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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佩蒂斯(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从2006年开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作出了基于逻辑的预测。在当时这些预测似乎很难理解。如今,这些预测大部分已经越来越接近现实。随着越来越多分析家们认识到中国发展模式的短板,将佩蒂斯最新的分析预言摘录给大家就显得很必要:
1.中国将是最后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过去十年间贸易和资本项目失衡需发生逆转进而引起了世界性的危机,可以说要走出危机,必须解决其基本面的失衡。
中国给全球失衡的“贡献”在于其过高的存储利率,中国只有降低其到合理水平才能解决它在金融危机中的问题。当然自2007年到2008年间出现了相反的状况。但是如果没有持续的偿债能力是无法持久。未来若干年中国将被迫降低利率,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摆脱经济危机,这或许会花费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2.作为GDP的一部分,中国的消费将继续停滞或者衰退,直到这种GDP增长模式被放弃,即牺牲家庭来换取快速增长的模式需要被淘汰和逆转。
这是第一个预测的延续。现在可能言之过早,但是2012年或许是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的第一个年头,但前提是GDP的增长低于预期,例如低于7%。只要GDP的增长率超过7%,真正重新平衡消费就不可能实现。
3.尽管造成GDP高速增长下消费缩减的因素很多,但金融压制被视作是最终的原因。我认为金融压制至少会持续一到两年,甚至会更长时间,直到能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率自由化的出现。
债务越多,提高利率就越难,我最后觉得金融压制的消除,会源于GDP增长率的下滑,而不是名义利率的上涨。
4.投资大规模失配不能归咎于任何一种中国特色,更大程度上是体制运行的基本需求。
5.债务正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攀升,负债水平不会在2020年前好转。如果投资是以负债为基础并且是过剩的,那么负债一定会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即快于债务偿还能力的增长。
在过去三年中关于债务持续上升的警示已经被广泛地接纳,特别是自2009年末史宗瀚(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开始统计地方政府债务以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预测再过一两年将无人怀疑中国的增长模式会带来难以持续的债务负担,并且正在接近底线。
6.当具体的债务问题被认定,北京方面解决问题的尝试会被分析师们欢迎,但有关系吗?这些债务问题是系统性的,而不是个例。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借贷人被卷入债务危机,而是在中国保持现有的增长模式下无法防止债务系统性的迅速增长。如果GDP继续以超过6%或者7%的速度快速增长,那么系统性债务必将以难以承受的速度增长。
7.2013年至2014年私有化将成为一个很热门的主题。
在2020年之前的数年间,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将继续膨胀。私有化将是实现财富由国有转向个人的最佳途径,特别是私有化进程过去常常被用于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这就显得格外有效。但是私有化的实现将会非常艰难。
8.当一些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增长模式的问题和相关债务危机的危险时,要求迅速改革的一派和想要保持控制资源的一派之间将会产生政治分歧。问题就在于,继续这种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危机,而放弃这个模式将会导致低增长,特别是会降低国有资产的积累速度。
9.如果这种过渡期间管理不当,2010-2020年中国GDP平均增速将会降低到3%。如果我错了,中国在这一个十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3%,我关于慢增长的“失去的10年”的预测将扩展到超过20年!
10.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重新恢复平衡,那会出现GDP增速和家庭收入同步缓慢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社会的稳定。
11.非粮食商品的价格将会在未来的三到四年间暴跌。暴跌并不是言过其实。中国在钢铁、水泥、铜等商品的全球需求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几乎是为了实现高增长而产生投资的功能需要完全不成比例。而正如投资的增长必将会严重下跌,全球对于非粮食商品的需求也将会暴跌。
1.中国将是最后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过去十年间贸易和资本项目失衡需发生逆转进而引起了世界性的危机,可以说要走出危机,必须解决其基本面的失衡。
中国给全球失衡的“贡献”在于其过高的存储利率,中国只有降低其到合理水平才能解决它在金融危机中的问题。当然自2007年到2008年间出现了相反的状况。但是如果没有持续的偿债能力是无法持久。未来若干年中国将被迫降低利率,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摆脱经济危机,这或许会花费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2.作为GDP的一部分,中国的消费将继续停滞或者衰退,直到这种GDP增长模式被放弃,即牺牲家庭来换取快速增长的模式需要被淘汰和逆转。
这是第一个预测的延续。现在可能言之过早,但是2012年或许是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的第一个年头,但前提是GDP的增长低于预期,例如低于7%。只要GDP的增长率超过7%,真正重新平衡消费就不可能实现。
3.尽管造成GDP高速增长下消费缩减的因素很多,但金融压制被视作是最终的原因。我认为金融压制至少会持续一到两年,甚至会更长时间,直到能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率自由化的出现。
债务越多,提高利率就越难,我最后觉得金融压制的消除,会源于GDP增长率的下滑,而不是名义利率的上涨。
4.投资大规模失配不能归咎于任何一种中国特色,更大程度上是体制运行的基本需求。
5.债务正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攀升,负债水平不会在2020年前好转。如果投资是以负债为基础并且是过剩的,那么负债一定会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即快于债务偿还能力的增长。
在过去三年中关于债务持续上升的警示已经被广泛地接纳,特别是自2009年末史宗瀚(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开始统计地方政府债务以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预测再过一两年将无人怀疑中国的增长模式会带来难以持续的债务负担,并且正在接近底线。
6.当具体的债务问题被认定,北京方面解决问题的尝试会被分析师们欢迎,但有关系吗?这些债务问题是系统性的,而不是个例。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借贷人被卷入债务危机,而是在中国保持现有的增长模式下无法防止债务系统性的迅速增长。如果GDP继续以超过6%或者7%的速度快速增长,那么系统性债务必将以难以承受的速度增长。
7.2013年至2014年私有化将成为一个很热门的主题。
在2020年之前的数年间,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将继续膨胀。私有化将是实现财富由国有转向个人的最佳途径,特别是私有化进程过去常常被用于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这就显得格外有效。但是私有化的实现将会非常艰难。
8.当一些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增长模式的问题和相关债务危机的危险时,要求迅速改革的一派和想要保持控制资源的一派之间将会产生政治分歧。问题就在于,继续这种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危机,而放弃这个模式将会导致低增长,特别是会降低国有资产的积累速度。
9.如果这种过渡期间管理不当,2010-2020年中国GDP平均增速将会降低到3%。如果我错了,中国在这一个十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3%,我关于慢增长的“失去的10年”的预测将扩展到超过20年!
10.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重新恢复平衡,那会出现GDP增速和家庭收入同步缓慢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社会的稳定。
11.非粮食商品的价格将会在未来的三到四年间暴跌。暴跌并不是言过其实。中国在钢铁、水泥、铜等商品的全球需求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几乎是为了实现高增长而产生投资的功能需要完全不成比例。而正如投资的增长必将会严重下跌,全球对于非粮食商品的需求也将会暴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