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批评家鲍昆说，王福春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火车空间为主题进行大规模记录反映的摄影师，他的火车生活摄影在世界摄影史上没有前例，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但记录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独特的火车文化生活，让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永远记住了自己的生命过程，也让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看到了非常有特色的中国文化。”
　　2021年3月13日，拍“火车上的中国人”的王福春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鲍昆得知消息后在社交平台悼念这位结识近20年的老友：“快乐的绿皮火车载着你在天国遨游，车上的孩子会看到一位举着相机的爷爷微笑着给他们拍照，那就是你。祝你永远快乐。”
　　黄庆军最后一次见到师父王福春是在3月6日。他躺在病床上，人已相当瘦弱。黄庆军从病房推着他去做检查。自从去年10月癌症手术后，突如其来的脑梗后遗症让他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王福春用手比划着要纸和笔，写下两个字：谢谢。

在车上就是一家人

　　王福春1943年出生于黑龙江绥化，小时候家就在铁路边上，“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后来就读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后成为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宣传干事，有机会接触相机，他发现火车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本来只是无意识地顺手拍，慢慢地，他发现这是自己喜欢的专题。
　　此后，他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一年最多的时候坐过150多次火车，几乎把全国的铁路线都跑遍了。有时候在北方上车，外面大雪纷飞，一觉醒来到了南方，又是一片春暖花开的景象。
　　四十多年来，他拍摄过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也有人的变化。
　　绿皮火车时代，运行时间长，空间小，乘客的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彼此之间的身体和情感也格外亲密。“那时候四面八方的乘客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常常有烟同抽、有酒同喝。”王福春形容他们是“下车了各奔东西，在车上就是一家人”。那时的火车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小社会，王福春记录下的是这个“狭小空间里，中国人独特的生存之道”。

　　如今高铁发展迅速，车速快、车次也多，没有了过去拥挤不适的感觉，车厢环境好了，但王福春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远——座位相邻的人基本不交流了，全都低头看手机。而且乘客更加注重肖像权和隐私权。
　　2015年，王福春在高铁上拍摄一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被孩子父亲当成坏人，一把掐住脖子，打得晕头转向。这些年为了拍火车，他被打过、虚脱过、骨折过。还曾为了找适合的拍摄机位，掉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所幸被及时救出。他感慨道，“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和心血，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情怀。”
　　王福春说，我家里不趁别的东西，就趁底片。黄庆军回忆，师父家里的家具二十多年没换过了，但多年积累的二十多万张胶卷底片被一张张放置在无酸底片袋里，保存完好，那是他最珍爱的东西。

难得的“本分”

　　鲍昆在2003年的平遥摄影节上第一次见到王福春，那时他已经因为《火车上的中国人》名声大振，却异常低调。“福春让我特别尊重的就是他的本分——不走江湖，也从不带有目的性地经营社会关系，这点非常难得。在热热闹闹的饭局上，几乎见不到他，但他人缘还特别好，”鲍昆记得，王福春那个时期每年在平遥摄影节上有作品展出，大家都去捧场，他就守在自己的展场，招呼来宾，自己亲自导览，那是他“最热闹”的时刻。

　　后来鲍昆给王福春策划过一个展览，他一直心怀感激，坚持要送照片，鲍昆就挑了两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王福春亲自在暗房冲洗出来，签上名，送到鲍昆家，这两幅照片至今挂在走廊显眼的位置，鲍昆每天都可以看到。
　　一张是1997年在北京到哈尔滨的列车上拍摄的一个叼着烟的女人，有點驼背，站在车窗前，王福春在后面抓拍时她一回眸。鲍昆觉得她像自己多年感受理解的东北女性，而且还有点民国时期女性形象的味道，令人无限遐想。另一张是1996年在广州到成都的车厢里拍摄的，一对情侣共盖着一个毯子，相互对视。鲍昆认为那一瞬间抓得太真实了。对摄影来说，这就是魔力的瞬间。
　　“福春的作品最吸引我的就是有内涵，有味道。他拍的是人不是事，因为涉及到人，与之相伴的文化、性格、生命感这些复杂的东西就会流露出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构图、动作能概括的。”鲍昆说。
　　对于王福春后来创作的《东北人》、《地铁里的中国人》等作品，鲍昆持保留态度，“福春有时对题材的判断不是很敏锐，这或许跟他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有局限有关。这里面有大环境的因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不过他在他的条件下，已经是做到最好了，我们也不能对此求全责备，每个人都有局限。” 　　王福春曾经用大画幅拍过东北人肖像，并在照片上写上毛笔字。鲍昆就此特别严肃地向他提出过异议，认为这是“不入流的手法”和对中国元素的堆砌，根本行不通。后来王福春没有继续这个风格。“得知福春去世的消息，我最痛心的是没有找机会跟他好好沟通，帮他把后期的作品理顺。他拍的东北其实是闯关东200年历史的缩影，是很重要的题材，”鲍昆至今留有遗憾。

把镜头对准人

　　黄庆军在第一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与王福春结识。那是1992年，摄影异常火爆的年代。他被王福春的作品感染了，尤记得一组矿工的照片中对眼神的刻画。很快他就拜王福春为师，学习摄影。
　　当时交通还不发达，黄庆军每个月坐火车从大庆到哈尔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王福春过目指点。来不及当天往返，他就住在师父家，师徒同睡一张床，也经常能品尝到师母的手艺。
　　当时黄庆军刚接触摄影不久，还羞于在街头拍摄陌生人。王福春一再强调，“要把镜头对准人，照片才能有力量。”
　　“关注人”的理念直接影响到黄庆军后来的创作，比如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家当》系列——用16年的时间为102户中国家庭拍摄特殊的“全家福”，每户人家被要求将家当全部搬到家门口的空地上，与自己的家产合影。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高度赞誉这组作品，称它“为观看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作为老师，王福春全力支持学生的创作，他把自己的8*10大画幅相机借给黄庆军用了五年。因为大画幅操作更复杂、成本也高，黄庆军在拍摄时放慢了速度，也更加注重细节，这使得《家当》系列后期的作品更具质感。

作品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突显出来

　　无锡电工钱海峰是一名旅行和摄影爱好者，经常带着相机去各地旅行。为了省钱，他就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2008年，他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火车上的中国人》，被一幅幅既有时代感又真诚的画面深深打动，这让他有了明确的拍摄主题，“打算像王老师那样去记录。”
　　2015年，钱海峰的作品《绿皮火车》获得连州摄影节刺点大奖后，引起热议。人们将钱海峰和王福春的作品对比，认为他作为摄影爱好者，对构图和光线的把控不足，拍得过于随意，是业余水平。
　　这些争议让钱海峰感到茫然，直到有机会跟王福春进行了一次线上对谈，王福春对他说：“我觉得你拍得很好。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我80年代的那些作品更有意义，等四十年后再看《绿皮火车》也会是一样的感叹。作品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突显出来。尽管我们拍摄的人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情感的表达都是相通的。你找你觉得值得的去拍，去记录，这已经很好了，不用在乎别人的议论。”
　　前辈的鼓励给了钱海峰继續拍下去的勇气。他一直坚持拍摄，疫情期间还坐了很多趟火车。因为收入不高，他买不起高铁票。他说自己这些年坐的是最便宜的火车，看的是最“便宜”的人，见的是最“便宜”的事，把中国最“便宜”的一面记录了下来。
　　如果说王福春的镜头记录了改革开放后，人民向着富裕和幸福出发，社会一片朝气蓬勃、其乐融融的景象，那么钱海峰则见证了高铁贯通后，在铁路上出现的阶层分化，票价分化了高铁和绿皮火车。

还有多少底片沉睡着

　　钱海峰目前还是一名电工，从获奖到现在，摄影没有改变他的经济状况，或许更出名了，但没有带来实际的收入。
　　据黄庆军介绍，王福春晚年的收入主要靠退休金、演讲的费用、书和画册的版权费，他不是很热衷于卖照片。
　　策展人、映画廊艺术总监、王福春的好友那日松曾见过他手工放大的24英寸黑白银盐照片，“非常精致和震撼”，并且带有签名和限量版数，但没有在市场销售。
　　去年映画廊举办的线上拍卖，那日松拿出了一张画廊收藏的王福春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上拍。最终被一位长春的藏家朋友以14000元的价格拍走。那日松在钦佩这位藏家的眼光的同时，也遗憾不能再拥有这件经典的作品。
　　相识多年，那日松认为，“王老师应该不太在乎作品销售的事，他的欲望不高，感觉永远都是快乐的，对生活和朋友充满了感恩和爱护。”
　　那日松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王福春去世，我看到不仅仅是摄影界，在全社会也引起了很多反响，甚至上了‘热搜’。这说明摄影本身的纪实功能、所体现出的巨大社会意义，还是被公众认可的。从摄影收藏的角度讲，王福春的照片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被公认是‘摄影史上无法绕过的’。如果在国外，王福春这样的摄影家的作品一定早就由专业的摄影博物馆收藏和研究了……但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级的专业摄影博物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摄影文化的价值在中国还是被低估的。”
　　但同时，那日松又认为王福春是幸运的，至少他的作品价值已经被市场认可。他疑惑的是，“中国还有多少像王福春这样的摄影家，还有多少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作品，仍然躺在底片堆里沉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