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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丹·巴噶特也被称为“青年偶像”，定期给印度主流报纸写专栏普及常识，并四处向年轻人演讲。他说：“我以我接触到、影响到和触摸到的印度人的数量来衡量我的成功。”
奇丹·巴噶特（ChetanBhagat），生于1974年4月22日，印度著名作家。他已出版五本畅销小说和一本杂文集，根据其处女作《五点人》{fivepointsomeone股编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曾在中国广受欢迎。
相比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的知名度，其原著小说《五点人》的作者、印度畅销书作家奇丹·巴噶特并不为中国人熟知，尽管40岁的他已出版5本小说和一本杂文集，2010年更是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12年2月，根据他和妻子的婚恋经历创作的小说《两个邦》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
在印度的中国人称巴噶特为“印度版韩寒”。仔细对照，他跟韩寒还颇有些相似之处：他用文字痛诉印度的不公正、腐败、贫穷、落后；他敢于冒险，放弃多金的投行工作而专职从事写作（2008年4月，在香港投行工作达10余年后，他辞职搬回孟买，将事业重心放在生养自己的故土）；他也被称为“青年偶像”，定期给印度主流报纸写专栏普及常识，并四处向年轻人演讲。他说：“我以我接触到、影响到和触摸到的印度人的数量来衡量我的成功。”他也像韩寒一样擅于营销自己。他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成功地在小城镇和网络上销售书籍，每本定价不超过100卢比（约11元人民币）。为了迎合年轻人爱耍酷的特点，他在网站上售卖印有自己书中名言的个性T恤，“年轻人喜欢智能手机等酷的东西，我们试图让卖书变得酷”。
巴噶特的文字简单朴实，叙述手法也并不复杂。为创造真实感，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常常将自己置身于故事之中，外包服务业职员、小企业主、经理、销售人员、秘书等印度中产阶级，都是其小说的拥趸。但印度文学界对他褒贬不一，有人批评他为“非常糟糕的作家”，有人觉得他的小说只是娱乐消遣的读物。更有评论家认为，巴噶特的成功，只能说明他赶上了印度第一代想要通过阅读英语小说提高英语能力、跟欧美文化亲近和消遣娱乐的年轻世代。对此，巴噶特说：“称赞我的小说能够娱乐人是对我的恭维，我并不认为娱乐就比文艺档次低。”
讲真实的故事
Q：根据你的小说《五点人》改编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也有诸多拥趸。小说中既揭露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弊端，也反映了传统文明仍然对年轻人产生影响，他们在挑战的同时也有传承。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写这个故事？
A：我知道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很受欢迎。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亚洲国家在教育体制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学生们的压力都很大，都追求高分，而不重视培养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我们都需要努力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我自身的经历刺激我去写这部小说，故事中的主人公身上就有我和我朋友的影子。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上过的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IIT），它是印度入学考试最难的大学，“奇葩大学”诞生了奇葩人物，很多人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学生，但我不得不说：还有。就像我也是一个奇葩，我遵循自己的内心，从投行辞职做专职作家。可能因为这样的人太稀少，令人不相信是真的，或许电影会夸大和显得时髦一些，但主人公确实存在。
Q：你的另一部小说《呼叫中心的一夜》也已被改编成电影，而还有两部作品则正在被改编成电影。你的小说为何这么受宝莱坞的青睐？
A：宝莱坞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它们已经很畅销，如果将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观众群已经有一定基础，票房大卖的几率更大。《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是最好例证。我住的这个区域也住着很多好莱坞电影人，我很方便就能跟他们洽谈合作事宜。
Q：迄今为止，你的五本小说里的故事似乎多是从主人公那里听来的，而且多为印度年轻人的故事，表达方式主要采用主人公为叙述者，同时作者自身也出现在小说中。你如何看自己在书中的角色？
A：哈哈，这就是我的风格，我喜欢进入主人公的脑子里，喜欢讲述真实人物的故事，而我出现在故事里，更能凸显主人公的真实性，不像一个虚构的人物。我搜集写作素材的方式就是经历和观察人生，到印度各处去演讲，跟很多年轻学生们见面交谈。
Q：有什么事情刺激你从事写作吗？
A：孩童时期的我就很会讲故事，因为印度的教育体制，我父母总是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工程师，而我也遵循了他们的想法，后来我还做了银行家。但我想自己能否不要为了父母或是他人而活着，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香港工作时确实是因为讨厌当时的老板，所以违逆他而在办公室里写小说。但我写作真正的动力还是来自童年时就爱讲故事的兴趣。
教育公平和每个人相关
Q：你非常关注教育制度，认为教育系统的损坏容易引发负面的社会效应。这是否与你个人的成长和受教育背景有关？
A：是的，我自身就是在印度教育体制下学习和成长的。1978～1991年我在德里军队公立学校上学，1991～1995年在印度理工大学德里分校读书，1995～1997年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管理学院念MBA。但教育制度不仅仅跟我个人有关，我也认识很多无法像我一样幸运地考入好大学的印度年轻人。现在情况更糟糕了，教育环境也变得更加充满竞争了，印度人口多，每年想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Q：在印度，种姓制度现在还会对一名学生的未来造成影响吗？
A：在山区、农村，种姓制度对学生未来影响很大，低种姓的学生会受到歧视，但在城市里，情况好了很多。
Q：你觉得宗教传统对于教育的影响是积极的吗？
A：宗教传统对教育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效应。宗教教导你要学习、要谦卑，但宗教有时也并不科学，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相比父辈，今天的印度年轻人较少信仰宗教。
年轻人不能只是埋头网络 Q：有人说，印度是个包容一切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找到想要的东西。你如何看待自己国家这种非凡的吸引力？又怎样看待印度的不足？
A：不像中国，印度是一个囊括诸多不同语言、邦和多彩文化的国家，印度的每个邦几乎跟欧洲各个国家一样各不相同。优势是印度能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观点，劣势是人口太多、不同观点也多，导致我们制定政策、做决定的过程总是很长，很没效率。我认为印度被落在后面了，印度要想屹立于世界顶级国家之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努力改变印度。
Q：你曾说，在印度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权力，而腐败无处不在。能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吗？
A：一个普通的印度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艰辛的，但一旦他认识了那些有权势的人，就很容易办成事情，无论是跟政府打交道或是找工作都游刃有余。当众多有权势的人掌握过于泛滥的权力时，社会就变得不公平了，这些人甚至因为拥有政治权力做了坏事也能免于司法惩罚，很多印度年轻人对此很不满，所以我意识到印度需要革命。我自己也有亲身感悟，相比以前名不见经传时，如今出名的我，办起事情来也更加顺利了。即便如此，我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印度的腐败，就像今天，我想买所房子需要到印度的资产部登记，为了能得到政府官员的签名同意我买房，我也不得不雇用中介送些钱进去。
Q：在杂文集《年轻的印度要什么》中，你很早就预见到印度翠鸟航空将会走向衰败，我们非常欣赏你敏锐的洞察力，你相信“写作是可以改变印度”吗？
A：我知道翠鸟航空会走向衰败是因为我以前在投行公司破产部门工作过，但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得有洞察力，一名作家必须做两件事：娱乐读者，以及有洞察力，必须能对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给予分析、提供观点。光靠写作无法改变印度，但写作有助于改变印度，因为很多读了我的小说的人都深受影响，这将有助于改变印度。
Q：你写给年轻人的文章，感觉更多像是一位心理医生，不断地告诉他们，要放轻松，不要害怕失败，如今，印度年轻人的压力很大吗？
A：我看上去像心理医生，是因为印度年轻人缺乏信心和鼓励，我跟他们交谈，能让他们好受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年轻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应该多接触世界，学习尽可能多的技能，并了解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能老是上“脸谱”（facebook）和看电影。
Q：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你想告诉年轻人什么？
A：我确实想启发这些印度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印度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需要改变很多事情，需要发展经济。因此，印度年轻人也把我看作是“青年偶像”，我说的话他们也愿意听。
称赞我为“印度版的韩寒”，是对我莫大的恭维，我知道韩寒，他很不错，他能做一些在中国很难做的事情，而且能表达自己却不给自己惹来麻烦。如果他的书有英文译本，我会找来看。
奇丹·巴噶特（ChetanBhagat），生于1974年4月22日，印度著名作家。他已出版五本畅销小说和一本杂文集，根据其处女作《五点人》{fivepointsomeone股编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曾在中国广受欢迎。
相比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的知名度，其原著小说《五点人》的作者、印度畅销书作家奇丹·巴噶特并不为中国人熟知，尽管40岁的他已出版5本小说和一本杂文集，2010年更是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12年2月，根据他和妻子的婚恋经历创作的小说《两个邦》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
在印度的中国人称巴噶特为“印度版韩寒”。仔细对照，他跟韩寒还颇有些相似之处：他用文字痛诉印度的不公正、腐败、贫穷、落后；他敢于冒险，放弃多金的投行工作而专职从事写作（2008年4月，在香港投行工作达10余年后，他辞职搬回孟买，将事业重心放在生养自己的故土）；他也被称为“青年偶像”，定期给印度主流报纸写专栏普及常识，并四处向年轻人演讲。他说：“我以我接触到、影响到和触摸到的印度人的数量来衡量我的成功。”他也像韩寒一样擅于营销自己。他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成功地在小城镇和网络上销售书籍，每本定价不超过100卢比（约11元人民币）。为了迎合年轻人爱耍酷的特点，他在网站上售卖印有自己书中名言的个性T恤，“年轻人喜欢智能手机等酷的东西，我们试图让卖书变得酷”。
巴噶特的文字简单朴实，叙述手法也并不复杂。为创造真实感，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常常将自己置身于故事之中，外包服务业职员、小企业主、经理、销售人员、秘书等印度中产阶级，都是其小说的拥趸。但印度文学界对他褒贬不一，有人批评他为“非常糟糕的作家”，有人觉得他的小说只是娱乐消遣的读物。更有评论家认为，巴噶特的成功，只能说明他赶上了印度第一代想要通过阅读英语小说提高英语能力、跟欧美文化亲近和消遣娱乐的年轻世代。对此，巴噶特说：“称赞我的小说能够娱乐人是对我的恭维，我并不认为娱乐就比文艺档次低。”
讲真实的故事
Q：根据你的小说《五点人》改编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也有诸多拥趸。小说中既揭露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弊端，也反映了传统文明仍然对年轻人产生影响，他们在挑战的同时也有传承。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写这个故事？
A：我知道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很受欢迎。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亚洲国家在教育体制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学生们的压力都很大，都追求高分，而不重视培养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我们都需要努力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我自身的经历刺激我去写这部小说，故事中的主人公身上就有我和我朋友的影子。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上过的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IIT），它是印度入学考试最难的大学，“奇葩大学”诞生了奇葩人物，很多人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学生，但我不得不说：还有。就像我也是一个奇葩，我遵循自己的内心，从投行辞职做专职作家。可能因为这样的人太稀少，令人不相信是真的，或许电影会夸大和显得时髦一些，但主人公确实存在。
Q：你的另一部小说《呼叫中心的一夜》也已被改编成电影，而还有两部作品则正在被改编成电影。你的小说为何这么受宝莱坞的青睐？
A：宝莱坞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它们已经很畅销，如果将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观众群已经有一定基础，票房大卖的几率更大。《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是最好例证。我住的这个区域也住着很多好莱坞电影人，我很方便就能跟他们洽谈合作事宜。
Q：迄今为止，你的五本小说里的故事似乎多是从主人公那里听来的，而且多为印度年轻人的故事，表达方式主要采用主人公为叙述者，同时作者自身也出现在小说中。你如何看自己在书中的角色？
A：哈哈，这就是我的风格，我喜欢进入主人公的脑子里，喜欢讲述真实人物的故事，而我出现在故事里，更能凸显主人公的真实性，不像一个虚构的人物。我搜集写作素材的方式就是经历和观察人生，到印度各处去演讲，跟很多年轻学生们见面交谈。
Q：有什么事情刺激你从事写作吗？
A：孩童时期的我就很会讲故事，因为印度的教育体制，我父母总是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工程师，而我也遵循了他们的想法，后来我还做了银行家。但我想自己能否不要为了父母或是他人而活着，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香港工作时确实是因为讨厌当时的老板，所以违逆他而在办公室里写小说。但我写作真正的动力还是来自童年时就爱讲故事的兴趣。
教育公平和每个人相关
Q：你非常关注教育制度，认为教育系统的损坏容易引发负面的社会效应。这是否与你个人的成长和受教育背景有关？
A：是的，我自身就是在印度教育体制下学习和成长的。1978～1991年我在德里军队公立学校上学，1991～1995年在印度理工大学德里分校读书，1995～1997年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管理学院念MBA。但教育制度不仅仅跟我个人有关，我也认识很多无法像我一样幸运地考入好大学的印度年轻人。现在情况更糟糕了，教育环境也变得更加充满竞争了，印度人口多，每年想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Q：在印度，种姓制度现在还会对一名学生的未来造成影响吗？
A：在山区、农村，种姓制度对学生未来影响很大，低种姓的学生会受到歧视，但在城市里，情况好了很多。
Q：你觉得宗教传统对于教育的影响是积极的吗？
A：宗教传统对教育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效应。宗教教导你要学习、要谦卑，但宗教有时也并不科学，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相比父辈，今天的印度年轻人较少信仰宗教。
年轻人不能只是埋头网络 Q：有人说，印度是个包容一切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找到想要的东西。你如何看待自己国家这种非凡的吸引力？又怎样看待印度的不足？
A：不像中国，印度是一个囊括诸多不同语言、邦和多彩文化的国家，印度的每个邦几乎跟欧洲各个国家一样各不相同。优势是印度能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观点，劣势是人口太多、不同观点也多，导致我们制定政策、做决定的过程总是很长，很没效率。我认为印度被落在后面了，印度要想屹立于世界顶级国家之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努力改变印度。
Q：你曾说，在印度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权力，而腐败无处不在。能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吗？
A：一个普通的印度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艰辛的，但一旦他认识了那些有权势的人，就很容易办成事情，无论是跟政府打交道或是找工作都游刃有余。当众多有权势的人掌握过于泛滥的权力时，社会就变得不公平了，这些人甚至因为拥有政治权力做了坏事也能免于司法惩罚，很多印度年轻人对此很不满，所以我意识到印度需要革命。我自己也有亲身感悟，相比以前名不见经传时，如今出名的我，办起事情来也更加顺利了。即便如此，我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印度的腐败，就像今天，我想买所房子需要到印度的资产部登记，为了能得到政府官员的签名同意我买房，我也不得不雇用中介送些钱进去。
Q：在杂文集《年轻的印度要什么》中，你很早就预见到印度翠鸟航空将会走向衰败，我们非常欣赏你敏锐的洞察力，你相信“写作是可以改变印度”吗？
A：我知道翠鸟航空会走向衰败是因为我以前在投行公司破产部门工作过，但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得有洞察力，一名作家必须做两件事：娱乐读者，以及有洞察力，必须能对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给予分析、提供观点。光靠写作无法改变印度，但写作有助于改变印度，因为很多读了我的小说的人都深受影响，这将有助于改变印度。
Q：你写给年轻人的文章，感觉更多像是一位心理医生，不断地告诉他们，要放轻松，不要害怕失败，如今，印度年轻人的压力很大吗？
A：我看上去像心理医生，是因为印度年轻人缺乏信心和鼓励，我跟他们交谈，能让他们好受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年轻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应该多接触世界，学习尽可能多的技能，并了解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能老是上“脸谱”（facebook）和看电影。
Q：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你想告诉年轻人什么？
A：我确实想启发这些印度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印度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需要改变很多事情，需要发展经济。因此，印度年轻人也把我看作是“青年偶像”，我说的话他们也愿意听。
称赞我为“印度版的韩寒”，是对我莫大的恭维，我知道韩寒，他很不错，他能做一些在中国很难做的事情，而且能表达自己却不给自己惹来麻烦。如果他的书有英文译本，我会找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