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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基于历史和现实，着眼全局和长远，充分肯定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深入剖析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系统部署今后一段时期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在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深化文明认知、存续文化基因。从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文化强国，不能割裂过去、凭空跃进，应当在吸收历史积淀、继承文化遗产中接续发展。考古学是强调田野调查发掘手段、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人文学科。中国考古学诞生近百年来，一直肩负着知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学术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相结合，“修国史、写续篇”，推动考古学在学科研究、管理体系、机构队伍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日益清晰，宁夏水洞沟、浙江上山、辽宁牛河梁、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頭、四川三星堆等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课题交出“中国答卷”，阐明了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孕育出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为构建中华民族历史、梳理中华文化基因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全面对标对表，更加清晰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加全面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坚定“四个自信”、振奋前行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考古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是注释历史最好的“活字典”。良渚、陶寺等实证文明起源的大型遗址;孔庙、孔府等彰显文化传承的礼制建筑;长城、运河等勾勒国家经纬的线性遗产;布达拉宫、高昌故城等见证民族融合的边陲明珠;敦煌、云冈等印证文明交流互鉴的丝路宝藏、南湖红船、延安宝塔等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圣地……历史文化遗产串联起沧桑辉煌的过去，昭示着伟大复兴的未来，蕴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印证中国是东方人类故乡、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及其文化呈现连续进化形态，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凿实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再到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150余处大遗址呈现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在考古实证面前，中华文化为什么“兴”、中国人民为什么“能”的答案呼之欲出，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彰显持久力量。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很多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更加需要讲好、讲精、讲透考古成果，充分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阐发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从中汲取坚守正道的定力、攻坚克难的毅力和改革创新的活力。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扩大国际影响、增进文明互鉴。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扎根中国大地繁衍生息，也在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沉淀下考古遗存等灿若星河的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交相辉映，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载体。加强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扩大其影响力，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东德返还我《永乐大典》，到改革开放文物外展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破冰，再到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施中外联合考古和开展文物保护国际合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在国际舞台华彩流溢、润物无声，传播文明底蕴，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民心相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更加需要发挥考古和历史研究作用，更加需要用好文物瑰宝“世界通用语”、建好人文合作“国际基础设施”，让世界了解真实全面的中国，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社会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二十三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与《〈福州古厝〉序》、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等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深刻阐明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原则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强大遵循。
坚持保护第一，强化系统保护。历经几代人接续努力，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显著增强，文物保存状况持续改善，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馆藏文物以及海量民间收藏文物，穿越历史时空、遍布广袤大地、赋彩百姓生活。但是也要看到，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法人违法、盗窃盗掘和火灾等文物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低级别文物博物馆单位保护管理基础薄弱。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牢牢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经济发展的关系，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把考古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仅严格保护文物本体，还要严格保护与文物相伴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不仅着眼于当代科学保护，更要努力将文物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完完整整、原汁原味留传给子孙后代。
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古今交融。如今，让文物活起来已经成为文博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文物资源活化利用的广阔蓝海已然开启，文博创意创新创造的时代航船扬帆启程。然而，这些与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相比、与文物资源所蕴含的巨大潜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社会功能发挥不足、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力度不足、考古研究成果传播不足、让文物“活”起来政策供给不足。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历史与当代、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既要在城乡建设中坚守文明之重，又要在时代发展中开创文化之新，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古老文物在新时代再展新颜、焕发新生;特别要加强文物价值研究，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时代新义与当代价值，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更好发挥文物资源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作用。 坚持人民共享，强化融合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先人劳动智慧的结晶。文物保护利用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力量，保护发展成果要充分让人民群众共享。文物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2019年有12.27亿人次走进博物馆，今年抗疫期间共计2000余项博物馆“云展览”吸引50多亿人次观览，文物保护成为革命老区的振兴引擎、美丽乡村的转型驱动、现代都市的发展名片，“文博文创热”成为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新增长点。但文物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范围领域仍有局限，距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期待仍有差距。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强化考古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公众普及;广泛搭建文物领域跨界合作平台，促进“文物 教育”“文物 科技”“文物 创意”“文物 旅游”，赋能高质量发展;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吸引更多人加入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的行列，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感、认同感、获得感。
堅持美美与共，强化交流互鉴。如今，文物已然成为最重要的标识符号，连接古代中国的历史积淀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繁荣，联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与瑰丽多姿的世界多元文明，搭建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话桥梁。但文物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品牌不多、渠道有限、统筹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急需实现从“拼数量”到“拼影响力”的转变。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秉持开放的全球视野，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定力，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开展交流合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阐发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文明大国形象;积极参与文化遗产领域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推动文物返还等国际规则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演进，共同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坚持双轮驱动，强化固本培元。文物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提取释放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信息、永续保存文脉基因，科学技术是关键，专业人才是前提。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利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取得重要进展，文物机构队伍建设持续发展。但是，整体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与实际需求仍不适应，文物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基础平台等尚属空白;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十分薄弱，尤其是考古队伍和力量明显不足。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加强文物领域基础科学研究、拓展前沿科技应用、汇聚各方专业力量，打造一批文物保护研究和传承利用高地，用现代科技手段为珍贵脆弱的文物资源延年益寿;必须大力推动构建与文物资源、考古任务相匹配的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确保机构人员到位、专业队伍稳定并得到加强。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等重大历史问题，深入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探索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理念体系。加强考古资源调查、统筹规划、政策供给，加快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建设。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组织跨学科、多领域协同研究和联合攻关，以最新考古和史学研究成果充实陈列展览、完善历史教材。加强学科建设，不断健全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综合施策培育壮大考古队伍，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构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机制，研究制定配套制度和试点政策;编制《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完善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等基本建设考古制度。落实《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重点实施濒危馆藏文物抢救计划，做好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加快实施文物平安工程，特别是对偏远地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深化国家文物督察制度试点，坚决打赢文物安全防范攻坚战。
提升让文物“活”起来水平。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发挥博物馆的历史研究、社会教育、文化传播、公共服务功能。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全媒体展示传播，依托文物资源推介一批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推进文物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融贯旅游线路、融置线上云端，推进“互联网 中华文明”。支持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广。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务实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推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
强化文物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传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创建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专业研究机构和基层文物保护机构队伍建设，确保在机构改革中文物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弘扬践行“莫高精神”，坚定信心、奋力拼搏，无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深刻理解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大价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深化文明认知、存续文化基因。从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文化强国，不能割裂过去、凭空跃进，应当在吸收历史积淀、继承文化遗产中接续发展。考古学是强调田野调查发掘手段、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人文学科。中国考古学诞生近百年来，一直肩负着知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学术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相结合，“修国史、写续篇”，推动考古学在学科研究、管理体系、机构队伍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日益清晰，宁夏水洞沟、浙江上山、辽宁牛河梁、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頭、四川三星堆等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课题交出“中国答卷”，阐明了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孕育出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为构建中华民族历史、梳理中华文化基因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全面对标对表，更加清晰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加全面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坚定“四个自信”、振奋前行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考古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是注释历史最好的“活字典”。良渚、陶寺等实证文明起源的大型遗址;孔庙、孔府等彰显文化传承的礼制建筑;长城、运河等勾勒国家经纬的线性遗产;布达拉宫、高昌故城等见证民族融合的边陲明珠;敦煌、云冈等印证文明交流互鉴的丝路宝藏、南湖红船、延安宝塔等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圣地……历史文化遗产串联起沧桑辉煌的过去，昭示着伟大复兴的未来，蕴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印证中国是东方人类故乡、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及其文化呈现连续进化形态，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凿实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再到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150余处大遗址呈现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在考古实证面前，中华文化为什么“兴”、中国人民为什么“能”的答案呼之欲出，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彰显持久力量。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很多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更加需要讲好、讲精、讲透考古成果，充分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阐发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从中汲取坚守正道的定力、攻坚克难的毅力和改革创新的活力。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扩大国际影响、增进文明互鉴。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扎根中国大地繁衍生息，也在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沉淀下考古遗存等灿若星河的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交相辉映，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载体。加强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扩大其影响力，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东德返还我《永乐大典》，到改革开放文物外展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破冰，再到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施中外联合考古和开展文物保护国际合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在国际舞台华彩流溢、润物无声，传播文明底蕴，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民心相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更加需要发挥考古和历史研究作用，更加需要用好文物瑰宝“世界通用语”、建好人文合作“国际基础设施”，让世界了解真实全面的中国，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社会贡献力量。
准确把握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原则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二十三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与《〈福州古厝〉序》、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等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深刻阐明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原则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强大遵循。
坚持保护第一，强化系统保护。历经几代人接续努力，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显著增强，文物保存状况持续改善，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馆藏文物以及海量民间收藏文物，穿越历史时空、遍布广袤大地、赋彩百姓生活。但是也要看到，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法人违法、盗窃盗掘和火灾等文物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低级别文物博物馆单位保护管理基础薄弱。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牢牢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旅游开发、经济发展的关系，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把考古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仅严格保护文物本体，还要严格保护与文物相伴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不仅着眼于当代科学保护，更要努力将文物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完完整整、原汁原味留传给子孙后代。
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古今交融。如今，让文物活起来已经成为文博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文物资源活化利用的广阔蓝海已然开启，文博创意创新创造的时代航船扬帆启程。然而，这些与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相比、与文物资源所蕴含的巨大潜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社会功能发挥不足、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力度不足、考古研究成果传播不足、让文物“活”起来政策供给不足。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历史与当代、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既要在城乡建设中坚守文明之重，又要在时代发展中开创文化之新，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古老文物在新时代再展新颜、焕发新生;特别要加强文物价值研究，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时代新义与当代价值，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更好发挥文物资源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作用。 坚持人民共享，强化融合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先人劳动智慧的结晶。文物保护利用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力量，保护发展成果要充分让人民群众共享。文物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2019年有12.27亿人次走进博物馆，今年抗疫期间共计2000余项博物馆“云展览”吸引50多亿人次观览，文物保护成为革命老区的振兴引擎、美丽乡村的转型驱动、现代都市的发展名片，“文博文创热”成为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新增长点。但文物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范围领域仍有局限，距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期待仍有差距。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强化考古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公众普及;广泛搭建文物领域跨界合作平台，促进“文物 教育”“文物 科技”“文物 创意”“文物 旅游”，赋能高质量发展;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吸引更多人加入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的行列，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感、认同感、获得感。
堅持美美与共，强化交流互鉴。如今，文物已然成为最重要的标识符号，连接古代中国的历史积淀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繁荣，联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与瑰丽多姿的世界多元文明，搭建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话桥梁。但文物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品牌不多、渠道有限、统筹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急需实现从“拼数量”到“拼影响力”的转变。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秉持开放的全球视野，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定力，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开展交流合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阐发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文明大国形象;积极参与文化遗产领域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推动文物返还等国际规则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演进，共同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坚持双轮驱动，强化固本培元。文物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提取释放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信息、永续保存文脉基因，科学技术是关键，专业人才是前提。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利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取得重要进展，文物机构队伍建设持续发展。但是，整体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与实际需求仍不适应，文物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基础平台等尚属空白;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十分薄弱，尤其是考古队伍和力量明显不足。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加强文物领域基础科学研究、拓展前沿科技应用、汇聚各方专业力量，打造一批文物保护研究和传承利用高地，用现代科技手段为珍贵脆弱的文物资源延年益寿;必须大力推动构建与文物资源、考古任务相匹配的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确保机构人员到位、专业队伍稳定并得到加强。
奋力开创新时代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等重大历史问题，深入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探索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理念体系。加强考古资源调查、统筹规划、政策供给，加快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建设。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组织跨学科、多领域协同研究和联合攻关，以最新考古和史学研究成果充实陈列展览、完善历史教材。加强学科建设，不断健全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综合施策培育壮大考古队伍，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构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机制，研究制定配套制度和试点政策;编制《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完善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等基本建设考古制度。落实《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重点实施濒危馆藏文物抢救计划，做好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加快实施文物平安工程，特别是对偏远地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深化国家文物督察制度试点，坚决打赢文物安全防范攻坚战。
提升让文物“活”起来水平。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发挥博物馆的历史研究、社会教育、文化传播、公共服务功能。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全媒体展示传播，依托文物资源推介一批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推进文物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融贯旅游线路、融置线上云端，推进“互联网 中华文明”。支持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广。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务实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推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
强化文物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传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创建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专业研究机构和基层文物保护机构队伍建设，确保在机构改革中文物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弘扬践行“莫高精神”，坚定信心、奋力拼搏，无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