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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嘻哈》热播之后，很多广告歌出现了Hiphop，没有参与节目的地下rapper也感受到市场巨大的变化。这种音乐的年轻受众里，90后、00后占了大部分，这些人日渐强大的消费能力被唱片公司捕捉，成了中国独立音乐继摇滚、民谣之后的又一个商业开发点。
时针指向零点，欢呼和尖叫溢出北京海淀区东源大厦地下负一层。
室内昏暗，屋顶的射灯转换着红色紫色和蓝色，快速地在艾福杰尼和黄旭身上来回闪烁。他们被严严实实地包围在台中央，把麦克风贴到嘴边，追着节奏抬起手臂摇晃身体。台下乌泱一片，看不清人脸，许多双手跟着挥舞到空中，他俩出现在一个又一个被举起的手机频幕里。
《中国有嘻哈》结束后的9月中旬，两位歌手参加了这场小巡演。
春天的时候，艾福杰尼和黄旭还在愁着下一场巡演能来多少人，《中国有嘻哈》节目正挨个来找全国有名的rapper，以现象级的播出效果作为诱惑发出邀请，许多rapper跟他俩一样，想了想曝光度，又想了想需要养活自己的经济来源，一股脑儿全来了。
三个月后，12期《中国有嘻哈》在9月初完结，总播放量高达26.9亿次。在爱奇艺9月21日发布的数据中，rapper们粉丝的增长量累计超过2085万次。Gai江湖气满身，PGone唱功稳定、高颜值又冷酷，话题点从节目开始一直延续到总决赛双冠军的结局。节目之后，两人的档期都已经满满当当排到10月中旬。之前调侃自己戏份太少的艾福杰尼跟他们一起进了前三强，赛前，他“想着粉丝上十万，巡演能来一千人就够了”，现在他微博粉丝已是112万。
如今很多广告歌里出现了Hiphop，没有参与节目的地下rapper也感受到市场巨大的变化，尽管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时的热度。不过，他们也意识到，这种音乐的年轻受众里，90后、00后占了大部分，这些人日渐强大的消费能力被唱片公司捕捉，成了中国独立音乐继摇滚、民谣之后的又一个商业开发点。
满屏的艺人都漂亮得千篇一律，圆融得过分，而rapper们古怪的个性是一种新鲜感，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是一种自由释放。这种音乐毕竟也年轻，它来自四十多年前纽约南部的布朗克斯，黑人街区里的牙买加移民Kool Herc掀起了它的热潮。它从城市边缘逐步成为主流的文化现象，甚至变成价值数十亿的全球性产业。它撞进中国社会已十多年，终于在今年夏天，让大量过去从不听嘻哈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它的出现吻合了当下商业和受众心理的某种需要。
工作人员打开包厢门通知上场时，艾福杰尼忽然想起金牙忘了戴，转身去包里掏。那是两排金灿灿的牙套，箍上后一张嘴，像是镶了满口金。在黑人说唱的MV里，这是一种炫富的标签。艾福杰尼小时候觉得这样明摆着炫富很酷，像是赚到了认可和尊重。现在，他又赋予了金牙新的内涵，“也有想表达的意思，句句金言。”
他在2013年给自己买来金牙，自认是国内第一批戴金牙的rapper。那一年，他上网看Iron Mic深圳站的地下battle比赛，跟他一样来自新疆的黄旭拿了冠军，他立马跑去微博上找到黄旭，表达自己的激动，“兄弟，牛逼！”后来两人在北京见面，磨合到了一起。
Iron Mic，全国性的地下说唱大赛，由美国底特律黑人Burton在中国创办，从2001年开始每年一届。艾福杰尼也参加过一次，在天津赛区进了前三。比赛的规则没有限制，就是自由地表达，主题和“攻击”对象都随意。选手一对一在台上轮流freestyle（即兴说唱），可以“攻击”对手、主持人、裁判，也可以“骂”大赛，最后依据观众呼声大小定胜负，全国总冠军是圈子里颇被认可的荣誉。
这样的形式在《中国有嘻哈》40进20的阶段中也有所展现，只不过主流节目的规则是有限制的，由被抽签到的选手选择对手来配对battle，然后两人同台合唱，让制作人选出晋级者。
不过，黄旭还是觉得地下更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其实，我只是来《中国有嘻哈》玩的，就是把我的作品拿来唱一下。”地上的节目，舞台大而辉煌，让黄旭有点不适应，不像地下的台子，几步之大，怎么把控都随意。
黄旭第一次被Iron Mic吸引，是2011年12月9日，在北京愚公移山Livehouse。黄旭从燕郊的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赶来，跟朋友一起挤进了第一排。决赛从夜里九点进行到凌晨两点，黄旭和600多个年轻人一起站了四小时，躁起来的现场让他裹在羽绒服里的衣服都湿透了。
台上是来自西安的Pact和红花会的丁飞，在这持续不断的时间里，两人不停地讲自己的思想、逻辑，辩驳对方。黄旭着迷于这样的即兴反应，回去闷头练了几个月，开始了这几年的battle征程。“那时候freestyle battle非常火。所有出道的rapper都要经过freestyle的历练，像来自街上有各自经历的年轻人在斗智斗勇的感觉。”
在规定时间内，根据对方攻击来的话去回击对方，还必须流畅、押韵又符合逻辑，这是说唱的一个基本功。那段时间，黄旭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明天得说什么词才能赢。刚开始要准备很多想说的点，积累丰富的词，让自己形成惯性思维。他常常在练习的时候，打开一段battle视频，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来对付，分析套路，然后自己再连续说上一小时。
挺进决赛的过程要历经八轮晋级赛，每轮会有一个对手，要对决90秒，也就是总共得说720秒不重复的词。他把这当做竞技运动，每次比赛前，需要提前两个月调整体能，每天八九点起床，健身、练习，凌晨1点前睡觉。但对比地上的节目，这样的地下battle反而让他觉得更放松，通常穿上白T恤、黑裤子，随便戴一顶棒球帽就去了，“我不是来耍帅的，观众的反应也很真实，都是未知的，你也不用顾忌什么或者迎合什么。”
8月31日，艾福杰尼在北京参加《中国有嘻哈》总决赛录制，进场时与大量迷妹握手。
40强选手辉子也是在这几年频繁在地下参赛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好多歌手把freestyle理解成比赛，都是为了赢去的，那会儿我们根本不是这种想法，你再厉害，现场都会有失误，那才是freestyle真正好玩儿的地方。在0.1秒里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韵脚，一出来让自己都惊了，哇，这是我想出来的词儿，玩儿的是这个。”
1993年出生在北京的辉子人生听到的第一首说唱是《大学自习室》，唱歌的人叫郝雨，一個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测控技术与精密仪器专业的胖子，2003年读大三时在网上发出这首歌，火了。歌的内容就是他用东北话唠了唠学校自习室占座的事儿。
辉子听到这首歌时已是2005年，他正在小升初的暑假里连着宽带拨号上网玩游戏，无意中搜到了它。他并不知道这是Hiphop，也不知道郝雨是在用这种音乐形式反叛父母为他选的专业和按部就班的人生。“搞笑的歌”，这是他当时对这一类型的音乐的定义。接着，他大量搜索类似的音乐，才闯入了Hiphop的地盘。
那一年，在新疆阿勒泰，13岁的艾福杰尼接触到潘玮柏和周杰伦音乐里的流行说唱;15岁的黄旭则在新疆阿克苏，开始看NBA的专辑和街头视频，发现后者跟市面上的Hiphop不一样，都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黄旭的父母是公务员，高考报志愿时按他们的建议，黄旭填了自己不感兴趣的国际贸易专业。奔了北京的学校，他就沉浸在自己擅长的文体活动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业余写着玩儿的歌词真是好，毫无顾忌，有感情的事儿，有校园趣事儿，比如自己为了赚钱给女朋友花，在宿舍开小超市，每周拖三个行李箱坐1块钱公交去批发市场进零食饮料来卖……“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这音乐就像一个出口，当下想讲的就写出来，我玩儿Hiphop就源于这样的状态。”
艾福杰尼在2008年时被父母送去澳大利亚，读了三年高中，接触了悉尼的Hiphop青年，还是决定回国学音乐。“我们家里不缺钱，就看能不能让我干些我想干的事情，爸妈说ok，你去干吧。”就这样，他成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rapper，专业是声音设计和音乐制作。
这十年里，走进中国Hiphop圈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出身和地域。最初的黑人Hiphop里充斥着街头暴力、贫穷以及对名利的向往，但后来这些元素更多已成为这种音乐文化中的一种符号标签。在中国的Hiphop里，黄旭的校园情怀、艾福杰尼的留学海归、Gai的匪气、PGone的辍学等等，他们在《中国有嘻哈》里有着不同的“人设”，相互映照，相互包容。
地下圈子里还有一些前辈，比如出现在《中国有嘻哈》里的Hiphopman 欧阳靖。事实上，更多的地下前辈并没有走进节目里，比如Iron Mic等地下说唱比赛的历届全国冠军，比如1990年出生的黄硕和1991年出生的梁维嘉。这两位90后在辉子等一大部分北京地下rapper眼里，也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
黄硕会出现在北京地下Hiphop派对Section6的演出活动里，舞台灯光总让他右臂手腕上方的《星球大战》达斯·摩尔刺青火红的脸呼之欲出。唱完，他跟观众简短地互动，是对歌词最后一句的重复，“欢迎来到地狱”。
派对创始人是前隐藏乐队的王波。他是地下rapper口中的“波爷”，Iron Mic第二届到第四届连续三年的全国冠军，被称为中文说唱元老。圈里人知道，波爷不在乎别人名气多大，如果是刚出道的孩子能做出被他认可的音乐，他就会扶持。黄硕和梁维嘉就是其中的两个。
关于派对活动，黄硕只是在前一天通过微博转发了消息，没有更多宣传。要赶上这样的地下演出，按王波的说法就是，必须先进入这个圈子。听见喜欢的音乐，圈里人常是默默录回去听，因为有些歌错过了，可能就没有更公开的地方可以找到。除了在Livehouse这样的室内小场所，之前给予地下Hiphop最公开的地方就是各个音乐节。黄硕被邀请去音乐节两次，在报审时必须换上最适合大众的歌词上交。
说唱的门槛其实并不高，只要中低端的电容麦，加一块好点儿的声卡就可以在家自己录制。但讲究一点的，得花千把块钱做混音，买伴奏、处理后期、拍个稍微精致一点的MV，也要上万元成本。要是演出，之前得出钱约排练房。去外地比赛的话，路费、住宿费、跟朋友聚餐、买衣服加起来，大抵是入不敷出的。
“一场battle比赛的奖金也就两千块钱。”艾福杰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黄旭想了下，这几年的花费已经远不止20万了。辉子把这种状态写进歌词里，“花钱养梦”。
黄硕感觉2013年之前氛围好些，在MAO livehouse办演出常是满场。他18岁的人生第一场演出也是在那里，那个晚上赚了500元。后来，MAO livehouse关停了一阵，麻雀瓦舍Livehouse换的新址让黄硕觉得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麻雀瓦舍的经营者钱昌坤就曾公开谈过，这5年里，房租翻了近3番，每天要挣到6000元才能收支平衡。演出门票收入基本都是四六分，大头给演出者。
今年之前，黄硕唱一场，好的情况一两千元，不好的时候几百元。他去过合肥音乐节，也为上海世界DMC大赛暖场，有三四千元的费用。给《英雄联盟》写歌曾收到1万元的报酬。除非有这样的商业活动，否则日常收入不太能解决生存问题。
《中国有嘻哈》在这样的时候找到了他们。黄硕对选秀不感兴趣，拒绝了两次。梁维嘉一直没有拒绝过商业，跟周围的朋友一起去了，150进70的海选时，“唱了一个很脏很黑的那种”，被张震岳淘汰了。 辉子这些年没少让爸妈操心，他们觉得说唱没法让儿子养活自己，得找正经工作。另一方面，他想着女朋友的父母也需要自己有份稳定的收入作为交代，“如果参加节目表现得好，曝光增加了，回来演出费能涨，那是最好的。”于是决定参赛。
黄旭也做了一连串的设想：不是自己肯定了自己的音乐就能赚到钱，赚不到钱就没法养家，那就没法在北京生活，所以需要曝光。
艾福杰尼打听了一圈，然后问节目组：你们这个有《奇葩说》火吗？对方告诉他，这是动用了爱奇艺的所有资源。
他是在看过《楚门的世界》之后决定去参加的。那是一部讲述真人秀的电影，主人公楚门出生在一个被操纵的虚拟世界中，成長的每个瞬间都被呈现给屏幕外的人们，而他从不知道。
他还喜欢上了一本叫《嘻哈这门生意》的书，把它推荐给朋友，又推荐给经纪人。这本书讲的是美国嘻哈唱片是如何制作、营销的，最后又怎样达成交易。现在，他会在交谈中拿着乔布斯的苹果来举例，“怎么达到他那个效果，就是我们的产品很好，广告也很好，这是商业艺术。这概念就是现在有广告歌找你，你做得让大家都满意。”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有嘻哈》之后，Gai和PGone的商演价格呈20倍增长，四强女选手Vava也从四位数的身价涨到了六位数。
“在参加节目之前，Hiphop根本赚不到钱。”艾福杰尼发现，“你名气大了以后，做什么还是有人买单”。如今，他把“想办法用Hiphop赚一个亿”作为人生座右铭。
9月8日，歌手Hiphopman欧阳靖在广州市一家水上乐园发布新歌的MV，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
他给自己起名艾福杰尼，就是英文“after Journey ”——上一段结束了，下一段又是after Journey，随时准备下一个冒险。《中国有嘻哈》结束之后，接下来，要应对商演、音乐节、广告推广，接着制作自己的专辑，“就是一个正常歌手走起来的状态。”
他和黄旭都进了节目的前六强，这让他感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优秀，回报是看得到的。“在地下赚不到钱是很不聪明的，他们努力的方向有问题，为什么不练好一点来参加比赛？你想要你演出的时候人来得多，你把你自己形象包装好啊，好好去做地下宣传啊，免费宣传一大把，发微博都是免费的平台。”
“不评价这个（《中国有嘻哈》）节目好不好，但它确实带动了风向，让每个从业者赚得更多了。演出都变多了，不管有没有名气的。”黄硕和梁维嘉在去年9月成立了“丹镇北京”，除了整体的专场演出，各自还有自己的发展。今年，梁维嘉的演出已经排到了年底，9月四场，10月六场，之后开始巡演。
今年5月，梁维嘉签了一家唱片公司，想着公司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制作水平会更好，能弥补他这一块的短板。巡演就是公司安排的，“作为艺人，必须要巡演。”这是他个人的第一次巡演，除此还有广告合作，相较于去年两个月一个，今年接了二十个左右，“品牌、新媒体，合作都接，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卖爬宠了，主要干公司让我干的事儿。”
在现实里折腾几年，黄硕回头看自己的歌，经常会觉得很多是偏幼稚的，在表达方式和对节奏的理解上都不成熟，“人都是一步步推翻自己的。”
慢慢地，黄硕开始觉得，度过了愤怒期，才会走向艺术。
王波也是在从事音乐工作以后，才对以前所听的窦唯及更多的音乐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当听众从200人扩大到二三十万人，王波慢慢从青春激烈的状态，过渡到“能把治愈的东西放到音乐里”。
“当听众越来越多，艺术质量和中心思想一定要变高，保证人们听到你的东西，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尤其面对的是年轻人。”他说，“没有一个公开的环境，年轻人从各个渠道接受这种外来文化，但不理解背后的历史来源，就会在叛逆的时期都变得这样激烈和愤怒，而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一次，有人留言给黄硕说，歌陪伴自己度过黑暗时期。黄硕没想到还能这样，“我觉得对，他们也觉得对，就挺好的”。现在，黄硕自己最满意的一首歌是《鲜花》，曲调柔和，他说“不能天天老这么愤怒”。
时针指向零点，欢呼和尖叫溢出北京海淀区东源大厦地下负一层。
室内昏暗，屋顶的射灯转换着红色紫色和蓝色，快速地在艾福杰尼和黄旭身上来回闪烁。他们被严严实实地包围在台中央，把麦克风贴到嘴边，追着节奏抬起手臂摇晃身体。台下乌泱一片，看不清人脸，许多双手跟着挥舞到空中，他俩出现在一个又一个被举起的手机频幕里。
《中国有嘻哈》结束后的9月中旬，两位歌手参加了这场小巡演。
春天的时候，艾福杰尼和黄旭还在愁着下一场巡演能来多少人，《中国有嘻哈》节目正挨个来找全国有名的rapper，以现象级的播出效果作为诱惑发出邀请，许多rapper跟他俩一样，想了想曝光度，又想了想需要养活自己的经济来源，一股脑儿全来了。
三个月后，12期《中国有嘻哈》在9月初完结，总播放量高达26.9亿次。在爱奇艺9月21日发布的数据中，rapper们粉丝的增长量累计超过2085万次。Gai江湖气满身，PGone唱功稳定、高颜值又冷酷，话题点从节目开始一直延续到总决赛双冠军的结局。节目之后，两人的档期都已经满满当当排到10月中旬。之前调侃自己戏份太少的艾福杰尼跟他们一起进了前三强，赛前，他“想着粉丝上十万，巡演能来一千人就够了”，现在他微博粉丝已是112万。
如今很多广告歌里出现了Hiphop，没有参与节目的地下rapper也感受到市场巨大的变化，尽管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时的热度。不过，他们也意识到，这种音乐的年轻受众里，90后、00后占了大部分，这些人日渐强大的消费能力被唱片公司捕捉，成了中国独立音乐继摇滚、民谣之后的又一个商业开发点。
满屏的艺人都漂亮得千篇一律，圆融得过分，而rapper们古怪的个性是一种新鲜感，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是一种自由释放。这种音乐毕竟也年轻，它来自四十多年前纽约南部的布朗克斯，黑人街区里的牙买加移民Kool Herc掀起了它的热潮。它从城市边缘逐步成为主流的文化现象，甚至变成价值数十亿的全球性产业。它撞进中国社会已十多年，终于在今年夏天，让大量过去从不听嘻哈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它的出现吻合了当下商业和受众心理的某种需要。
真实与自由的煽动性
工作人员打开包厢门通知上场时，艾福杰尼忽然想起金牙忘了戴，转身去包里掏。那是两排金灿灿的牙套，箍上后一张嘴，像是镶了满口金。在黑人说唱的MV里，这是一种炫富的标签。艾福杰尼小时候觉得这样明摆着炫富很酷，像是赚到了认可和尊重。现在，他又赋予了金牙新的内涵，“也有想表达的意思，句句金言。”
他在2013年给自己买来金牙，自认是国内第一批戴金牙的rapper。那一年，他上网看Iron Mic深圳站的地下battle比赛，跟他一样来自新疆的黄旭拿了冠军，他立马跑去微博上找到黄旭，表达自己的激动，“兄弟，牛逼！”后来两人在北京见面，磨合到了一起。
Iron Mic，全国性的地下说唱大赛，由美国底特律黑人Burton在中国创办，从2001年开始每年一届。艾福杰尼也参加过一次，在天津赛区进了前三。比赛的规则没有限制，就是自由地表达，主题和“攻击”对象都随意。选手一对一在台上轮流freestyle（即兴说唱），可以“攻击”对手、主持人、裁判，也可以“骂”大赛，最后依据观众呼声大小定胜负，全国总冠军是圈子里颇被认可的荣誉。
这样的形式在《中国有嘻哈》40进20的阶段中也有所展现，只不过主流节目的规则是有限制的，由被抽签到的选手选择对手来配对battle，然后两人同台合唱，让制作人选出晋级者。
不过，黄旭还是觉得地下更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其实，我只是来《中国有嘻哈》玩的，就是把我的作品拿来唱一下。”地上的节目，舞台大而辉煌，让黄旭有点不适应，不像地下的台子，几步之大，怎么把控都随意。
黄旭第一次被Iron Mic吸引，是2011年12月9日，在北京愚公移山Livehouse。黄旭从燕郊的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赶来，跟朋友一起挤进了第一排。决赛从夜里九点进行到凌晨两点，黄旭和600多个年轻人一起站了四小时，躁起来的现场让他裹在羽绒服里的衣服都湿透了。
台上是来自西安的Pact和红花会的丁飞，在这持续不断的时间里，两人不停地讲自己的思想、逻辑，辩驳对方。黄旭着迷于这样的即兴反应，回去闷头练了几个月，开始了这几年的battle征程。“那时候freestyle battle非常火。所有出道的rapper都要经过freestyle的历练，像来自街上有各自经历的年轻人在斗智斗勇的感觉。”
在规定时间内，根据对方攻击来的话去回击对方，还必须流畅、押韵又符合逻辑，这是说唱的一个基本功。那段时间，黄旭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明天得说什么词才能赢。刚开始要准备很多想说的点，积累丰富的词，让自己形成惯性思维。他常常在练习的时候，打开一段battle视频，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来对付，分析套路，然后自己再连续说上一小时。
挺进决赛的过程要历经八轮晋级赛，每轮会有一个对手，要对决90秒，也就是总共得说720秒不重复的词。他把这当做竞技运动，每次比赛前，需要提前两个月调整体能，每天八九点起床，健身、练习，凌晨1点前睡觉。但对比地上的节目，这样的地下battle反而让他觉得更放松，通常穿上白T恤、黑裤子，随便戴一顶棒球帽就去了，“我不是来耍帅的，观众的反应也很真实，都是未知的，你也不用顾忌什么或者迎合什么。”
40强选手辉子也是在这几年频繁在地下参赛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好多歌手把freestyle理解成比赛，都是为了赢去的，那会儿我们根本不是这种想法，你再厉害，现场都会有失误，那才是freestyle真正好玩儿的地方。在0.1秒里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韵脚，一出来让自己都惊了，哇，这是我想出来的词儿，玩儿的是这个。”
不同的出身
1993年出生在北京的辉子人生听到的第一首说唱是《大学自习室》，唱歌的人叫郝雨，一個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测控技术与精密仪器专业的胖子，2003年读大三时在网上发出这首歌，火了。歌的内容就是他用东北话唠了唠学校自习室占座的事儿。
辉子听到这首歌时已是2005年，他正在小升初的暑假里连着宽带拨号上网玩游戏，无意中搜到了它。他并不知道这是Hiphop，也不知道郝雨是在用这种音乐形式反叛父母为他选的专业和按部就班的人生。“搞笑的歌”，这是他当时对这一类型的音乐的定义。接着，他大量搜索类似的音乐，才闯入了Hiphop的地盘。
那一年，在新疆阿勒泰，13岁的艾福杰尼接触到潘玮柏和周杰伦音乐里的流行说唱;15岁的黄旭则在新疆阿克苏，开始看NBA的专辑和街头视频，发现后者跟市面上的Hiphop不一样，都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黄旭的父母是公务员，高考报志愿时按他们的建议，黄旭填了自己不感兴趣的国际贸易专业。奔了北京的学校，他就沉浸在自己擅长的文体活动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业余写着玩儿的歌词真是好，毫无顾忌，有感情的事儿，有校园趣事儿，比如自己为了赚钱给女朋友花，在宿舍开小超市，每周拖三个行李箱坐1块钱公交去批发市场进零食饮料来卖……“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这音乐就像一个出口，当下想讲的就写出来，我玩儿Hiphop就源于这样的状态。”
艾福杰尼在2008年时被父母送去澳大利亚，读了三年高中，接触了悉尼的Hiphop青年，还是决定回国学音乐。“我们家里不缺钱，就看能不能让我干些我想干的事情，爸妈说ok，你去干吧。”就这样，他成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rapper，专业是声音设计和音乐制作。
这十年里，走进中国Hiphop圈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出身和地域。最初的黑人Hiphop里充斥着街头暴力、贫穷以及对名利的向往，但后来这些元素更多已成为这种音乐文化中的一种符号标签。在中国的Hiphop里，黄旭的校园情怀、艾福杰尼的留学海归、Gai的匪气、PGone的辍学等等，他们在《中国有嘻哈》里有着不同的“人设”，相互映照，相互包容。
地下圈子里还有一些前辈，比如出现在《中国有嘻哈》里的Hiphopman 欧阳靖。事实上，更多的地下前辈并没有走进节目里，比如Iron Mic等地下说唱比赛的历届全国冠军，比如1990年出生的黄硕和1991年出生的梁维嘉。这两位90后在辉子等一大部分北京地下rapper眼里，也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
黄硕会出现在北京地下Hiphop派对Section6的演出活动里，舞台灯光总让他右臂手腕上方的《星球大战》达斯·摩尔刺青火红的脸呼之欲出。唱完，他跟观众简短地互动，是对歌词最后一句的重复，“欢迎来到地狱”。
派对创始人是前隐藏乐队的王波。他是地下rapper口中的“波爷”，Iron Mic第二届到第四届连续三年的全国冠军，被称为中文说唱元老。圈里人知道，波爷不在乎别人名气多大，如果是刚出道的孩子能做出被他认可的音乐，他就会扶持。黄硕和梁维嘉就是其中的两个。
关于派对活动，黄硕只是在前一天通过微博转发了消息，没有更多宣传。要赶上这样的地下演出，按王波的说法就是，必须先进入这个圈子。听见喜欢的音乐，圈里人常是默默录回去听，因为有些歌错过了，可能就没有更公开的地方可以找到。除了在Livehouse这样的室内小场所，之前给予地下Hiphop最公开的地方就是各个音乐节。黄硕被邀请去音乐节两次，在报审时必须换上最适合大众的歌词上交。
花钱养梦
说唱的门槛其实并不高，只要中低端的电容麦，加一块好点儿的声卡就可以在家自己录制。但讲究一点的，得花千把块钱做混音，买伴奏、处理后期、拍个稍微精致一点的MV，也要上万元成本。要是演出，之前得出钱约排练房。去外地比赛的话，路费、住宿费、跟朋友聚餐、买衣服加起来，大抵是入不敷出的。
“一场battle比赛的奖金也就两千块钱。”艾福杰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黄旭想了下，这几年的花费已经远不止20万了。辉子把这种状态写进歌词里，“花钱养梦”。
黄硕感觉2013年之前氛围好些，在MAO livehouse办演出常是满场。他18岁的人生第一场演出也是在那里，那个晚上赚了500元。后来，MAO livehouse关停了一阵，麻雀瓦舍Livehouse换的新址让黄硕觉得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麻雀瓦舍的经营者钱昌坤就曾公开谈过，这5年里，房租翻了近3番，每天要挣到6000元才能收支平衡。演出门票收入基本都是四六分，大头给演出者。
今年之前，黄硕唱一场，好的情况一两千元，不好的时候几百元。他去过合肥音乐节，也为上海世界DMC大赛暖场，有三四千元的费用。给《英雄联盟》写歌曾收到1万元的报酬。除非有这样的商业活动，否则日常收入不太能解决生存问题。
《中国有嘻哈》在这样的时候找到了他们。黄硕对选秀不感兴趣，拒绝了两次。梁维嘉一直没有拒绝过商业，跟周围的朋友一起去了，150进70的海选时，“唱了一个很脏很黑的那种”，被张震岳淘汰了。 辉子这些年没少让爸妈操心，他们觉得说唱没法让儿子养活自己，得找正经工作。另一方面，他想着女朋友的父母也需要自己有份稳定的收入作为交代，“如果参加节目表现得好，曝光增加了，回来演出费能涨，那是最好的。”于是决定参赛。
黄旭也做了一连串的设想：不是自己肯定了自己的音乐就能赚到钱，赚不到钱就没法养家，那就没法在北京生活，所以需要曝光。
艾福杰尼打听了一圈，然后问节目组：你们这个有《奇葩说》火吗？对方告诉他，这是动用了爱奇艺的所有资源。
他是在看过《楚门的世界》之后决定去参加的。那是一部讲述真人秀的电影，主人公楚门出生在一个被操纵的虚拟世界中，成長的每个瞬间都被呈现给屏幕外的人们，而他从不知道。
他还喜欢上了一本叫《嘻哈这门生意》的书，把它推荐给朋友，又推荐给经纪人。这本书讲的是美国嘻哈唱片是如何制作、营销的，最后又怎样达成交易。现在，他会在交谈中拿着乔布斯的苹果来举例，“怎么达到他那个效果，就是我们的产品很好，广告也很好，这是商业艺术。这概念就是现在有广告歌找你，你做得让大家都满意。”
度过愤怒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有嘻哈》之后，Gai和PGone的商演价格呈20倍增长，四强女选手Vava也从四位数的身价涨到了六位数。
“在参加节目之前，Hiphop根本赚不到钱。”艾福杰尼发现，“你名气大了以后，做什么还是有人买单”。如今，他把“想办法用Hiphop赚一个亿”作为人生座右铭。
他给自己起名艾福杰尼，就是英文“after Journey ”——上一段结束了，下一段又是after Journey，随时准备下一个冒险。《中国有嘻哈》结束之后，接下来，要应对商演、音乐节、广告推广，接着制作自己的专辑，“就是一个正常歌手走起来的状态。”
他和黄旭都进了节目的前六强，这让他感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优秀，回报是看得到的。“在地下赚不到钱是很不聪明的，他们努力的方向有问题，为什么不练好一点来参加比赛？你想要你演出的时候人来得多，你把你自己形象包装好啊，好好去做地下宣传啊，免费宣传一大把，发微博都是免费的平台。”
“不评价这个（《中国有嘻哈》）节目好不好，但它确实带动了风向，让每个从业者赚得更多了。演出都变多了，不管有没有名气的。”黄硕和梁维嘉在去年9月成立了“丹镇北京”，除了整体的专场演出，各自还有自己的发展。今年，梁维嘉的演出已经排到了年底，9月四场，10月六场，之后开始巡演。
今年5月，梁维嘉签了一家唱片公司，想着公司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制作水平会更好，能弥补他这一块的短板。巡演就是公司安排的，“作为艺人，必须要巡演。”这是他个人的第一次巡演，除此还有广告合作，相较于去年两个月一个，今年接了二十个左右，“品牌、新媒体，合作都接，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卖爬宠了，主要干公司让我干的事儿。”
在现实里折腾几年，黄硕回头看自己的歌，经常会觉得很多是偏幼稚的，在表达方式和对节奏的理解上都不成熟，“人都是一步步推翻自己的。”
慢慢地，黄硕开始觉得，度过了愤怒期，才会走向艺术。
王波也是在从事音乐工作以后，才对以前所听的窦唯及更多的音乐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当听众从200人扩大到二三十万人，王波慢慢从青春激烈的状态，过渡到“能把治愈的东西放到音乐里”。
“当听众越来越多，艺术质量和中心思想一定要变高，保证人们听到你的东西，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尤其面对的是年轻人。”他说，“没有一个公开的环境，年轻人从各个渠道接受这种外来文化，但不理解背后的历史来源，就会在叛逆的时期都变得这样激烈和愤怒，而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一次，有人留言给黄硕说，歌陪伴自己度过黑暗时期。黄硕没想到还能这样，“我觉得对，他们也觉得对，就挺好的”。现在，黄硕自己最满意的一首歌是《鲜花》，曲调柔和，他说“不能天天老这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