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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一行诗
—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演说稿
首先要感谢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和卓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疆和广东相距万里之遥，当我离开新疆时，春天刚刚来临，但此刻顺德，已春如盛夏，今天的相聚，可谓天涯咫尺。因为文学，地域的、种族的、时空的界限被我们打破了。因为文学，南方一朵四季不败、开得累坏了的花，可以在新疆的辽阔戈壁上躺一躺，而新疆秋天的一片落叶，一不小心会落在南方一座城市的某条大街上。我就像一片陈年落叶，来到了广东，落在了顺德。特别要感谢评委会对《沈苇诗选》的肯定和厚爱，此刻我感到这个奖项沉甸甸的分量，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和一部诗集的褒奖，更是对边疆写作的一个鼓舞、一种激励。还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朋友，你们见证了这个美好而难忘的时刻。我的答谢是：当我写下一行诗。
当我写下一行诗，世界没有什么改变。抬首窗外，天空还在，没有溜走，有时沉闷陡峭，有时从那里流泻的阳光，多得令人发愁。冰川退化、萎缩，而群山依旧傲慢。用北方严寒取暖的人，曾写下“一个人就是他阅读的总和”。（布罗茨基语）那么，一个写作的人，能成为他写下的总和么？当我写下一行诗，什么都没有改变。内心的沮丧时刻，如涌动的昏昧、受挫的审美，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使挑剔之眼习以为常，以至于怀疑自己写下的这行诗，是无效而不完美的。沙尘暴时而光临，意味着又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鸽群在低空追逐、盘旋，孩子和流浪狗在草坪上撒欢，一树杏花或梨花的突然开放，使行人惊讶、驻步，而送葬的人，刚从郊外回到城里，看上去，与婚礼上回来的人并无二致……—一行诗，能接纳他们、体谅他们么？或者说，此刻看到的一切，能否目击成诗？
就像这部获奖诗集封底留下的几行文字，我曾希望自己做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在数千人甚至只有几百人的绿洲上，母亲们将我的诗谱成摇篮曲，情人们用我的佳句谈情说爱；我的诗要给垂死者带来安宁，还要为亡灵们弹奏；我要走村串户朗诵诗歌，在闲暇季节到旷野去给全体国民上诗歌课。当然，我还要用诗歌去影响和感化国王，使他的统治变得仁慈、宽容而有人性。如果能做这样一名诗人，我认为是幸福的。
而现在，我只想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为此时此刻的一行诗牵肠挂肚、彻夜难眠，并从中得到力量，欣然而释然。我写下了一行诗，这是回形针般的灵魂弯曲得到伸展的时刻。这是“写”则意味着放下负担与重荷的时刻。这是同时向内、向外的镜中时刻。这是掘地三尺又离地万里的工作时刻。这是以日常性的还乡作为神游保证的抵押时刻。这是如同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吃惊的时刻。这是熟视无睹的事物再度陌生化、神奇化的时刻。这是一首孤单之诗面向“无边现实主义”的时刻。这是经由现代性这一“历史混合物”去发明新颤栗的时刻。这是抵御野蛮和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时刻。这是忘却“时间在场”的焦虑、得到诗神庇护和救赎的时刻……
当我写下一行诗，世界已经有所改变。历史、现实与梦想并置于同一瞬间。西与东、近与远、梦与飞、江南与西域、顺德与乌鲁木齐……融汇成同一种真切的此在。如佛经所言“无缘大慈，一体同悲”。这是自我他者化、他者自我化的时刻，是认领自我、确认他人的时刻，也是用生命和创造来反抗虚无和死亡的时刻。世界再喧嚣，也容得下一个僻静的角落；世界再拥挤，也放得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世界再错字连篇、诡异变幻，也插得进一行不占据任何空间的诗。我想起奥登的话：“时间无法容忍一个美丽的身体，却崇拜语言，原谅一个它赖以生存的人；宽恕懦怯、自负，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是的，时间崇拜语言，与此同时，谦卑是诗人最后的课堂，因为谦卑是无穷无尽的。当我们怀着谦卑与敬畏之心写下一行诗，会有紧接着来到的第二行、第三行，以及更多的、无限的行数。毫无疑问，世界已经有所改变。闭上眼，母语伟大的河床里，冻结的时间已开始潺潺流淌……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2015年4月25日于广东顺德）
首届李白诗歌奖答谢词
今天，从李白诗中的西域赶来绵阳领取这个以“诗仙”命名的诗歌奖，倍感荣幸，我将它视为蜀地对边地的一种祝福。我要向李白故里的这种气度、这种诗歌情怀，向评委会的关爱和肯定，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关于李白是不是一位“胡人”，这应该属于历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但从李白作品来看，这是一位明显西域化、中亚化和胡人化了的诗人，用另一种说法，当是一种自我与身份的转换。这位站在中国古典诗歌金字塔塔尖的歌者，同时是拥有神奇分身术的诗人：狂士、饮者、游侠、幕僚、谪仙人、道教徒、高蹈派、纵横家等等，一位多样化、综合性的诗歌圣手。这也使他的作品成为那个令人神往的诗歌时代兼具继承性和独创性的奇伟诗篇。新诗百年之际，大家都在重提继承与创新，我理解的继承就是古典精神的当代转化，用诗歌这一“重构的时间”，接上“传统”这口底气，就像李白当年所做的那样，将从诗经到乐府的传统变革出新。我相信，古典从未远离我们。
李白已化为我们的现实之一，是我们永在的诗歌亲人，他的许多诗篇具有当下指喻，几乎包含了对今天的诉求和祈祷。二十多年前，我从太湖畔的丝绸之府出发，坐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沿丝绸之路西行，被遥远的西域收留、接纳，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一个远居者，个人命运已和这片亚洲腹地紧紧连在一起。回头一看，这是一个从有三点水的“湖人”变成没有三点水的“胡人”的过程。我用漫长的“西游记”，完成朝向李白诗中天山、昆仑、楼兰的“致敬之旅”。边地自古多忧患，人们通常喜欢引用李白《关山月》的开篇“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却忽略了它沉痛的预言式的结尾：“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但今天在绵阳，我至少对自己、也对他人有了一点信心：肉身挣扎在沙漠瀚海，心，可以升起为一枚太白诗中的“天山明月”。
谢谢大家！
（2015年5月23日于四川绵阳）
2015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答谢词 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同时置身于现实、历史和梦想中的，然后才有了词的喷发和诗的诞生。此刻，他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一个或将破壳成蝶的人，同时是忘却时间在场的焦虑、得到诗歌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瞬间，丰盈高过了贫乏。这个瞬间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又一个丰盈瞬间相遇。正是这种诗与人的相遇、语言与人的约会，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并有了“日日新”的可能。我之所以提醒读者朋友关注“诗人坐下来写作”这个具体动作，这是关注一个具体诗人、一首具体之诗的开始，而不是现象、潮流、诗坛八卦等话题。这个动作和姿势，使我想起去年离世的诗评家陈超兄的描述“写作就是坐下来提审另一个自己”，亦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言“每写下一首诗就是放下一个负担”。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由此进入了掘地三尺又离地万里的时刻，前者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后者是超越性；前者是现世关怀、经验的切身、“他者自我化”等等，后者，正是诗的自由精神。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一首诗诞生了，一部诗集出版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和写下它的人无关了，无论诗人是助产士还是守墓人，一部诗集已进入自身的未知命运。感谢诗歌，《沈苇诗选》这部二十五年的自选集没有封存沙漠与“偏远”。首先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看中了它、出版了它。其次是发生在新疆的两件趣事：一位朋友曾郑重其事用一小块和田玉换取这部诗集；还有一位开酒庄的朋友，从诗集中选取一首，印制在赤珠霞干红酒瓶上，发誓要让这首诗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首。这是围绕一部诗集在新疆发生的两个小故事，我无法不把它们视为温暖和激励。然后就是今天，在相距万里之遥的广州，诗集获得一个有品质、有远见的文学奖项。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也是对诗人孤独写作的一点补偿和回赠。感谢《羊城晚报》和“花地文学榜”，感谢各位评委，感谢在座的朋友！
（ 2015年3月29日于广州）
深圳答谢
非常喜欢“胡桃里”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在“胡桃里”参加“第一朗读者”活动并获本场“诗歌成就奖”，感到荣幸，获奖相当于获得了一把“胡桃夹子”。胡桃就是核桃，大核桃。我们今天带“胡”字或“西”字的东西，都是从西边过来的，如胡乐、胡服、胡姬，植物中的胡桃、胡椒、胡瓜（黄瓜）、胡萝卜、西瓜、西芹、西来花等等，它们都是“植物移民”。
我是一个移民，这次从西边过来，就像一枚胡桃从西部来到了东部。但把这枚胡桃运到深圳来，成本很高的，因为现在从新疆到深圳的机票要将近三千元，回去还要花这么多路费，相当于请了一个老外，一个人花掉了好几个国内诗人的路费，所以要特别表示感谢。
感谢“第一朗读者”策划人从容女士的盛情邀请，这个跨界诗歌项目做得很好，影响力已超越诗歌界和文学界本身，面向公众，立体呈现诗歌，具有社会性的、全国性的影响。感谢我尊敬的诗评家吴思敬老师为我颁奖。感谢臧棣兄撰写授奖词并做了精彩的学术点评。他们二位昨天在首都机场苦等六小时才起飞，能如约来到现场，令人感动。感谢本场的搭档、80后诗人憩园，他比我小二十岁，我在想，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会造就一个何等的憩园。感谢音乐人惠雷，将《达浪坎的一头小毛驴》谱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感谢本场导演张露云女士，今天的舞蹈尤为精彩，很有创意。总之，要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读诗、唱诗、演诗的艺术家，以及到场的深圳诗友和观众朋友们，我在你们眼中看到了对诗的热爱和真诚，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多元与活力。
说完感谢，说说诗歌。—诗歌是什么？
诗歌是一种力量，因为诗歌改善我们内心，进而改善语言的现实处境，是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
诗歌是一座寺庙，语言的寺庙—言之寺，诗人就是言之寺的和尚，有各种各样的和尚，小和尚、老和尚、花和尚、疯癫和尚，更有修行和尚、得道高僧；
诗歌是一种祈祷，现代诗徘徊于“咒语”和“祈祷”之间，在寻找自己的正道和未来，我发现今天诗人们的天枰，明显向着“祈祷”倾斜了，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还有，诗歌是一种分享，就像我们今天，向公众开放的“第一朗读者”，我们分享了这个读诗、唱诗、演诗的时刻，分享了一席诗的视听盛宴，当我们走出“胡桃里”时，内心或多或少已经有所改变。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把可以用来对付生活这枚坚硬胡桃的“胡桃夹子”。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诗人的有幸。
我们不说生活如此美好，或者何等糟糕，我只想说：经过诗歌打量和审视的人生，值得我们一过！
（2015年7月25日于深圳海上世界胡桃里音乐酒馆）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
在台风中开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江尾海头的浏河，使我们领略了“灿鸿”的热情。雨中刹那，变成一只江南落汤鸡。当我们变成落汤鸡之后，更能理解、体味海上丝路和海上风暴，以及郑和以浏河为起锚地七下西洋的艰辛、不易。向西，则是另一条艰难困苦的路—陆上丝路，叶舟称之为“宿命的版图”，那里有漫漫长途、无尽头的沙漠、可怕的沙尘暴……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都见证过路途的艰辛。有一个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共有一百六十九位中国求法僧沿丝路去印度，平安回国的只有四十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求法而舍身丝路。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演变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对历史的承继、发扬和敬礼。
“一带一路”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是宏伟的战略构想，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新视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近百年来，复活丝路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中国政府倡导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期的开始。
丝路与诗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一带一路”背景下，诗歌能做点什么？这同样须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诗歌，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写作是一门高度个人化的手艺，是一门特殊的情感知识；其次，诗歌是文化的事情，因为诗歌参与当下文化的建设与进程，重塑时代和我们的心灵；最终，诗歌是文明的事情，因为诗歌面向未来，如帕斯所说，诗歌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一带一路”的提出，在文化层面上，我首先想到的一点是：对话与交流。诗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使者”，它越过语言的边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对于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地方性”并存的时代，对于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来说，已显得十分重要。 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历史上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贸易通道，更是一条东西方的对话之路，文化、思想、宗教的传播之路，留下文明交流的传奇史。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期，“商胡客贩，日奔塞下”，“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这是古人见证的丝绸之路。发端于汉代的边塞诗，到这时也达到极盛。唐朝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是一个融合型、国际化的黄金时代，无疑与丝绸之路的通畅和高度开放有关。唐代胡风盛行，是一个胡服、胡食、胡乐备受青睐的时期，对舶来品的迷恋是唐代生活的一大特征。美国汉学家谢弗有一本书，《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专门研究唐代舶来品的，写到了近两百种舶来品，有十八类。单拿植物来说，就有几十种，今天带“胡”字和“西”字的品种，都是从西边过来的，是“植物移民”，如西瓜、胡瓜（黄瓜）、胡椒等。葡萄、石榴、无花果，就被誉为丝绸之路“三大名果”。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带回皇帝想要的汗血宝马，但带回了葡萄和苜蓿种子。植物的迁徙，同样包含了许多文化交流的记忆和信息。
有一种诗歌文体，柔巴依（鲁拜体），扮演过古丝路文化交流的“使者”。柔巴依是波斯—突厥民族共有的古典四行诗样式，有一种说法，它的产生与唐代绝句有关，是从唐代绝句脱胎而来，并由生活在汉地和长安的胡人带到了波斯—突厥地区。我们知道，源于六朝乐府的四行绝句，到唐代才真正到了一个成熟期和极盛期。柔巴依的巅峰之作是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集》（又译《鲁拜集》），被誉为“波斯诗歌的最高典范”，只有一百零一首、四百零四行，在全世界有五百多种译本，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最名贵的一本，牛皮封面珠宝镶嵌，1912年随“泰坦尼克号”沉入了大西洋海底。丝绸之路也被叫做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等，与此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从八世纪开始，唐代绝句、波斯柔巴依、西域柔巴依，再向西，追溯到希伯来情歌（《圣经·雅歌》），在东西方的天空下交相辉映，成为古典主义时代的一道文学奇观。我在十年前写的《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一书中，曾用大量的史实和诗歌例证，将“丝绸之路”改写成了“柔巴依之路”。
今天，从表面上看，东西方交流已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非古丝路时代能相提并论，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能感受到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以及隐藏在骨子里的“古老的敌意”。正如英国小说家吉卜林所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上。”拿新疆来说，尽管是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跳板”，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但因地缘政治、历史问题、民族宗教、“泛敏感化”等原因，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仍处于“半封闭”状态，物质往来较多，文化交流稀少，远远落后于古丝路时期，甚至是停滞的、陌生的、疏远的、隔绝的。就像塔城边境塔尔巴哈台山上的一座阿肯墓，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一个悲哀而形象的比方。历史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到地中海（一说起始地为丝绸之府的浙江湖州），都是点和线的关系，到新疆，就变成了一个面，一个伟大的面—只要有绿洲、有草原、有人烟，都是丝路可以经过的地方。但在今天这个辽阔的“面”里面，在新疆内部，情事复杂，隔绝尤甚。当民族与民族之间丧失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冷漠、躲闪、隔阂，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爱德华·萨义德类似批评过以巴的“互为人质”、“互为地狱”。我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未去过周边的中亚国家，办手续很复杂、很难。我主持《西部》改版五六年，一直在呼吁创办“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和“丝绸之路国际文学奖”，但得不到什么响应。不久前，云南举办了“2015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明论坛”，还有今天的这个论坛，都很有眼光，非常好，但要类似搞一个“中亚文学论坛”，在新疆有很大难度。当一只馕、一块腊肉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时候，对话和交流就受到了梗阻。“脱敏”问题不解决，陷入进一步的“泛敏感化”，“一带一路”在西部就会遇到最大障碍。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尽管有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新疆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疆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已变成一个悖论，呈现出开放时代的“密闭”和“孤独”，存在太多的“人为边境”。
最后想说的是，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带一路”。诗歌是一种个体劳动，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和修为，也是一个人的神话和宗教，向内向外，既大又小，雌雄同体，悲欣交集。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单独者、真正的“个体户”，是“言之寺”的僧侣，对自己的母语、写下的每一行诗，负有运命和天职。宏大的“一带一路”，有时会变成具体而微的“一带一路”，譬如他生活的城镇、村庄和家门口的“一带一路”—林带的一棵树、一丛灌木，或路上的一位老人、一个孩子，都与他有着更真切的关联。由此，构成个体经验的唯一性和切身性，以及写者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2015年7月11日在江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演说稿
首先要感谢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和卓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疆和广东相距万里之遥，当我离开新疆时，春天刚刚来临，但此刻顺德，已春如盛夏，今天的相聚，可谓天涯咫尺。因为文学，地域的、种族的、时空的界限被我们打破了。因为文学，南方一朵四季不败、开得累坏了的花，可以在新疆的辽阔戈壁上躺一躺，而新疆秋天的一片落叶，一不小心会落在南方一座城市的某条大街上。我就像一片陈年落叶，来到了广东，落在了顺德。特别要感谢评委会对《沈苇诗选》的肯定和厚爱，此刻我感到这个奖项沉甸甸的分量，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和一部诗集的褒奖，更是对边疆写作的一个鼓舞、一种激励。还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朋友，你们见证了这个美好而难忘的时刻。我的答谢是：当我写下一行诗。
当我写下一行诗，世界没有什么改变。抬首窗外，天空还在，没有溜走，有时沉闷陡峭，有时从那里流泻的阳光，多得令人发愁。冰川退化、萎缩，而群山依旧傲慢。用北方严寒取暖的人，曾写下“一个人就是他阅读的总和”。（布罗茨基语）那么，一个写作的人，能成为他写下的总和么？当我写下一行诗，什么都没有改变。内心的沮丧时刻，如涌动的昏昧、受挫的审美，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使挑剔之眼习以为常，以至于怀疑自己写下的这行诗，是无效而不完美的。沙尘暴时而光临，意味着又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鸽群在低空追逐、盘旋，孩子和流浪狗在草坪上撒欢，一树杏花或梨花的突然开放，使行人惊讶、驻步，而送葬的人，刚从郊外回到城里，看上去，与婚礼上回来的人并无二致……—一行诗，能接纳他们、体谅他们么？或者说，此刻看到的一切，能否目击成诗？
就像这部获奖诗集封底留下的几行文字，我曾希望自己做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在数千人甚至只有几百人的绿洲上，母亲们将我的诗谱成摇篮曲，情人们用我的佳句谈情说爱；我的诗要给垂死者带来安宁，还要为亡灵们弹奏；我要走村串户朗诵诗歌，在闲暇季节到旷野去给全体国民上诗歌课。当然，我还要用诗歌去影响和感化国王，使他的统治变得仁慈、宽容而有人性。如果能做这样一名诗人，我认为是幸福的。
而现在，我只想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为此时此刻的一行诗牵肠挂肚、彻夜难眠，并从中得到力量，欣然而释然。我写下了一行诗，这是回形针般的灵魂弯曲得到伸展的时刻。这是“写”则意味着放下负担与重荷的时刻。这是同时向内、向外的镜中时刻。这是掘地三尺又离地万里的工作时刻。这是以日常性的还乡作为神游保证的抵押时刻。这是如同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吃惊的时刻。这是熟视无睹的事物再度陌生化、神奇化的时刻。这是一首孤单之诗面向“无边现实主义”的时刻。这是经由现代性这一“历史混合物”去发明新颤栗的时刻。这是抵御野蛮和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时刻。这是忘却“时间在场”的焦虑、得到诗神庇护和救赎的时刻……
当我写下一行诗，世界已经有所改变。历史、现实与梦想并置于同一瞬间。西与东、近与远、梦与飞、江南与西域、顺德与乌鲁木齐……融汇成同一种真切的此在。如佛经所言“无缘大慈，一体同悲”。这是自我他者化、他者自我化的时刻，是认领自我、确认他人的时刻，也是用生命和创造来反抗虚无和死亡的时刻。世界再喧嚣，也容得下一个僻静的角落；世界再拥挤，也放得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世界再错字连篇、诡异变幻，也插得进一行不占据任何空间的诗。我想起奥登的话：“时间无法容忍一个美丽的身体，却崇拜语言，原谅一个它赖以生存的人；宽恕懦怯、自负，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是的，时间崇拜语言，与此同时，谦卑是诗人最后的课堂，因为谦卑是无穷无尽的。当我们怀着谦卑与敬畏之心写下一行诗，会有紧接着来到的第二行、第三行，以及更多的、无限的行数。毫无疑问，世界已经有所改变。闭上眼，母语伟大的河床里，冻结的时间已开始潺潺流淌……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2015年4月25日于广东顺德）
首届李白诗歌奖答谢词
今天，从李白诗中的西域赶来绵阳领取这个以“诗仙”命名的诗歌奖，倍感荣幸，我将它视为蜀地对边地的一种祝福。我要向李白故里的这种气度、这种诗歌情怀，向评委会的关爱和肯定，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关于李白是不是一位“胡人”，这应该属于历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但从李白作品来看，这是一位明显西域化、中亚化和胡人化了的诗人，用另一种说法，当是一种自我与身份的转换。这位站在中国古典诗歌金字塔塔尖的歌者，同时是拥有神奇分身术的诗人：狂士、饮者、游侠、幕僚、谪仙人、道教徒、高蹈派、纵横家等等，一位多样化、综合性的诗歌圣手。这也使他的作品成为那个令人神往的诗歌时代兼具继承性和独创性的奇伟诗篇。新诗百年之际，大家都在重提继承与创新，我理解的继承就是古典精神的当代转化，用诗歌这一“重构的时间”，接上“传统”这口底气，就像李白当年所做的那样，将从诗经到乐府的传统变革出新。我相信，古典从未远离我们。
李白已化为我们的现实之一，是我们永在的诗歌亲人，他的许多诗篇具有当下指喻，几乎包含了对今天的诉求和祈祷。二十多年前，我从太湖畔的丝绸之府出发，坐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沿丝绸之路西行，被遥远的西域收留、接纳，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一个远居者，个人命运已和这片亚洲腹地紧紧连在一起。回头一看，这是一个从有三点水的“湖人”变成没有三点水的“胡人”的过程。我用漫长的“西游记”，完成朝向李白诗中天山、昆仑、楼兰的“致敬之旅”。边地自古多忧患，人们通常喜欢引用李白《关山月》的开篇“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却忽略了它沉痛的预言式的结尾：“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但今天在绵阳，我至少对自己、也对他人有了一点信心：肉身挣扎在沙漠瀚海，心，可以升起为一枚太白诗中的“天山明月”。
谢谢大家！
（2015年5月23日于四川绵阳）
2015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答谢词 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同时置身于现实、历史和梦想中的，然后才有了词的喷发和诗的诞生。此刻，他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一个或将破壳成蝶的人，同时是忘却时间在场的焦虑、得到诗歌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瞬间，丰盈高过了贫乏。这个瞬间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又一个丰盈瞬间相遇。正是这种诗与人的相遇、语言与人的约会，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并有了“日日新”的可能。我之所以提醒读者朋友关注“诗人坐下来写作”这个具体动作，这是关注一个具体诗人、一首具体之诗的开始，而不是现象、潮流、诗坛八卦等话题。这个动作和姿势，使我想起去年离世的诗评家陈超兄的描述“写作就是坐下来提审另一个自己”，亦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言“每写下一首诗就是放下一个负担”。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由此进入了掘地三尺又离地万里的时刻，前者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后者是超越性；前者是现世关怀、经验的切身、“他者自我化”等等，后者，正是诗的自由精神。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一首诗诞生了，一部诗集出版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和写下它的人无关了，无论诗人是助产士还是守墓人，一部诗集已进入自身的未知命运。感谢诗歌，《沈苇诗选》这部二十五年的自选集没有封存沙漠与“偏远”。首先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看中了它、出版了它。其次是发生在新疆的两件趣事：一位朋友曾郑重其事用一小块和田玉换取这部诗集；还有一位开酒庄的朋友，从诗集中选取一首，印制在赤珠霞干红酒瓶上，发誓要让这首诗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首。这是围绕一部诗集在新疆发生的两个小故事，我无法不把它们视为温暖和激励。然后就是今天，在相距万里之遥的广州，诗集获得一个有品质、有远见的文学奖项。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也是对诗人孤独写作的一点补偿和回赠。感谢《羊城晚报》和“花地文学榜”，感谢各位评委，感谢在座的朋友！
（ 2015年3月29日于广州）
深圳答谢
非常喜欢“胡桃里”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在“胡桃里”参加“第一朗读者”活动并获本场“诗歌成就奖”，感到荣幸，获奖相当于获得了一把“胡桃夹子”。胡桃就是核桃，大核桃。我们今天带“胡”字或“西”字的东西，都是从西边过来的，如胡乐、胡服、胡姬，植物中的胡桃、胡椒、胡瓜（黄瓜）、胡萝卜、西瓜、西芹、西来花等等，它们都是“植物移民”。
我是一个移民，这次从西边过来，就像一枚胡桃从西部来到了东部。但把这枚胡桃运到深圳来，成本很高的，因为现在从新疆到深圳的机票要将近三千元，回去还要花这么多路费，相当于请了一个老外，一个人花掉了好几个国内诗人的路费，所以要特别表示感谢。
感谢“第一朗读者”策划人从容女士的盛情邀请，这个跨界诗歌项目做得很好，影响力已超越诗歌界和文学界本身，面向公众，立体呈现诗歌，具有社会性的、全国性的影响。感谢我尊敬的诗评家吴思敬老师为我颁奖。感谢臧棣兄撰写授奖词并做了精彩的学术点评。他们二位昨天在首都机场苦等六小时才起飞，能如约来到现场，令人感动。感谢本场的搭档、80后诗人憩园，他比我小二十岁，我在想，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会造就一个何等的憩园。感谢音乐人惠雷，将《达浪坎的一头小毛驴》谱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感谢本场导演张露云女士，今天的舞蹈尤为精彩，很有创意。总之，要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读诗、唱诗、演诗的艺术家，以及到场的深圳诗友和观众朋友们，我在你们眼中看到了对诗的热爱和真诚，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多元与活力。
说完感谢，说说诗歌。—诗歌是什么？
诗歌是一种力量，因为诗歌改善我们内心，进而改善语言的现实处境，是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
诗歌是一座寺庙，语言的寺庙—言之寺，诗人就是言之寺的和尚，有各种各样的和尚，小和尚、老和尚、花和尚、疯癫和尚，更有修行和尚、得道高僧；
诗歌是一种祈祷，现代诗徘徊于“咒语”和“祈祷”之间，在寻找自己的正道和未来，我发现今天诗人们的天枰，明显向着“祈祷”倾斜了，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还有，诗歌是一种分享，就像我们今天，向公众开放的“第一朗读者”，我们分享了这个读诗、唱诗、演诗的时刻，分享了一席诗的视听盛宴，当我们走出“胡桃里”时，内心或多或少已经有所改变。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把可以用来对付生活这枚坚硬胡桃的“胡桃夹子”。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诗人的有幸。
我们不说生活如此美好，或者何等糟糕，我只想说：经过诗歌打量和审视的人生，值得我们一过！
（2015年7月25日于深圳海上世界胡桃里音乐酒馆）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
在台风中开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江尾海头的浏河，使我们领略了“灿鸿”的热情。雨中刹那，变成一只江南落汤鸡。当我们变成落汤鸡之后，更能理解、体味海上丝路和海上风暴，以及郑和以浏河为起锚地七下西洋的艰辛、不易。向西，则是另一条艰难困苦的路—陆上丝路，叶舟称之为“宿命的版图”，那里有漫漫长途、无尽头的沙漠、可怕的沙尘暴……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都见证过路途的艰辛。有一个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共有一百六十九位中国求法僧沿丝路去印度，平安回国的只有四十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求法而舍身丝路。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演变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对历史的承继、发扬和敬礼。
“一带一路”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是宏伟的战略构想，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新视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近百年来，复活丝路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中国政府倡导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期的开始。
丝路与诗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一带一路”背景下，诗歌能做点什么？这同样须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诗歌，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写作是一门高度个人化的手艺，是一门特殊的情感知识；其次，诗歌是文化的事情，因为诗歌参与当下文化的建设与进程，重塑时代和我们的心灵；最终，诗歌是文明的事情，因为诗歌面向未来，如帕斯所说，诗歌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一带一路”的提出，在文化层面上，我首先想到的一点是：对话与交流。诗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使者”，它越过语言的边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对于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地方性”并存的时代，对于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来说，已显得十分重要。 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历史上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贸易通道，更是一条东西方的对话之路，文化、思想、宗教的传播之路，留下文明交流的传奇史。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期，“商胡客贩，日奔塞下”，“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这是古人见证的丝绸之路。发端于汉代的边塞诗，到这时也达到极盛。唐朝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是一个融合型、国际化的黄金时代，无疑与丝绸之路的通畅和高度开放有关。唐代胡风盛行，是一个胡服、胡食、胡乐备受青睐的时期，对舶来品的迷恋是唐代生活的一大特征。美国汉学家谢弗有一本书，《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专门研究唐代舶来品的，写到了近两百种舶来品，有十八类。单拿植物来说，就有几十种，今天带“胡”字和“西”字的品种，都是从西边过来的，是“植物移民”，如西瓜、胡瓜（黄瓜）、胡椒等。葡萄、石榴、无花果，就被誉为丝绸之路“三大名果”。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带回皇帝想要的汗血宝马，但带回了葡萄和苜蓿种子。植物的迁徙，同样包含了许多文化交流的记忆和信息。
有一种诗歌文体，柔巴依（鲁拜体），扮演过古丝路文化交流的“使者”。柔巴依是波斯—突厥民族共有的古典四行诗样式，有一种说法，它的产生与唐代绝句有关，是从唐代绝句脱胎而来，并由生活在汉地和长安的胡人带到了波斯—突厥地区。我们知道，源于六朝乐府的四行绝句，到唐代才真正到了一个成熟期和极盛期。柔巴依的巅峰之作是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集》（又译《鲁拜集》），被誉为“波斯诗歌的最高典范”，只有一百零一首、四百零四行，在全世界有五百多种译本，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最名贵的一本，牛皮封面珠宝镶嵌，1912年随“泰坦尼克号”沉入了大西洋海底。丝绸之路也被叫做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等，与此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从八世纪开始，唐代绝句、波斯柔巴依、西域柔巴依，再向西，追溯到希伯来情歌（《圣经·雅歌》），在东西方的天空下交相辉映，成为古典主义时代的一道文学奇观。我在十年前写的《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一书中，曾用大量的史实和诗歌例证，将“丝绸之路”改写成了“柔巴依之路”。
今天，从表面上看，东西方交流已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非古丝路时代能相提并论，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能感受到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以及隐藏在骨子里的“古老的敌意”。正如英国小说家吉卜林所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上。”拿新疆来说，尽管是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跳板”，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但因地缘政治、历史问题、民族宗教、“泛敏感化”等原因，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仍处于“半封闭”状态，物质往来较多，文化交流稀少，远远落后于古丝路时期，甚至是停滞的、陌生的、疏远的、隔绝的。就像塔城边境塔尔巴哈台山上的一座阿肯墓，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一个悲哀而形象的比方。历史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到地中海（一说起始地为丝绸之府的浙江湖州），都是点和线的关系，到新疆，就变成了一个面，一个伟大的面—只要有绿洲、有草原、有人烟，都是丝路可以经过的地方。但在今天这个辽阔的“面”里面，在新疆内部，情事复杂，隔绝尤甚。当民族与民族之间丧失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冷漠、躲闪、隔阂，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爱德华·萨义德类似批评过以巴的“互为人质”、“互为地狱”。我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未去过周边的中亚国家，办手续很复杂、很难。我主持《西部》改版五六年，一直在呼吁创办“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和“丝绸之路国际文学奖”，但得不到什么响应。不久前，云南举办了“2015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明论坛”，还有今天的这个论坛，都很有眼光，非常好，但要类似搞一个“中亚文学论坛”，在新疆有很大难度。当一只馕、一块腊肉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时候，对话和交流就受到了梗阻。“脱敏”问题不解决，陷入进一步的“泛敏感化”，“一带一路”在西部就会遇到最大障碍。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尽管有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新疆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疆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已变成一个悖论，呈现出开放时代的“密闭”和“孤独”，存在太多的“人为边境”。
最后想说的是，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带一路”。诗歌是一种个体劳动，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和修为，也是一个人的神话和宗教，向内向外，既大又小，雌雄同体，悲欣交集。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单独者、真正的“个体户”，是“言之寺”的僧侣，对自己的母语、写下的每一行诗，负有运命和天职。宏大的“一带一路”，有时会变成具体而微的“一带一路”，譬如他生活的城镇、村庄和家门口的“一带一路”—林带的一棵树、一丛灌木，或路上的一位老人、一个孩子，都与他有着更真切的关联。由此，构成个体经验的唯一性和切身性，以及写者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2015年7月11日在江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