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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个体的社会身份，马克思主义主要运用“阶级”的分析范畴来阐释，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斯圖亚特·霍尔探讨了“文化身份”的两种不同立场。而个体的社会身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多维身份，需要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性别、性取向等多纬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身份；文化研究；文化身份；多维社会身份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12-05
每一个个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需要了解其角色，确定其位置，这正是个体的社会身份问题，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
对于个体的社会身份，马克思主义主要运用“阶级”的分析范畴来阐释，提出经济阶级的概念，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拥有一个阶级身份；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①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探讨了个体的文化身份。其著名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探讨了“文化身份”的两种不同立场。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与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探讨的差异性何在？在日益深入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能否以文化身份取代阶级身份？还是文化身份本就是阶级身份的题中应有之义，阶级身份的阐释本已涵盖了文化身份的探讨？或是文化身份的探究成为了阶级身份认定的现当代有益补充？本文意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与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的阐释作比较性分析，从而探析个体社会身份建构的维度。
一、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的不同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界定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身份的探讨在列宁于1919年所著《伟大的创举》中得到了凝炼的概括：“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11其中所言劳动占有关系，即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也就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同，因此导致各自获得社会财富的多少以及支配的方式也就不同，这就是阶级的划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同时，阶级还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它将不会永远存在。正如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谈到自己在阶级学说方面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在他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做过阐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层面对于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106
总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其关于阶级的学说在当代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阶级分析方法为科学地分析社会个体的阶级身份提供了理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去观察和把握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分析各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
（二）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立场
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出，关于“文化身份”有两种不同的立场，虽然霍尔特别说明自己出生于牙买加的身份，据此强调“我们所说的话总是‘在语境中’，是被定位的。”“所有话语都是‘被给定的’”，但是，他更强调，“心灵自有其道理。”[3]213也就是说，霍尔关于“文化身份”的展开对话、探讨仍然具有其一般的意义。
霍尔认为，第一种关于文化身份的探讨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化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3]213即关于文化身份的第一种立场在于，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因而形成一个具有较稳定意义框架的共同民族。
而关于“文化身份”还有第二种立场，它不同于具有较稳定意义框架的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的“文化身份”意味着不断地发生变化。它有源头、有历史，但不是永恒地固定某一特定过去的抽象的存在。霍尔指出，“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3]213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任何个体的文化身份都不是与生俱来、固定、一成不变的。文化身份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身份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恢复，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不同叙事决定了对于身份的不同认识和界定。“……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3]213文化身份就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不断地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选定的位置，选定的不同位置就是我们不同的身份，因此，文化身份就在这不断地、不同的选择与选定中被规定、被暂时固定，并被超越。
总之，文化身份不仅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是一种共有的文化表征；文化身份还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为自己选定和超越的不同位置。
二、对于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阐释的解析
（一）对于阶级身份阐释的质疑与剖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身份的阐释不仅遭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质疑与剖析，而且得到了后殖民主义的部分探索性拓展。 首先，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群体内部对于女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阶级身份问题始终存有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还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给他们理解和认识女性受压迫的必要理论分析工具。
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弗格森（Ann Ferguson）指出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是用来剖析封建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借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则需要对于这一经济阶级概念进行解析，进一步探究阶级差异的衡量标准。因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差异问题的研究，弗格森提出了可以用四种不同的、历史发展着的阶级关系同时定义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它们是：种族阶级（race class）、性别阶级（sex class）、家庭阶级（family class）和个人经济阶级（individual economic class）。在弗格森看来，以上四种阶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概念有着区别。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其个人特有的经济阶级身份，典型的如全职家庭主妇。全职家庭主妇的经济阶级身份或者是由其丈夫在社会生产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或者由其父母亲构成的家庭在社会生产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就是说，不管怎样，无论她是否有个人的经济阶级，她都至少在家庭中拥有一个同生产有一定关系的位置，即拥有一个家庭阶级。因此，如果定义个人的经济阶级身份仅仅在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的位置，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维持其个人及其家人生存工资收入的成员就属于工人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占有别人劳动工作及成果的成员就属于资产阶级。然而，弗格森进一步指出，除了家庭关系、工作场所等需要考虑的因素外，人们还应该看到不同的种族和性别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的劳动、在家庭中的劳动以及在社区生活中的劳动产生的不同结果。比如少数族裔人群和女性，不管他们个体是黑人或是其他种族人员，还是他们的出身是中产阶级或是底层社会家庭，通常他们得到的都是低于白种人和男性工人的工资收入。因此，决定人们在社会中的个人身份与位置，需要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种族主义以及性别区分等共同作为社会统治的系统来综合考量。[4]348
到了后殖民主義这里，一些理论家无视或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如萨义德和巴巴“这两位批评家总的来说都对他们著作中或许应该的阶级问题视而不见。比如巴巴设想仿真（mimicry）和矛盾（ambivalence）的情感系统都同样地在对所有殖民属民起作用，但不考虑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5]216只有后殖民主义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她看到的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关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更多表现为跨越了国家的边界。而其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又进一步拓展了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到女性主义性别阶级的提出这些认识上的变迁。
由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背景，斯皮瓦克比较关注“贱民”“底层人”或称“属下”（subaltern）等非主流文化与政治群体。斯皮瓦克指出，由于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第三世界女性成为属下的属下、底层人的底层人。而底层人不能说话，底层人，尤其是作为“他者”的底层女性早已成为哑言的主体。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②的最后一部分，首先就明确提出：“底层人能说话吗？”[6]114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存在受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底层主体可以说话的空间，即“底层人不能说话 ”。[6]114因此，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女性要从“不能说话”的、被表达的客体变成拥有能够说话的权利、能够自我表达自己的主体，从而取得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与身份。
从斯皮瓦克开始，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内容。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女性建构为他者，即第三世界女性是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客体，没有言说自己的权利，只能作为主体建构的对象，从而受到双重的压制，以至于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而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则坚持差异性的原则，她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基于其立场、按照其价值评判标准在同质化着当代世界；同样，一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把第三世界女性视为个体无差别的统一群体，这也是一种同质化的倾向。而她们则结合种族和性别两种视角，重点探讨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问题[7]，即作为特殊群体的第三世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确认、身份建构的问题。
（二）对于文化身份立场的分析与拓展
在一些文化研究学者看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身份还是霍尔的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的第一种立场，可以说更多是基于一种同质化角度的宽泛立场。
以文化研究学者科内尔.韦斯特为代表，他在《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一文中指出，过分地倚重单一因素的分析，“以致忽视了种族主义的态度由于阶级、性别、性取向、民族、地区、肤色和年龄的不同而大不相同。”[3]155本质上是“同化道德论和同质群体论”。韦斯特所谓“同化道德论和同质群体论”本意是指黑人散居人口抵制白人优越论观念的抵抗与抗争，这种抵抗与抗争“在内容上是道德主义的，在性质上是群体生活的。”[3]154也就是说，黑人群体是单一的、同质的黑人群体，导致的是同质的、本质主义的黑人文化身份。因此，“祛魅对那些提倡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人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探讨模式。对帝国、种族灭绝、阶级、性别、自然、年龄、性取向、民族和地区进行的社会结构分析是认真对待历史（和女性历史）的批评实践的最理想跳板——尽管不是着陆点。祛魅试图追溯制度与其他相关的权力结构的复杂动力，以便揭示可选择的改造性实践。”[3]158简而言之，“祛魅”即抛弃对于黑人身份过于简单化的本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解，而更多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探讨异质化的、非本质主义的黑人社会身份。 由此，对于文化身份的解析表明，文化身份问题应该放到一种差异文化政治框架下探讨，这种差异文化政治注重复杂社会结构的分析，个体身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受到社会制度及其相关权力结构的影响，不断地选择、改造与建构。
三、差异政治：被建构的多维社会身份
（一）在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相结合中理解阶级身份
由上文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女性阶级身份的问题上首先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理解的实质，肯定了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认识有着合理性。
但是，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却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划分方法简单地运用于女性身上，因为不同的女性个体之间不仅有是否参加社会工作、参加的程度相异之分，而且还有其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家庭等差异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经济阶级一概而论。实际上，问题的根本在于，伴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由于阶级的形成和分化仍然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是经济现象，因此，阶级的划分只能用经济标准，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但还要认识到的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若把阶级的分化仅仅理解为是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现象去体认已是远远不够的。因之，要更好地把握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在掌握经济因素标准的同时，还有必要考虑到政治因素的介入。尤其在當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分层现象，社会矛盾也更多表现为阶级、种族、民族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纠葛在一起。同时，像中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关注其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变动，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因素作用，还要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政治权力运作导致的经济差距结果，从而导致社会区分出了不同的等级或群体。
（二）在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与差异中把握文化身份
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通过对加勒比黑人身份的阐释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身份的构成。霍尔指出，“‘黑人’本质上是在政治和文化上被建构的一个范畴”。[3]156
何谓“被建构”？霍尔分析到：“我们可以认为加勒比黑人的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必须依据这两个向量之间的对话关系来理解加勒比人的身份。一个给我们指出过去的根基和连续。另一个提醒我们，我们所共有的东西恰恰是严重断裂的经验：被拖入奴隶制、流放、殖民化、迁徙的民族大多来自非洲——而当那种供应结束时，这种断裂又由来自亚洲次大陆的契约劳工而临时补充进来。”然而，“在现代史上，令人难忘的断裂莫过于这些强行的从非洲的分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非洲已经被看作‘黑暗的大陆’。”总之，“差异在连续中、并伴随着连续持续存在。”[3]217总之，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一方面基于过去的历史根基释放出连续的信号，一方面断裂的经验又表征着差异，正是在这种连续与断裂、统一与差异中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被刻写。文化身份就是统一中表现出的差异、差异背后体现出的同一。就加勒比人而言，“共同的历史——奴隶制、流放、殖民化——都具有深远的构成性。因为这种历史使我们所有这些社会跨越差异而统一起来。”[3]218而所谓“差异”与“统一”又是基于不同的界限与差异点而不断地重新界定。加勒比人的“统一”与“相同”是针对“发达西方”而言的，“在与发达西方针锋相对这方面，我们大体是‘相同的’。我们都属于边缘民族、未发达民族、周边民族、‘他者’。”加勒比人的“差异”则体现在“牙买加人、海地人、古巴人、瓜德罗普人、巴巴多斯人等等，又都是针锋相对的。”[3]218因此，霍尔强调，拥有共同历史而统一在一起的加勒比人“并未构成一个共同的本原”，“差异的刻写也是明确而至关重要的。”[3]218也就是说，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一方面是指拥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符码的统一的民族表征，另一方面又是在统一民族表征中各具特色的、存在差异性的每一个个体加勒比人。
霍尔还借用了德里达“异延”③概念的解说进一步说明其文化身份“同一中的差异”的构成。“异延”“使词语向新的意义运动而不抹除其他意义的踪迹”[3]219即文化身份在不断地补充意义、附加意义，意义在不断地展开、重新定位，永不完结或完成。
（三）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的多维视域中构建社会身份
那么，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分析是否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所言是有些过时的分析工具？或是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剖析、补充与完善？还是如后殖民主义的萨义德和巴巴一样不再提它？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立场能否取代阶级身份分析？还是阶级身份的阐释本已涵盖了文化身份的探讨？或是文化身份的探究成为了阶级身份认定的现当代有益补充？抑或可以在更宽泛的视野中重新审视阶级身份分析与文化身份立场，在多维视域中再认识个体的社会身份？
本文的结论是：个体身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多维社会身份，需要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性别、性取向等多纬度进行探讨，甄别以阶级关系为基础，阶级与种族、民族、文化、地域、性别、性取向等多种社会关系的复杂交错关系，从而多视角、全方位地认识个体的社会身份。
首先，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有效，阶级身份的认识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正像德里克所指出的：“阶级关系在理解当前文化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全球的基础上换了一付模子罢了。”[8]145也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无论怎样质疑或是剖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但仍然首先肯定其作为经济与历史范畴的分析工具作用。
同时，考虑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等社会关系可以使得对于阶级关系的理解更彻底、更具体。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即把阶级关系作为分析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但是，当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指出其他社会关系，如种族关系、性别关系、文化关系也和阶级关系一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可以使人们看到阶级关系在更具体领域里的状况。由此出现了把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的女性主义和其当代形态社会性别研究，以及运用“民族/种族”的分析范畴来审视世界的文化权力结构和文化压制关系的后殖民主义，以及从共有文化和不断发展定位的差异文化中理解文化身份的文化研究立场。正如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考克斯教授指出的，“阶级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还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意义，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学范畴。”[9]53 总之，每一个个体由于其所属的阶级不同，拥有不同的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以及具有不同的性取向等因素，使其不仅具有共同的群体特征，如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特征等，而且具有其所属的特殊群体特征，如第三世界女性群体、黑人女同性恋群体等。每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都在阶级、种族、民族、性别、文化等不同要素和场域中不断地找寻、建构或确认其自我身份，因此拥有了阶级身份、种族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以及性别身份等，即每一个个体都在多维度的要素交织与张力中构建自己的差异政治身份；个体的社会身份就是不断地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建构的多维身份。
注 釋：
① 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72年发表了第一期《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从此拉开了文化研究的序幕。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学派”。（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② 另有翻译为《属下能说话吗》
③ “异延”differance是德里达自己造的一个词，又译作“延异”。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Ann Ferguson. Sex and Work： Women as a New Revolutionary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A].edited by Roger S. Gottlieb An Anthology of Western Marxism：from Lukacs and Gramsci to Socialist Feminism [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美）加.查.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A].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8]（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何秉盖，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李晓光，女，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身份；文化研究；文化身份；多维社会身份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12-05
每一个个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需要了解其角色，确定其位置，这正是个体的社会身份问题，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
对于个体的社会身份，马克思主义主要运用“阶级”的分析范畴来阐释，提出经济阶级的概念，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拥有一个阶级身份；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①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探讨了个体的文化身份。其著名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探讨了“文化身份”的两种不同立场。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与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探讨的差异性何在？在日益深入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能否以文化身份取代阶级身份？还是文化身份本就是阶级身份的题中应有之义，阶级身份的阐释本已涵盖了文化身份的探讨？或是文化身份的探究成为了阶级身份认定的现当代有益补充？本文意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与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的阐释作比较性分析，从而探析个体社会身份建构的维度。
一、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的不同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界定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身份的探讨在列宁于1919年所著《伟大的创举》中得到了凝炼的概括：“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11其中所言劳动占有关系，即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也就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同，因此导致各自获得社会财富的多少以及支配的方式也就不同，这就是阶级的划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同时，阶级还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它将不会永远存在。正如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谈到自己在阶级学说方面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在他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做过阐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层面对于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106
总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其关于阶级的学说在当代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阶级分析方法为科学地分析社会个体的阶级身份提供了理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去观察和把握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分析各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
（二）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立场
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出，关于“文化身份”有两种不同的立场，虽然霍尔特别说明自己出生于牙买加的身份，据此强调“我们所说的话总是‘在语境中’，是被定位的。”“所有话语都是‘被给定的’”，但是，他更强调，“心灵自有其道理。”[3]213也就是说，霍尔关于“文化身份”的展开对话、探讨仍然具有其一般的意义。
霍尔认为，第一种关于文化身份的探讨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化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3]213即关于文化身份的第一种立场在于，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因而形成一个具有较稳定意义框架的共同民族。
而关于“文化身份”还有第二种立场，它不同于具有较稳定意义框架的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的“文化身份”意味着不断地发生变化。它有源头、有历史，但不是永恒地固定某一特定过去的抽象的存在。霍尔指出，“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3]213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任何个体的文化身份都不是与生俱来、固定、一成不变的。文化身份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身份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恢复，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不同叙事决定了对于身份的不同认识和界定。“……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3]213文化身份就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不断地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选定的位置，选定的不同位置就是我们不同的身份，因此，文化身份就在这不断地、不同的选择与选定中被规定、被暂时固定，并被超越。
总之，文化身份不仅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是一种共有的文化表征；文化身份还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为自己选定和超越的不同位置。
二、对于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阐释的解析
（一）对于阶级身份阐释的质疑与剖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身份的阐释不仅遭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质疑与剖析，而且得到了后殖民主义的部分探索性拓展。 首先，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群体内部对于女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阶级身份问题始终存有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还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给他们理解和认识女性受压迫的必要理论分析工具。
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弗格森（Ann Ferguson）指出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是用来剖析封建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借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则需要对于这一经济阶级概念进行解析，进一步探究阶级差异的衡量标准。因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差异问题的研究，弗格森提出了可以用四种不同的、历史发展着的阶级关系同时定义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它们是：种族阶级（race class）、性别阶级（sex class）、家庭阶级（family class）和个人经济阶级（individual economic class）。在弗格森看来，以上四种阶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概念有着区别。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其个人特有的经济阶级身份，典型的如全职家庭主妇。全职家庭主妇的经济阶级身份或者是由其丈夫在社会生产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或者由其父母亲构成的家庭在社会生产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就是说，不管怎样，无论她是否有个人的经济阶级，她都至少在家庭中拥有一个同生产有一定关系的位置，即拥有一个家庭阶级。因此，如果定义个人的经济阶级身份仅仅在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的位置，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维持其个人及其家人生存工资收入的成员就属于工人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占有别人劳动工作及成果的成员就属于资产阶级。然而，弗格森进一步指出，除了家庭关系、工作场所等需要考虑的因素外，人们还应该看到不同的种族和性别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的劳动、在家庭中的劳动以及在社区生活中的劳动产生的不同结果。比如少数族裔人群和女性，不管他们个体是黑人或是其他种族人员，还是他们的出身是中产阶级或是底层社会家庭，通常他们得到的都是低于白种人和男性工人的工资收入。因此，决定人们在社会中的个人身份与位置，需要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种族主义以及性别区分等共同作为社会统治的系统来综合考量。[4]348
到了后殖民主義这里，一些理论家无视或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如萨义德和巴巴“这两位批评家总的来说都对他们著作中或许应该的阶级问题视而不见。比如巴巴设想仿真（mimicry）和矛盾（ambivalence）的情感系统都同样地在对所有殖民属民起作用，但不考虑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5]216只有后殖民主义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她看到的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关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更多表现为跨越了国家的边界。而其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又进一步拓展了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到女性主义性别阶级的提出这些认识上的变迁。
由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背景，斯皮瓦克比较关注“贱民”“底层人”或称“属下”（subaltern）等非主流文化与政治群体。斯皮瓦克指出，由于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第三世界女性成为属下的属下、底层人的底层人。而底层人不能说话，底层人，尤其是作为“他者”的底层女性早已成为哑言的主体。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②的最后一部分，首先就明确提出：“底层人能说话吗？”[6]114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存在受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底层主体可以说话的空间，即“底层人不能说话 ”。[6]114因此，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女性要从“不能说话”的、被表达的客体变成拥有能够说话的权利、能够自我表达自己的主体，从而取得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与身份。
从斯皮瓦克开始，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内容。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女性建构为他者，即第三世界女性是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客体，没有言说自己的权利，只能作为主体建构的对象，从而受到双重的压制，以至于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而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则坚持差异性的原则，她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基于其立场、按照其价值评判标准在同质化着当代世界；同样，一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把第三世界女性视为个体无差别的统一群体，这也是一种同质化的倾向。而她们则结合种族和性别两种视角，重点探讨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问题[7]，即作为特殊群体的第三世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确认、身份建构的问题。
（二）对于文化身份立场的分析与拓展
在一些文化研究学者看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身份还是霍尔的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的第一种立场，可以说更多是基于一种同质化角度的宽泛立场。
以文化研究学者科内尔.韦斯特为代表，他在《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一文中指出，过分地倚重单一因素的分析，“以致忽视了种族主义的态度由于阶级、性别、性取向、民族、地区、肤色和年龄的不同而大不相同。”[3]155本质上是“同化道德论和同质群体论”。韦斯特所谓“同化道德论和同质群体论”本意是指黑人散居人口抵制白人优越论观念的抵抗与抗争，这种抵抗与抗争“在内容上是道德主义的，在性质上是群体生活的。”[3]154也就是说，黑人群体是单一的、同质的黑人群体，导致的是同质的、本质主义的黑人文化身份。因此，“祛魅对那些提倡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人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探讨模式。对帝国、种族灭绝、阶级、性别、自然、年龄、性取向、民族和地区进行的社会结构分析是认真对待历史（和女性历史）的批评实践的最理想跳板——尽管不是着陆点。祛魅试图追溯制度与其他相关的权力结构的复杂动力，以便揭示可选择的改造性实践。”[3]158简而言之，“祛魅”即抛弃对于黑人身份过于简单化的本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解，而更多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探讨异质化的、非本质主义的黑人社会身份。 由此，对于文化身份的解析表明，文化身份问题应该放到一种差异文化政治框架下探讨，这种差异文化政治注重复杂社会结构的分析，个体身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受到社会制度及其相关权力结构的影响，不断地选择、改造与建构。
三、差异政治：被建构的多维社会身份
（一）在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相结合中理解阶级身份
由上文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女性阶级身份的问题上首先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理解的实质，肯定了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认识有着合理性。
但是，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却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划分方法简单地运用于女性身上，因为不同的女性个体之间不仅有是否参加社会工作、参加的程度相异之分，而且还有其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家庭等差异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经济阶级一概而论。实际上，问题的根本在于，伴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由于阶级的形成和分化仍然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是经济现象，因此，阶级的划分只能用经济标准，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但还要认识到的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若把阶级的分化仅仅理解为是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现象去体认已是远远不够的。因之，要更好地把握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在掌握经济因素标准的同时，还有必要考虑到政治因素的介入。尤其在當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分层现象，社会矛盾也更多表现为阶级、种族、民族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纠葛在一起。同时，像中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关注其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变动，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因素作用，还要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政治权力运作导致的经济差距结果，从而导致社会区分出了不同的等级或群体。
（二）在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与差异中把握文化身份
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通过对加勒比黑人身份的阐释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身份的构成。霍尔指出，“‘黑人’本质上是在政治和文化上被建构的一个范畴”。[3]156
何谓“被建构”？霍尔分析到：“我们可以认为加勒比黑人的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必须依据这两个向量之间的对话关系来理解加勒比人的身份。一个给我们指出过去的根基和连续。另一个提醒我们，我们所共有的东西恰恰是严重断裂的经验：被拖入奴隶制、流放、殖民化、迁徙的民族大多来自非洲——而当那种供应结束时，这种断裂又由来自亚洲次大陆的契约劳工而临时补充进来。”然而，“在现代史上，令人难忘的断裂莫过于这些强行的从非洲的分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非洲已经被看作‘黑暗的大陆’。”总之，“差异在连续中、并伴随着连续持续存在。”[3]217总之，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一方面基于过去的历史根基释放出连续的信号，一方面断裂的经验又表征着差异，正是在这种连续与断裂、统一与差异中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被刻写。文化身份就是统一中表现出的差异、差异背后体现出的同一。就加勒比人而言，“共同的历史——奴隶制、流放、殖民化——都具有深远的构成性。因为这种历史使我们所有这些社会跨越差异而统一起来。”[3]218而所谓“差异”与“统一”又是基于不同的界限与差异点而不断地重新界定。加勒比人的“统一”与“相同”是针对“发达西方”而言的，“在与发达西方针锋相对这方面，我们大体是‘相同的’。我们都属于边缘民族、未发达民族、周边民族、‘他者’。”加勒比人的“差异”则体现在“牙买加人、海地人、古巴人、瓜德罗普人、巴巴多斯人等等，又都是针锋相对的。”[3]218因此，霍尔强调，拥有共同历史而统一在一起的加勒比人“并未构成一个共同的本原”，“差异的刻写也是明确而至关重要的。”[3]218也就是说，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一方面是指拥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符码的统一的民族表征，另一方面又是在统一民族表征中各具特色的、存在差异性的每一个个体加勒比人。
霍尔还借用了德里达“异延”③概念的解说进一步说明其文化身份“同一中的差异”的构成。“异延”“使词语向新的意义运动而不抹除其他意义的踪迹”[3]219即文化身份在不断地补充意义、附加意义，意义在不断地展开、重新定位，永不完结或完成。
（三）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的多维视域中构建社会身份
那么，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身份分析是否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所言是有些过时的分析工具？或是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剖析、补充与完善？还是如后殖民主义的萨义德和巴巴一样不再提它？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立场能否取代阶级身份分析？还是阶级身份的阐释本已涵盖了文化身份的探讨？或是文化身份的探究成为了阶级身份认定的现当代有益补充？抑或可以在更宽泛的视野中重新审视阶级身份分析与文化身份立场，在多维视域中再认识个体的社会身份？
本文的结论是：个体身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多维社会身份，需要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性别、性取向等多纬度进行探讨，甄别以阶级关系为基础，阶级与种族、民族、文化、地域、性别、性取向等多种社会关系的复杂交错关系，从而多视角、全方位地认识个体的社会身份。
首先，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有效，阶级身份的认识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正像德里克所指出的：“阶级关系在理解当前文化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全球的基础上换了一付模子罢了。”[8]145也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无论怎样质疑或是剖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但仍然首先肯定其作为经济与历史范畴的分析工具作用。
同时，考虑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等社会关系可以使得对于阶级关系的理解更彻底、更具体。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即把阶级关系作为分析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但是，当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指出其他社会关系，如种族关系、性别关系、文化关系也和阶级关系一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可以使人们看到阶级关系在更具体领域里的状况。由此出现了把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的女性主义和其当代形态社会性别研究，以及运用“民族/种族”的分析范畴来审视世界的文化权力结构和文化压制关系的后殖民主义，以及从共有文化和不断发展定位的差异文化中理解文化身份的文化研究立场。正如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考克斯教授指出的，“阶级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还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意义，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学范畴。”[9]53 总之，每一个个体由于其所属的阶级不同，拥有不同的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以及具有不同的性取向等因素，使其不仅具有共同的群体特征，如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特征等，而且具有其所属的特殊群体特征，如第三世界女性群体、黑人女同性恋群体等。每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都在阶级、种族、民族、性别、文化等不同要素和场域中不断地找寻、建构或确认其自我身份，因此拥有了阶级身份、种族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以及性别身份等，即每一个个体都在多维度的要素交织与张力中构建自己的差异政治身份；个体的社会身份就是不断地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建构的多维身份。
注 釋：
① 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72年发表了第一期《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从此拉开了文化研究的序幕。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学派”。（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② 另有翻译为《属下能说话吗》
③ “异延”differance是德里达自己造的一个词，又译作“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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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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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光，女，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