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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文化渗透和语言汉化趋势在南博会上日趋明显，如何消除汉语与东南亚各国语言传达和接受障碍是当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接触及互译实践中极具挑战性和认知意义的语言转换实务。寻求克服互译障碍策略，重塑汉语及东南亚各语言文化原型，以翻译实践促成跨文化、跨语言经济一体化最大限度的互利互惠，对中国、广西和东南亚地区具有交流上的语言决策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
关键词：中国—东盟 南博会 语言接触 翻译 障碍 克服
一、语言接触研究
在语言演变的长河中，由于族群的相互迁移、近邻间长期密切的文化纽带和输出型的语言传承与教育(吴汉, 2007:69)，任何语言不可能同其他语言完全隔离，必然会连续或阶段性地产生接触，相互继承和借鉴，而促使语言演变的加速、语码的发展及互译机制的改变，引发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型的语言变化链（袁焱,2002:17）。自二十世纪以来，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逐渐提上日程并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Weinreich的《接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Contact）、Haugen的《挪威语在美洲》（The Norweigian Language in America）(袁焱,2002:2)，Appel?R和Muysken?P的《语言接触与双语性》（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Sarah?G?Thomason的《语言接触导论》（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及Herne.B.和Kuteva.T的《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等都一一得出结论，“显性”和“隐性”的语言接触是引起语言演变的杠杆和产生语言变异的发酵素，能够使多语言、多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更完善、更科学的领域，帮助语言学习者及使用者更好地把握异语言、异文化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改善语言共时、历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语言和文化互通互译方面的重要价值。
然语言演变也好，语言变异也罢，纯粹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文化的相加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新结果，其原因在于语言接触与众多社会因素有关，世界性的语言接触必须将它放在一个特殊的语域环境中去分析和讨论，采取系统研究的方法才能有横到边、纵到底的突破，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决定性意义都有它们的个中理由。一种语言在与另一种语言接触时，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共时与历时的概念中都会出现一些新形式和新变异。尤其是文化相对后进的民族与相对先进的民族、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接触后，受影响的程度会相对较大，出现的新形式和变异性状就显得愈加明显。这些新形式和新内容，有的是原本语言中没有的。自身语言或文化中不存在的形式和内容被本地化后，易长期稳定地存活于该语言、该文化中，并推而广之，得以丰富和社会化、生活化、日常化的应用与交流。观照语言、文化具象，从各自语言文化的本体出发，进行语言结构基本要素的研究，以语言文化物理的、心理的和时间的视角为基本轴，进行异语码转换与跨文化交际层面的解析，和宽泛的交际环境与跨文化交际、文化定势的对比分析(贾玉新,2000:55-133)，最终又回归到本体中来思考语言内质、外显及信息代码系统的灵性转换、句界的调用、音韵的调节和遣词造句的调整，演化成跨语言和跨文化中交际效能的“权势”、“平等“或“一致性”(贾玉新,2000:314)，这对于丰富语言区域和文化格局的认知与理解、发现性学习与掌握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同时，立足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而进行语言接触和克服互译障碍是社会语言规划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对语言接触的研究表明，随着被影响语言与影响语言的不断渗透与移植、借用与演变，就会形成有时遥相呼应、有时形影相随的亲缘关系，一方面为异语言接触者的语言使用及交际提供了有形便利，另一方面也衍生出异语码传播、沟通和翻译的无形障碍，相关语言的类型学意象或图景(typological profile)便会经历显著变化，在特定情形下会导致出现次模标本或所谓的后补模式(metatype)，也就是说，相关语言之间获得了高度的互译性(mutual intertranslatability)(林有苗,2008:212-214)层面与机理。
二、中国-东盟的语言接触
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不同文化的彼此融合和语言的相互接触，各语言、文化在这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网状中向前演进，得到了量的扩充和质的飞跃，并集结于举世瞩目的南博会。从此，中国，尤其是广西与东盟各国、各民族、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的途径和效能、广度和深度等都得到不断的发展，各国语言和文化在水乳交融中相映成辉，成就自身的语言规划和语言传播，更彰显出各自围绕汉语言、汉文化核心的独特魅力和科学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接触的频繁、影响的深入，在异语言、异文化的借用成分中，有的语言形式或文化内容在本民族语言文化中已经存在，与其自身的固有成分构成并存之势，共事于汉语和东南亚各国语言间的运用与交际，促成汉语和东南亚各语言的改革与创新。
语言发生学证明，由于时空因子的作用，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汉语及汉文化接触后，必然而又偶然在受着汉语语音、词汇及语法上的影响，语言特点和语言功能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借音、借词、借语法概念的现象涉及到生产、生活、文化、宗教、经贸等各个方面，在广袤的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汉语与缅泰语、马来语、印尼语、越南语等耦合共生、极具血缘关系的汉文化语族和汉字文化圈(冯天瑜,2003:50)，自古至今承袭和仿造着中国汉字及汉文化，在语音、文字构件与偏旁、语法结构等貌合形似、体同源近。自秦汉以来，汉字及汉字文化就往境外传播，南至现在的东南亚地区。汉字传到越南，越南语大量吸收汉字词汇，直取汉字词或源于汉字词的词汇曾占越语总词汇量的九成。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或“字儒”，意即儒家文字。此后千余年间，“儒字”是越南的正式文字。10世纪以后，仿汉字创造“喃字”(或称“字喃”，意即南方汉字) (冯天瑜,2003:52)，但语言特点和语用规律与汉语极为相似，尤其是与广西玉林话最接近，如宋福旋先生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在越南语中搜集出1500多个词汇在语音、语义上相同或相似的壮语词汇和语言现象(宋福旋,2008:II)；聚居在广西东兴、毗邻越南的沿海沿边地区的中国京族就是越族（越南的主要民族）的中国称呼，两族的语言一致。新加坡于182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引入大量华人，汉字及汉文化随之进入。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一比例延续至今。在新加坡，华语(即汉语)与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实行华文和英文并行的教育制度，华文书报与英文书报为国民同阅。马来西亚以汉字为载体的“马华文化”方兴未艾，近十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语大学生辩论会，有中国(包括港台地区)著名大学代表队参加，马来西亚大学代表队获得两次冠军(冯天瑜,2003:54)，显示了雄厚的汉字文化功底。文莱的国语为马来语，通用语为英语和华语；印度尼西亚通用语为印尼语，华语为第一外语；菲律宾有70多种语言，华语的使用极为普及；泰国以泰语为国语，华语也较为通用，且泰语与广西的壮语发音极为相似，为同一语系(黄中,2005:52)。东盟诸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福建、广东的华人迁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定居的华人主要以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等作为社区交际通用语言，在“汉语热”的今天更是向所在国四处延伸、扩展，形成核心式的文化和语言磁场，相当多的有关习俗、文化、宗教、科技、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的词汇及表达法大都从中国文化和语言中直接借词，如：“惊输” (kiasu，源自闽南话，意为“怕输”)、“头家” (towkay，源自闽南话，意为“老板”)、“激心” (keksim，源自粤语，意为“使生气”)、“咸涩” (hamsap，源自粤语，意为“好色”)等等(陈恒汉,2006:125)，都是汉语的影子。东南亚国家华人社区的汉语教学愈益兴盛，其他语系的外国人学习汉字、汉文的也日渐增多。随着汉字文化圈世界地位的提升，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汉语已成为丰富世界语文之林的一支生力军。南博会举办地——广西的壮语与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老挝等民族的语言同源程度更甚，而且至今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广西是中国第三大侨乡，有200多万华侨华人，其中主要在东南亚地区。1000多万的广西壮族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越南的主要少数民族岱依族和農族、缅甸的掸族等都是亲缘民族，生活用语相通，文化习俗相似(古小松,2008-7-8)。这种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人缘和地缘关系，自然是民众络绎往来于各个一衣带水的沿边地区，或经商贸易，或探亲访友，或观光旅游，或学习交流，……如此众多、广泛而频繁的双边双向往来，语言接触和文化渗透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影响就可想而知，让本来就相近的语言及文化在不断地得以互识、互证和互补。 另一方面，在汉字传入之前，这些东南亚国家大都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汉字及汉文化的输入，使其迈进文明之门，获得历史性进步。但汉字的输入和使用也在这些国家留下一大问题：文字与语言错位，于是引出长时期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冯天瑜,2003:53)。即因为汉语及汉文化影响这些国度的本地语言而形成语言与文字的变异，并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和加强，受影响的母语不能回归，变异状态没有消失，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汉语言、汉文化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发生变异的母语因此会成为一种方言或土语，在语言内容和形式的本体上通常表现为词法手段、语法概念、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类型的借用或渗透或重新分析，语用规则发生改变，语言系统出现变异，甚至出现语言混合或语言演变，形成一个“马赛克”似的语言区域(李云兵,2008:22)。这对形成东南亚各国完整、独立的语言体系有积极意义之外，也形成了相互之间明显迥异而又似曾相识的障碍，反而给异语码的沟通和互译带来更大更多的语言盲区，使得中国汉语与东南亚各国语言的转译更为棘手，进行“信达雅”的处理显得难上加难。
三、中国-东盟语言互译障碍的克服
多样的语言以及多元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构筑起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文化之间、语言之间展开沟通、了解和经贸往来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如中国—东盟之间的语言交流始于秦汉，中国在明朝就设立了从事翻译工作和培养翻译人才的“四夷馆”（清代改为“四译馆”），其中就有越南语、印尼语等东南亚小语种的翻译。民国开始设立了专门培养东南亚语种外事人才的学校——东方外语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前身），越南语和泰国语最受青睐(宋福旋,2008:II)。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东南亚国家文化、经贸和民间之间密切交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并越来越强烈。自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一年一度举办之后，对掌握中国和东南亚某国语言文字、胜任翻译工作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尤其是广西开设东南亚各国语言专业的各级各类学校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很早就确定了北大、北外、上外、广西民大为中国四个非通用外语（尤指东南亚语言）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近年又在广西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设立了专门的东南亚国家语种研究所，形成了到研究生教育的完整体系。而这种对东南亚语言的重视和促进交流、沟通的功效性都与翻译的效能性直接相关，翻译促进中国－东盟了跨文化、跨语言传播，也引发了经贸之间战略伙伴的建立。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各种文化不断交流、互为补充与融合创新的过程。翻译活动最本质的作用是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时与历时传达、水平和垂直接受时所体现的恒定性和变异性(彭甄,2003:123)，立足于“文化转向”视角的文化、语言的关联与复合，立足于文化精神层面的超越与成功顺应，立足于更加优化的、具象的经贸本土化接受效能，促成多元文化的繁荣与融合。探讨中国—东盟经贸商务间跨文化翻译中传达与接受障碍的克服，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异文化、异语言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一体化、翻译态势和互译策略进行深度研究，防止“文化霸权主义”(曾文雄,2007:76)，正视和再现汉语—东南亚语言文化的差异价值观，抵制语言的纵容倾向性与对翻译文本的暴力归化，重塑各自语言文化他性(王东风,2007:20)。
在文化翻译、语码转换过程中，如何充分关照语言文化间的历史近亲关系、社会情境特征(包括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双方的关系等)、个人特点、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特征、可理解性的范围等(刘宓庆,1998:31)或归化或异化的问题显得最为突出。几年来南博会的成功举办和强劲推进，中国—东盟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涉外活动风生水起、蓬勃发展，中国—东盟互译的文本总量上极大，在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同文同种”的误区和创造性较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一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让人察觉到汉文化、汉语言渗透性及融合性的强势和交流上的些许便利，另一方面更是带来了中国—东盟间跨语言、跨文化翻译的不规范与不彻底，原封不动照搬的翻译情况极为常见，想当然的翻译之风盛行，似是而非，语言文化障碍没有克服，处处体现出传达或接受意义上的误解。实际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语言生态极为复杂，其间的互译障碍明显，望文生义的误译常常导致中国—东盟间许多传达和接受方面的人为障碍，给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整体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如何排除南博会上汉语强势文化的译事“殖民化”，即抵制中国-东盟间一切翻译实务都以汉语的主流文化价值为准绳而排斥其它文化他性的倾向，趋同“原语效应”和“译语接受的文化特质”(彭甄,2003:114)，坚持对等传播和平行转换，在距离与近似间探寻译事实务的“上好佳”，以充分贴近受众思维习惯和译语读者认知能力的方式进行各领域间的良性翻译工作已显得至关重要。同时，参照当前越来越多的稀有语种的专业词典和相应国家里的汉语网站，针对性地建设中国—东盟间经贸商务翻译方面的平行语料库（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有许多专家正在进行或已完成，如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刘古洪先生组织建设了“印尼—汉语双语语料库”及“马来文—汉语双语语料库”），寻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接触及语码互译的契合点，集结“理性”溶合和“感性”转译的接受机理和自我实现意义，以尽快克服未来中国—东盟间，尤其南博会上文化、语言转译时因语言文化相对近似或绝对缺省而给翻译实务造成的不必要困难与障碍，也是更好服务于南博会的语言措施。在众多语用上的言语行为，如称呼、道歉、请求、感激、建议、邀请、问候、告别、电话语、介绍、关切、祝贺、说服、推荐、禁止等(贾玉新,2000:329-330)具体译事中，尽量将相关言语行为规约为一个整体概念加以分析理解和翻译表达，整理入库，以备随时随地地进行双语双向检索，以顺应互译中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处理，兼顾异文化、异语言具象，做“得其义而忘其形”的等效翻译和功能对译(曾文雄,2007:176)，有效地服务于以南博会为焦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四、结论
在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之下，“越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理念更为突显，文化的多元性恰恰是这一世界趋势的必要前提和立足之本。由目的所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翻译行为(杰里米?芒迪著, 李德凤,2007:109)，注重的是强势传播让位于对等传播的翻译工程，务必面对现实，趸实福祉，在中国—东盟的经贸翻译实践与文化传播中，依藉源语的经验层面和跨文化的理论创新，克服语言间的传达与接受障碍，进行语言和文化原型的重塑并展开科学观的互译策略研究，探讨翻译文本执行的脆弱性和缺失性，以科学发展观诊断中国—东盟间跨文化经贸翻译中传达与接受障碍并加以克服，顺应和改变现存汉语与东南亚语言翻译策略和翻译成果的利用方式、迁移性状和可持续性态势，强化其语言产业、语言劳务及语码互译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彰显语言接触的功能性特征和语言多样性功效，以语言接触的不同表象为链，以各自负载的语言文化信息为绳，克服汉语与东南亚各国语言间跨语言、跨文化傳播和互译障碍，重塑和激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接触及语码互译真正的功能识别和产业指标、成果评价和趋同体系，并升华为全面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和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陈恒汉.闽粤方言和东南亚英语变体[J].华侨大学学报,2006(1)
[2]冯天瑜.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2003(2)
[3]古小松.搭建中国-东盟人才培养平台[N].广西日报, 2008-7-8
[4]黄中.东盟十国面面观[J].大经贸,2005(1)
[5]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李云兵.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J]. 民族语文,2008(5)
[7]林有苗.《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介评[J].现代外语, 2008(5)
[8]宋福旋.走进越南——越南语情景会话80篇[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8
[9]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
[10]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M].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11]曾文雄.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关键词：中国—东盟 南博会 语言接触 翻译 障碍 克服
一、语言接触研究
在语言演变的长河中，由于族群的相互迁移、近邻间长期密切的文化纽带和输出型的语言传承与教育(吴汉, 2007:69)，任何语言不可能同其他语言完全隔离，必然会连续或阶段性地产生接触，相互继承和借鉴，而促使语言演变的加速、语码的发展及互译机制的改变，引发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型的语言变化链（袁焱,2002:17）。自二十世纪以来，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逐渐提上日程并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Weinreich的《接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Contact）、Haugen的《挪威语在美洲》（The Norweigian Language in America）(袁焱,2002:2)，Appel?R和Muysken?P的《语言接触与双语性》（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Sarah?G?Thomason的《语言接触导论》（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及Herne.B.和Kuteva.T的《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等都一一得出结论，“显性”和“隐性”的语言接触是引起语言演变的杠杆和产生语言变异的发酵素，能够使多语言、多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更完善、更科学的领域，帮助语言学习者及使用者更好地把握异语言、异文化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改善语言共时、历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语言和文化互通互译方面的重要价值。
然语言演变也好，语言变异也罢，纯粹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文化的相加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新结果，其原因在于语言接触与众多社会因素有关，世界性的语言接触必须将它放在一个特殊的语域环境中去分析和讨论，采取系统研究的方法才能有横到边、纵到底的突破，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决定性意义都有它们的个中理由。一种语言在与另一种语言接触时，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共时与历时的概念中都会出现一些新形式和新变异。尤其是文化相对后进的民族与相对先进的民族、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接触后，受影响的程度会相对较大，出现的新形式和变异性状就显得愈加明显。这些新形式和新内容，有的是原本语言中没有的。自身语言或文化中不存在的形式和内容被本地化后，易长期稳定地存活于该语言、该文化中，并推而广之，得以丰富和社会化、生活化、日常化的应用与交流。观照语言、文化具象，从各自语言文化的本体出发，进行语言结构基本要素的研究，以语言文化物理的、心理的和时间的视角为基本轴，进行异语码转换与跨文化交际层面的解析，和宽泛的交际环境与跨文化交际、文化定势的对比分析(贾玉新,2000:55-133)，最终又回归到本体中来思考语言内质、外显及信息代码系统的灵性转换、句界的调用、音韵的调节和遣词造句的调整，演化成跨语言和跨文化中交际效能的“权势”、“平等“或“一致性”(贾玉新,2000:314)，这对于丰富语言区域和文化格局的认知与理解、发现性学习与掌握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同时，立足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而进行语言接触和克服互译障碍是社会语言规划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对语言接触的研究表明，随着被影响语言与影响语言的不断渗透与移植、借用与演变，就会形成有时遥相呼应、有时形影相随的亲缘关系，一方面为异语言接触者的语言使用及交际提供了有形便利，另一方面也衍生出异语码传播、沟通和翻译的无形障碍，相关语言的类型学意象或图景(typological profile)便会经历显著变化，在特定情形下会导致出现次模标本或所谓的后补模式(metatype)，也就是说，相关语言之间获得了高度的互译性(mutual intertranslatability)(林有苗,2008:212-214)层面与机理。
二、中国-东盟的语言接触
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不同文化的彼此融合和语言的相互接触，各语言、文化在这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网状中向前演进，得到了量的扩充和质的飞跃，并集结于举世瞩目的南博会。从此，中国，尤其是广西与东盟各国、各民族、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的途径和效能、广度和深度等都得到不断的发展，各国语言和文化在水乳交融中相映成辉，成就自身的语言规划和语言传播，更彰显出各自围绕汉语言、汉文化核心的独特魅力和科学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接触的频繁、影响的深入，在异语言、异文化的借用成分中，有的语言形式或文化内容在本民族语言文化中已经存在，与其自身的固有成分构成并存之势，共事于汉语和东南亚各国语言间的运用与交际，促成汉语和东南亚各语言的改革与创新。
语言发生学证明，由于时空因子的作用，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汉语及汉文化接触后，必然而又偶然在受着汉语语音、词汇及语法上的影响，语言特点和语言功能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借音、借词、借语法概念的现象涉及到生产、生活、文化、宗教、经贸等各个方面，在广袤的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汉语与缅泰语、马来语、印尼语、越南语等耦合共生、极具血缘关系的汉文化语族和汉字文化圈(冯天瑜,2003:50)，自古至今承袭和仿造着中国汉字及汉文化，在语音、文字构件与偏旁、语法结构等貌合形似、体同源近。自秦汉以来，汉字及汉字文化就往境外传播，南至现在的东南亚地区。汉字传到越南，越南语大量吸收汉字词汇，直取汉字词或源于汉字词的词汇曾占越语总词汇量的九成。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或“字儒”，意即儒家文字。此后千余年间，“儒字”是越南的正式文字。10世纪以后，仿汉字创造“喃字”(或称“字喃”，意即南方汉字) (冯天瑜,2003:52)，但语言特点和语用规律与汉语极为相似，尤其是与广西玉林话最接近，如宋福旋先生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在越南语中搜集出1500多个词汇在语音、语义上相同或相似的壮语词汇和语言现象(宋福旋,2008:II)；聚居在广西东兴、毗邻越南的沿海沿边地区的中国京族就是越族（越南的主要民族）的中国称呼，两族的语言一致。新加坡于182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引入大量华人，汉字及汉文化随之进入。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一比例延续至今。在新加坡，华语(即汉语)与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实行华文和英文并行的教育制度，华文书报与英文书报为国民同阅。马来西亚以汉字为载体的“马华文化”方兴未艾，近十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语大学生辩论会，有中国(包括港台地区)著名大学代表队参加，马来西亚大学代表队获得两次冠军(冯天瑜,2003:54)，显示了雄厚的汉字文化功底。文莱的国语为马来语，通用语为英语和华语；印度尼西亚通用语为印尼语，华语为第一外语；菲律宾有70多种语言，华语的使用极为普及；泰国以泰语为国语，华语也较为通用，且泰语与广西的壮语发音极为相似，为同一语系(黄中,2005:52)。东盟诸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福建、广东的华人迁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定居的华人主要以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等作为社区交际通用语言，在“汉语热”的今天更是向所在国四处延伸、扩展，形成核心式的文化和语言磁场，相当多的有关习俗、文化、宗教、科技、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的词汇及表达法大都从中国文化和语言中直接借词，如：“惊输” (kiasu，源自闽南话，意为“怕输”)、“头家” (towkay，源自闽南话，意为“老板”)、“激心” (keksim，源自粤语，意为“使生气”)、“咸涩” (hamsap，源自粤语，意为“好色”)等等(陈恒汉,2006:125)，都是汉语的影子。东南亚国家华人社区的汉语教学愈益兴盛，其他语系的外国人学习汉字、汉文的也日渐增多。随着汉字文化圈世界地位的提升，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汉语已成为丰富世界语文之林的一支生力军。南博会举办地——广西的壮语与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老挝等民族的语言同源程度更甚，而且至今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广西是中国第三大侨乡，有200多万华侨华人，其中主要在东南亚地区。1000多万的广西壮族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越南的主要少数民族岱依族和農族、缅甸的掸族等都是亲缘民族，生活用语相通，文化习俗相似(古小松,2008-7-8)。这种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人缘和地缘关系，自然是民众络绎往来于各个一衣带水的沿边地区，或经商贸易，或探亲访友，或观光旅游，或学习交流，……如此众多、广泛而频繁的双边双向往来，语言接触和文化渗透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影响就可想而知，让本来就相近的语言及文化在不断地得以互识、互证和互补。 另一方面，在汉字传入之前，这些东南亚国家大都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汉字及汉文化的输入，使其迈进文明之门，获得历史性进步。但汉字的输入和使用也在这些国家留下一大问题：文字与语言错位，于是引出长时期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冯天瑜,2003:53)。即因为汉语及汉文化影响这些国度的本地语言而形成语言与文字的变异，并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和加强，受影响的母语不能回归，变异状态没有消失，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汉语言、汉文化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发生变异的母语因此会成为一种方言或土语，在语言内容和形式的本体上通常表现为词法手段、语法概念、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类型的借用或渗透或重新分析，语用规则发生改变，语言系统出现变异，甚至出现语言混合或语言演变，形成一个“马赛克”似的语言区域(李云兵,2008:22)。这对形成东南亚各国完整、独立的语言体系有积极意义之外，也形成了相互之间明显迥异而又似曾相识的障碍，反而给异语码的沟通和互译带来更大更多的语言盲区，使得中国汉语与东南亚各国语言的转译更为棘手，进行“信达雅”的处理显得难上加难。
三、中国-东盟语言互译障碍的克服
多样的语言以及多元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构筑起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文化之间、语言之间展开沟通、了解和经贸往来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如中国—东盟之间的语言交流始于秦汉，中国在明朝就设立了从事翻译工作和培养翻译人才的“四夷馆”（清代改为“四译馆”），其中就有越南语、印尼语等东南亚小语种的翻译。民国开始设立了专门培养东南亚语种外事人才的学校——东方外语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前身），越南语和泰国语最受青睐(宋福旋,2008:II)。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东南亚国家文化、经贸和民间之间密切交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并越来越强烈。自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一年一度举办之后，对掌握中国和东南亚某国语言文字、胜任翻译工作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尤其是广西开设东南亚各国语言专业的各级各类学校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很早就确定了北大、北外、上外、广西民大为中国四个非通用外语（尤指东南亚语言）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近年又在广西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设立了专门的东南亚国家语种研究所，形成了到研究生教育的完整体系。而这种对东南亚语言的重视和促进交流、沟通的功效性都与翻译的效能性直接相关，翻译促进中国－东盟了跨文化、跨语言传播，也引发了经贸之间战略伙伴的建立。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各种文化不断交流、互为补充与融合创新的过程。翻译活动最本质的作用是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时与历时传达、水平和垂直接受时所体现的恒定性和变异性(彭甄,2003:123)，立足于“文化转向”视角的文化、语言的关联与复合，立足于文化精神层面的超越与成功顺应，立足于更加优化的、具象的经贸本土化接受效能，促成多元文化的繁荣与融合。探讨中国—东盟经贸商务间跨文化翻译中传达与接受障碍的克服，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异文化、异语言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一体化、翻译态势和互译策略进行深度研究，防止“文化霸权主义”(曾文雄,2007:76)，正视和再现汉语—东南亚语言文化的差异价值观，抵制语言的纵容倾向性与对翻译文本的暴力归化，重塑各自语言文化他性(王东风,2007:20)。
在文化翻译、语码转换过程中，如何充分关照语言文化间的历史近亲关系、社会情境特征(包括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双方的关系等)、个人特点、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特征、可理解性的范围等(刘宓庆,1998:31)或归化或异化的问题显得最为突出。几年来南博会的成功举办和强劲推进，中国—东盟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涉外活动风生水起、蓬勃发展，中国—东盟互译的文本总量上极大，在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同文同种”的误区和创造性较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一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让人察觉到汉文化、汉语言渗透性及融合性的强势和交流上的些许便利，另一方面更是带来了中国—东盟间跨语言、跨文化翻译的不规范与不彻底，原封不动照搬的翻译情况极为常见，想当然的翻译之风盛行，似是而非，语言文化障碍没有克服，处处体现出传达或接受意义上的误解。实际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语言生态极为复杂，其间的互译障碍明显，望文生义的误译常常导致中国—东盟间许多传达和接受方面的人为障碍，给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整体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如何排除南博会上汉语强势文化的译事“殖民化”，即抵制中国-东盟间一切翻译实务都以汉语的主流文化价值为准绳而排斥其它文化他性的倾向，趋同“原语效应”和“译语接受的文化特质”(彭甄,2003:114)，坚持对等传播和平行转换，在距离与近似间探寻译事实务的“上好佳”，以充分贴近受众思维习惯和译语读者认知能力的方式进行各领域间的良性翻译工作已显得至关重要。同时，参照当前越来越多的稀有语种的专业词典和相应国家里的汉语网站，针对性地建设中国—东盟间经贸商务翻译方面的平行语料库（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有许多专家正在进行或已完成，如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刘古洪先生组织建设了“印尼—汉语双语语料库”及“马来文—汉语双语语料库”），寻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接触及语码互译的契合点，集结“理性”溶合和“感性”转译的接受机理和自我实现意义，以尽快克服未来中国—东盟间，尤其南博会上文化、语言转译时因语言文化相对近似或绝对缺省而给翻译实务造成的不必要困难与障碍，也是更好服务于南博会的语言措施。在众多语用上的言语行为，如称呼、道歉、请求、感激、建议、邀请、问候、告别、电话语、介绍、关切、祝贺、说服、推荐、禁止等(贾玉新,2000:329-330)具体译事中，尽量将相关言语行为规约为一个整体概念加以分析理解和翻译表达，整理入库，以备随时随地地进行双语双向检索，以顺应互译中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处理，兼顾异文化、异语言具象，做“得其义而忘其形”的等效翻译和功能对译(曾文雄,2007:176)，有效地服务于以南博会为焦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四、结论
在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之下，“越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理念更为突显，文化的多元性恰恰是这一世界趋势的必要前提和立足之本。由目的所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翻译行为(杰里米?芒迪著, 李德凤,2007:109)，注重的是强势传播让位于对等传播的翻译工程，务必面对现实，趸实福祉，在中国—东盟的经贸翻译实践与文化传播中，依藉源语的经验层面和跨文化的理论创新，克服语言间的传达与接受障碍，进行语言和文化原型的重塑并展开科学观的互译策略研究，探讨翻译文本执行的脆弱性和缺失性，以科学发展观诊断中国—东盟间跨文化经贸翻译中传达与接受障碍并加以克服，顺应和改变现存汉语与东南亚语言翻译策略和翻译成果的利用方式、迁移性状和可持续性态势，强化其语言产业、语言劳务及语码互译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彰显语言接触的功能性特征和语言多样性功效，以语言接触的不同表象为链，以各自负载的语言文化信息为绳，克服汉语与东南亚各国语言间跨语言、跨文化傳播和互译障碍，重塑和激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接触及语码互译真正的功能识别和产业指标、成果评价和趋同体系，并升华为全面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和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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