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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对于每一个为生活而辛苦着的人来说，就像是蜗牛身上背着的壳，即使再小，那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住房改革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伴随的还有人们生活方式和情感的变化。而今，我们回望这30年以来，小小的“蜗牛壳”所背负的故事，实在太多。
1978-1988：虽然拥挤，但这就是生活
关键词 等、靠、要福利分房
今年59岁的郭先生，是1979年从东北返城的北京知青。那时候，单位还是实行论资排辈分房子，而郭先生工作的事业单位当时房子非常紧张，所以刚返城的郭先生等于回来就没地儿住了。但在当时万分积极的争取之下(用郭先生女儿的话来说就是：“生抢的”)，郭先生和妻子终于搬进了现在北京站附近一个胡同的平房里。那是间6平方米的小平房，郭先生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小的房间里刚好能摆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上厕所都要到公共厕所里去，生活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这间小房对于郭先生来说也许是意义非凡的，因为生活就从这间小房开始了。
像郭先生这样的返城知青在“文革”结束后的返城高峰，以及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期。全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据资料显示，1978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仅4.2平方米。
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时开启的还有中国住房改革的大幕。当年9月，中央召开的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重要谈话：“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住宅问题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或15年付清。”也就在当年的6月，中其中央、国务院正式允许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自此揭开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
从1984年有了孩子之后，郭先生一家原本拥挤的小平房就显得更局促了。在单位的关心下，郭先生一家三口得以搬进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单位宿舍里。那时的单位宿舍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称之为“筒子楼”的建筑，虽然在同一层楼里挤着住了很多户人家，厕所是公用，生活用水要从1楼往上提。冬天里也没有暖气，还是用煤炉子烧蜂窝煤取暖；但是，郭先生一家倒还很怀念那个时候，不仅因为那时虽然是筒子楼，但是房间倒是50平方米左右的小两居，还因为与邻里之间结下的深厚情感。
说起“筒子楼”，也许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说不太清楚，可能会有模糊的印象。“筒子楼”这种建筑一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些工厂和学校为解决职工住房紧张问题而兴建的。“筒子楼”中间有着瘦长的走廊，走廊两侧肋骨式的房间一间间次第排开，而卫生间和厨房还是公用的。调皮的小孩们就在走廊里从头打闹到尾，一家做饭菜的香味儿也在走廊里蔓延至整座楼。而随着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住宅小区拔地而起，那个时候标志性的“筒子楼”就逐渐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居民住房还是处于“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人们的住房观念仍然是“等、靠、要”。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双职工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而由于福利分房是“香饽饽”，很难做到普遍性，居民住房形势仍然很严峻。
1988-1998：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关键词
住房商品化住房公积金
郭先生一家和房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到了1992年，因为之前住的单位宿舍筒子楼要重新拆建，郭先生所在的单位就给郭先生分了一套位于东直门的40平方米左右的小两居。在彻底结束福利分房制度之后，2000年，郭先生买了下这套房子，真正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至今一家人仍然住在这里。房子的设备如今是一应俱全，虽然房子面积不大，但是“住得久了也便有感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这意味着“新住房时代”正式开始了。国家的住房政策出现了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
而到了90年代初，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居民住房面积开始大幅上升，1998年人均达13.4平方米，基本消除了无房户。
真正的拐点在1998年。当年7月份，经过近20年的试点和经验摸索后，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而改为货币化分配，同时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而后，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确有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只有8.6％；而在1994年到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
1998-2008：住房需求多样化
关键词
住房商品化住房公积金
关键词
需求多样高房价
如今，郭先生家已经有了两套住房。一套自己居住，另外一套出租，自己当房东。早已不复当年没房住的艰难日子了。但郭先生的女儿已经到了婚嫁之年，对于这小两口而言，房子自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面对如今的高房价，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而近年来北京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外来需求。中央单位在京人员、外省人及每年大量高校留京毕业生、甚至是境外需求等的购买力均对北京市住宅市场产生影响。这不仅是北京，也是中国其他城市在国际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2000年2月，时任国家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住房实物分配在全国已经停止。但房改制度层面的彻底转身，使中国百姓在告别了以往拥挤的居住记忆之后，又迎来了高房价的冲击。
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能拥有自己的房子，2007年，中国房改编年史上又迎来了一个关键点。当年的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新加坡考察其住房制度。此后，一系列构建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文件相继出台。而到了2008年2月，北京市正式公示了《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至此，北京市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三类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相继确立，标志着北京新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得以确立。而全国各城市也都在探索本地的住房保障措施。
1978-1988：虽然拥挤，但这就是生活
关键词 等、靠、要福利分房
今年59岁的郭先生，是1979年从东北返城的北京知青。那时候，单位还是实行论资排辈分房子，而郭先生工作的事业单位当时房子非常紧张，所以刚返城的郭先生等于回来就没地儿住了。但在当时万分积极的争取之下(用郭先生女儿的话来说就是：“生抢的”)，郭先生和妻子终于搬进了现在北京站附近一个胡同的平房里。那是间6平方米的小平房，郭先生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小的房间里刚好能摆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上厕所都要到公共厕所里去，生活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这间小房对于郭先生来说也许是意义非凡的，因为生活就从这间小房开始了。
像郭先生这样的返城知青在“文革”结束后的返城高峰，以及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期。全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据资料显示，1978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仅4.2平方米。
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时开启的还有中国住房改革的大幕。当年9月，中央召开的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重要谈话：“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住宅问题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或15年付清。”也就在当年的6月，中其中央、国务院正式允许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自此揭开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
从1984年有了孩子之后，郭先生一家原本拥挤的小平房就显得更局促了。在单位的关心下，郭先生一家三口得以搬进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单位宿舍里。那时的单位宿舍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称之为“筒子楼”的建筑，虽然在同一层楼里挤着住了很多户人家，厕所是公用，生活用水要从1楼往上提。冬天里也没有暖气，还是用煤炉子烧蜂窝煤取暖；但是，郭先生一家倒还很怀念那个时候，不仅因为那时虽然是筒子楼，但是房间倒是50平方米左右的小两居，还因为与邻里之间结下的深厚情感。
说起“筒子楼”，也许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说不太清楚，可能会有模糊的印象。“筒子楼”这种建筑一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些工厂和学校为解决职工住房紧张问题而兴建的。“筒子楼”中间有着瘦长的走廊，走廊两侧肋骨式的房间一间间次第排开，而卫生间和厨房还是公用的。调皮的小孩们就在走廊里从头打闹到尾，一家做饭菜的香味儿也在走廊里蔓延至整座楼。而随着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住宅小区拔地而起，那个时候标志性的“筒子楼”就逐渐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居民住房还是处于“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人们的住房观念仍然是“等、靠、要”。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双职工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而由于福利分房是“香饽饽”，很难做到普遍性，居民住房形势仍然很严峻。
1988-1998：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关键词
住房商品化住房公积金
郭先生一家和房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到了1992年，因为之前住的单位宿舍筒子楼要重新拆建，郭先生所在的单位就给郭先生分了一套位于东直门的40平方米左右的小两居。在彻底结束福利分房制度之后，2000年，郭先生买了下这套房子，真正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至今一家人仍然住在这里。房子的设备如今是一应俱全，虽然房子面积不大，但是“住得久了也便有感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这意味着“新住房时代”正式开始了。国家的住房政策出现了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
而到了90年代初，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居民住房面积开始大幅上升，1998年人均达13.4平方米，基本消除了无房户。
真正的拐点在1998年。当年7月份，经过近20年的试点和经验摸索后，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而改为货币化分配，同时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而后，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确有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只有8.6％；而在1994年到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
1998-2008：住房需求多样化
关键词
住房商品化住房公积金
关键词
需求多样高房价
如今，郭先生家已经有了两套住房。一套自己居住，另外一套出租，自己当房东。早已不复当年没房住的艰难日子了。但郭先生的女儿已经到了婚嫁之年，对于这小两口而言，房子自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面对如今的高房价，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而近年来北京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外来需求。中央单位在京人员、外省人及每年大量高校留京毕业生、甚至是境外需求等的购买力均对北京市住宅市场产生影响。这不仅是北京，也是中国其他城市在国际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2000年2月，时任国家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住房实物分配在全国已经停止。但房改制度层面的彻底转身，使中国百姓在告别了以往拥挤的居住记忆之后，又迎来了高房价的冲击。
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能拥有自己的房子，2007年，中国房改编年史上又迎来了一个关键点。当年的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新加坡考察其住房制度。此后，一系列构建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文件相继出台。而到了2008年2月，北京市正式公示了《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至此，北京市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三类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相继确立，标志着北京新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得以确立。而全国各城市也都在探索本地的住房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