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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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老师走了,我竟有点释然,看到群里提及先生最后几天痛得说不出话,私心认为这样也好。人活七十古来稀,杨老师活到八十有一,也算高寿。人,平静坦然地接受死神邀请,也算前世修来的福报,这是喜丧,我不哭。可是,当晚我辗转反侧,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不禁放声大哭。
  说实话,我读硕士报的导师并非杨老师,转投杨门只是为了能够上学。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见到杨老师,不免忐忑,心有惴惴。那是1993年,北大拆了南墙,商品经济也可以姓社了,在研一楼的一个教室,杨老师教授的婚姻法对于急吼吼下海经商发财的人是无用之学,他的课堂显得有点落寞,教室里坐着的就是93级他名下的两个学生:我和王小丽。
杨大文(1933-2014),江苏常州人,法学家,中国婚姻家庭法奠基人

  老头漠然对着两个人的大教室说:“没别人,我们就不照本宣科了,随便聊聊,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傻乎乎问了一堆如何考试的问题,老头不以为然。看似不经意地,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个女研究生,和男朋友发生关系了,后来两人不好了要分手,问我怎么办?我问发生关系时你满十八了吗?你是学民商法的,知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含义吧。”说完老头笑着望着我们,少不更事的我心想:“这老头够八卦啊。”如今想来,这是多么好的一节关于两性关系的课啊,杨老师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善意地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自主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男欢女爱,并不意味着责任的转移。自由的选择,前提是独立的责任,娜拉出走之后,钱,还是要紧的。
  至此踏入杨门,杨老师不怎么做要求,但他带我参加做课题,一句“这是我硕士生,有什么活儿给她做”,算是把我带进了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圈。跟老师熟了,多次申请到老师家中探望,他拒之。挣到第一笔稿费,兴奋得不行,骑着自行车直奔铁狮子胡同,到了大门口,拨通电话:“杨老师,我挣钱了,到您家看看您。”“不用,不用,”老师严辞拒绝。“可我已在铁狮子边呢,”老师只得应允。通过此种小孩耍赖的方式第一次进到了杨老师的家中。
  老师一家住的房子真小啊!酷爱整洁的老师可能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窘困的生活环境,刚进屋坐下,还未放下书包,他就说:“刚好有位朋友要来,你随我到院子门口去接接他吧。”不太情愿地跟随老师出门,他给我讲起了铁狮子胡同的历史,从段祺瑞执政府到日本侵华期间岗村宁次的司令部乃至文革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娓娓道来。到了门口,挥手告别,这是我第一次去杨老师家。我跟随杨老师读硕士博士6年,去过杨老师家中两次,每次在他家中呆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毕业工作以后去老师家中次数反而多些。每次去看老师,总是师母滔滔不绝,他在一边抽烟微笑不语。10月23日,老师过世前10天,趁中午午休时间与马雅清一起看望他。去时老师刚好从洗手间出来,他身体虚弱了不少,需要人搀扶着才能慢慢躺下。他闭着眼说:“对不起,容我整理下,喘口气。”接着他用眼示意杨星大姐,大姐说:“知道了,柜子里的书。”大姐从柜子里拿出一本《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法学卷),杨老师指着书说:“第416页。”翻到此处,哦,是法学家“杨大文”的辞条。此时,他睁开眼,声若洪钟:“我现在想明白了,人最重要的是健康。”我和马雅清都乐了,异口同声地说:“您现在才想明白啊。”他不接我们的话茬,自顾自说:“我这辈子不后悔,没有当官,曾经有过机会。我是九届十届人大的专家委员,跟着领导下去,也曾风光,按级论座次,官本位。学校亦如此,教育部一纸令下,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能带博士,于是很多不用读博士的人也来读博士?”怕老师太累,我们转向杨星大姐闲话家常,心疼其日夜操劳,叹息独生子女政策下老人的养老问题,这时老师发话了:“遗憾的是计生政策,人均生育率二胎较好,当时政策太左,顶得不够啊。”我们附和,老师突然笑着说:“我很欣慰啊,我带的硕士博士差不多有一百,还没有出事的。”我们一愣,“不出事,您这已是很高的标准了。”
  那天老师心情不错,谈兴很浓,怕他劳累,告退,我递给他一信封:“来得匆忙,您自己想吃什么买什么吧。”他推辞,还带点生气,“我的学生竟然给我送钱。”“放心吧,杨老师,这是干净的钱,您踏实收下这片心意。”马雅清劝慰道。告辞,心想老头状况不错,吉人自有天相,这一次他亦能平安回家。未曾想竟成永别,阴阳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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