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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企业作为个人创业的最直接代表，从诞生那天起，就经受风雨飘摇的煎熬。近几年虽说环境有所改善，但私企数量下降的势头让人不得不扼腕惊呼。据《人民日报》报道，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国家工商总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两条呈下降趋势的曲线，表明我国不甚理想的创业环境。
磕磕碰碰的政府关卡
对私营企业来说，政府是它们经营活动中打交道最多的对象。从创业到经营，政府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问题是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付出与其得到的政府服务是非常不对称的。与国外私营企业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注册步履维艰，非常不易。
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只需2天，而我国内地则需要闯过7道关，历时111天。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我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这样的开业难度在世界排名第51位。豪情万丈的创业者刚触门槛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在我国，私营企业主不论拥有多大的企业，不论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总是小字辈。如今，官员与私企老板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都感到地位天天变。一方将有所失却尚未全失，一方将有所得却尚未全得，于是在目前这一过渡时期各自只好在各自的强项上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就使当今的社会弥漫着一种腐败的空气：官员弄权，老板摆阔。
某家私营化工厂，去年过年送礼，把当地至关重要的环保局忘记了。正月初六上班，迎接他们的不是福星高照的财神，而是环保局冷冰冰的封条，而这一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却有冠冕堂皇的环保条例作后盾。该化工厂确实是当地一大污染源，叫你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补上一份厚礼人家才高抬贵手，化险为夷。
为寻求保护，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寻求挂靠单位，或挂靠乡镇集体企业，通常称戴“红帽子”。此外，还有挂靠学校为“校办企业”、挂靠民政部门为“福利企业”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或设法造成合资假象，称为戴“洋帽子”。有的不愿登记为私营企业，而诡称“个体户”，称为戴“小帽子”。
冷冷冰冰的融资渠道
眼下，国企当道，一些地方私营企业在人们心目中还是“后娘养的”，地位低人一等，银行贷款重峦叠嶂。
与国有企业在银行大笔得到贷款而且造成大笔坏账相比，私营企业在银行贷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可能性上都要小得多。因此融资始终是私营企业主们一个头痛的问题。调查表明，国内现存的私营企业在近两年时间内通过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体系取得融资的比例，始终没有高于它们得到的资金的20％。而且随着这几年国家对金融机构控制的加强，这个比例还在下降。而企业通过自我积累和主要业主的进一步投资，融资则始终高于60％。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担心的数字是，企业主们通过非正规渠道得到的融资占到了他们融资总额的10％左右。所谓的非正规渠道，很大一部分是民间集资，利率高于国家银行数倍，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银行历来是我国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对于广大的中小私营企业而言，由于自身固有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对其在金融政策和信贷管理上的特殊性。在银行看来，对大企业的贷款相当于批发业务，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只相当于零售业务。中小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往往具有要得急、频率高、数量少、风险大且管理成本高的特点。具体来说，造成中小企业贷款“要得急”的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生产计划性比一般较大企业差，且通常需要的又是流动资金贷款，而“贷款急”又造成了贷款频率高。据调查，中小企业的贷款频率是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由于生产规模一般较小，中小企业的户均贷款额大约是大型企业的千分之五左右。由于缺乏抵：担保等手段，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加大，且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平均为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教授则认为，现实的情况是，正是因为民企贷款难，导致个别地区出现了私人钱庄、民间金融等现象，有的甚至已“事实上合法化”了。因此，国家的金融政策有必要不断完善。
羞羞答答的国民待遇
对于一个多元的经济社会而言，多种经济成分的平等竞争是十分重要的。在外资进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知道了一个名词叫作“国民待遇”。实际上，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争取的不仅仅是市场开放，更多的就是这个待遇。国外的众多财团、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很多都在为它们的企业争取国民待遇。在对外开放了20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对私营经济的开放程度甚至要低于对外开放程度。比方说外贸，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权是谁也不会提出疑义的，但是对于私营企业就有明文规定，不得随意涉足其中，于是大量民营企业拥向海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私营企业向政府提出它们的要求。更多的情况下，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交流只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下进行。
而在国企并购狂潮中，私营企业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行政性垄断的达摩利克斯剑，动辄遭受挤兑，为外资让路。在相当多的行业和领域，私营企业在政府打出对民间资本开放的旗号下兴高采烈地进军，却很快发现自己“上错花轿嫁错郎”，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金融方面：2005年6月，中瑞财团筹建民营建华银行的申请报告如镜中花水中月，递到温州市银监局就杳无音信。而国家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非常明智清晰地提出了引入外资银行时间表，赶在ＷＴＯ大限之前完成政策上的布局。
石油方面：2006年4月，商务部将进入成品油批发环节的最低门槛由拥有30座以上的加油站降到10座以上，但大多数私企仍然望洋兴叹，迈不进这一门槛。而同时，成品油零售市场正兴起外资圈地运动，ＢＰ（英国碧辟石油巨头）赶在中国成品油市场全面放开前，再次抢购企业，加速零售网点的布局。
煤炭方面：2006年初，在地方政府启动煤矿产权制度改革中入晋的民资一败涂地，温州炒煤团含恨撤出三晋大地。此时，5亿美元外资正虎视眈眈试图进入中国煤炭业，而亚美大陆煤炭公司捷足先登，该公司在山西投资的大宁煤矿2006年3月份开始试投产，这是第一个到中国淘煤的美国跨国公司。
钢铁方面：2005年底，发改委出台钢铁、水泥、汽车、铝业等产业政策，民营钢铁企业被认为是“在盛世中被清场”，纷纷表示遗憾和不满。而此前，国家发改委同意华菱集团向世界第一大钢铁集团米塔尔钢铁公司转让持有的华菱管线部分国有法人股权，并组建中外合资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外资收购Ａ股最大一单落锤。
航空方面：2005年被认为是民营航空元年，14家民营航空公司应运而生。但在尴尬的政策环境下，大多数民营航空公司没能摆脱亏损的窘境。而踌躇满志的德国汉莎航空“得寸进尺”，瞄准广州新白云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以及西安咸阳机场，有意入股国内枢纽机场。
这怵目惊心的市场态势表明，在行政性垄断的高压政策下，私企或民企正含泪撤出上述垄断产业市场，而外资的脸上正绽开喜悦的笑靥，有的蠢蠢欲动，有的则已经赚了盆满钵盈。
林林总总的苛捐杂税
一些小企业历经坎坷成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要面对的是33％的所得税、17％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和各种附加税，还有房地产方面的税。一些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同时，业主还要被征收个人所得税。目前虽在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但大部分地区企业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还不能进行税收抵扣。
尽管如此，对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而言，税还只占其交给政府的1／3左右，而费要占到近2／3。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等等，已经让很多个体户和小企业不堪重负。
纷纷攘攘的城市管制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规划让创业者无处创业。许多城市搞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将小商小贩、人力车、街头摊点、小店小铺等等，或拆迁或整顿，一扫而光，代之起来的是现代化的百货商店等。有的政府部门为了便于管理，急于将农业集市贸易改变为超市和连锁店。城市干净了，现代了，可老百姓的创业之门被堵上了。
王女士在一个街道上集资30万元创建了子力养老院，可建院刚三个月就被通知拆迁，说是该养老院没有纳入城建规划，而且是建在繁华地段不适合，里边收容的呆傻老人到处乱跑影响市容。王女士多方力争想把养老院保留下来，可面对的是一张张冷冰冰的面孔。王女士只得忍痛搬迁，可新建的养老院选址太偏僻，没有人愿意把老人送到那里。不到半年时间，王女士的养老院就办不下去了，可怜王女士，空怀创业抱负，含恨离去。
恩恩怨怨的家族管理
时下私营企业大多还是家族式管理，这给私营企业家们带来的烦恼不亚于外部环境的纷扰。君不见夫妻店、父子厂，儿子开车老爷子坐，姐夫忙碌小姨子闲，家兵家将充斥私营企业。
名噪全国的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因“老傻子”年广久与他的第二个媳妇彭晓红旷日持久的商标专利权官司正经受一场磨难。而私营企业人才管理机制的缺陷又是一大内伤，私企容易挖人但却不容易留人。
几年前创维集团的“黄陆之争”，表面上看是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争执，其实也折射出民营企业内部斗争的新特征。既有经营理念之争，用人之道之争，也有权力之争。黄陆之争则是前两者居多，其中是非曲直外人难以置评。但私企的问题症结所在从中或许可以管窥一二。
如果说中国私企经济起步之际，依靠灵活的用人机制、善变的市场策略、自主的决策权力，赢得了比其他所有制经济更快、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么到今天，集体“哗变”、能人出走、员工队伍跳槽成风等愈演愈烈的现象，却告诉人们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用人机制上某些固有的缺陷正侵蚀着私企健康的躯体。日趋狭窄的“人才瓶颈”正扼杀着私企赖以成长的蓬勃活力。于是，一些红红火火的私人企业热闹了一阵子就关门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邹顺桥
磕磕碰碰的政府关卡
对私营企业来说，政府是它们经营活动中打交道最多的对象。从创业到经营，政府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问题是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付出与其得到的政府服务是非常不对称的。与国外私营企业相比，中国的私营企业注册步履维艰，非常不易。
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只需2天，而我国内地则需要闯过7道关，历时111天。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我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这样的开业难度在世界排名第51位。豪情万丈的创业者刚触门槛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在我国，私营企业主不论拥有多大的企业，不论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总是小字辈。如今，官员与私企老板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都感到地位天天变。一方将有所失却尚未全失，一方将有所得却尚未全得，于是在目前这一过渡时期各自只好在各自的强项上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就使当今的社会弥漫着一种腐败的空气：官员弄权，老板摆阔。
某家私营化工厂，去年过年送礼，把当地至关重要的环保局忘记了。正月初六上班，迎接他们的不是福星高照的财神，而是环保局冷冰冰的封条，而这一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却有冠冕堂皇的环保条例作后盾。该化工厂确实是当地一大污染源，叫你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补上一份厚礼人家才高抬贵手，化险为夷。
为寻求保护，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寻求挂靠单位，或挂靠乡镇集体企业，通常称戴“红帽子”。此外，还有挂靠学校为“校办企业”、挂靠民政部门为“福利企业”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或设法造成合资假象，称为戴“洋帽子”。有的不愿登记为私营企业，而诡称“个体户”，称为戴“小帽子”。
冷冷冰冰的融资渠道
眼下，国企当道，一些地方私营企业在人们心目中还是“后娘养的”，地位低人一等，银行贷款重峦叠嶂。
与国有企业在银行大笔得到贷款而且造成大笔坏账相比，私营企业在银行贷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可能性上都要小得多。因此融资始终是私营企业主们一个头痛的问题。调查表明，国内现存的私营企业在近两年时间内通过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体系取得融资的比例，始终没有高于它们得到的资金的20％。而且随着这几年国家对金融机构控制的加强，这个比例还在下降。而企业通过自我积累和主要业主的进一步投资，融资则始终高于60％。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担心的数字是，企业主们通过非正规渠道得到的融资占到了他们融资总额的10％左右。所谓的非正规渠道，很大一部分是民间集资，利率高于国家银行数倍，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银行历来是我国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对于广大的中小私营企业而言，由于自身固有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对其在金融政策和信贷管理上的特殊性。在银行看来，对大企业的贷款相当于批发业务，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只相当于零售业务。中小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往往具有要得急、频率高、数量少、风险大且管理成本高的特点。具体来说，造成中小企业贷款“要得急”的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生产计划性比一般较大企业差，且通常需要的又是流动资金贷款，而“贷款急”又造成了贷款频率高。据调查，中小企业的贷款频率是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由于生产规模一般较小，中小企业的户均贷款额大约是大型企业的千分之五左右。由于缺乏抵：担保等手段，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加大，且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平均为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教授则认为，现实的情况是，正是因为民企贷款难，导致个别地区出现了私人钱庄、民间金融等现象，有的甚至已“事实上合法化”了。因此，国家的金融政策有必要不断完善。
羞羞答答的国民待遇
对于一个多元的经济社会而言，多种经济成分的平等竞争是十分重要的。在外资进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知道了一个名词叫作“国民待遇”。实际上，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争取的不仅仅是市场开放，更多的就是这个待遇。国外的众多财团、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很多都在为它们的企业争取国民待遇。在对外开放了20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对私营经济的开放程度甚至要低于对外开放程度。比方说外贸，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权是谁也不会提出疑义的，但是对于私营企业就有明文规定，不得随意涉足其中，于是大量民营企业拥向海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私营企业向政府提出它们的要求。更多的情况下，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交流只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下进行。
而在国企并购狂潮中，私营企业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行政性垄断的达摩利克斯剑，动辄遭受挤兑，为外资让路。在相当多的行业和领域，私营企业在政府打出对民间资本开放的旗号下兴高采烈地进军，却很快发现自己“上错花轿嫁错郎”，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金融方面：2005年6月，中瑞财团筹建民营建华银行的申请报告如镜中花水中月，递到温州市银监局就杳无音信。而国家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非常明智清晰地提出了引入外资银行时间表，赶在ＷＴＯ大限之前完成政策上的布局。
石油方面：2006年4月，商务部将进入成品油批发环节的最低门槛由拥有30座以上的加油站降到10座以上，但大多数私企仍然望洋兴叹，迈不进这一门槛。而同时，成品油零售市场正兴起外资圈地运动，ＢＰ（英国碧辟石油巨头）赶在中国成品油市场全面放开前，再次抢购企业，加速零售网点的布局。
煤炭方面：2006年初，在地方政府启动煤矿产权制度改革中入晋的民资一败涂地，温州炒煤团含恨撤出三晋大地。此时，5亿美元外资正虎视眈眈试图进入中国煤炭业，而亚美大陆煤炭公司捷足先登，该公司在山西投资的大宁煤矿2006年3月份开始试投产，这是第一个到中国淘煤的美国跨国公司。
钢铁方面：2005年底，发改委出台钢铁、水泥、汽车、铝业等产业政策，民营钢铁企业被认为是“在盛世中被清场”，纷纷表示遗憾和不满。而此前，国家发改委同意华菱集团向世界第一大钢铁集团米塔尔钢铁公司转让持有的华菱管线部分国有法人股权，并组建中外合资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外资收购Ａ股最大一单落锤。
航空方面：2005年被认为是民营航空元年，14家民营航空公司应运而生。但在尴尬的政策环境下，大多数民营航空公司没能摆脱亏损的窘境。而踌躇满志的德国汉莎航空“得寸进尺”，瞄准广州新白云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以及西安咸阳机场，有意入股国内枢纽机场。
这怵目惊心的市场态势表明，在行政性垄断的高压政策下，私企或民企正含泪撤出上述垄断产业市场，而外资的脸上正绽开喜悦的笑靥，有的蠢蠢欲动，有的则已经赚了盆满钵盈。
林林总总的苛捐杂税
一些小企业历经坎坷成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要面对的是33％的所得税、17％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和各种附加税，还有房地产方面的税。一些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同时，业主还要被征收个人所得税。目前虽在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但大部分地区企业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还不能进行税收抵扣。
尽管如此，对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而言，税还只占其交给政府的1／3左右，而费要占到近2／3。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等等，已经让很多个体户和小企业不堪重负。
纷纷攘攘的城市管制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规划让创业者无处创业。许多城市搞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将小商小贩、人力车、街头摊点、小店小铺等等，或拆迁或整顿，一扫而光，代之起来的是现代化的百货商店等。有的政府部门为了便于管理，急于将农业集市贸易改变为超市和连锁店。城市干净了，现代了，可老百姓的创业之门被堵上了。
王女士在一个街道上集资30万元创建了子力养老院，可建院刚三个月就被通知拆迁，说是该养老院没有纳入城建规划，而且是建在繁华地段不适合，里边收容的呆傻老人到处乱跑影响市容。王女士多方力争想把养老院保留下来，可面对的是一张张冷冰冰的面孔。王女士只得忍痛搬迁，可新建的养老院选址太偏僻，没有人愿意把老人送到那里。不到半年时间，王女士的养老院就办不下去了，可怜王女士，空怀创业抱负，含恨离去。
恩恩怨怨的家族管理
时下私营企业大多还是家族式管理，这给私营企业家们带来的烦恼不亚于外部环境的纷扰。君不见夫妻店、父子厂，儿子开车老爷子坐，姐夫忙碌小姨子闲，家兵家将充斥私营企业。
名噪全国的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因“老傻子”年广久与他的第二个媳妇彭晓红旷日持久的商标专利权官司正经受一场磨难。而私营企业人才管理机制的缺陷又是一大内伤，私企容易挖人但却不容易留人。
几年前创维集团的“黄陆之争”，表面上看是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争执，其实也折射出民营企业内部斗争的新特征。既有经营理念之争，用人之道之争，也有权力之争。黄陆之争则是前两者居多，其中是非曲直外人难以置评。但私企的问题症结所在从中或许可以管窥一二。
如果说中国私企经济起步之际，依靠灵活的用人机制、善变的市场策略、自主的决策权力，赢得了比其他所有制经济更快、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么到今天，集体“哗变”、能人出走、员工队伍跳槽成风等愈演愈烈的现象，却告诉人们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用人机制上某些固有的缺陷正侵蚀着私企健康的躯体。日趋狭窄的“人才瓶颈”正扼杀着私企赖以成长的蓬勃活力。于是，一些红红火火的私人企业热闹了一阵子就关门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邹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