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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0日，全世界都关注着关闭了58天的武汉火车站进行全面消杀。距离汉口火车站300米，有一座别致的建筑——武汉博物馆，此时也正在做解封前的准备。这是一座集文物收藏、学术科研、宣传教育的综合性博物馆。
2020年春，《新民周刊》战疫系列报道10期（总1075期-1084期）被武汉博物馆收藏，由此，我们和这家博物馆有了特别的“缘分”。一年过去了，3月30日，《新民周刊》记者见到了武汉博物馆馆长王瑞华，他从事文博工作十几年，他说，经历过这场疫情大考后，他深感博物馆这个公共教育场所，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在历代珍宝展览馆门口，有一张特别的宣传画引起了记者注意。“我们请出春秋时期的双耳龙纹青铜盘当洗手池提醒大家勤洗手;给唐代的白陶武士俑戴上粉色口罩，用灰陶十二生肖俑告诉大家‘勿扎堆、勿聚集’。”
王瑞华表示，疫情过后，除了调整防疫预案，做好线上线下互动展览外，关于“文博人该做什么事”，他有了深刻思考，文博人必须尽量留下宝贵的史料，第一手的藏品，让后人铭记历史，吸取教训。
历史的信物
2019年，王瑞华从中山舰博物馆调任到武汉博物馆，出于文博人的敏感，他一直与湖北省收藏协会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如何从各方收集到有代表意义的藏品，是他疫情过后的工作重点。2021年1月，王瑞华突然收到湖北省收藏协会的电话，对方说，要捐赠出400多件疫情期间的藏品，有志愿者的帽子衣服、出院证明、患者写的感谢信、医生值班记录等等。
王瑞华听后很感动，这些藏品一部分来自志愿者，另一部分来自江汉方舱医院。它们的收藏过程与一个人——湖北省收藏协会执行会长王运明紧密相关。
王运明，64岁，退休后在收藏协会工作，去年6月，他走进正在拆除的江汉方舱医院，抢救式地收藏了180多件具有史料价值的藏品。
疫情缓解后，湖北省收藏协会发了一个通知，向基层干部和志愿者征集物品，大家很快就响应了。
杨晶，江岸方舱医院的一名新冠患者，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在方舱医院治疗的22天，她用患者独特的视角，写了一本“方艙日记”。“出舱后，我看到了这则征集通知，就把很多物品捐出来了。”
杨晶记得，方舱医院刚刚建好时，厕所没有灯，病友们就想办法把台灯挂在脖子上，用来照明。出舱时，她把这盏台灯也带出来了。还有一位医护人员耿雅娜，与杨晶年龄相仿，两人相处愉快，分别后，杨晶专门向她讨了一张“鼓励信”。
信中写道：“感谢让我遇见你，虽然有不舍，但我们还会再见的。”杨晶只是千万名志愿者之一，在藏品中，记者还看到了出院证明、抗击疫情荣誉奖章、无疫情小区海报、武汉地铁健康码。
它们不再是简单的一张纸、一封信、一个物品，它们恰恰是见证武汉复苏的历史信物。
“方舱洗澡票”与“武汉的拐子”
从2020年3月开始，武汉各个方舱医院陆续封舱。
“只留了武汉市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江汉方舱医院，一直没有拆除，定期消毒，留作备用。”王运明说，作为收藏人，他一直留意着医院的拆除时间。
“我们多方打听消息，知道江汉方舱医院将在2020年6月10日进行拆除，出于职业敏感，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湖北省收藏协会领导联系上了江汉区防疫指挥部，表达了意愿，哪怕只收藏一张宣传画，也行。好在，对方也有收藏意识，几番周折终于“放行”了。
条件是一定要做好全身防护，确保万无一失。王运明带队前往，他思忖再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一个人进入方舱医院。“如果感染，就我一个人感染。”
第一天进方舱医院，内部的情景给了王运明很大震撼。“看着墙上贴的画，眼泪哗哗直流，我小心翼翼把画揭下来，展平，放好，消毒后运到外面，回去后再消毒一遍。暂放在协会一间会议室，半年时间，这个会议室只有我一个人进去过。”
当天晚上，王运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不甘心。剩下的一手资料，如果没有收藏，将是一辈子的遗憾。第二天一早，王运明又进去拿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比如，留言簿、病历本、医疗队交班记录、交班的羽绒服、患者的闹钟、音箱、感谢信等。
记者注意到，藏品里有一张关于启用江汉方舱医院洗浴室的公告，颇有意思。由于浴室数量有限，需要错峰洗澡，方舱医院每人每周发放3张洗澡票，分为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粉色是8：00—12：00，绿色是14：00—18：00，红色是20：00—24：00，所有人凭票洗澡。
在一本海南援鄂医疗队二组交接班记录本上，医生把每个床位的病情记录得非常详细，2020年2月13日，CT有新发部位的病人，7508床，7502床，7602床;2020年2月20日，申请出院5人;2020年2月21日，总人数60人，无入院，无出院。
王运明还意外收藏了一件特殊的警服，听方舱医院的保安说，这件警服背后的文字“武汉的拐子”是一位病患写给警察的。“‘拐子’在武汉话中是大哥、英雄的意思。而我很幸运，这些原始资料，我为国家保留下来了。”
记者了解到，4月8日，武汉博物馆将举行这400多件藏品的正式捐赠仪式。接下来，这批藏品还将以主题展览的形式与公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