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过得好快。”任建宇说。
　　在2011年，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指他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处以两年劳动教养，当时他的公务员身份尚处于公示期。而在今年的11月19日，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撤销了对他的劳教决定，就这样，任建宇恢复了自由。
　　在随后的11月20日，重庆三中院驳回了他起诉劳教委“违法”的请求。
　　他对上诉结果的预期看得很淡：“我已失去太多，也不在乎再失去什么。对上诉，我有心理准备，我把程序走完，如果还是不行，至少证明这套制度无用。”
　　即便如此，这个月对任建宇来说，算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一家团圆，爱情美满，三代同堂，在中央电视台等一众记者的簇拥下，任建宇“衣锦还乡”，一扫颓气。任建宇的爷爷原来觉得自己的孙子是“劳改犯”，不好意思见人，现在大大方方接受采访。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的腰板也挺得更直了。
　　“我爸现在是‘法院’两字不离口，动不动就说去法院告那些曾经想抓他的人。我反问，你告他们什么？”任建宇说。
　　过去的两年，他的父亲可是一直很紧张、胆怯的。
　　对于女友，他充满了感激，有忧伤的、甜蜜的回忆。“你看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一个男人进去了，他和她女友写信提出分手，因为不想连累人家。我也写过，第一封信就是这么说的。我女朋友说，要是我有什么事，你会这样吗？”
　　11月底那幾天，任建宇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北京的各项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 他在网易、新浪等网站做了访谈，拒绝了一些外媒的约见。
　　在《财经》杂志主办的“煮酒夜话”会场，他应邀出席，讲述了自己在劳教所的感受。这是他“最不可思议的经历”：“十几天前，我还在劳教所收看《新闻联播》，现在我就在这里旁听中国最有名的律师、学者谈中国法制。”
　　知名律师浦志强代理了任建宇的案件，他不要律师费，还送给任建宇一部手机，资助了他3000元钱。央视主持人柴静给任建宇签名：“建宇，珍重。柴静。”
　　日子过得飞快，“对我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在劳教所的时候，可是度日如年，那时每过一天，我都看作是离自由近了一天。”
　　劫后余生，阴影未完全散去。在北京，他住在酒店里，“一进门看见有警察在办事，我就退回去了。我知道他们在正常办事，但是还是有些阴影。”
　　他每天不但看新闻，也看旧闻，恶补他曾错过的资讯。“回望过去，这是我失去的一年的历史，我想了解完。”他是一个重庆人，在过去的一年，这座城市的变化可真大。
　　自从恢复自由以后，他成了媒体聚焦的对象；在劳教制度的改革乃至存废的讨论中，他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符号，被看做一个“代言”。
　　“我以前一直被骗，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现在就是要自己争取。”任建宇说，“所以，我不希望成为一种代言，不希望被拔高。 我害怕热度，害怕自己会飘，我要沉下去。”
　　“还能不能潜上来？”《南都周刊》记者问。
　　“不知道。”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