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斯大林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关于其功过评价的盖棺定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斯大林研究者极为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就“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这一涉及斯大林早期革命活动生涯的流传甚广的的错误观点加以探讨。
关键词： 斯大林;沙皇;密探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95-02
斯大林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关于其功过评价的盖棺定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斯大林研究者极为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能否准确到位地评价斯大林，这不单纯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看法和评价的问题。国外许多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出于各种政治目的，对斯大林大肆污蔑诽谤。认为斯大林在革命岁月是沙皇的密探，肃反扩大化是为了掩盖曾是沙皇密探的真相而杀人灭口等等。关于这些错误论调，长期以来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极大地扰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所谓“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这一流传甚广的的错误观点加以探讨。之所以单单选取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对斯大林研究的“釜底抽薪”。假如真的像其所声称的那样，斯大林真的曾经是沙俄的密探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有关于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都将会失去意义，整个问题都将会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了。因此，这是斯大林研究领域当中一个亟待澄清的重大问题。
斯大林曾经多次遭到沙皇的逮捕和流放，加之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当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使得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各种“阴谋论”的论调盛行。例如，一些人往往会想当然的认为，既然斯大林多次被捕和流放，那么斯大林是否在被捕期间叛变过，转而担任沙皇的密探呢？尤其是结合后来斯大林的党内清洗等残酷的党内斗争手段，认为斯大林是在“杀人灭口”，是为了消除当年充当沙皇密探的证据。这一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观点在国外流传了近一个世纪。那么这一观点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真实性又如何呢？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澄清，将导致不断的以诈传诈。本文将对此进行历史与辨证的分析。
一、“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说法的由来
据笔者考证，关于斯大林是沙皇暗探这一说法，最早应该出现于二十世纪20年代，当时流亡在国外的俄国侨民在各类报刊中曾经多次提到过，青年时代的斯大林有向俄国警察和行政当局告发其他革命者的嫌疑。例如，流亡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饶尔丹尼亚宣称，他自己曾经多次听起邵武勉谈到过，邵武勉本人1909年秘密来到梯弗里斯的当天就被沙皇的警察逮捕了，而他到达的日期和落地的地点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流亡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乌鲁沙泽也在断言，斯大林在1902年巴统示威游行之后，为什么没有与其他21人一道被捕。流亡的社会革命党人西蒙·维里沙克宣称自己曾经和斯大林是狱友，认为斯大林在被梯弗里斯神学院开除后不久，就把神学院中其他秘密社会主义者小组成员的名字报告了院长，从而导致他们也被开除。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亚美尼亚的《艾里尼克》、法国的《最新消息报》、[1]（P.2）《日报》[2]（P.3）等报刊上都多次引用过上述说法，这可谓斯大林是沙皇暗探说法的最早版本。
此外，前苏联克格勃成员亚·奥尔洛夫在二十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叛逃到西方，他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出版了一本所谓的《斯大林罪行秘史》，大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暗示斯大林制造大清洗是害怕他曾经担任沙皇暗探局密探的身份被揭露的缘故，是为了“杀人灭口”。亚·奥尔洛夫在书中提到，他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的表哥来看他，告诉他在查阅沙皇暗探局的秘密档案时，发现了斯大林是沙皇奸细的文件。查阅人施泰恩把这些文件告诉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巴利茨基，巴利茨基又把这些文件呈送给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柯秀尔和基辅军区司令员雅基尔。雅基尔把它们翻拍许多份后送给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总之，了解这一秘密的高级干部越来越多，因此，斯大林之所以搞大清洗，似乎就是为了除掉这些知情人，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葛列格里·阿伦森在著述中提到，斯大林是一个和罗曼·马林诺夫斯基一样的暗探（马林诺夫斯基在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中爬到了高位，直到1917年才暴露，后来被苏维埃政府枪决）。[3]（P.8）
俄国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在其专著《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引用了一本名为《布尔什维克（旧俄莫斯科秘密警察局1903年至1916年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文献汇编）》的文献集，该文献集中谈到，包括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在内的12个人，曾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当过警察局的密探。尽管朱加什维利（即斯大林——作者注）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其中，但这12人中，有1人使用的是“瓦西里”这一名字，而斯大林恰好在不同革命时期使用过“瓦西里”作为自己的化名。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这个“瓦西里”很可能是其他某个恰好也用过这个化名的党员，似乎在暗示斯大林就是“瓦西里”。[4]（P.315）
上述说法基本都属于口说无凭的主观臆测，基本站不住脚。因此，在这些说法自提出之日起，就不断遭到质疑。因此，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伊·列文在其研究斯大林的专著《斯大林的巨大秘密》一书中，抛出一份所谓的“俄国警察局绝密件”，即此后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所谓“叶廖明文件”。该文件是1913年圣彼得堡警察司特务科科长叶廖明向叶妮塞斯克保安处处长热烈兹尼亚科夫通报斯大林同沙皇暗探局合作一事的公函。内中提到“斯大林……成为彼得堡保安处的密探”，在1908年至1912年为警察局干过特工工作，但是，“斯大林在布拉格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回到彼得堡以后，……完全与保安局断绝了关系。”这一文件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被认为是支持斯大林是沙皇特工的唯一文献证据。 二、驳所谓“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的谬论
首先，回忆录形式的所谓“证据”没有材料根据。流亡在外的俄国侨民，虽然他们坚决反共，但是由于他们原来的精力，使得他们一时难以得到西方世界的赏识，生活较为艰难。因此，他们往往就利用自己和斯大林的各种“渊源”和“关系”，编造各类回忆文献，以求名利双收，增加“票房”。他们抓住西方读者和研究者渴望了解苏联高层政治精英的心理，随意编造和杜撰各种离奇的故事情节，并以自己原来的身份作为立论的依据，论述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档案史料依据。实际情况往往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能够打动读者，获得“大卖”，他们往往就编造什么。例如，亚·奥尔洛夫的“回忆”活灵活现，但是我们却根本无法证实他所说的是否属实。此外，假若真像亚·奥尔洛夫所说，斯大林的大清洗是为了“杀人灭口”，那么他所列举的那些“知情人”也不是同时被捕的，他们在苏联都身居高位，如果他们真的掌握斯大林是沙皇密探的确凿证据的话（比如照片或者复制件），他们完全有机会也有条件把这些所谓的“证据”拿出来，从而避免被清洗的命运。但是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这些所谓的“知情人”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其次，“档案”形式的所谓“证据”缺乏“旁证”支撑。至于所谓“叶廖明文件”，据伊·列文本人所说，这份文件最初由一名逃往中国的沙俄上校陆希扬诺夫携出俄国，他把这封信的原稿交给了住在中国的俄国侨民格洛瓦切夫教授，教授又把它交给了三名“无可挑剔的体面人士”（沙俄海军元帅之子瓦吉姆·马可罗夫、科伦斯基前政府驻美大使鲍里斯·巴赫麦齐耶夫、沙皇空军奠基人鲍里斯·谢瓦盖耶夫斯基），1947年正是由这3个人把文件转交给了列文本人。我们不得不怀疑的一点是，这一足以搅起整个世界滔天巨浪的珍贵档案，为何会在流出俄国数十年，几经易手，却一直没有公诸于众？为什么列文本人在1947年收集到如此重要的档案文献时，一直迟至1956年，即国际反斯大林舆论高潮中才将之公布出来？列文本人却对之语焉不详。也许，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所谓的“叶廖明文件”从头到尾就是伪造的，是一份文件骗局。[5]（P.5）正如列文伺候在文章中承认，所谓的“叶廖明文件”可能“起源不明”。[6]（P.13）此外，史学考证中讲究“孤证”不立，尤其是像“叶廖明文件”这样的史料，一定需要旁证的支撑，才能增加说服力。那么，有没有“旁证”呢？答案是有。只不过这一“旁证”不但没有证明“叶廖明文件”的说法，而是与之相反，恰恰再次质疑了“叶廖明文件”的真实性。正如俄国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现有的彼得格勒警察局的档案无法直接证明斯大林有曾为警察局干过密探的嫌疑。梅德韦杰夫在其著作中引用的一份档案中的信件恰恰表明，斯大林不可能是沙皇的密探。这封信是1911年8月21日，沃洛格达警察局局长科尼斯基写给其上司的信中提到：“朱加施维里非常谨慎，因此有可能让监视者跟丢。考虑到这种情况，最好进行一次搜查，现在就在沃洛格达逮捕他。……必须制造一件不利于朱加施维里的案子。而且，鉴于他的行动极端秘密，你是否反对在沃洛格达搜捕他？并且在搜捕朱加施维里的同时，也要搜捕此地所有和他有联系的人。”这一珍贵的档案文件的日期恰恰发生在所谓“叶廖明文件”中所记载的，斯大林充当沙皇密探期间。很难想象，沙皇的警察局会在内部通信中，对一个警察局的密探采取这样的“敌对”立场。这一档案恰恰也从反面证实了所谓“叶廖明文件”内容的不可信。
参考文献：
[1]饶尔丹尼亚回忆斯大林[N].最新消息报，1936-12-16.
[2]斯大林在狱中：回忆政治犯的一天[N].日报，1928-01-22.
[3]葛列格里·阿伦森.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J].新领导人，1956，（8）.
[4]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M].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
[5]马丁·提泰尔.揭发一份文件的骗局[R].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议论文.
[6]伊·列文.致<新领导人>的一封信[J].新领导人，1956，（10）.
[责任编辑：胡 悦]
关键词： 斯大林;沙皇;密探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95-02
斯大林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关于其功过评价的盖棺定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斯大林研究者极为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能否准确到位地评价斯大林，这不单纯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看法和评价的问题。国外许多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出于各种政治目的，对斯大林大肆污蔑诽谤。认为斯大林在革命岁月是沙皇的密探，肃反扩大化是为了掩盖曾是沙皇密探的真相而杀人灭口等等。关于这些错误论调，长期以来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极大地扰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所谓“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这一流传甚广的的错误观点加以探讨。之所以单单选取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对斯大林研究的“釜底抽薪”。假如真的像其所声称的那样，斯大林真的曾经是沙俄的密探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有关于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都将会失去意义，整个问题都将会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了。因此，这是斯大林研究领域当中一个亟待澄清的重大问题。
斯大林曾经多次遭到沙皇的逮捕和流放，加之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当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使得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各种“阴谋论”的论调盛行。例如，一些人往往会想当然的认为，既然斯大林多次被捕和流放，那么斯大林是否在被捕期间叛变过，转而担任沙皇的密探呢？尤其是结合后来斯大林的党内清洗等残酷的党内斗争手段，认为斯大林是在“杀人灭口”，是为了消除当年充当沙皇密探的证据。这一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观点在国外流传了近一个世纪。那么这一观点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真实性又如何呢？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澄清，将导致不断的以诈传诈。本文将对此进行历史与辨证的分析。
一、“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说法的由来
据笔者考证，关于斯大林是沙皇暗探这一说法，最早应该出现于二十世纪20年代，当时流亡在国外的俄国侨民在各类报刊中曾经多次提到过，青年时代的斯大林有向俄国警察和行政当局告发其他革命者的嫌疑。例如，流亡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饶尔丹尼亚宣称，他自己曾经多次听起邵武勉谈到过，邵武勉本人1909年秘密来到梯弗里斯的当天就被沙皇的警察逮捕了，而他到达的日期和落地的地点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流亡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乌鲁沙泽也在断言，斯大林在1902年巴统示威游行之后，为什么没有与其他21人一道被捕。流亡的社会革命党人西蒙·维里沙克宣称自己曾经和斯大林是狱友，认为斯大林在被梯弗里斯神学院开除后不久，就把神学院中其他秘密社会主义者小组成员的名字报告了院长，从而导致他们也被开除。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亚美尼亚的《艾里尼克》、法国的《最新消息报》、[1]（P.2）《日报》[2]（P.3）等报刊上都多次引用过上述说法，这可谓斯大林是沙皇暗探说法的最早版本。
此外，前苏联克格勃成员亚·奥尔洛夫在二十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叛逃到西方，他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出版了一本所谓的《斯大林罪行秘史》，大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暗示斯大林制造大清洗是害怕他曾经担任沙皇暗探局密探的身份被揭露的缘故，是为了“杀人灭口”。亚·奥尔洛夫在书中提到，他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的表哥来看他，告诉他在查阅沙皇暗探局的秘密档案时，发现了斯大林是沙皇奸细的文件。查阅人施泰恩把这些文件告诉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巴利茨基，巴利茨基又把这些文件呈送给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柯秀尔和基辅军区司令员雅基尔。雅基尔把它们翻拍许多份后送给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总之，了解这一秘密的高级干部越来越多，因此，斯大林之所以搞大清洗，似乎就是为了除掉这些知情人，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葛列格里·阿伦森在著述中提到，斯大林是一个和罗曼·马林诺夫斯基一样的暗探（马林诺夫斯基在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中爬到了高位，直到1917年才暴露，后来被苏维埃政府枪决）。[3]（P.8）
俄国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在其专著《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引用了一本名为《布尔什维克（旧俄莫斯科秘密警察局1903年至1916年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文献汇编）》的文献集，该文献集中谈到，包括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在内的12个人，曾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当过警察局的密探。尽管朱加什维利（即斯大林——作者注）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其中，但这12人中，有1人使用的是“瓦西里”这一名字，而斯大林恰好在不同革命时期使用过“瓦西里”作为自己的化名。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这个“瓦西里”很可能是其他某个恰好也用过这个化名的党员，似乎在暗示斯大林就是“瓦西里”。[4]（P.315）
上述说法基本都属于口说无凭的主观臆测，基本站不住脚。因此，在这些说法自提出之日起，就不断遭到质疑。因此，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伊·列文在其研究斯大林的专著《斯大林的巨大秘密》一书中，抛出一份所谓的“俄国警察局绝密件”，即此后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所谓“叶廖明文件”。该文件是1913年圣彼得堡警察司特务科科长叶廖明向叶妮塞斯克保安处处长热烈兹尼亚科夫通报斯大林同沙皇暗探局合作一事的公函。内中提到“斯大林……成为彼得堡保安处的密探”，在1908年至1912年为警察局干过特工工作，但是，“斯大林在布拉格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回到彼得堡以后，……完全与保安局断绝了关系。”这一文件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被认为是支持斯大林是沙皇特工的唯一文献证据。 二、驳所谓“斯大林是沙皇的密探”的谬论
首先，回忆录形式的所谓“证据”没有材料根据。流亡在外的俄国侨民，虽然他们坚决反共，但是由于他们原来的精力，使得他们一时难以得到西方世界的赏识，生活较为艰难。因此，他们往往就利用自己和斯大林的各种“渊源”和“关系”，编造各类回忆文献，以求名利双收，增加“票房”。他们抓住西方读者和研究者渴望了解苏联高层政治精英的心理，随意编造和杜撰各种离奇的故事情节，并以自己原来的身份作为立论的依据，论述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档案史料依据。实际情况往往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能够打动读者，获得“大卖”，他们往往就编造什么。例如，亚·奥尔洛夫的“回忆”活灵活现，但是我们却根本无法证实他所说的是否属实。此外，假若真像亚·奥尔洛夫所说，斯大林的大清洗是为了“杀人灭口”，那么他所列举的那些“知情人”也不是同时被捕的，他们在苏联都身居高位，如果他们真的掌握斯大林是沙皇密探的确凿证据的话（比如照片或者复制件），他们完全有机会也有条件把这些所谓的“证据”拿出来，从而避免被清洗的命运。但是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这些所谓的“知情人”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其次，“档案”形式的所谓“证据”缺乏“旁证”支撑。至于所谓“叶廖明文件”，据伊·列文本人所说，这份文件最初由一名逃往中国的沙俄上校陆希扬诺夫携出俄国，他把这封信的原稿交给了住在中国的俄国侨民格洛瓦切夫教授，教授又把它交给了三名“无可挑剔的体面人士”（沙俄海军元帅之子瓦吉姆·马可罗夫、科伦斯基前政府驻美大使鲍里斯·巴赫麦齐耶夫、沙皇空军奠基人鲍里斯·谢瓦盖耶夫斯基），1947年正是由这3个人把文件转交给了列文本人。我们不得不怀疑的一点是，这一足以搅起整个世界滔天巨浪的珍贵档案，为何会在流出俄国数十年，几经易手，却一直没有公诸于众？为什么列文本人在1947年收集到如此重要的档案文献时，一直迟至1956年，即国际反斯大林舆论高潮中才将之公布出来？列文本人却对之语焉不详。也许，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所谓的“叶廖明文件”从头到尾就是伪造的，是一份文件骗局。[5]（P.5）正如列文伺候在文章中承认，所谓的“叶廖明文件”可能“起源不明”。[6]（P.13）此外，史学考证中讲究“孤证”不立，尤其是像“叶廖明文件”这样的史料，一定需要旁证的支撑，才能增加说服力。那么，有没有“旁证”呢？答案是有。只不过这一“旁证”不但没有证明“叶廖明文件”的说法，而是与之相反，恰恰再次质疑了“叶廖明文件”的真实性。正如俄国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现有的彼得格勒警察局的档案无法直接证明斯大林有曾为警察局干过密探的嫌疑。梅德韦杰夫在其著作中引用的一份档案中的信件恰恰表明，斯大林不可能是沙皇的密探。这封信是1911年8月21日，沃洛格达警察局局长科尼斯基写给其上司的信中提到：“朱加施维里非常谨慎，因此有可能让监视者跟丢。考虑到这种情况，最好进行一次搜查，现在就在沃洛格达逮捕他。……必须制造一件不利于朱加施维里的案子。而且，鉴于他的行动极端秘密，你是否反对在沃洛格达搜捕他？并且在搜捕朱加施维里的同时，也要搜捕此地所有和他有联系的人。”这一珍贵的档案文件的日期恰恰发生在所谓“叶廖明文件”中所记载的，斯大林充当沙皇密探期间。很难想象，沙皇的警察局会在内部通信中，对一个警察局的密探采取这样的“敌对”立场。这一档案恰恰也从反面证实了所谓“叶廖明文件”内容的不可信。
参考文献：
[1]饶尔丹尼亚回忆斯大林[N].最新消息报，1936-12-16.
[2]斯大林在狱中：回忆政治犯的一天[N].日报，1928-01-22.
[3]葛列格里·阿伦森.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J].新领导人，1956，（8）.
[4]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M].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
[5]马丁·提泰尔.揭发一份文件的骗局[R].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议论文.
[6]伊·列文.致<新领导人>的一封信[J].新领导人，1956，（10）.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