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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之中，首都再次狼狈不堪。
诚然，横亘于死亡名单之前的，首先是这场号称61年未见的特大暴雨。但汹涌的洪水退去，城市管理的不足再次暴露无遗。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城中的排水设施历经十余年未加明显改善？为什么气象预警不能更及时和人性化一些？为什么许多村庄坐等上级指示，错失提前转移村民的时机？为什么有行洪功能的河道被堵塞被破坏，却得不到解决？
提供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有效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面临天灾时，避免民众涉险的多道关口却依然失守。
雨过天晴之后，城市管理者应该反思并行动，如何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编前
7月25日，北京又迎降雨。
中午11时50分许，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本市东部地区将有暴雨，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累积雨量在30毫米-50毫米。”同时，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减少外出。
但天公再次让人领教了它的莫测，当天仅在18时至19时之间飘过一阵小雨，城区降水量仅为0.9毫米。23时25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解除暴雨预警信息。
这一场虚惊，却令北京格外紧张，许多单位允许员工提早下班，各政府部门也表示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几天前的那场特大暴雨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房山祭
一场暴雨使房山区38人失去生命
房山区周口店镇瓦井村。7月，本是京郊最美的时节，但这片村庄的青山绿水皆被洪水吞噬。灰色的淤泥覆盖了道路、农田、房屋。几辆汽车被扭成不可思议的形状，像被任性的孩子摔打过的玩具。
七八月间，对于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来说，正是降雨集中期，而北京这座以干旱著称的城市，一年内的降水分配尤其不均，七八两月的降雨占到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且时常集中在主汛期的几场大暴雨。
而今年的这场雨来得尤为凶猛。
雨是7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下的。雨云自西向东推进，从河北进入北京境内。
到中午，北京房山区十渡镇村民看到，大雨已织成帘幕，镇中心的积水漫过脚背。
降雨持续一天之后，到当晚6时，周口店镇突然爆发山洪，瓦井村村民安明洁惊愕地目睹了如下一幕：洪水挟裹着泥石，以飞快的速度自西部娄子水村方向汹涌而至，瞬时涌出河道，横向切断道路和农田，冲上房屋，漫卷汽车。
惊慌的村民们互相拉扶，在泥水中翻过墙头，或爬至屋顶，或攀上大树避难。
暴雨席卷过后，房山区成为北京域内受灾最重的地区。
从河北到瓦井村打工的袁大爷，一夜之间经历悲喜人生。
当天，他的大侄结婚，儿子、儿媳和从银川远道而来喝喜酒的小侄子，从车内逃出后被大水冲散，小侄子溺水而亡，儿媳妇失踪，只有儿子爬到一辆大巴车顶上得以生还。
与瓦井村一河之隔的绿茵小镇社区，是一个由多栋六层楼房组成的小产权房社区，有不少北京市民，尤其是退休老人来此购房居住。
暴雨第二天，小区地面遍布20厘米－30厘米厚的淤泥，三辆汽车被山洪冲击，摞成一堆。这个社区的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身体虚弱，在淤泥冲击时摔倒在家中死亡。
房山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下称房山防汛办）总工程师王勇介绍，21日的暴雨下到晚间，不但连通北京城区与房山的京港澳高速路遭水淹而封闭，区内道路也普遍中断，致使十渡一带成为孤岛，冲锋舟、救援队均无法进入。随着暴雨持续，午夜时分，部分通讯基站被毁，断水断电，位于十二渡的平峪村等地，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
官方通报称，房山区当天的局部降雨量接近500年一遇，造成了积水、山洪和泥石流三种自然灾害并发。受灾面积达到近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80万人，6.6万间房屋受损，其中有8265间倒塌，另有750公里道路损毁，死亡人数达到38人。
密网短路
虽然气象台频发预警，但仍有许多村民称根本没有接到通知
北京拥有一套庞大的防汛应急体系。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对全市防汛承担指导任务，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亲任总指挥，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水务局，同时它也是市政府议事机构。
此外，整个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还包括80个分指挥部，北京市31个委办局、18个区县、大型市属水库河道、国有集团公司等均为其成员单位。再往下，各乡镇街道乃至村庄，都有专人负责防汛。这套系统自1995年既已建立，运转至今。
具体到房山，其防汛应急体系也自成一体：区防汛办之下，全区25个乡镇、街道均设有防汛应急指挥分部，在村庄一级，承担防汛职责的为雨量监测员和村干部。房山境内大小河流共17条，其中4条主要河流——拒马河、永定河、小清河、大石河，均有流域指挥分部。
但是，在此次特大暴雨中，看起来密实的市、区、乡镇、村四级应急体系，信息沟通却殊为不畅。
房山区防汛办主任王平称，暴雨五天之前，曾接到北京市气象台预报称，21日－22日会有降雨，但他没料到雨量会如此之大。北京气象台台长乔林事后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即使在发达国家，天气预报只能是逼近式的滚动预报，时间越近越精确，提前五六天的预报不会太精确。
北京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介绍，气象台最早于19日16时就开始预报此次降水，20日又连续两次发布专题预报，21日9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0时向北京市政府报送《重要天气报告》，指出“中午前后本市将开始出现降雨，强降水将主要集中在傍晚到夜间，预计本市大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将达到暴雨（40毫米－80毫米），局部地区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
根据汛情预警信号规定，如果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就应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至21日下午，气象台又三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傍晚18时30分时，预警级别提高至橙色，这是自2004年《北京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实施办法》颁布以来，首次使用暴雨橙色预警。半小时后，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汛情橙色预警，要求全市各防汛指挥部启动汛情二级响应。 但直到降雨开始，房山区防汛办才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实际雨情要严重得多——在全市暴雨预警尚为橙色时，房山的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而该区河北镇的量最终达到460毫米。情急之下，房山区防汛办在未及请示市防汛办的情况下，自行将预警提高到红色最高级，并向全区传达。
北京市防汛办宣传处处长于亚平称，21日当天并没有收到房山区防汛办求援的消息。实际上，据房山区防汛办证实，直到次日早晨降雨渐止时，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区才向市防汛办请求冲锋舟、抽水泵等物资援助，此时道路已全面瘫痪，物资、救援队都无法低达。
未及时向上通报信息的同时，房山区防汛办向下的沟通也出现了短路。
21日中午，房山区防汛办已要求西北部山区实施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一级响应，即随时准备人员转移，其发出的红色预警要求传达至乡镇一级，但许多受访村民均表示，他们在洪水到来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瓦井村村民安明洁表示，直到当日傍晚山洪突发时，她身边的村民都没收到通知，自己猝不及防之下，只得躲上房顶避难。据《财经》记者了解，瓦井村1500户村民中，只有30户居住在危旧房屋中的村民得到村干部通知，并得到帮助转移。
在房山区农村，村一级传达信息的方式除了电话、大喇叭广播，就依赖于村干部挨家逐户通知。在七渡，村干部曾提前通知村民：上游要来每秒800立方米的水。商户按照2006年泄洪的经验判断，这样的水量不至于造成太大威胁，“这个流量离院墙还有3米距离”，但最终的洪峰流量达到了每秒2580立方米，河水奔腾而至。
十渡一带，夏季游人众多。洪区内，村干部对村民逐户走访、通知撤离，却无法一一通知到游客。景区和宾馆方面，直到21日下午晚些时候才通知游客并准备关闭，此时，多处道路已经中断，游客进退两难。
而在市区，大雨当天，正值周末，相关的暴雨预警主要是通过网络、报纸和电视发布，但位置并不显著，因而并未引起大部分市民的注意。今夏本来较多的雨水，也让他们感觉这个周末没有什么异常，依旧正常外出。
政府显然也没有对气象台事先的预警给予足够重视，21日当天，北京城区的各种大型活动照常进行。城东，北京国安队与杭州绿城展开中超足球联赛的第18场较量，晚上7时30分开赛时，有2万名球迷到场观看；城中，国家大剧院当天安排了五场演出；城西，台湾歌手萧敬腾在万事达中心的演唱会也正常举行，万余歌迷到场观看。
待到散场之后，各路观众才发现城市已成泽国，道路中断，无法回家，只能自寻地方暂避。
听上级指示
许多村庄坐等上面的指示，错失提前转移村民的机会
从理论上说，北京区一级的防汛办可以掌握所有村庄的险情。
房山区防汛办主任王平介绍，全区有35个自动雨量站，可实时向区一级反馈雨情。
在汛期中，房山区还向每个村庄派驻了雨量监测员，弥补信息覆盖不足，区、镇两级可根据情况随时进行指挥、调度。
由于气象台提前精确预报雨量非常困难，目前的防汛预警体系，高度依赖于这套实时雨量监测体系。
但实际上，房山有三分之二属于山区，地形复杂，山前的小气候变化多端，这意味着在极小区域，比如不同村庄之间，由于气温和湿度的不同，雨量也会有较大差异，待到全区平均累计降雨量达到足够响应预警级别时，许多村庄已经沦陷在暴雨中，救援的道路也已瘫痪。
特殊的地理情况就要求逐级响应的防汛体系衔接紧密，反应敏捷。
房山区防汛办证实，许多村庄在雨中成为孤岛。直至23日中午12时，失去联系的村庄仍“不在少数”。
“在乡村，救灾基本就是由村干部带领、各自为战。”十渡镇政府一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说。
镇防汛办一般聘有一支“抢险队”，最少十人，成员多为本地就业困难人员，他们冬季抗旱、夏日防汛、平日则负责环卫清洁。
十渡镇防汛办的“抢险队”有20多人。镇政府人士证实，这支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防汛物资也仅有铁锹、沙袋等基本设备。
到了村庄一级，防汛设备更为奇缺，如十渡镇西庄、前头港等村，所备防汛物资只有沙袋。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对《财经》记者说，上一次镇防汛办下拨物资时，只是2011年配备给雨量监测员的几件雨衣。
村庄一级的防汛救灾，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干部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但他们大多听命于上级传达。
按照应急预案，当日实时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并持续时，山洪易发的山区就应当开始人员转移。然而多名村干部表示，直到夜间镇防汛办下达指示时，他们才开始组织撤离。
在7月21日，房山全区平均雨量达到281毫米，其中十渡镇平均雨量达到了300毫米，但在拒马河洪峰到来之前，记者走访的西庄、西河、前头港等村，没有一处及时开始人员转移。直到22日凌晨2时，强制撤离才开始。
而乡村避难所普遍阙如。最初，十渡镇西河村村民转移到了高处一个停车场，后发现水量太大，避险处也将被淹，又紧急转移到了更高处的民房、村委会等地。
在十渡镇中心，洪水来临之际，村民们也都是各找出路，有往山上跑的、有往镇政府跑的。“乡村抗洪，就是用我们的土办法。”上述十渡镇政府人士称。
河道堵塞
河道上建房、建堤坝、建景观，最终形成堵塞，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
“百年不遇，再宽的泄洪渠也泄不了这么大的洪水。”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反复强调，这场大雨是天灾。但在南韩继村绿茵小镇居民们看来，瓦井村和绿茵小镇所受的灾难是六分天灾，四分人祸。
两村所在的周口店镇有“石材之乡”之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人在此从事石材加工。目前，仅在瓦井村就有50多家石材厂，基本沿着瓦井河而建。这些石材厂很多是个体户。有从业者透露，这里的绝大多数的石材厂都不规范，没有工商登记，没有许可证，一个老板，雇两个工人，从村民那里租一块地就开工了。
为了方便，有些石材厂把边角料随意扔进河道，常年累月下来使河道变浅。记者发现，甚至有一些石材厂干脆在河道上建房，导致河道变窄。瓦井河本并不宽，约三四米，经过多种方式的挤占，窄处仅为一米左右。 绿茵小镇与河堤本有一座围墙相隔，因排洪不畅，当天水流在河道窄处受阻，遂将围墙冲开一个豁口，直奔居民区而去。
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称，去年房山区水务局曾经疏通河道，但是没过多久，又被废石材淤堵。
在瓦井河以北，是娄子水河与周口店河，河道也被堵塞，于是三股水流一并冲刷到瓦井村，最终造成了严重灾情。
河道被侵占，是普通现象。号称百里画廊的拒马河畔，由南向北自一渡到十二渡，乃至河北境内的野三坡，平缓的河道边布满鳞次栉比的农家乐、垂钓园。数十米宽的水面，被分割成一块一块。在七渡，一家名为“水上人家”的宾馆筑起堤坝，将拒马河水引流改道，形成景观与垂钓园，而这家宾馆最终也在洪水中损失惨重。
十一渡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介绍，十多年前该村在沿河一侧，均为鱼塘、耕地。但现在，私自搭建的农家乐已成气候。
这些自行修建的建筑和堤坝削弱了河道行洪能力，也增加人员风险。7月22日凌晨4时40分，拒马河洪峰通过十渡镇，就在洪峰快到的时候，镇防汛办还在河畔农家乐内找到一个看守的值班人员，紧急将其带离。“不然肯定没命了。”
2010年，河北省涿州市水利局局长白景华就对媒体表示，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一旦洪水来袭，千年古城涿州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科科长靳昕也称，北京段拒马河河道防洪标准，连一年一遇的标准可能都不到，“1996年以后再无大水，但一旦来洪水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潜在的危险已为人所识，但是无人对拒马河进行养护，十渡镇政府过去曾不定期为河道清淤，却多次在作业中与侵占水面的农家乐产生纠纷，只得暂停了这项工作。
直到今年上半年，十渡镇向房山区上报项目，准备在水利部门的帮助下，对拒马河进行整体清淤，拓宽河道，以便行洪。谁知，还没等项目资金下拨，洪水就先到了。
死亡知情
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是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课题
暴雨过去4天后，7月25日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7?21”特大暴雨情况通报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新闻发言人潘安君通报，全市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6.4亿元，受灾人口160.2万人。公众更关注的人员死亡数字，却在此次会议上被回避了。
《长江日报》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当主持人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台下的记者们追问最新统计的死亡人数。“有位拿着CCTV话筒的女记者大声说：‘我看见你（指潘安君）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5人。’但主席台上的几位发言人集体缄默，主持人果断地请五位新闻发言人集体退场。”
直到这时，有关死亡人数的信息仍停留在22日的官方口径：截至22日17时，因灾死亡37人，其中，溺水死亡2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而死者的具体身份信息，也一直未被公布。
倒是在更早的7月24日下午，房山区区长祁红称，人员伤亡方面，实际也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6.5万人转移到了高地，但是还有那些路过的、盲目的、不在状态的、没有来得及反应的人，被洪水无情地吞没了。”祁红说，“作为区长，对不起大家。”
《财经》记者在赴房山灾区和市区采访时，至少发现五起有据可查的死亡事件，另有一人失踪，其死因包括在山洪中丧生及地下室触电死亡。其他媒体也陆续披露了更多死者的详细信息。但无法证实，这些遇难者是否被列入官方的死者名单。
7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文章指出，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课题。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公开解释称，经过SARS的考验，北京市政府深深懂得透明的道理，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有隐瞒，之所以现在有更新的滞后，是因为有些遗体还需要辨认。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过程和相关程序表示理解，但同时提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传播规律，滚动发布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保证群众知情权。
7月26日晚8时，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终于公布最新消息：北京区域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人身份已经得到确认，另外11人身份正在确认之中。在遇难者的分布上，只有6人死于五环路以内的市区，其他皆分布于远郊乡镇地区，其中房山区的死亡人数达到38人。
当天再晚一些时候，具体的死亡者信息名单被公布。
名单显示，在这些死亡者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最大的是一名80岁的老者。遇难者中有47人在水中溺亡，5人死于触电，3人死于房屋倒塌，另有6人的死因分别是泥石流、雷击或外伤。
本刊记者王莉萍对此文亦有贡献
诚然，横亘于死亡名单之前的，首先是这场号称61年未见的特大暴雨。但汹涌的洪水退去，城市管理的不足再次暴露无遗。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城中的排水设施历经十余年未加明显改善？为什么气象预警不能更及时和人性化一些？为什么许多村庄坐等上级指示，错失提前转移村民的时机？为什么有行洪功能的河道被堵塞被破坏，却得不到解决？
提供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有效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面临天灾时，避免民众涉险的多道关口却依然失守。
雨过天晴之后，城市管理者应该反思并行动，如何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编前
7月25日，北京又迎降雨。
中午11时50分许，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本市东部地区将有暴雨，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累积雨量在30毫米-50毫米。”同时，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减少外出。
但天公再次让人领教了它的莫测，当天仅在18时至19时之间飘过一阵小雨，城区降水量仅为0.9毫米。23时25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解除暴雨预警信息。
这一场虚惊，却令北京格外紧张，许多单位允许员工提早下班，各政府部门也表示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几天前的那场特大暴雨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房山祭
一场暴雨使房山区38人失去生命
房山区周口店镇瓦井村。7月，本是京郊最美的时节，但这片村庄的青山绿水皆被洪水吞噬。灰色的淤泥覆盖了道路、农田、房屋。几辆汽车被扭成不可思议的形状，像被任性的孩子摔打过的玩具。
七八月间，对于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来说，正是降雨集中期，而北京这座以干旱著称的城市，一年内的降水分配尤其不均，七八两月的降雨占到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且时常集中在主汛期的几场大暴雨。
而今年的这场雨来得尤为凶猛。
雨是7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下的。雨云自西向东推进，从河北进入北京境内。
到中午，北京房山区十渡镇村民看到，大雨已织成帘幕，镇中心的积水漫过脚背。
降雨持续一天之后，到当晚6时，周口店镇突然爆发山洪，瓦井村村民安明洁惊愕地目睹了如下一幕：洪水挟裹着泥石，以飞快的速度自西部娄子水村方向汹涌而至，瞬时涌出河道，横向切断道路和农田，冲上房屋，漫卷汽车。
惊慌的村民们互相拉扶，在泥水中翻过墙头，或爬至屋顶，或攀上大树避难。
暴雨席卷过后，房山区成为北京域内受灾最重的地区。
从河北到瓦井村打工的袁大爷，一夜之间经历悲喜人生。
当天，他的大侄结婚，儿子、儿媳和从银川远道而来喝喜酒的小侄子，从车内逃出后被大水冲散，小侄子溺水而亡，儿媳妇失踪，只有儿子爬到一辆大巴车顶上得以生还。
与瓦井村一河之隔的绿茵小镇社区，是一个由多栋六层楼房组成的小产权房社区，有不少北京市民，尤其是退休老人来此购房居住。
暴雨第二天，小区地面遍布20厘米－30厘米厚的淤泥，三辆汽车被山洪冲击，摞成一堆。这个社区的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身体虚弱，在淤泥冲击时摔倒在家中死亡。
房山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下称房山防汛办）总工程师王勇介绍，21日的暴雨下到晚间，不但连通北京城区与房山的京港澳高速路遭水淹而封闭，区内道路也普遍中断，致使十渡一带成为孤岛，冲锋舟、救援队均无法进入。随着暴雨持续，午夜时分，部分通讯基站被毁，断水断电，位于十二渡的平峪村等地，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
官方通报称，房山区当天的局部降雨量接近500年一遇，造成了积水、山洪和泥石流三种自然灾害并发。受灾面积达到近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80万人，6.6万间房屋受损，其中有8265间倒塌，另有750公里道路损毁，死亡人数达到38人。
密网短路
虽然气象台频发预警，但仍有许多村民称根本没有接到通知
北京拥有一套庞大的防汛应急体系。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对全市防汛承担指导任务，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亲任总指挥，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水务局，同时它也是市政府议事机构。
此外，整个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还包括80个分指挥部，北京市31个委办局、18个区县、大型市属水库河道、国有集团公司等均为其成员单位。再往下，各乡镇街道乃至村庄，都有专人负责防汛。这套系统自1995年既已建立，运转至今。
具体到房山，其防汛应急体系也自成一体：区防汛办之下，全区25个乡镇、街道均设有防汛应急指挥分部，在村庄一级，承担防汛职责的为雨量监测员和村干部。房山境内大小河流共17条，其中4条主要河流——拒马河、永定河、小清河、大石河，均有流域指挥分部。
但是，在此次特大暴雨中，看起来密实的市、区、乡镇、村四级应急体系，信息沟通却殊为不畅。
房山区防汛办主任王平称，暴雨五天之前，曾接到北京市气象台预报称，21日－22日会有降雨，但他没料到雨量会如此之大。北京气象台台长乔林事后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即使在发达国家，天气预报只能是逼近式的滚动预报，时间越近越精确，提前五六天的预报不会太精确。
北京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介绍，气象台最早于19日16时就开始预报此次降水，20日又连续两次发布专题预报，21日9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0时向北京市政府报送《重要天气报告》，指出“中午前后本市将开始出现降雨，强降水将主要集中在傍晚到夜间，预计本市大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将达到暴雨（40毫米－80毫米），局部地区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
根据汛情预警信号规定，如果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就应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至21日下午，气象台又三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傍晚18时30分时，预警级别提高至橙色，这是自2004年《北京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实施办法》颁布以来，首次使用暴雨橙色预警。半小时后，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汛情橙色预警，要求全市各防汛指挥部启动汛情二级响应。 但直到降雨开始，房山区防汛办才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实际雨情要严重得多——在全市暴雨预警尚为橙色时，房山的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而该区河北镇的量最终达到460毫米。情急之下，房山区防汛办在未及请示市防汛办的情况下，自行将预警提高到红色最高级，并向全区传达。
北京市防汛办宣传处处长于亚平称，21日当天并没有收到房山区防汛办求援的消息。实际上，据房山区防汛办证实，直到次日早晨降雨渐止时，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区才向市防汛办请求冲锋舟、抽水泵等物资援助，此时道路已全面瘫痪，物资、救援队都无法低达。
未及时向上通报信息的同时，房山区防汛办向下的沟通也出现了短路。
21日中午，房山区防汛办已要求西北部山区实施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一级响应，即随时准备人员转移，其发出的红色预警要求传达至乡镇一级，但许多受访村民均表示，他们在洪水到来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瓦井村村民安明洁表示，直到当日傍晚山洪突发时，她身边的村民都没收到通知，自己猝不及防之下，只得躲上房顶避难。据《财经》记者了解，瓦井村1500户村民中，只有30户居住在危旧房屋中的村民得到村干部通知，并得到帮助转移。
在房山区农村，村一级传达信息的方式除了电话、大喇叭广播，就依赖于村干部挨家逐户通知。在七渡，村干部曾提前通知村民：上游要来每秒800立方米的水。商户按照2006年泄洪的经验判断，这样的水量不至于造成太大威胁，“这个流量离院墙还有3米距离”，但最终的洪峰流量达到了每秒2580立方米，河水奔腾而至。
十渡一带，夏季游人众多。洪区内，村干部对村民逐户走访、通知撤离，却无法一一通知到游客。景区和宾馆方面，直到21日下午晚些时候才通知游客并准备关闭，此时，多处道路已经中断，游客进退两难。
而在市区，大雨当天，正值周末，相关的暴雨预警主要是通过网络、报纸和电视发布，但位置并不显著，因而并未引起大部分市民的注意。今夏本来较多的雨水，也让他们感觉这个周末没有什么异常，依旧正常外出。
政府显然也没有对气象台事先的预警给予足够重视，21日当天，北京城区的各种大型活动照常进行。城东，北京国安队与杭州绿城展开中超足球联赛的第18场较量，晚上7时30分开赛时，有2万名球迷到场观看；城中，国家大剧院当天安排了五场演出；城西，台湾歌手萧敬腾在万事达中心的演唱会也正常举行，万余歌迷到场观看。
待到散场之后，各路观众才发现城市已成泽国，道路中断，无法回家，只能自寻地方暂避。
听上级指示
许多村庄坐等上面的指示，错失提前转移村民的机会
从理论上说，北京区一级的防汛办可以掌握所有村庄的险情。
房山区防汛办主任王平介绍，全区有35个自动雨量站，可实时向区一级反馈雨情。
在汛期中，房山区还向每个村庄派驻了雨量监测员，弥补信息覆盖不足，区、镇两级可根据情况随时进行指挥、调度。
由于气象台提前精确预报雨量非常困难，目前的防汛预警体系，高度依赖于这套实时雨量监测体系。
但实际上，房山有三分之二属于山区，地形复杂，山前的小气候变化多端，这意味着在极小区域，比如不同村庄之间，由于气温和湿度的不同，雨量也会有较大差异，待到全区平均累计降雨量达到足够响应预警级别时，许多村庄已经沦陷在暴雨中，救援的道路也已瘫痪。
特殊的地理情况就要求逐级响应的防汛体系衔接紧密，反应敏捷。
房山区防汛办证实，许多村庄在雨中成为孤岛。直至23日中午12时，失去联系的村庄仍“不在少数”。
“在乡村，救灾基本就是由村干部带领、各自为战。”十渡镇政府一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说。
镇防汛办一般聘有一支“抢险队”，最少十人，成员多为本地就业困难人员，他们冬季抗旱、夏日防汛、平日则负责环卫清洁。
十渡镇防汛办的“抢险队”有20多人。镇政府人士证实，这支队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防汛物资也仅有铁锹、沙袋等基本设备。
到了村庄一级，防汛设备更为奇缺，如十渡镇西庄、前头港等村，所备防汛物资只有沙袋。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对《财经》记者说，上一次镇防汛办下拨物资时，只是2011年配备给雨量监测员的几件雨衣。
村庄一级的防汛救灾，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干部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但他们大多听命于上级传达。
按照应急预案，当日实时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并持续时，山洪易发的山区就应当开始人员转移。然而多名村干部表示，直到夜间镇防汛办下达指示时，他们才开始组织撤离。
在7月21日，房山全区平均雨量达到281毫米，其中十渡镇平均雨量达到了300毫米，但在拒马河洪峰到来之前，记者走访的西庄、西河、前头港等村，没有一处及时开始人员转移。直到22日凌晨2时，强制撤离才开始。
而乡村避难所普遍阙如。最初，十渡镇西河村村民转移到了高处一个停车场，后发现水量太大，避险处也将被淹，又紧急转移到了更高处的民房、村委会等地。
在十渡镇中心，洪水来临之际，村民们也都是各找出路，有往山上跑的、有往镇政府跑的。“乡村抗洪，就是用我们的土办法。”上述十渡镇政府人士称。
河道堵塞
河道上建房、建堤坝、建景观，最终形成堵塞，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
“百年不遇，再宽的泄洪渠也泄不了这么大的洪水。”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反复强调，这场大雨是天灾。但在南韩继村绿茵小镇居民们看来，瓦井村和绿茵小镇所受的灾难是六分天灾，四分人祸。
两村所在的周口店镇有“石材之乡”之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人在此从事石材加工。目前，仅在瓦井村就有50多家石材厂，基本沿着瓦井河而建。这些石材厂很多是个体户。有从业者透露，这里的绝大多数的石材厂都不规范，没有工商登记，没有许可证，一个老板，雇两个工人，从村民那里租一块地就开工了。
为了方便，有些石材厂把边角料随意扔进河道，常年累月下来使河道变浅。记者发现，甚至有一些石材厂干脆在河道上建房，导致河道变窄。瓦井河本并不宽，约三四米，经过多种方式的挤占，窄处仅为一米左右。 绿茵小镇与河堤本有一座围墙相隔，因排洪不畅，当天水流在河道窄处受阻，遂将围墙冲开一个豁口，直奔居民区而去。
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称，去年房山区水务局曾经疏通河道，但是没过多久，又被废石材淤堵。
在瓦井河以北，是娄子水河与周口店河，河道也被堵塞，于是三股水流一并冲刷到瓦井村，最终造成了严重灾情。
河道被侵占，是普通现象。号称百里画廊的拒马河畔，由南向北自一渡到十二渡，乃至河北境内的野三坡，平缓的河道边布满鳞次栉比的农家乐、垂钓园。数十米宽的水面，被分割成一块一块。在七渡，一家名为“水上人家”的宾馆筑起堤坝，将拒马河水引流改道，形成景观与垂钓园，而这家宾馆最终也在洪水中损失惨重。
十一渡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介绍，十多年前该村在沿河一侧，均为鱼塘、耕地。但现在，私自搭建的农家乐已成气候。
这些自行修建的建筑和堤坝削弱了河道行洪能力，也增加人员风险。7月22日凌晨4时40分，拒马河洪峰通过十渡镇，就在洪峰快到的时候，镇防汛办还在河畔农家乐内找到一个看守的值班人员，紧急将其带离。“不然肯定没命了。”
2010年，河北省涿州市水利局局长白景华就对媒体表示，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一旦洪水来袭，千年古城涿州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科科长靳昕也称，北京段拒马河河道防洪标准，连一年一遇的标准可能都不到，“1996年以后再无大水，但一旦来洪水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潜在的危险已为人所识，但是无人对拒马河进行养护，十渡镇政府过去曾不定期为河道清淤，却多次在作业中与侵占水面的农家乐产生纠纷，只得暂停了这项工作。
直到今年上半年，十渡镇向房山区上报项目，准备在水利部门的帮助下，对拒马河进行整体清淤，拓宽河道，以便行洪。谁知，还没等项目资金下拨，洪水就先到了。
死亡知情
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是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课题
暴雨过去4天后，7月25日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7?21”特大暴雨情况通报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新闻发言人潘安君通报，全市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6.4亿元，受灾人口160.2万人。公众更关注的人员死亡数字，却在此次会议上被回避了。
《长江日报》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当主持人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台下的记者们追问最新统计的死亡人数。“有位拿着CCTV话筒的女记者大声说：‘我看见你（指潘安君）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5人。’但主席台上的几位发言人集体缄默，主持人果断地请五位新闻发言人集体退场。”
直到这时，有关死亡人数的信息仍停留在22日的官方口径：截至22日17时，因灾死亡37人，其中，溺水死亡2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而死者的具体身份信息，也一直未被公布。
倒是在更早的7月24日下午，房山区区长祁红称，人员伤亡方面，实际也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6.5万人转移到了高地，但是还有那些路过的、盲目的、不在状态的、没有来得及反应的人，被洪水无情地吞没了。”祁红说，“作为区长，对不起大家。”
《财经》记者在赴房山灾区和市区采访时，至少发现五起有据可查的死亡事件，另有一人失踪，其死因包括在山洪中丧生及地下室触电死亡。其他媒体也陆续披露了更多死者的详细信息。但无法证实，这些遇难者是否被列入官方的死者名单。
7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文章指出，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课题。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公开解释称，经过SARS的考验，北京市政府深深懂得透明的道理，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有隐瞒，之所以现在有更新的滞后，是因为有些遗体还需要辨认。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过程和相关程序表示理解，但同时提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传播规律，滚动发布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保证群众知情权。
7月26日晚8时，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终于公布最新消息：北京区域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人身份已经得到确认，另外11人身份正在确认之中。在遇难者的分布上，只有6人死于五环路以内的市区，其他皆分布于远郊乡镇地区，其中房山区的死亡人数达到38人。
当天再晚一些时候，具体的死亡者信息名单被公布。
名单显示，在这些死亡者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最大的是一名80岁的老者。遇难者中有47人在水中溺亡，5人死于触电，3人死于房屋倒塌，另有6人的死因分别是泥石流、雷击或外伤。
本刊记者王莉萍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