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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试图将埃及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然而，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和埃及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美国虽然促使英埃妥协，但在援埃上的推脱延宕反而促使埃及向苏联靠拢。苏埃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美国政府将埃及视为苏联在中东扩张的马前卒。为了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影响的扩大，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这一政策成效有限，到1958年，美国在权衡利弊后，缓和了与纳赛尔的关系。
关键词 冷战，美国，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59-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中东。随着冷战的爆发，埃及更以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环节。1952年七月革命后，美国政府曾经对埃及寄予厚望。然而，埃及新政府推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拒绝充当美国在中东冷战的工具，甚至发展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美国由此认定，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为了影响埃及的外交取向，实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出台和实施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然而，美国政府未能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展，只好缓和与埃及（阿联）的关系。美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态势。
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埃关系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为基础，对美埃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宏观的梳理与总结；①或者是对这些事件进行专题式的探讨与解读，如美国与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苏伊士运河危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与实施等。①本文希望借助英美两国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应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的政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美埃关系的影响等做进一步的考察，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政策及特点，这对观察冷战时期、甚至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有所助益。
一、结盟还是中立：美国构筑中东冷战同盟体系与美埃矛盾
1953年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上台之际，正值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Farouk）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将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驻扎视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和支柱，因而坚决要求英军全部撤离埃及，并以此作为争取民族独立、收复国家主权的首要目标。此时，美苏在欧洲冷战对峙的格局已经形成，他们转而将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作为赢得冷战的重要环节。中东则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是把以埃及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艾森豪威尔的前任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曾为此而努力，提出组建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务组织（MEDO），并要求埃及参加，但未达到目标。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仍然對埃及与西方合作并加入中东防务组织抱有希望。他看到“民族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莫斯科使许多误入歧途的人们相信可以指望共产主义的帮助来实现民族主义的野心”。②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建立多边或双边的防务组织并扩展美国在全球防务中的责任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同时改革过时的殖民体系、向第三世界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走向有序而稳定的发展轨道，并且有能力和意愿参与自由世界的防务。在中东，美国政府认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构建有效的中东防御体系的关键，如果没有埃及自愿和真诚的合作，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与西方结盟”。③
然而，美国的目标面临着重重阻力，其中之一是当时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军事存在与埃及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尽管英国在中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鉴于美国卷入了朝鲜等东半球事务中，美国希望英国继续承担起中东防务的责任，“如果英军迅速撤离，中东将出现军事真空，这将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并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创造有利条件”。④事实上，美国在规划中东防务时，一直都要求英国发挥重要作用，并以英埃合作为基础。如果英埃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美国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
为了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于1953年5月出访中东。作为美国构筑中东防御体系的核心，埃及成为杜勒斯“调查事实之旅”的第一站。在与埃及总理纳吉布（Mohammad Naguib）和副总理纳赛尔⑤的会谈中，杜勒斯首先盛赞“埃及是中东最有前途的国家，可以作为该地区效仿的榜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加强与埃及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系”。接着，杜勒斯谈到埃及参与中东防务组织上来，纳吉布强调“民族独立是埃及与西方进行防务合作的前提，基于主仆关系的协议没有实际意义”。①杜勒斯赞同英军必须从埃及撤离，埃及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但他不希望出现权力真空，因此试图以包括英国在内的中东防务组织取代英国的权力。对此，纳赛尔吐露“英国在埃及不合理的影响力必须完全消失，否则我们就有对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心理障碍，埃及人民甚至认为中东防务组织只是服务于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永久占领”。为了鼓动埃及加入这一组织，杜勒斯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支持埃及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②然而，埃方还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转而考虑放弃中东防务组织，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北层国家联盟（Northern Tier）。同时，鉴于苏伊士运河基地对自由世界的战略价值，美国必须防止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为此，美国应当： 与英埃合作通过谈判解决运河基地及相关的防务问题；给予埃及适当数量的援助以确保西方在重大危机或敌对事件中可以继续使用运河基地，并保证和平时期的自由通航。③
由此可见，尽管埃及拒绝参加中东防务组织，美国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防务中的特殊作用，并希望通过适当的政策来争取埃及的合作，这就要求英埃尽快达成妥协方案。
此时，美国政府调解英埃基地争端的时机逐渐成熟。埃及新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他们倾向于在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以实现结束英军占领的主要目标。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和日趋恶化的财政危机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埃及撤军。英埃分歧主要集中在英军重新进驻运河基地的权利和基地设施保养人员的地位问题。英方要求“在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全球战争中重启运河基地，英国技师有权穿着英军制服和接受英国军事头衔”。④对此，埃及予以明确拒绝。出于冷战的现实考虑，美国希望英国在制服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埃及同意英国在必要时能够重返运河基地。
1954年初，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纳赛尔决心打破英埃谈判的僵局。3月，他表示“如果英国愿意在制服问题上让步，埃及准备接受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遭受攻击时，英军可重新进入运河基地，但伊朗除外”。⑤美国政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力促英国恢复谈判，“纳赛尔与纳吉布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英国处理基地问题，进而争取埃及与西方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⑥在美国的诱压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将放弃英国技师的军事身份，代之以商业合同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⑦杜勒斯认为“艾登的建议可以解决制服困境，满足埃及的民族主义诉求，还能消除丘吉尔首相（Churchill Winston）等保守派势力的疑虑，有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⑧3月20日，杜勒斯告知艾登“美国原则上同意以英国的新方案为基础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①
随着英埃立场的接近，谈判也得以恢复。但是，两国就英军撤离埃及的期限和协议的有效期又陷入新的纠葛。英方提出需要24个月撤军，协议有效期为20年；纳赛尔坚持有效期不得超过7年，英军必须在15个月内撤走。②在美国的调解和压力下，英埃同意妥协，并于7月27日达成一致：
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英军在20个月内撤离埃及；一旦发生对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土耳其的武装进攻，埃及准许英军重新进入运河基地；埃及保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给予英国皇家空军飞越领空、降落的权利；协议有效期为7年。③
华盛顿将协议的签署视为美国外交的巨大成就，它维护了西方在埃及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运河基地重启的条款将可能在必要时作为对北约（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正在推动的北层国家联盟的一种侧援或补充，从而有利于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建设性地利用民族主义力量不仅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反而有助于我们的利益，尤其是在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④
但是，英埃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美埃分歧已然解决。更重要的障碍是美国继续拼凑遏制苏联的中东防御体系，而纳赛尔对于任何把中东纳入西方阵营并加以控制的做法都心存疑虑。他希望“以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为基础构建防御体系，这个体系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军事组织上与西方关系紧密，但仍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獨立和不结盟”。⑤这体现了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和渴望独立自主的民族诉求，以及埃及主导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宏图伟业。因此，美埃的政策目标存在重大分歧，要想协调和兼容，谈何容易。
杜勒斯的中东之旅后，美国将建立中东防御体系的希望寄托在北层国家联盟上。1954年4月，美国幕后推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不久以后，美国决定帮助伊拉克改组军事机构并扩大对它的军事援助，以换取其在中东防务中的合作。在杜勒斯看来，伊拉克位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中间，如果诱导它与西方结盟，就能填补土、巴之间的缺口，并将北层国家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及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联系起来，形成有效的遏制苏联的包围圈。美国的行动得到伊拉克政府的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完全支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伊拉克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加入”。⑥这些事态引起了纳赛尔的忧虑，“伊拉克加入北层国家联盟将会削弱埃及领导下的区域自治，危及阿拉伯联盟的团结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的前景，并将整个中东置于内部的分裂与竞争中”。于是，纳赛尔一方面号召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北层国家联盟，另一方面又声明“埃及不反对中东防御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将其建立在阿拉伯联盟的基础之上”，他还保证“阿拉伯联盟将与西方发展必要的联系”。⑦然而，美国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纳赛尔的立场。
1955年2月，在美国的唆使下，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署了《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初步实现了杜勒斯北层国家联盟的构想，但也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以及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形成相互对抗的阵线。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严重地威胁着埃及在中东的利益，因而向美国提出抗议：
你们可能侥幸成功，但是，如果不顾及阿拉伯国家的民意，这个协定仅仅是一纸空文，你们什么都得不到。①
他还重申，“中东的防务应由本地区的人民来安排和组织，不应受到外国的影响或支持”。②美国政府则一方面为北层国家联盟辩护，称它是“增强中东防务的最佳途径”，③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打算让除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中东国家参与进来，因为它们将耗尽美国有限的资源”。④此外，杜勒斯还施展“障眼法”，指示美国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巴格达条约组织理事会。尽管如此，埃及还是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配，并联合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三国首脑决心使阿拉伯世界置身于冷战的各种潮流之外，并对国际冲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⑤至此，美国拉拢埃及加入中东防御体系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美国组织的北层国家联盟也招致埃及的谴责和抵制，加剧了与埃及的矛盾。 二、为渊驱鱼：美国对埃及的政策与埃苏接近及苏伊士运河危机
在中东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中，英埃协议的达成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还加深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孤立感，这又转而对美埃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首先，英军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离不仅解除了埃以之间的隔离地带，埃及军队可以在以色列边境快速集结，而且加强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据报道，英国将向埃及移交70000吨军用物资、14000辆军车和足以容纳81000名士兵的基础设施，以及10个机场和3个雷达站。⑥其次，以色列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是排斥和敌视以色列的，它倾向于鼓励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倾向，煽动其侵略野心，破坏中东的和平与稳定”。⑦加之此时，埃以小规模边界冲突不断，这进一步刺激了以色列的危机感。以军总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认为“目前的形势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武力措施胁迫埃及解决阿以问题”。⑧1955年2月28日，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的埃及陆军司令部，造成埃军死伤各30余人。
加沙袭击是1949年埃以签订全面停战协定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它对埃及的外交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纳赛尔自然把加沙袭击与美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认为“该事件同巴格达条约互相配合，从两条战线分头攻击埃及革命，进而重塑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势力范围”。⑨这事件刺激纳赛尔急于加强军事力量。1955年3月，纳赛尔请求美国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鉴于中东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更加渴望得到先进武器，以便用它们来保护埃及人民”。⑩杜勒斯表示愿意考虑埃及的请求，但同时提出附加条件：埃及必须参与中东防务，在军事上与北层国家联盟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纳赛尔保证采取措施配合美国解决阿以问题的阿尔法计划（Alpha Plan）。？輥？輯？訛毫不意外，纳赛尔拒绝了美国的条件。对他来说，埃及加入西方联盟所要承受的代价和风险将远超潜在的收益，而且考虑到当时阿以矛盾的尖锐性和阿拉伯人民的情绪，希望充当阿拉伯领袖的纳赛尔也不愿意冒着陷入孤立的风险，与以色列达成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转向苏东集团寻求军事援助。1955年4月，纳赛尔在出席亚非会议期间向周恩来（Chou En-lai）总理提出希望购买苏联武器，周恩来承诺代为转达。5月18日，纳赛尔会见了苏联驻埃及大使丹尼尔·索罗德（Daniel Solod），询问从苏联获取武器的可能性。三天后，苏联政府表示“愿意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向埃及提供武器，埃及可以用棉花和大米償付，而且没有附加条件”。①此后，纳赛尔故意将苏联的承诺透露给美国政府，并表示埃及仍希望从美国获取军事援助。美国驻埃及大使拜罗德（Henry A. Byroade）提醒国务院：“即将达成的苏埃武器交易将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纳赛尔的威胁。”②但是，在杜勒斯看来，冷战非此即彼，不可能走中间道路或折中主义。而纳赛尔试图脚踏两条船，利用超级大国的竞争服务于本国利益，美国绝不能让这种伎俩得逞。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埃及的行为听起来颇有点敲诈勒索的味道”。③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更加不愿意向埃及提供任何援助。
美国的这种态度只会使纳赛尔加速向苏联靠拢。1955年7月，埃及与苏联达成了购买武器的协议。这笔军火交易包括200架喷气式战斗机、37架中型轰炸机、6架教练机、100辆坦克、6艘鱼雷艇、2艘潜艇，以及大炮、火箭、装甲车和各类轻武器，总金额为8600万美元。④这是当时苏联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火交易。
苏埃武器交易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通过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苏联越过了北层国家联盟，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建立了前沿基地，打破了西方的战略包围圈。杜勒斯认为，“苏埃武器交易意味着苏联在中东和非洲打开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是朝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际事件”。⑤其次，巴勒斯坦战争后，美国政府希望维护阿以军事平衡，进而将他们拉到谈判桌上来，苏埃武器交易打破了这种平衡。
阿拉伯人得到了苏联的大批军火，变得日益傲慢起来，完全不顾西欧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纳赛尔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他领导下的埃及根本不打算同以色列会晤以解决他们之间悬而未决的分歧。⑥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避免采取过激的惩戒措施，以防埃及彻底倒向苏东阵营。杜勒斯本来很反感中立主义，但又不得不承认“埃及作为中立主义者总比共产主义卫星国要好得多”。⑦同时，美国希望通过援建阿斯旺高坝影响埃及的走向。当时，埃及政府计划在尼罗河上建造一座集防洪、发电和灌溉功能于一体的水坝，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项世纪工程，需要大量资金。1955年11月，埃及财政部长凯舒尼（Kaissouni）与英美和世界银行谈判。经商定，“美、英将在工程第一阶段向埃及赠款5600万美元和1400万美元。在第二阶段，英美和世界银行分别向埃及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⑧美国还附加了两项条件：埃及必须公开宣布不再同苏联进行军火交易；纳赛尔要利用他在中东的领导地位促使阿以缔结和平协定。纳赛尔认为，“西方试图利用阿斯旺工程的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牢牢控制埃及，抵消苏联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或者为推翻埃及新政权争取时间”。①就在此时，苏联一再申明愿意给予埃及经济援助。1956年6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Dmitri Shepilov）承诺“向埃及提供4亿美元的无息贷款”。②更令美国难以接受的是，纳赛尔于同年5月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杜勒斯指责“埃及的承认触及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为美埃关系的友好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③7月中旬，美英和世界银行相继撤回了援助高坝工程的承诺。
美英的背信弃义不仅激化了矛盾，成为一场重大危机的催化剂，而且将埃及进一步推向苏东阵营。7月24日，纳赛尔发起反击，“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埃及今后不再受武力和美元的控制，我们所有的工程都是主权与尊严的象征”。他还抨击“华盛顿在对外关系中声称是自由的化身、正义的代表，但在广播中却诽谤埃及经济不成熟，以此愚弄世界人民”。④两天后，纳赛尔宣布将原英法资本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并以其经营收入来建造阿斯旺高坝。 纳赛尔的决策震动了西方，尤其是英法恼怒至极，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迫使其屈服。7月27日，英国首相艾登声称“我们不允许纳赛尔以无视国际协议的方式控制苏伊士运河，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必须使用武力让他恢复理智”。⑤尽管美国政府对纳赛尔的行为也极度反感，甚至把他视为“阿拉伯的希特勒（Adolf Hitler）”，⑥艾森豪威尔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化解这次危机，“艾登的决定是不明智的和过时的，纳赛尔的行为体现了中东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愿望，如果我们共同向埃及发难，可能导致从达喀尔到菲律宾群岛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我们”。⑦事实上，美国关注的是更广泛的中东乃至全球战略问题。因此，艾森豪威尔提议“通过1888年君士坦丁堡协定的签字国和海事大国共同参与的国际会议向埃及政府施加压力，确保苏伊士运河正常通航”。⑧美国的意图在于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利用外交压力迫使纳赛尔就范，减轻埃及的行动对西方的石油利益，甚至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排挤英法，扩大美国在埃及乃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此外，美国还希望站在“道德高地”上争取外交主动权，防止苏联以反对侵略为借口进一步向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渗透——这是美国政府最担心的。
8月，英美联合策划并邀请埃及参加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伦敦会议。杜勒斯在会上抛出“国际共管苏伊士运河”，主要内容有：
成立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委员会，负责苏伊士运河的日常管理；埃及授予该委员会使用运河设施的权力，并取得相应的收益；建立解决争端的仲裁委员会，给予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公平的补偿；制裁违反协议的国家。⑨
杜勒斯方案的实质是否定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为美国以“国际化”的名义排挤英法、攫取运河的主导权开辟道路。纳赛尔认为伦敦会议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在会前发表了拒绝参会的声明：“美国完全是为干预埃及主权寻找借口，他们试图剥夺埃及公认的权利，是一种‘集体殖民主义’的温和手法。”①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不甘失败的美国政府接着又提出“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声称“该协会成立的目的是确保苏伊士运河公平地和不受任何政府影响地自由通航”。②这一方案仍是变相的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纳赛尔指责“这个协会是西方非法剥夺埃及主权和合法收益的工具”，并且以“它将导致运河管理上的无政府主义”为由予以拒绝。③
在此形势下，英法“图穷匕见”，暗中勾结以色列悍然走上战争道路。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埃及。次日，英法联合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埃以冲突严重威胁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安全”，要求“两国军队立即停战并后撤至距运河10英里之外；埃及政府准许英法军队进驻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等战略要地”。④纳赛尔拒绝了英法的无理要求。31日，英法出動大批飞机空袭埃及，并于几天后派兵登陆塞得港。埃及坚决抵抗，整个中东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了谴责侵略、声援埃及的浪潮。苏联也发出严厉警告，并在联合国建议“美苏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制止侵略，防止苏伊士运河危机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⑤美国对英法不顾劝告发动战争的行为非常不满，并担心苏联乘机强力介入中东，因此决定对英法施加压力。11月2日，在美苏等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97号决议，要求“各方立即停火并撤军；所有会员国不得把军事物资运往敌对地区；一俟停火生效，迅速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并保证航行自由”。⑥陷入绝境的英法和以色列只好同意撤军，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
三、积极抗衡：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纳赛尔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抗
苏伊士运河危机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英法的势力急剧衰退，而以埃及为首的民族主义力量受到强烈鼓舞，“开罗空前未有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的新民族主义的源泉”。纳赛尔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提高，埃及人民将他尊为“天神”“人民的救星”，阿拉伯世界称颂他为“当今的萨拉丁（Saladin）”。⑦此外，苏联在危机期间对埃及的支持及其后扩大对纳赛尔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⑧不仅强化了苏埃关系，而且给阿拉伯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阿拉伯国家把苏联看作弱小民族的支持者、阿拉伯人的朋友，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
埃及的胜利也鼓舞了纳赛尔更深入地开展“阿拉伯革命”，鼓吹阿拉伯国家团结反帝的决心。例如，纳赛尔暗中支持颠覆利比亚和黎巴嫩政府的隐蔽行动，利用开罗电台发起针对阿拉伯保守政权的宣传攻击。在艾森豪威尔眼中，“纳赛尔有一份接管中东的时间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被其接管，就像希特勒接管欧洲一样”。⑨美国政府还认为纳赛尔是以牺牲西方的利益为代价帮助苏联扩大势力范围，他们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如果纳赛尔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同盟并成功地颠覆中东的亲西方国家，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阻止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世界能源基地获得钳制西方的立足点”。①因此，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孤立埃及，削弱纳赛尔在中东的威望和影响力”。②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指出“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中东形势急剧恶化，由此产生的动荡和冲突为苏联势力的渗透敞开大门”。为了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应该“与该地区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展合作并对其提供援助，包括使用美国军队保护它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抵御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发动的公开的武装侵略”。③这一所谓“拯救中东”的计划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它主要着眼于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侵蚀，填补英法力量的衰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同时也意在扶植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如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孤立埃及及其盟友，遏制纳赛尔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西方利益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美埃关系难以改善。1957年初，纳赛尔支持约旦首相纳布西（Sulayman al-Nabulsi）废除《英约条约》，此举激起了西方国家对纳赛尔接管约旦的恐慌，也激化了约旦国内的政治斗争。4月，奉行保守主义政策的侯赛因（Hussein）国王解除了纳布西的首相职务，并清洗军队中“亲纳赛尔”的军官。埃及由此加强了反对侯赛因的宣传运动，开罗电台指控他“犯了出卖阿拉伯人的滔天罪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④侯赛因借口遭到埃及政府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敌对宣传和颠覆袭击，向美国寻求援助。杜勒斯宣称“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纳赛尔勾结共产党开展了针对约旦的隐蔽行动”，⑤他们通过“街头暴动、煽动性广播、阿拉伯突击队的攻击和贿赂政府官员等干预约旦内政，应该对约旦危机负全部责任”。⑥这就要求“美国必须立即行动，否则，约旦将倒向埃及怀抱，这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无疑是一大挫折”。⑦随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第六舰队进入地中海，并向约旦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帮助侯赛因国王控制局势。约旦危机实质上是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纳赛尔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一次抗衡。 接下来发生的叙利亚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埃叙合并是艾森豪威尔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又一次激烈碰撞。1955年8月，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民族集团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建了以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为总统的联合政府。他们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拒绝参加西方的军事联盟。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叙利亚支持埃及，断绝与英法的外交关系，炸毁伊拉克经由叙利亚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加剧了西欧的石油危机。更令美国难堪是，叙利亚发展了与苏联的经济合作关系并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⑧叙利亚的左倾趋势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关注。1957年8月，美国发动了针对叙利亚政府的隐蔽行动并唆使土耳其陈兵叙利亚边境，由此酿成叙利亚危机。尽管这一事件随着埃及军队进驻叙利亚和苏联对土耳其的威慑而归于平静，但也使得叙利亚政府更加渴望与埃及结盟，借此减轻外部压力。1958年1月16日，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Salah al-Din al-Bitar）到达开罗，呼吁埃叙全面合并，并称“这是稳定叙利亚局势无可替代的方式”。面对这种状况，纳赛尔宣布“为了满足叙利亚人民的要求，埃及同意立即合并”。①2月1日，埃及与叙利亚签署条约，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
埃叙合并是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新发展。《纽约时报》评论说：“它标志着纳赛尔追求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泛阿拉伯帝国迈出一大步。”②该事件再次激起了美国政府的忧虑，“埃叙合并将减少叙利亚和伊拉克合作的可能性，加强纳赛尔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并使得阿联与以色列及保守的阿拉伯政权的关系复杂化”。③杜勒斯更是将此事与苏联的扩张联系起来，指出“阿联很可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的，它将对西方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造成巨大威胁”。④因此，美国试图发动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反对阿联。早在1958年1月底，杜勒斯就在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上提议“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黎巴嫩制定联合行动计划，从两条战线攻击阿联，一方面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与之抗衡的共同体，提出阿拉伯统一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内部策动反对埃叙合并的积极因素，最终瓦解阿联”。⑤
然而，美国的企图并未实现。这首先是由于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2月7日，沙特阿拉伯声明“只要得到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的支持，并且不损害其他阿拉伯邻国的利益，纳赛尔追求阿拉伯统一的目标就不应受到任何反对”。⑥黎巴嫩和约旦也不希望站在阿聯的对立面。其次，美国政府内部也意见不一。1958年初，美国助理国务卿朗特里（William Rountree）谈及中东形势时承认“该地区的公众舆论使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战略目标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难以实现”。⑦有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协调与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加强双方之间的理解与合作”。⑧这就意味着美国开始考虑对纳赛尔采取怀柔和拉拢的政策，以分化埃苏关系，而苏联在承认阿联上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为美国政策的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声称“情报部门不相信苏联是埃叙合并的幕后策划者，事实上，苏联对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也是困惑不已”。⑨美国驻埃及大使哈尔（Raymond A. Hare）也认为“阿联的成立有助于阻止共产主义在中东的传播，缓和纳赛尔的政治野心，美国的承认可以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渴望统一的政治抱负，甚至能在开罗和莫斯科之间打入不和的楔子”。⑩于是，美国政府转而考虑承认阿联。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国务院“只要全民公决赞成埃叙合并，美国就立即予以承认”。？輥？輯？訛 23日，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并以压倒性的优势批准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当选为总统。①两天后，美国正式承认了阿联。
尽管美国承认了埃叙合并，但继续支持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抵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相继发生的黎巴嫩危机和伊拉克革命加深了美国对纳赛尔政权的敌意。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拒绝与英法断交的国家。不久以后，信奉基督教的卡米尔·夏蒙（Camille Chamoun）总统又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夏蒙的亲西方立场令纳赛尔十分不满，阿联的报纸和电台掀起了针对黎巴嫩的敌对宣传。他们宣扬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煽动穆斯林团体对夏蒙政府的不满情绪。更为严重的是，1958年春，夏蒙总统试图修改宪法谋求连任，由此引发了穆斯林反对派的武装暴动，他们得到了阿联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据黎巴嫩官方报告，“黎巴嫩海关在黎叙边境截获大批军火，包括大约100支印有埃及军队标记的步枪，这些武器准备运往的黎波里的反政府武装手中”。②黎巴嫩政府据此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通过武装渗透、恐怖袭击、走私武器和恶意宣传等干预黎巴嫩内政”，③同时向美国寻求支持。美国情报部门认为“纳赛尔竭力利用黎巴嫩的政治问题促进激进的泛阿拉伯统一事业，这些行为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④但是，美国政府对是否直接介入还举棋不定，他们采取了向夏蒙政府提供援助，并由联合国出面调停的方针。
然而，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推翻费萨尔（Faisal）国王的政变，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并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被美国视为抵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受此鼓舞，黎巴嫩的穆斯林反对派再次走上街头。夏蒙总统力邀美国在48小时内出兵，否则他的政府将被颠覆。所有这些加剧了美国政府的警觉，他们认为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正以雷霆万钧之势颠覆了中东一个又一个亲西方政权。就在伊拉克政变当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白宫会议上声称“我们侦测到纳赛尔在最近中东的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⑤艾森豪威尔总统强调“纳赛尔已经绑在苏联的战车上，他的胜利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无论纳赛尔想做什么，苏联都将获得巨大的收益”。杜勒斯主张“美国迅速行动，这样，苏联将会在全面战争的阴云下，以纳赛尔走得太快太远为由抑制他的行动”。⑥最后，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出兵。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贝鲁特。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声明： 自从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维系和平地利用石油资源，而不受任何国家的阻碍。现在，纳赛尔试图通过控制这些资源来摧毁西方世界。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声音。⑦
不久以后，黎巴嫩议会选举谢哈布（Faud Shehab）为总统，穆斯林反对派领袖卡拉米（Rashid Karami）为总理，黎巴嫩局势逐渐平静下来。10月25日，美军全部撤离黎巴嫩。
四、两害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对阿联政策的重估与调整
美国介入黎巴嫩危机虽然向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即对中东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的任何挑战，都将遇到美国强有力的反击。然而，从更大的意义上讲，美国的干涉“也打开了中东的潘多拉宝盒”，⑧使其在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危机过后，美国情报部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美军登陆黎巴嫩表明美国站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阿拉伯人民普遍倾向于抵制美国，他们发起了反西方的示威游行，并抨击亲西方的保守政权，如约旦、沙特阿拉伯等。为了确保其政权稳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与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解”。①这就意味着旨在防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成为“过时的政策”，不利于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质疑军事干预的可行性，“即使我们在中东部署大量的军队，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期待中的结果”。②因此，美国必须修正先前的中东政策，缓和与阿联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国内政治的演变也为美国与阿联的接近提供了有利契机。伊拉克革命后，高层发生政治斗争。阿里夫（Abd al-Salam Arif）集团追随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伊拉克与阿联合并，而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一派坚决反对。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胜出，卡西姆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打击阿里夫。9月30日，伊拉克重组内阁，阿里夫集团失势。在此期间，伊拉克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增长。据美国情报分析，“伊拉克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政府要害部门，并且掌管着宣传机构。如果卡西姆继续执行目前的政策，伊拉克将不可避免地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③伊拉克新政府还加强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19日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拉克的外交动向威胁着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伊拉克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将在中东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苏联不仅能打破世界权力平衡，而且可以切断西欧的石油供應，进而瓦解北约”。④
纳赛尔也不愿看到阿里夫集团失利，并对伊拉克的亲苏倾向表示强烈反感，因为伊拉克的“叛离”对阿联的生存构成潜在威胁，“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征服和控制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红色肥沃新月地带，主导波斯湾和亚喀巴湾，并以此为跳板进入印度洋”。⑤此后，纳赛尔加强了对国内共产党的镇压力度，并发起了针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称他们为“分裂主义分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敌人”，同时重申阿联追求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势力介入中东。纳赛尔与苏联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以其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有反共的一面，可以服务于遏制苏联的总体目标。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如何应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及日渐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通过了NSC5820/1号文件，这份文件重申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和保证石油供应的畅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必须做到：
协调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将阿拉伯人民的目标和愿望与美国的中东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持阿拉伯统一的观念，在必要时接受中东国家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通过提供贷款、财政和技术援助促进中东的经济发展；谋求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探索两国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合作。⑥
这份文件突出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修正了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沆瀣一气的观点，承认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在政治上缓和了与阿联的外交关系，还提出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怀柔和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实现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总体目标。
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美国政府注意避免与纳赛尔发生正面冲突，同时试图与其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1958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示：
苏联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纳赛尔亦不愿受制于克里姆林宫，在目前的形势下，帮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管伊拉克不失为明智之举。①
次年1月，杜勒斯更是明确表态：
纳赛尔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但是如果任由共产主义控制伊拉克，苏联将获得梦寐以求的通往中东的陆桥，并从侧翼迂回包抄伊朗和土耳其。一言以蔽之，两害相权取其轻。②
1959年3月，在阿联的幕后支持和美国的鼓动下，伊拉克的“亲纳赛尔”军官试图占领北部城市摩苏尔，这一行动遭到共产党领导的准军事组织的武力弹压，很快归于失败。随着伊拉克共产党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为了防止“奠边府的悲剧在中东重演”，艾森豪威尔总统于4月3日指示组建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评估“美国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阻止共产主义在伊拉克的扩张”的可能。③几天以后，国务院明确提出“鉴于美国缺乏足以影响伊拉克发展进程的资源，我们应该避免公开介入，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寻求从内部突破，将支持纳赛尔作为当前遏制共产主义在伊拉克发展的最佳途径”。④
与此同时，美国加大了对阿联的援助力度。1958年底，纳赛尔的特使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mad Heikal）向美国提出“在PL-480的框架下出售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小麦”。⑤不久以后，美国政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次年4月，美国还通过世界银行向阿联提供了1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用于提升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能力。⑥据统计，1957至1958年，美国总计向埃及（阿联）提供了16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1959—1960年，美国对阿联的经济援助额高达11070万美元。⑦ 然而，美国的政策只是特殊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不是真正同情和支持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以无法从根本上协调与阿联的矛盾，更不可能发展成有效而持久的地区战略。1958年，在意识到保守的阿拉伯政权不能遏制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后，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了以色列的战略潜力并加强对它的军事援助。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向以色列赊销无后坐力反坦克炮、半履带式军车、卡车和通信装置”。⑧1960年4月，美国又提供给以色列防空预警装置。⑨尽管美国拒绝了以色列购买鹰式防空导弹的请求，但还是引起纳赛尔的不满。此外，美国仍对纳赛尔的革命影响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心存芥蒂，认为“它将危及我们在阿拉伯世界边缘地带的战略利益，如苏丹、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⑩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改善与阿联关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
五、结论
冷战前期，美国对埃及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将其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对埃及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包括推动英埃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承诺向埃及提供援助等。但是，埃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诉求与美国的战略目标难以兼容，美国未能将埃及纳入中东防御体系，其以冷战划线的政策和在援助问题上的应用，反而促使埃及与西方拉开距离，并向苏联求援，由此促成了苏埃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事态又恶化了美国政府对埃及的认知，认为埃及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于是，美国出台艾森豪威尔主义加强对中东的干涉，通过扶持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向中东扩张。然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未能达到目标，却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模糊首要目标之嫌。鉴于艾森豪威尔主义之无效和中东形势的新发展，到1958年末，美国政府认识到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有害，但其反共的一面却可以利用，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纳赛尔领导的阿联和解，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的政策似乎在几年中绕了一大圈。但此时的中东已非昔日可比：英法的势力大为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迅速推进，苏联进入中东，巴格达条约组织则陷入摇摇欲坠之境。艾森豪威爾政府之所以无法实现在埃及的战略目标，根本原因是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战略，“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划线的思路，对埃及的民族主义诉求缺乏理解和尊重，这与埃及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诉求相抵触。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政策的演变轨迹，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对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外交的内在矛盾和困境，以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谋求霸权时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杜晓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黄正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冷战，美国，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59-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中东。随着冷战的爆发，埃及更以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环节。1952年七月革命后，美国政府曾经对埃及寄予厚望。然而，埃及新政府推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拒绝充当美国在中东冷战的工具，甚至发展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美国由此认定，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为了影响埃及的外交取向，实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出台和实施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然而，美国政府未能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展，只好缓和与埃及（阿联）的关系。美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态势。
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埃关系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为基础，对美埃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宏观的梳理与总结；①或者是对这些事件进行专题式的探讨与解读，如美国与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苏伊士运河危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与实施等。①本文希望借助英美两国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应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的政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美埃关系的影响等做进一步的考察，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政策及特点，这对观察冷战时期、甚至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有所助益。
一、结盟还是中立：美国构筑中东冷战同盟体系与美埃矛盾
1953年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上台之际，正值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Farouk）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将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驻扎视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和支柱，因而坚决要求英军全部撤离埃及，并以此作为争取民族独立、收复国家主权的首要目标。此时，美苏在欧洲冷战对峙的格局已经形成，他们转而将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作为赢得冷战的重要环节。中东则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是把以埃及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艾森豪威尔的前任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曾为此而努力，提出组建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务组织（MEDO），并要求埃及参加，但未达到目标。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仍然對埃及与西方合作并加入中东防务组织抱有希望。他看到“民族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莫斯科使许多误入歧途的人们相信可以指望共产主义的帮助来实现民族主义的野心”。②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建立多边或双边的防务组织并扩展美国在全球防务中的责任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同时改革过时的殖民体系、向第三世界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走向有序而稳定的发展轨道，并且有能力和意愿参与自由世界的防务。在中东，美国政府认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构建有效的中东防御体系的关键，如果没有埃及自愿和真诚的合作，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与西方结盟”。③
然而，美国的目标面临着重重阻力，其中之一是当时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军事存在与埃及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尽管英国在中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鉴于美国卷入了朝鲜等东半球事务中，美国希望英国继续承担起中东防务的责任，“如果英军迅速撤离，中东将出现军事真空，这将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并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创造有利条件”。④事实上，美国在规划中东防务时，一直都要求英国发挥重要作用，并以英埃合作为基础。如果英埃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美国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
为了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于1953年5月出访中东。作为美国构筑中东防御体系的核心，埃及成为杜勒斯“调查事实之旅”的第一站。在与埃及总理纳吉布（Mohammad Naguib）和副总理纳赛尔⑤的会谈中，杜勒斯首先盛赞“埃及是中东最有前途的国家，可以作为该地区效仿的榜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加强与埃及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系”。接着，杜勒斯谈到埃及参与中东防务组织上来，纳吉布强调“民族独立是埃及与西方进行防务合作的前提，基于主仆关系的协议没有实际意义”。①杜勒斯赞同英军必须从埃及撤离，埃及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但他不希望出现权力真空，因此试图以包括英国在内的中东防务组织取代英国的权力。对此，纳赛尔吐露“英国在埃及不合理的影响力必须完全消失，否则我们就有对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心理障碍，埃及人民甚至认为中东防务组织只是服务于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永久占领”。为了鼓动埃及加入这一组织，杜勒斯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支持埃及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②然而，埃方还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转而考虑放弃中东防务组织，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北层国家联盟（Northern Tier）。同时，鉴于苏伊士运河基地对自由世界的战略价值，美国必须防止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为此，美国应当： 与英埃合作通过谈判解决运河基地及相关的防务问题；给予埃及适当数量的援助以确保西方在重大危机或敌对事件中可以继续使用运河基地，并保证和平时期的自由通航。③
由此可见，尽管埃及拒绝参加中东防务组织，美国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防务中的特殊作用，并希望通过适当的政策来争取埃及的合作，这就要求英埃尽快达成妥协方案。
此时，美国政府调解英埃基地争端的时机逐渐成熟。埃及新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他们倾向于在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以实现结束英军占领的主要目标。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和日趋恶化的财政危机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埃及撤军。英埃分歧主要集中在英军重新进驻运河基地的权利和基地设施保养人员的地位问题。英方要求“在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全球战争中重启运河基地，英国技师有权穿着英军制服和接受英国军事头衔”。④对此，埃及予以明确拒绝。出于冷战的现实考虑，美国希望英国在制服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埃及同意英国在必要时能够重返运河基地。
1954年初，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纳赛尔决心打破英埃谈判的僵局。3月，他表示“如果英国愿意在制服问题上让步，埃及准备接受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遭受攻击时，英军可重新进入运河基地，但伊朗除外”。⑤美国政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力促英国恢复谈判，“纳赛尔与纳吉布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英国处理基地问题，进而争取埃及与西方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⑥在美国的诱压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将放弃英国技师的军事身份，代之以商业合同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⑦杜勒斯认为“艾登的建议可以解决制服困境，满足埃及的民族主义诉求，还能消除丘吉尔首相（Churchill Winston）等保守派势力的疑虑，有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⑧3月20日，杜勒斯告知艾登“美国原则上同意以英国的新方案为基础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①
随着英埃立场的接近，谈判也得以恢复。但是，两国就英军撤离埃及的期限和协议的有效期又陷入新的纠葛。英方提出需要24个月撤军，协议有效期为20年；纳赛尔坚持有效期不得超过7年，英军必须在15个月内撤走。②在美国的调解和压力下，英埃同意妥协，并于7月27日达成一致：
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英军在20个月内撤离埃及；一旦发生对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土耳其的武装进攻，埃及准许英军重新进入运河基地；埃及保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给予英国皇家空军飞越领空、降落的权利；协议有效期为7年。③
华盛顿将协议的签署视为美国外交的巨大成就，它维护了西方在埃及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运河基地重启的条款将可能在必要时作为对北约（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正在推动的北层国家联盟的一种侧援或补充，从而有利于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建设性地利用民族主义力量不仅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反而有助于我们的利益，尤其是在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④
但是，英埃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美埃分歧已然解决。更重要的障碍是美国继续拼凑遏制苏联的中东防御体系，而纳赛尔对于任何把中东纳入西方阵营并加以控制的做法都心存疑虑。他希望“以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为基础构建防御体系，这个体系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军事组织上与西方关系紧密，但仍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獨立和不结盟”。⑤这体现了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和渴望独立自主的民族诉求，以及埃及主导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宏图伟业。因此，美埃的政策目标存在重大分歧，要想协调和兼容，谈何容易。
杜勒斯的中东之旅后，美国将建立中东防御体系的希望寄托在北层国家联盟上。1954年4月，美国幕后推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不久以后，美国决定帮助伊拉克改组军事机构并扩大对它的军事援助，以换取其在中东防务中的合作。在杜勒斯看来，伊拉克位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中间，如果诱导它与西方结盟，就能填补土、巴之间的缺口，并将北层国家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及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联系起来，形成有效的遏制苏联的包围圈。美国的行动得到伊拉克政府的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完全支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伊拉克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加入”。⑥这些事态引起了纳赛尔的忧虑，“伊拉克加入北层国家联盟将会削弱埃及领导下的区域自治，危及阿拉伯联盟的团结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的前景，并将整个中东置于内部的分裂与竞争中”。于是，纳赛尔一方面号召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北层国家联盟，另一方面又声明“埃及不反对中东防御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将其建立在阿拉伯联盟的基础之上”，他还保证“阿拉伯联盟将与西方发展必要的联系”。⑦然而，美国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纳赛尔的立场。
1955年2月，在美国的唆使下，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署了《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初步实现了杜勒斯北层国家联盟的构想，但也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以及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形成相互对抗的阵线。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严重地威胁着埃及在中东的利益，因而向美国提出抗议：
你们可能侥幸成功，但是，如果不顾及阿拉伯国家的民意，这个协定仅仅是一纸空文，你们什么都得不到。①
他还重申，“中东的防务应由本地区的人民来安排和组织，不应受到外国的影响或支持”。②美国政府则一方面为北层国家联盟辩护，称它是“增强中东防务的最佳途径”，③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打算让除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中东国家参与进来，因为它们将耗尽美国有限的资源”。④此外，杜勒斯还施展“障眼法”，指示美国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巴格达条约组织理事会。尽管如此，埃及还是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配，并联合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三国首脑决心使阿拉伯世界置身于冷战的各种潮流之外，并对国际冲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⑤至此，美国拉拢埃及加入中东防御体系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美国组织的北层国家联盟也招致埃及的谴责和抵制，加剧了与埃及的矛盾。 二、为渊驱鱼：美国对埃及的政策与埃苏接近及苏伊士运河危机
在中东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中，英埃协议的达成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还加深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孤立感，这又转而对美埃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首先，英军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离不仅解除了埃以之间的隔离地带，埃及军队可以在以色列边境快速集结，而且加强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据报道，英国将向埃及移交70000吨军用物资、14000辆军车和足以容纳81000名士兵的基础设施，以及10个机场和3个雷达站。⑥其次，以色列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是排斥和敌视以色列的，它倾向于鼓励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倾向，煽动其侵略野心，破坏中东的和平与稳定”。⑦加之此时，埃以小规模边界冲突不断，这进一步刺激了以色列的危机感。以军总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认为“目前的形势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武力措施胁迫埃及解决阿以问题”。⑧1955年2月28日，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的埃及陆军司令部，造成埃军死伤各30余人。
加沙袭击是1949年埃以签订全面停战协定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它对埃及的外交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纳赛尔自然把加沙袭击与美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认为“该事件同巴格达条约互相配合，从两条战线分头攻击埃及革命，进而重塑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势力范围”。⑨这事件刺激纳赛尔急于加强军事力量。1955年3月，纳赛尔请求美国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鉴于中东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更加渴望得到先进武器，以便用它们来保护埃及人民”。⑩杜勒斯表示愿意考虑埃及的请求，但同时提出附加条件：埃及必须参与中东防务，在军事上与北层国家联盟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纳赛尔保证采取措施配合美国解决阿以问题的阿尔法计划（Alpha Plan）。？輥？輯？訛毫不意外，纳赛尔拒绝了美国的条件。对他来说，埃及加入西方联盟所要承受的代价和风险将远超潜在的收益，而且考虑到当时阿以矛盾的尖锐性和阿拉伯人民的情绪，希望充当阿拉伯领袖的纳赛尔也不愿意冒着陷入孤立的风险，与以色列达成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转向苏东集团寻求军事援助。1955年4月，纳赛尔在出席亚非会议期间向周恩来（Chou En-lai）总理提出希望购买苏联武器，周恩来承诺代为转达。5月18日，纳赛尔会见了苏联驻埃及大使丹尼尔·索罗德（Daniel Solod），询问从苏联获取武器的可能性。三天后，苏联政府表示“愿意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向埃及提供武器，埃及可以用棉花和大米償付，而且没有附加条件”。①此后，纳赛尔故意将苏联的承诺透露给美国政府，并表示埃及仍希望从美国获取军事援助。美国驻埃及大使拜罗德（Henry A. Byroade）提醒国务院：“即将达成的苏埃武器交易将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纳赛尔的威胁。”②但是，在杜勒斯看来，冷战非此即彼，不可能走中间道路或折中主义。而纳赛尔试图脚踏两条船，利用超级大国的竞争服务于本国利益，美国绝不能让这种伎俩得逞。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埃及的行为听起来颇有点敲诈勒索的味道”。③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更加不愿意向埃及提供任何援助。
美国的这种态度只会使纳赛尔加速向苏联靠拢。1955年7月，埃及与苏联达成了购买武器的协议。这笔军火交易包括200架喷气式战斗机、37架中型轰炸机、6架教练机、100辆坦克、6艘鱼雷艇、2艘潜艇，以及大炮、火箭、装甲车和各类轻武器，总金额为8600万美元。④这是当时苏联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火交易。
苏埃武器交易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通过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苏联越过了北层国家联盟，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建立了前沿基地，打破了西方的战略包围圈。杜勒斯认为，“苏埃武器交易意味着苏联在中东和非洲打开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是朝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际事件”。⑤其次，巴勒斯坦战争后，美国政府希望维护阿以军事平衡，进而将他们拉到谈判桌上来，苏埃武器交易打破了这种平衡。
阿拉伯人得到了苏联的大批军火，变得日益傲慢起来，完全不顾西欧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纳赛尔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他领导下的埃及根本不打算同以色列会晤以解决他们之间悬而未决的分歧。⑥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避免采取过激的惩戒措施，以防埃及彻底倒向苏东阵营。杜勒斯本来很反感中立主义，但又不得不承认“埃及作为中立主义者总比共产主义卫星国要好得多”。⑦同时，美国希望通过援建阿斯旺高坝影响埃及的走向。当时，埃及政府计划在尼罗河上建造一座集防洪、发电和灌溉功能于一体的水坝，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项世纪工程，需要大量资金。1955年11月，埃及财政部长凯舒尼（Kaissouni）与英美和世界银行谈判。经商定，“美、英将在工程第一阶段向埃及赠款5600万美元和1400万美元。在第二阶段，英美和世界银行分别向埃及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⑧美国还附加了两项条件：埃及必须公开宣布不再同苏联进行军火交易；纳赛尔要利用他在中东的领导地位促使阿以缔结和平协定。纳赛尔认为，“西方试图利用阿斯旺工程的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牢牢控制埃及，抵消苏联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或者为推翻埃及新政权争取时间”。①就在此时，苏联一再申明愿意给予埃及经济援助。1956年6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Dmitri Shepilov）承诺“向埃及提供4亿美元的无息贷款”。②更令美国难以接受的是，纳赛尔于同年5月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杜勒斯指责“埃及的承认触及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为美埃关系的友好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③7月中旬，美英和世界银行相继撤回了援助高坝工程的承诺。
美英的背信弃义不仅激化了矛盾，成为一场重大危机的催化剂，而且将埃及进一步推向苏东阵营。7月24日，纳赛尔发起反击，“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埃及今后不再受武力和美元的控制，我们所有的工程都是主权与尊严的象征”。他还抨击“华盛顿在对外关系中声称是自由的化身、正义的代表，但在广播中却诽谤埃及经济不成熟，以此愚弄世界人民”。④两天后，纳赛尔宣布将原英法资本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并以其经营收入来建造阿斯旺高坝。 纳赛尔的决策震动了西方，尤其是英法恼怒至极，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迫使其屈服。7月27日，英国首相艾登声称“我们不允许纳赛尔以无视国际协议的方式控制苏伊士运河，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必须使用武力让他恢复理智”。⑤尽管美国政府对纳赛尔的行为也极度反感，甚至把他视为“阿拉伯的希特勒（Adolf Hitler）”，⑥艾森豪威尔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化解这次危机，“艾登的决定是不明智的和过时的，纳赛尔的行为体现了中东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愿望，如果我们共同向埃及发难，可能导致从达喀尔到菲律宾群岛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我们”。⑦事实上，美国关注的是更广泛的中东乃至全球战略问题。因此，艾森豪威尔提议“通过1888年君士坦丁堡协定的签字国和海事大国共同参与的国际会议向埃及政府施加压力，确保苏伊士运河正常通航”。⑧美国的意图在于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利用外交压力迫使纳赛尔就范，减轻埃及的行动对西方的石油利益，甚至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排挤英法，扩大美国在埃及乃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此外，美国还希望站在“道德高地”上争取外交主动权，防止苏联以反对侵略为借口进一步向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渗透——这是美国政府最担心的。
8月，英美联合策划并邀请埃及参加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伦敦会议。杜勒斯在会上抛出“国际共管苏伊士运河”，主要内容有：
成立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委员会，负责苏伊士运河的日常管理；埃及授予该委员会使用运河设施的权力，并取得相应的收益；建立解决争端的仲裁委员会，给予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公平的补偿；制裁违反协议的国家。⑨
杜勒斯方案的实质是否定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为美国以“国际化”的名义排挤英法、攫取运河的主导权开辟道路。纳赛尔认为伦敦会议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在会前发表了拒绝参会的声明：“美国完全是为干预埃及主权寻找借口，他们试图剥夺埃及公认的权利，是一种‘集体殖民主义’的温和手法。”①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不甘失败的美国政府接着又提出“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声称“该协会成立的目的是确保苏伊士运河公平地和不受任何政府影响地自由通航”。②这一方案仍是变相的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纳赛尔指责“这个协会是西方非法剥夺埃及主权和合法收益的工具”，并且以“它将导致运河管理上的无政府主义”为由予以拒绝。③
在此形势下，英法“图穷匕见”，暗中勾结以色列悍然走上战争道路。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埃及。次日，英法联合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埃以冲突严重威胁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安全”，要求“两国军队立即停战并后撤至距运河10英里之外；埃及政府准许英法军队进驻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等战略要地”。④纳赛尔拒绝了英法的无理要求。31日，英法出動大批飞机空袭埃及，并于几天后派兵登陆塞得港。埃及坚决抵抗，整个中东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了谴责侵略、声援埃及的浪潮。苏联也发出严厉警告，并在联合国建议“美苏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制止侵略，防止苏伊士运河危机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⑤美国对英法不顾劝告发动战争的行为非常不满，并担心苏联乘机强力介入中东，因此决定对英法施加压力。11月2日，在美苏等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97号决议，要求“各方立即停火并撤军；所有会员国不得把军事物资运往敌对地区；一俟停火生效，迅速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并保证航行自由”。⑥陷入绝境的英法和以色列只好同意撤军，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
三、积极抗衡：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纳赛尔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抗
苏伊士运河危机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英法的势力急剧衰退，而以埃及为首的民族主义力量受到强烈鼓舞，“开罗空前未有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的新民族主义的源泉”。纳赛尔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提高，埃及人民将他尊为“天神”“人民的救星”，阿拉伯世界称颂他为“当今的萨拉丁（Saladin）”。⑦此外，苏联在危机期间对埃及的支持及其后扩大对纳赛尔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⑧不仅强化了苏埃关系，而且给阿拉伯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阿拉伯国家把苏联看作弱小民族的支持者、阿拉伯人的朋友，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
埃及的胜利也鼓舞了纳赛尔更深入地开展“阿拉伯革命”，鼓吹阿拉伯国家团结反帝的决心。例如，纳赛尔暗中支持颠覆利比亚和黎巴嫩政府的隐蔽行动，利用开罗电台发起针对阿拉伯保守政权的宣传攻击。在艾森豪威尔眼中，“纳赛尔有一份接管中东的时间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被其接管，就像希特勒接管欧洲一样”。⑨美国政府还认为纳赛尔是以牺牲西方的利益为代价帮助苏联扩大势力范围，他们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如果纳赛尔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同盟并成功地颠覆中东的亲西方国家，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阻止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世界能源基地获得钳制西方的立足点”。①因此，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孤立埃及，削弱纳赛尔在中东的威望和影响力”。②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指出“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中东形势急剧恶化，由此产生的动荡和冲突为苏联势力的渗透敞开大门”。为了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应该“与该地区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展合作并对其提供援助，包括使用美国军队保护它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抵御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发动的公开的武装侵略”。③这一所谓“拯救中东”的计划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它主要着眼于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侵蚀，填补英法力量的衰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同时也意在扶植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如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孤立埃及及其盟友，遏制纳赛尔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西方利益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美埃关系难以改善。1957年初，纳赛尔支持约旦首相纳布西（Sulayman al-Nabulsi）废除《英约条约》，此举激起了西方国家对纳赛尔接管约旦的恐慌，也激化了约旦国内的政治斗争。4月，奉行保守主义政策的侯赛因（Hussein）国王解除了纳布西的首相职务，并清洗军队中“亲纳赛尔”的军官。埃及由此加强了反对侯赛因的宣传运动，开罗电台指控他“犯了出卖阿拉伯人的滔天罪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④侯赛因借口遭到埃及政府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敌对宣传和颠覆袭击，向美国寻求援助。杜勒斯宣称“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纳赛尔勾结共产党开展了针对约旦的隐蔽行动”，⑤他们通过“街头暴动、煽动性广播、阿拉伯突击队的攻击和贿赂政府官员等干预约旦内政，应该对约旦危机负全部责任”。⑥这就要求“美国必须立即行动，否则，约旦将倒向埃及怀抱，这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无疑是一大挫折”。⑦随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第六舰队进入地中海，并向约旦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帮助侯赛因国王控制局势。约旦危机实质上是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纳赛尔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一次抗衡。 接下来发生的叙利亚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埃叙合并是艾森豪威尔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又一次激烈碰撞。1955年8月，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民族集团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建了以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为总统的联合政府。他们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拒绝参加西方的军事联盟。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叙利亚支持埃及，断绝与英法的外交关系，炸毁伊拉克经由叙利亚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加剧了西欧的石油危机。更令美国难堪是，叙利亚发展了与苏联的经济合作关系并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⑧叙利亚的左倾趋势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关注。1957年8月，美国发动了针对叙利亚政府的隐蔽行动并唆使土耳其陈兵叙利亚边境，由此酿成叙利亚危机。尽管这一事件随着埃及军队进驻叙利亚和苏联对土耳其的威慑而归于平静，但也使得叙利亚政府更加渴望与埃及结盟，借此减轻外部压力。1958年1月16日，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Salah al-Din al-Bitar）到达开罗，呼吁埃叙全面合并，并称“这是稳定叙利亚局势无可替代的方式”。面对这种状况，纳赛尔宣布“为了满足叙利亚人民的要求，埃及同意立即合并”。①2月1日，埃及与叙利亚签署条约，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
埃叙合并是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新发展。《纽约时报》评论说：“它标志着纳赛尔追求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泛阿拉伯帝国迈出一大步。”②该事件再次激起了美国政府的忧虑，“埃叙合并将减少叙利亚和伊拉克合作的可能性，加强纳赛尔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并使得阿联与以色列及保守的阿拉伯政权的关系复杂化”。③杜勒斯更是将此事与苏联的扩张联系起来，指出“阿联很可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的，它将对西方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造成巨大威胁”。④因此，美国试图发动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反对阿联。早在1958年1月底，杜勒斯就在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上提议“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黎巴嫩制定联合行动计划，从两条战线攻击阿联，一方面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与之抗衡的共同体，提出阿拉伯统一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内部策动反对埃叙合并的积极因素，最终瓦解阿联”。⑤
然而，美国的企图并未实现。这首先是由于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2月7日，沙特阿拉伯声明“只要得到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的支持，并且不损害其他阿拉伯邻国的利益，纳赛尔追求阿拉伯统一的目标就不应受到任何反对”。⑥黎巴嫩和约旦也不希望站在阿聯的对立面。其次，美国政府内部也意见不一。1958年初，美国助理国务卿朗特里（William Rountree）谈及中东形势时承认“该地区的公众舆论使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战略目标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难以实现”。⑦有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协调与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加强双方之间的理解与合作”。⑧这就意味着美国开始考虑对纳赛尔采取怀柔和拉拢的政策，以分化埃苏关系，而苏联在承认阿联上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为美国政策的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声称“情报部门不相信苏联是埃叙合并的幕后策划者，事实上，苏联对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也是困惑不已”。⑨美国驻埃及大使哈尔（Raymond A. Hare）也认为“阿联的成立有助于阻止共产主义在中东的传播，缓和纳赛尔的政治野心，美国的承认可以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渴望统一的政治抱负，甚至能在开罗和莫斯科之间打入不和的楔子”。⑩于是，美国政府转而考虑承认阿联。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国务院“只要全民公决赞成埃叙合并，美国就立即予以承认”。？輥？輯？訛 23日，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并以压倒性的优势批准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当选为总统。①两天后，美国正式承认了阿联。
尽管美国承认了埃叙合并，但继续支持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抵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相继发生的黎巴嫩危机和伊拉克革命加深了美国对纳赛尔政权的敌意。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拒绝与英法断交的国家。不久以后，信奉基督教的卡米尔·夏蒙（Camille Chamoun）总统又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夏蒙的亲西方立场令纳赛尔十分不满，阿联的报纸和电台掀起了针对黎巴嫩的敌对宣传。他们宣扬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煽动穆斯林团体对夏蒙政府的不满情绪。更为严重的是，1958年春，夏蒙总统试图修改宪法谋求连任，由此引发了穆斯林反对派的武装暴动，他们得到了阿联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据黎巴嫩官方报告，“黎巴嫩海关在黎叙边境截获大批军火，包括大约100支印有埃及军队标记的步枪，这些武器准备运往的黎波里的反政府武装手中”。②黎巴嫩政府据此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通过武装渗透、恐怖袭击、走私武器和恶意宣传等干预黎巴嫩内政”，③同时向美国寻求支持。美国情报部门认为“纳赛尔竭力利用黎巴嫩的政治问题促进激进的泛阿拉伯统一事业，这些行为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④但是，美国政府对是否直接介入还举棋不定，他们采取了向夏蒙政府提供援助，并由联合国出面调停的方针。
然而，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推翻费萨尔（Faisal）国王的政变，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并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被美国视为抵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受此鼓舞，黎巴嫩的穆斯林反对派再次走上街头。夏蒙总统力邀美国在48小时内出兵，否则他的政府将被颠覆。所有这些加剧了美国政府的警觉，他们认为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正以雷霆万钧之势颠覆了中东一个又一个亲西方政权。就在伊拉克政变当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白宫会议上声称“我们侦测到纳赛尔在最近中东的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⑤艾森豪威尔总统强调“纳赛尔已经绑在苏联的战车上，他的胜利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无论纳赛尔想做什么，苏联都将获得巨大的收益”。杜勒斯主张“美国迅速行动，这样，苏联将会在全面战争的阴云下，以纳赛尔走得太快太远为由抑制他的行动”。⑥最后，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出兵。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贝鲁特。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声明： 自从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维系和平地利用石油资源，而不受任何国家的阻碍。现在，纳赛尔试图通过控制这些资源来摧毁西方世界。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声音。⑦
不久以后，黎巴嫩议会选举谢哈布（Faud Shehab）为总统，穆斯林反对派领袖卡拉米（Rashid Karami）为总理，黎巴嫩局势逐渐平静下来。10月25日，美军全部撤离黎巴嫩。
四、两害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对阿联政策的重估与调整
美国介入黎巴嫩危机虽然向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即对中东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的任何挑战，都将遇到美国强有力的反击。然而，从更大的意义上讲，美国的干涉“也打开了中东的潘多拉宝盒”，⑧使其在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危机过后，美国情报部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美军登陆黎巴嫩表明美国站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阿拉伯人民普遍倾向于抵制美国，他们发起了反西方的示威游行，并抨击亲西方的保守政权，如约旦、沙特阿拉伯等。为了确保其政权稳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与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解”。①这就意味着旨在防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成为“过时的政策”，不利于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质疑军事干预的可行性，“即使我们在中东部署大量的军队，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期待中的结果”。②因此，美国必须修正先前的中东政策，缓和与阿联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国内政治的演变也为美国与阿联的接近提供了有利契机。伊拉克革命后，高层发生政治斗争。阿里夫（Abd al-Salam Arif）集团追随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伊拉克与阿联合并，而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一派坚决反对。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胜出，卡西姆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打击阿里夫。9月30日，伊拉克重组内阁，阿里夫集团失势。在此期间，伊拉克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增长。据美国情报分析，“伊拉克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政府要害部门，并且掌管着宣传机构。如果卡西姆继续执行目前的政策，伊拉克将不可避免地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③伊拉克新政府还加强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19日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拉克的外交动向威胁着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伊拉克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将在中东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苏联不仅能打破世界权力平衡，而且可以切断西欧的石油供應，进而瓦解北约”。④
纳赛尔也不愿看到阿里夫集团失利，并对伊拉克的亲苏倾向表示强烈反感，因为伊拉克的“叛离”对阿联的生存构成潜在威胁，“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征服和控制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红色肥沃新月地带，主导波斯湾和亚喀巴湾，并以此为跳板进入印度洋”。⑤此后，纳赛尔加强了对国内共产党的镇压力度，并发起了针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称他们为“分裂主义分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敌人”，同时重申阿联追求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势力介入中东。纳赛尔与苏联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以其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有反共的一面，可以服务于遏制苏联的总体目标。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如何应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及日渐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通过了NSC5820/1号文件，这份文件重申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和保证石油供应的畅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必须做到：
协调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将阿拉伯人民的目标和愿望与美国的中东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持阿拉伯统一的观念，在必要时接受中东国家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通过提供贷款、财政和技术援助促进中东的经济发展；谋求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探索两国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合作。⑥
这份文件突出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修正了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沆瀣一气的观点，承认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在政治上缓和了与阿联的外交关系，还提出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怀柔和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实现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总体目标。
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美国政府注意避免与纳赛尔发生正面冲突，同时试图与其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1958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示：
苏联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纳赛尔亦不愿受制于克里姆林宫，在目前的形势下，帮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管伊拉克不失为明智之举。①
次年1月，杜勒斯更是明确表态：
纳赛尔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但是如果任由共产主义控制伊拉克，苏联将获得梦寐以求的通往中东的陆桥，并从侧翼迂回包抄伊朗和土耳其。一言以蔽之，两害相权取其轻。②
1959年3月，在阿联的幕后支持和美国的鼓动下，伊拉克的“亲纳赛尔”军官试图占领北部城市摩苏尔，这一行动遭到共产党领导的准军事组织的武力弹压，很快归于失败。随着伊拉克共产党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为了防止“奠边府的悲剧在中东重演”，艾森豪威尔总统于4月3日指示组建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评估“美国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阻止共产主义在伊拉克的扩张”的可能。③几天以后，国务院明确提出“鉴于美国缺乏足以影响伊拉克发展进程的资源，我们应该避免公开介入，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寻求从内部突破，将支持纳赛尔作为当前遏制共产主义在伊拉克发展的最佳途径”。④
与此同时，美国加大了对阿联的援助力度。1958年底，纳赛尔的特使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mad Heikal）向美国提出“在PL-480的框架下出售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小麦”。⑤不久以后，美国政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次年4月，美国还通过世界银行向阿联提供了1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用于提升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能力。⑥据统计，1957至1958年，美国总计向埃及（阿联）提供了16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1959—1960年，美国对阿联的经济援助额高达11070万美元。⑦ 然而，美国的政策只是特殊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不是真正同情和支持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以无法从根本上协调与阿联的矛盾，更不可能发展成有效而持久的地区战略。1958年，在意识到保守的阿拉伯政权不能遏制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后，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了以色列的战略潜力并加强对它的军事援助。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向以色列赊销无后坐力反坦克炮、半履带式军车、卡车和通信装置”。⑧1960年4月，美国又提供给以色列防空预警装置。⑨尽管美国拒绝了以色列购买鹰式防空导弹的请求，但还是引起纳赛尔的不满。此外，美国仍对纳赛尔的革命影响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心存芥蒂，认为“它将危及我们在阿拉伯世界边缘地带的战略利益，如苏丹、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⑩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改善与阿联关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
五、结论
冷战前期，美国对埃及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将其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对埃及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包括推动英埃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承诺向埃及提供援助等。但是，埃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诉求与美国的战略目标难以兼容，美国未能将埃及纳入中东防御体系，其以冷战划线的政策和在援助问题上的应用，反而促使埃及与西方拉开距离，并向苏联求援，由此促成了苏埃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事态又恶化了美国政府对埃及的认知，认为埃及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于是，美国出台艾森豪威尔主义加强对中东的干涉，通过扶持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向中东扩张。然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未能达到目标，却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模糊首要目标之嫌。鉴于艾森豪威尔主义之无效和中东形势的新发展，到1958年末，美国政府认识到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有害，但其反共的一面却可以利用，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纳赛尔领导的阿联和解，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的政策似乎在几年中绕了一大圈。但此时的中东已非昔日可比：英法的势力大为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迅速推进，苏联进入中东，巴格达条约组织则陷入摇摇欲坠之境。艾森豪威爾政府之所以无法实现在埃及的战略目标，根本原因是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战略，“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划线的思路，对埃及的民族主义诉求缺乏理解和尊重，这与埃及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诉求相抵触。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政策的演变轨迹，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对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外交的内在矛盾和困境，以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谋求霸权时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杜晓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黄正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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