春节前，王妻大闹华夏基金副总裁张后奇的办公室，控诉丈夫的婚外恋。为此公司召开临时会议商讨此事。而绯闻女主角为工商银行一名女员工。后来的“升级版”说法又是，大闹华夏基金的是身为某行营业部主任的绯闻女主角，她为“上位”曾扬言如不给个说法，便要公开王亚伟的操盘内幕。
这则流言蜚语一度在坊间流传，又让人联想到2007年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的曝光跟“实习生门”多少有点瓜葛。
“基金行业老百姓的关注度高，具备娱乐行业的某些典型要素。我三年前就感觉到，基金行业将日趋娱乐化，事实的发展也验证了我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娱乐化的倾向也在客观上恶化了公募基金经理的生存环境。”此次出来公开面对媒体，对自己如娱乐圈明星般的待遇，王亚伟颇有感触。
对此，江赛春说，有部分媒体和业外人士关注基金经理，往往过于片面地关注负面信息，这对相当多勤勉尽职的基金经理来说是不公平的。
像巴菲特般长跑
国内的投资界，几乎言毕说巴菲特。有人曾经问巴菲特：“一旦成为美国首富，还有什么目标”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成为美国最高寿的人！”巴菲特已经79岁，投资观念日日进步，才有今天的辉煌。
交银稳健基金经理郑拓早已体会到这一点。运动，是他养生的重要招数。每周坚持运动的习惯，也是他舒缓压力的方式。
王亚伟似乎也已经找到了调节心理的办法：“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试图让每个人理解你、说你好根本就是徒劳的，还是顺其自然吧。在投资领域里，时间是试金石，大浪淘沙，水落石出，很多事情，需要留待时间去证明。”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内基金业跟成熟市场相比，走过了10个年头的中国基金业依然非常年轻。在6000点看多与3000点看空，基金经理扮演了追涨杀跌的角色。在去年A股的单边重挫下，基金经理在投资行为方面表现出的从众性和交易情绪方面表现出的传染性都十分明显。
风险控制意识的淡漠和能力上的不足，不仅仅是基金经理个人的问题，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制度建设也存在需要完善和提高的地方。只重“跑马圈地”而忽视“精耕细作”依然是不少基金公司的一贯作风，过分注重排名正在伤害着这个行业，伤害着基金经理。美国的基金经理可以从不断改善提升业绩中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在国内目前的环境却难以实现。
“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是人才。只有改变急功近利的相对收益评价体系，基金经理才能更好地为基民服务。”李茜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取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相结合的评价体系。研究机构也应更多关注更长时间段的业绩表现，基金公司也应该给基金经理一定的空间，以实现基金经理的长期投资理念。
不过，作为资深基民的王小姐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心结：“排名虽然给基金经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职场人都有压力啊。很多基民可是把自己大半生的身家交给他们在打理，关注自己的资产投资状况也是情理之中。如果他们连这个压力都无法承受，那么我们怎么放心自己的血汗钱交给他们管理？”
假如你40岁，你希冀你的生活是怎样的状态：悠然？松弛？年富力强？财务自由？家庭和睦美满，好好筹划下半生？假如你从事着其他工作，那么你有的是这样的机会，但如果你身在基金业，你的这些梦想，也许随时会戛然而止。
半个月前，两位中国基金业刚刚40出头的明星经理离开了人世，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生命。私募大佬杨骏因肝病辞世，公募大腕孙延群因胃病而去，“硕果仅存”的公募元老王亚伟也深陷违规操作的质疑风波中。
这只是不停地验证那句老话：基金经理不是人干的活儿。
人前风光的基金经理
7月4日晚上，病榻前的电脑屏幕还在一闪一闪的，没有人猜到，电脑的主人十几个小时之后会悄然永别。
作为老牌明星基金经理人，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孙延群掌舵的三年里，阿尔法基金的总回报率近300%，48.30%的年化回报率可谓基金业传奇。然而，就在上证指数经历一年多的跌宕重新收复3000点高峰时，7月5日，病休了三四个月的孙因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不治去世。
就在几周前，孙的一名同事去医院探望他时，第一眼看到的却是憔悴的老孙正在病榻阅读研究报告，旁边摞着证券报刊。“我忍不住跟他说，你要好好休息，要放松，不要看这些东西了，我给你看漫画书。”那次探访中，孙延群还笑呵呵地和同事聊起对投研部的设想和规划。他说，一刻也忘不了那么多的投资人把钱交给自己管，给了自己那么多的信任，生怕辜负了重托。
镜头拉回2009年6月22日下午收市前5分钟，私募界元老、君安系领军人物杨骏因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去世，年仅44岁的他永远地停留在了不惑之年，也成为基金界首例过劳死。
噩耗传来，杨骏的老同事、深圳东方港湾投资董事总经理但斌淡淡地说：“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今年4月，媒体报道杨骏将旗下的私募产品易手，报道中杨骏悲观地认为，A股的6000点“是我们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点位”。
但斌回忆说：“直觉告诉我这并非杨的性格。以我的了解，他99%的概率不会讲这种有违常识的话。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样一个意志刚强，经历风雨的人怎能轻言放弃！”
其实，在基金公司，每一个研究员都希望做到基金经理。他们手中掌控着上亿乃至数百亿元的巨资，在市场上拥有不可一世的能量；他们的一个判断、一个念头、一次出手，呼风唤雨的同时追随者众；即便在推崇团队投资的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的话语权也是旁人难以匹敌的。一个明星基金经理更是一家基金公司最好的免费广告，拥有“金字招牌”王亚伟的华夏基金公司，新近两日发行的沪深300指数基金短短三日就热卖240多亿。然而，基金经理在风光的背后，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你有没有觉得基金经理都比较显老？”南方某基金经理说，“只有我们这些不长进的人才干这行，这哪是人干的活儿！”
有些基金经理毕业不到五六年，就从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秃顶或者白发丛生的“小老头儿”。他们的性格也可能从激情澎湃逐渐地变得孤僻、敏感、怪异。一位基金经理说，“我们公司有不少女同事都因为工作压力太大，造成内分泌失调。”看来让女人去做基金经理，是更为残酷的事。
对基金公司的投研部人士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也是常有的事，一年可能有一半以上时间在上市公司调研，另外一半的时间可能就是在写调研报告。而一旦自己主推的股票涨幅落后或者自己所覆盖的行业中突然冒出了牛股而自己没有关注到，很可能会遭到基金经理或者投资总监的批评。
调研中，不仅仅是去看生产线，去接触一线生产工人，更是要从细微处去考察上市公司。金鹰基金某高层谈起公司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说，有一次去某钢铁企业调查，到了这家公司所在的城市后先从周边合作企业摸底，最后又到矿井亲自取出矿石找检测机构化验，看看矿石的品位是否很高。凌晨12点又爬起来看工厂是不是灯火通明，还好生产线上的工人向他表示他们会加班加点干通宵。
可见要捕捉到大黑马，获得投资的高收益，所要付出的心血非同一般。上海的一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他每天半夜习惯性地醒来时，会忍不住上网看看美股的最新情况。这被称为行业习惯性焦虑症。
作为基金界的劳模、身体瘦弱的孙延群也一直生活在紧张之中。一位熟悉孙延群的业界人士说，孙延群在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方面可谓事无巨细，特别透彻，任何研究员想给他推荐股票，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根本过不了关。孙延群有胃病不是一两年了，他的去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常年的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自身对饮食等不够注意所导致。而杨骏和孙延群所患的肝病和胃病，都是情绪长期紧张焦虑容易引发的疾病。
“惜时如金是老孙给我的第一印象。”回忆起2005年9月为阿尔法基金去光大证券总部做路演时的情景，上投摩根基金市场总监朱戈宇说：“当时路上堵车让老孙等了我15分钟，等我赶到的时候，老孙正捧着一份研究报告。”
病榻前的孙延群临终前，依然放不下的还是一份份研究报告。
戴上娱乐光环的基金圈
基金经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之下，背后的根源——基金业绩的排名方法最受诟病。“这好比娱乐圈的歌曲打榜、影视排行，也难怪王业伟最近要感慨基金业逐步具备了娱乐业的要素。”一位业内人士不无调侃地说。
长期从事基金研究的东航金融分析师李茜认为，目前公募基金业绩评价采用的是“相对收益标准”——同行内的相对排名直接关系到基金经理在公司的地位和奖金。而且，国内基金收益排名种类繁多、公布频繁，不但有年度、半年度排名，还有每月、每周、甚至每日排名充斥于各类财经网站和报刊。基金经理的业绩一段时间内不好，就会遭遇公司高层的压力。
而业绩表现不好，基金还会遭到投资者的抱怨和赎回压力。这样的评价体系也导致基金追求短期收益，基金经理的流动率也远高于国外，不少基金经理难以忍受在公众注视下的排名压力而转投私募。
“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值得各方面反思。”作为“硕果仅存”的公募元老、头顶“最牛基金经理”光环的王亚伟颇有感触：“基金行业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虽说想做基金经理的大有人在，谁走了都能找个新的填上，但管理能力是有差别的。去做私募，有可能获得高得多的报酬，但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基金经理不只是冲着钱去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
但是，转投私募就好了吗？国内公募的收益来自管理费，相对而言还算旱涝保收，而私募则只能完全靠良好的业绩获取收益。
“绝对收益给了私募很多无形的压力，有些道德感强烈的人压力会更大。私募压力之大，外围人很难想象，一定得学会调整，我现在就是在啃年轻的老本。”深圳一家私募基金高层感叹道，从富有到贫穷就是一场病的距离。而从公募行业逐渐引入的排名制度，也正慢慢地腐蚀着这个行业。目前管理层在政策上举棋不定，距离国外基金市场化运作还很远，也成为私募普遍的担忧。
对此，身为华夏基金公司副总裁、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的王亚伟也希望创造更好的从业环境和体制，“行业在经历前期高速发展后，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挑战，目前阶段，制度创新也许远比产品创新更重要。”
登上基金经理塔尖上的王亚伟，今年以来可谓烦恼不断。上周，市场传出王亚伟管理的两只基金华夏大盘精选和华夏策略被证监会调查，而证监会一直对此事表示沉默。
有着“最赚钱基金经理”的美誉，王亚伟11年中掌舵过的4只基金，据测算几何总回报为3090.79％，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35.99％。单从绝对值上，这已经超越了美国共同基金业传奇人物彼得·林奇13年年均29％的回报率。
由于王的另类投资手法，钟情重组类股票且屡屡捕获大黑马，不论是他管理的基金，还是所投资的股票，都很容易成为传媒和基民、股民们关注的焦点。
6月2日，*ST昌河重组方案公布，如果重组成功，投资者获利将不菲。大众再次发现，在*ST昌河今年一季报中，王亚伟掌舵的两只基金分别成为第二和第四大流通股东，合计持股约618.66万股。王亚伟的投资神话再次让他置身于旋涡中，此前一直对种种质疑保持沉默的他，这次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鸣冤”。
对青睐重组股，王的解释是，作为国内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重组股蕴藏着很多投资机会，视而不见是不负责任的。王认为，投资重组股的成功概率可能也只有60％，质疑者只看见了树木。“我也许一年内投资了20只潜在的重组股，如果60%成功了，平均每个月就会有一只，市场往往只看到某只股票成功了，但就整个重组股组合而言单月的成功概率仅为1/20。如果我有本事做到所谓的精准踩点，那岂不是这个月押中20只，下个月又押中另外20只？这是不可能的。”
王亚伟无奈地说：“基金经理注定是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业绩好的，从业时间长的。公募基金里从业时间较长的基金经理多数已经转做私募，我是留下坚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业绩也比较好，所以我受到广泛关注，并承担了一些额外的社会功能和娱乐化功能。”
孙延群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德圣基金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说，年初即听说孙延群因为身体原因暂离基金管理岗位。业内同行提起时还感叹基金经理这个职业的巨大压力，但无论谁都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孙延群英年早逝，也凸显出基金经理这个岗位要承担的巨大身心压力。
不仅投资业绩被高度关注，成为明星的基金经理的私生活甚至也成为大众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年年初，王亚伟就被“小三”的流言击中。据称，春节前，王妻大闹华夏基金副总裁张后奇的办公室，控诉丈夫的婚外恋。为此公司召开临时会议商讨此事。而绯闻女主角为工商银行一名女员工。后来的“升级版”说法又是，大闹华夏基金的是身为某行营业部主任的绯闻女主角，她为“上位”曾扬言如不给个说法，便要公开王亚伟的操盘内幕。
这则流言蜚语一度在坊间流传，又让人联想到2007年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的曝光跟“实习生门”多少有点瓜葛。
“基金行业老百姓的关注度高，具备娱乐行业的某些典型要素。我三年前就感觉到，基金行业将日趋娱乐化，事实的发展也验证了我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娱乐化的倾向也在客观上恶化了公募基金经理的生存环境。”此次出来公开面对媒体，对自己如娱乐圈明星般的待遇，王亚伟颇有感触。
对此，江赛春说，有部分媒体和业外人士关注基金经理，往往过于片面地关注负面信息，这对相当多勤勉尽职的基金经理来说是不公平的。
像巴菲特般长跑
国内的投资界，几乎言毕说巴菲特。有人曾经问巴菲特：“一旦成为美国首富，还有什么目标”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成为美国最高寿的人！”巴菲特已经79岁，投资观念日日进步，才有今天的辉煌。
交银稳健基金经理郑拓早已体会到这一点。运动，是他养生的重要招数。每周坚持运动的习惯，也是他舒缓压力的方式。
王亚伟似乎也已经找到了调节心理的办法：“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试图让每个人理解你、说你好根本就是徒劳的，还是顺其自然吧。在投资领域里，时间是试金石，大浪淘沙，水落石出，很多事情，需要留待时间去证明。”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内基金业跟成熟市场相比，走过了10个年头的中国基金业依然非常年轻。在6000点看多与3000点看空，基金经理扮演了追涨杀跌的角色。在去年A股的单边重挫下，基金经理在投资行为方面表现出的从众性和交易情绪方面表现出的传染性都十分明显。
风险控制意识的淡漠和能力上的不足，不仅仅是基金经理个人的问题，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制度建设也存在需要完善和提高的地方。只重“跑马圈地”而忽视“精耕细作”依然是不少基金公司的一贯作风，过分注重排名正在伤害着这个行业，伤害着基金经理。美国的基金经理可以从不断改善提升业绩中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在国内目前的环境却难以实现。
“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是人才。只有改变急功近利的相对收益评价体系，基金经理才能更好地为基民服务。”李茜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取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相结合的评价体系。研究机构也应更多关注更长时间段的业绩表现，基金公司也应该给基金经理一定的空间，以实现基金经理的长期投资理念。
不过，作为资深基民的王小姐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心结：“排名虽然给基金经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职场人都有压力啊。很多基民可是把自己大半生的身家交给他们在打理，关注自己的资产投资状况也是情理之中。如果他们连这个压力都无法承受，那么我们怎么放心自己的血汗钱交给他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