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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完备编年史《左传》中，作者就明确提出史学著作的目的有两个：“上之人能使昭明”和“惩恶劝善”，即“经世致用”。到了后来“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当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陷程度，在不同学派间又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