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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埃里·盖格 （Thierry Geiger）
瑞士人，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学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表现中心副总监，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主要职责包括开发和计算大量的综合指标并为地区和局部项目做出分析及研究。
这是一个充斥“不确定性”的乱世。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到底谁能拯救世界？
9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连线瑞士日内瓦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盖格深度解析排名表象之后的世界经济问题。
日趋接近的南北极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公布竞争力报告，从2005年开始启用指数和测量的方式公布竞争力排名，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今年报告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蒂埃里·盖格：过去7年，我们看到了三个大的趋势：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竞争力差距日趋接近。因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平的，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上升趋势。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发展很好，比如瑞士、丹麦，今年是瑞士第三次蝉联第一名。
金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好。今年，中国的名次又提升了一名（第26名），增加了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差距，中国的竞争力在金砖国家中居于第一位。
今年报告最大的亮点总结下来是美国的竞争力排名持续第三年下滑（降至第5名），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体间的差距。
《中国经济周刊》：报告是怎样制作的？科学性和价值如何体现？
蒂埃里·盖格：这是一年一次的项目，合著者有8名，其中5位是经济学家。报告制作过程中数据的搜集是竞争力指数出炉的关键环节。全球竞争力指数本身包含了113项指标，以及另外的用于计算国家发展阶段的其他许多种数据。每年总共有大约20000个数据点被搜集。
报告中比较难的是“高管意见调查”，除了8位合著者外，我的大量同事在世界各地对142个经济体中的14000多位商业领导者进行了关于国家商业环境众多因素的意见调查。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我们寻找到的是实际上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情况是怎样的。竞争力报告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报告，我们也出版其他的报告，但是竞争力报告确实是迄今为止最知名的。
二次探底的危险真实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给予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以4.3%和4.5%的预测，但是关于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说法仍不绝于耳，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
蒂埃里.盖格：我们正在度过艰难的时段，即使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衰退的可能性还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体中。
二次探底的危险还是很真实的。因为投资者信心的缺失已经蔓延到对整个商业机构、对于政府处理问题能力的怀疑。我们看到的在很多国家的债台高筑，也没有改善的明显迹象，而且这些国家也似乎都缺乏明确的战略来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资金能力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确定性太多了，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上升为真实的衰退预言。
《中国经济周刊》：报告中，关于G7国家的国债占GDP的平均水平已达到101.3%，除去今年因为遭受海啸袭击的日本（220.3%），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这一国债水平是否过高？
蒂埃里·盖格：从过去一些年的经验来看，国债水平确实是一个影响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投资者很看重这个指标，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把它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减少财政赤字，那么高昂的国债会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此次美国的信用评级被降级就很好地提醒了我们，投资者确实是关注债务水平的。
增长的国债只有在用于提升生产力，比如说增加教育投资和科研经费上才能提高一国的综合竞争力。但是如果债务是用于支付目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要为清偿债务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而投资者也总希望得到更高的回报，所以利息率逐渐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制约了政府在教育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可能。
所以我们始终相信，宏观经济环境好的话，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债台高筑的国家在这一项就失分了。现在的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远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率是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现在的整个情况正好与当时相反。这也印证了全球实力，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高通胀，中国怎么办？
《中国经济周刊》：全球竞争力指数由12 个类别（竞争力支柱）组成，其中哪些指标对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
蒂埃里·盖格：我们将目前的142个国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37个国家），第二阶段效率驱动阶段（28个国家，中国在其中），第三阶段创新驱动阶段（35个国家），另外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中的国家有24个，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国家有18个。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来说，如何提高效率，包括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这六大支柱对于中国能否转向第三阶段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目前的通胀趋势？
蒂埃里·盖格：与其他金砖国家经常时起时落的趋势相比，在过去的5～6年中，中国保持了稳固的上涨趋势，坚定地向前20迈进（今年第26名）。在12个支柱性指数类别中，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达到第10名，表现非常不错。且中国目前已基本解决了发展起步阶段关于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的问题。
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中国要继续关注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高等教育，中国需要更多的更高级的科技人员、工程师。
另外中国也面临一些持续的挑战，比如腐败、贿赂、非法买卖依然存在。
中国目前确实处于高通胀时期，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高通胀还属于可控状态下，这需要中国政府和央行的共同努力。高通胀影响最大的是穷人，一旦控制不住，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
瑞士人，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学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表现中心副总监，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主要职责包括开发和计算大量的综合指标并为地区和局部项目做出分析及研究。
这是一个充斥“不确定性”的乱世。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到底谁能拯救世界？
9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连线瑞士日内瓦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盖格深度解析排名表象之后的世界经济问题。
日趋接近的南北极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公布竞争力报告，从2005年开始启用指数和测量的方式公布竞争力排名，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今年报告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蒂埃里·盖格：过去7年，我们看到了三个大的趋势：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竞争力差距日趋接近。因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平的，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上升趋势。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发展很好，比如瑞士、丹麦，今年是瑞士第三次蝉联第一名。
金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好。今年，中国的名次又提升了一名（第26名），增加了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差距，中国的竞争力在金砖国家中居于第一位。
今年报告最大的亮点总结下来是美国的竞争力排名持续第三年下滑（降至第5名），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体间的差距。
《中国经济周刊》：报告是怎样制作的？科学性和价值如何体现？
蒂埃里·盖格：这是一年一次的项目，合著者有8名，其中5位是经济学家。报告制作过程中数据的搜集是竞争力指数出炉的关键环节。全球竞争力指数本身包含了113项指标，以及另外的用于计算国家发展阶段的其他许多种数据。每年总共有大约20000个数据点被搜集。
报告中比较难的是“高管意见调查”，除了8位合著者外，我的大量同事在世界各地对142个经济体中的14000多位商业领导者进行了关于国家商业环境众多因素的意见调查。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我们寻找到的是实际上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情况是怎样的。竞争力报告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报告，我们也出版其他的报告，但是竞争力报告确实是迄今为止最知名的。
二次探底的危险真实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给予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以4.3%和4.5%的预测，但是关于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说法仍不绝于耳，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
蒂埃里.盖格：我们正在度过艰难的时段，即使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衰退的可能性还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体中。
二次探底的危险还是很真实的。因为投资者信心的缺失已经蔓延到对整个商业机构、对于政府处理问题能力的怀疑。我们看到的在很多国家的债台高筑，也没有改善的明显迹象，而且这些国家也似乎都缺乏明确的战略来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资金能力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确定性太多了，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上升为真实的衰退预言。
《中国经济周刊》：报告中，关于G7国家的国债占GDP的平均水平已达到101.3%，除去今年因为遭受海啸袭击的日本（220.3%），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这一国债水平是否过高？
蒂埃里·盖格：从过去一些年的经验来看，国债水平确实是一个影响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投资者很看重这个指标，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把它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减少财政赤字，那么高昂的国债会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此次美国的信用评级被降级就很好地提醒了我们，投资者确实是关注债务水平的。
增长的国债只有在用于提升生产力，比如说增加教育投资和科研经费上才能提高一国的综合竞争力。但是如果债务是用于支付目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要为清偿债务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而投资者也总希望得到更高的回报，所以利息率逐渐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制约了政府在教育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可能。
所以我们始终相信，宏观经济环境好的话，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债台高筑的国家在这一项就失分了。现在的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远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率是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现在的整个情况正好与当时相反。这也印证了全球实力，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高通胀，中国怎么办？
《中国经济周刊》：全球竞争力指数由12 个类别（竞争力支柱）组成，其中哪些指标对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
蒂埃里·盖格：我们将目前的142个国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37个国家），第二阶段效率驱动阶段（28个国家，中国在其中），第三阶段创新驱动阶段（35个国家），另外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中的国家有24个，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国家有18个。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来说，如何提高效率，包括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这六大支柱对于中国能否转向第三阶段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目前的通胀趋势？
蒂埃里·盖格：与其他金砖国家经常时起时落的趋势相比，在过去的5～6年中，中国保持了稳固的上涨趋势，坚定地向前20迈进（今年第26名）。在12个支柱性指数类别中，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达到第10名，表现非常不错。且中国目前已基本解决了发展起步阶段关于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的问题。
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中国要继续关注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高等教育，中国需要更多的更高级的科技人员、工程师。
另外中国也面临一些持续的挑战，比如腐败、贿赂、非法买卖依然存在。
中国目前确实处于高通胀时期，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高通胀还属于可控状态下，这需要中国政府和央行的共同努力。高通胀影响最大的是穷人，一旦控制不住，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