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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之前，我把手表留在了家里。有些旅行的作用正是在于打乱日常生活、击碎时间。
我以为波兰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地，它在欧洲大陆的偏远角落，在罗马与拜占庭之间，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昔日强光的照耀下，在至今浓雾未散的铁幕中。16、17世纪，波兰一度与立陶宛建立联邦，成为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并未成就什么霸业。中欧总被认为是一个“创造的西部”和“模仿的东部”之间粗糙的平均值。有学者说，中欧是不存在中心的，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中欧的内核是想象性的，以一种“离心的方式”缓慢地运行。
在我所见到的波兰人身上——和我去过的其他中欧国家一样——大概就有这样一种离心的距离，一种对他人的警觉、对暂时来往的人的冷漠，不至于令人不悦，只是匆忙。他们更愿意专注于例行的习惯——公文包、宠物、随身的书、酒吧里的酒精、公交站里无聊的空气。这种自顾不暇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指向了20世纪的黑暗历史，以及此前所有经过波兰的抢掠、屠杀、战争和大国政治的阴谋。
华沙皇宫
波兰人有一句经典的自嘲，“嘿，事情还没有那么糟。”或者，用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awa Szymborska）的话来说，“我们继承希望——领受遗忘的天赋。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废墟中生养子女。”诗人的语言，为所有来到波兰的客人做出了提醒。
在华沙（Warsaw），最先向我们张开怀抱的是城里的乌鸦。这些黑色的鸟在山毛榉的枯枝败叶中跳跃，在迷蒙的天色里飞翔，完全抢走了鸽子、喜鹊这些“善类”的风头。据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的讲法，“每一只乌鸦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树枝并将它视作自己的地盘。”而栖息在华沙的这一群沾染了几分凉意，成了中欧之冬的主人。
舒尔茨就生活在二战时期的波兰，是作家、画家，也是犹太人。因为得到一位颇通艺术的盖世太保军官的保护，躲在军官幼子的卧室里创作壁画，得以维持生计。一年后，另一位盖世太保枪杀了他，因为这位军官曾经庇护的一位犹太牙医死在舒尔茨的庇护者手里。这像一个游戏，“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也干掉你的。”
纳粹把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华沙的百余万人口在二战中死亡过半。希特勒的计划是，战争过后，这里将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一座火车站供人往来。他在战前就扬言要侵占波兰，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提前着手对华沙进行了全面测绘，为日后重建留下了大量照片、图纸。战后，他们顶住苏联当局的压力，坚持按原样重建华沙，尤其在古城，有些细节部位若缺少参照，宁可留出空白，待日后补齐，也不贸然改动。华沙居民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捐款和义务劳动。
与古老欧洲的许多城市相比，华沙虽是新城（现在的城市主体多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但每走几步就会路过一个旧物。有时是一座老教堂，有时只是搭一根线在马路上方，以示这里曾有一座桥。更多的是几根柱子、几块地砖、半扇门廊，以及各种建筑表皮上密集的弹孔。好像这座重生的城市并不追求焕然一新。在华沙不断遇到的乌鸦，一再加强着我的这种印象——斑驳的杂色、衰败的青与黄。倒是那些爬山虎疯长如火，成了昔日战火的替代品，至今试图点燃墙壁。
一些奇怪的现代建筑试验穿插其间，比如一座号称世界最窄的房子，夹在两座楼之间，仅有1.5米宽，那里现在是以色列作家艾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的住所。
重建工作到今天仍在继续。城市的近郊，用战后清理出的废墟堆积成一座座“假山”，电线杆歪斜着，极不自然地绵延起伏，自成一条骇人的天际线。城区里保留了大片空地，看起来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样拥挤，其实也是战争后遗症，这些土地现在产权不明，许多案子堆积在法庭。当我们走进一些教堂，导游会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新刷的油漆。若早几个月来，便看不到那尊金色的天使，再几个月之前，那幅耶稣画像也还没有挂上。
除了这些“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城市机能的安排也充满了讽刺。波兰国防部的对面就是俄罗斯大使馆，占地面积惊人；号称养了150只松鼠的肖邦公园里，有一条“中国大道”，是与中国五矿的合作项目。导游说，二战后的老华沙，没变的只有三样：土地，天主教，共产主义。
城中心最显赫的建筑物是科学文化宫——斯大林留给波兰的礼物，当时的华沙人显然不能拒绝。不过现在，到底是拆除还是保留这个庞然大物，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时代留下的不祥之物；另一种意见则说，留着无妨，且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多数历经二战洗劫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自觉，袒露一些历史的伤痕，揪住时间。可是没有谁会永久地停在过去，尤其是在新的千年，“见风使舵”好像并不是一个坏词。
位于戴高乐广场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9年之后改成了股票交易所，如今楼下卖的是万宝路和法拉利。科学文化宫的周围也是写字楼林立，正对面就是著名的瑞典服装品牌H
我以为波兰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地，它在欧洲大陆的偏远角落，在罗马与拜占庭之间，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昔日强光的照耀下，在至今浓雾未散的铁幕中。16、17世纪，波兰一度与立陶宛建立联邦，成为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并未成就什么霸业。中欧总被认为是一个“创造的西部”和“模仿的东部”之间粗糙的平均值。有学者说，中欧是不存在中心的，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中欧的内核是想象性的，以一种“离心的方式”缓慢地运行。
在我所见到的波兰人身上——和我去过的其他中欧国家一样——大概就有这样一种离心的距离，一种对他人的警觉、对暂时来往的人的冷漠，不至于令人不悦，只是匆忙。他们更愿意专注于例行的习惯——公文包、宠物、随身的书、酒吧里的酒精、公交站里无聊的空气。这种自顾不暇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指向了20世纪的黑暗历史，以及此前所有经过波兰的抢掠、屠杀、战争和大国政治的阴谋。
波兰人有一句经典的自嘲，“嘿，事情还没有那么糟。”或者，用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awa Szymborska）的话来说，“我们继承希望——领受遗忘的天赋。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废墟中生养子女。”诗人的语言，为所有来到波兰的客人做出了提醒。
乌鸦
在华沙（Warsaw），最先向我们张开怀抱的是城里的乌鸦。这些黑色的鸟在山毛榉的枯枝败叶中跳跃，在迷蒙的天色里飞翔，完全抢走了鸽子、喜鹊这些“善类”的风头。据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的讲法，“每一只乌鸦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树枝并将它视作自己的地盘。”而栖息在华沙的这一群沾染了几分凉意，成了中欧之冬的主人。
舒尔茨就生活在二战时期的波兰，是作家、画家，也是犹太人。因为得到一位颇通艺术的盖世太保军官的保护，躲在军官幼子的卧室里创作壁画，得以维持生计。一年后，另一位盖世太保枪杀了他，因为这位军官曾经庇护的一位犹太牙医死在舒尔茨的庇护者手里。这像一个游戏，“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也干掉你的。”
纳粹把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华沙的百余万人口在二战中死亡过半。希特勒的计划是，战争过后，这里将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一座火车站供人往来。他在战前就扬言要侵占波兰，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提前着手对华沙进行了全面测绘，为日后重建留下了大量照片、图纸。战后，他们顶住苏联当局的压力，坚持按原样重建华沙，尤其在古城，有些细节部位若缺少参照，宁可留出空白，待日后补齐，也不贸然改动。华沙居民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捐款和义务劳动。
与古老欧洲的许多城市相比，华沙虽是新城（现在的城市主体多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但每走几步就会路过一个旧物。有时是一座老教堂，有时只是搭一根线在马路上方，以示这里曾有一座桥。更多的是几根柱子、几块地砖、半扇门廊，以及各种建筑表皮上密集的弹孔。好像这座重生的城市并不追求焕然一新。在华沙不断遇到的乌鸦，一再加强着我的这种印象——斑驳的杂色、衰败的青与黄。倒是那些爬山虎疯长如火，成了昔日战火的替代品，至今试图点燃墙壁。
一些奇怪的现代建筑试验穿插其间，比如一座号称世界最窄的房子，夹在两座楼之间，仅有1.5米宽，那里现在是以色列作家艾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的住所。
重建工作到今天仍在继续。城市的近郊，用战后清理出的废墟堆积成一座座“假山”，电线杆歪斜着，极不自然地绵延起伏，自成一条骇人的天际线。城区里保留了大片空地，看起来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样拥挤，其实也是战争后遗症，这些土地现在产权不明，许多案子堆积在法庭。当我们走进一些教堂，导游会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新刷的油漆。若早几个月来，便看不到那尊金色的天使，再几个月之前，那幅耶稣画像也还没有挂上。
除了这些“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城市机能的安排也充满了讽刺。波兰国防部的对面就是俄罗斯大使馆，占地面积惊人；号称养了150只松鼠的肖邦公园里，有一条“中国大道”，是与中国五矿的合作项目。导游说，二战后的老华沙，没变的只有三样：土地，天主教，共产主义。
城中心最显赫的建筑物是科学文化宫——斯大林留给波兰的礼物，当时的华沙人显然不能拒绝。不过现在，到底是拆除还是保留这个庞然大物，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时代留下的不祥之物；另一种意见则说，留着无妨，且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多数历经二战洗劫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自觉，袒露一些历史的伤痕，揪住时间。可是没有谁会永久地停在过去，尤其是在新的千年，“见风使舵”好像并不是一个坏词。
位于戴高乐广场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9年之后改成了股票交易所，如今楼下卖的是万宝路和法拉利。科学文化宫的周围也是写字楼林立，正对面就是著名的瑞典服装品牌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