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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在外面就是这样活着的。只是不知道，他在烈日下寒风中要等待多久才能被人领走？在没人认领的日子里，他的吃饭住宿怎么解决？
父亲今年67岁了。从小到大，我和父亲每年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因为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在外打工。
我记得小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爸爸写信，妈妈说一句我写一句，写不出来的字画圈圈，写了什么我完全不关心。现在也完全不记得，只是知道信要寄给新疆的舅爷爷，让他转给爸爸，爸爸在他那儿打工。信寄给爸爸，爸爸是要请人代念的，他除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分得清男女厕所外，其余的字大概都不认识。爸爸很少写信回家，但过一段时间，邮递员就会在门口喊：“刘牛巧，汇款单。”妈妈就会满脸喜气地去房里翻她的印章，交给邮递员，然后在左邻右舍啧啧的赞叹声中谦虚一番，那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我关心的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给我带那种一咬一口“囍”字的糖，然后在伙伴们贪婪的目光中每人分几颗。那种糖简直太奇妙了，一口咬下去，我们的嘴里都会含着一个“囍”字。爸爸的大包裹里除了糖，还有苹果，是那种特别面的苹果，口感并不好，但不好吃不要紧，要紧的是伙伴们平时很少能吃到苹果，而我因为有个在外打工的爸爸，每年都能吃到。那时吃苹果是奢侈的享受，那一刻，他们大概都会羡慕我有个打工的爸爸吧？
爸爸总是在过年前的几天回来，他一回来，家里面就会多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是那种灰尘、烟草和烂苹果混合的气味，那是男人的气味，旅途的气味。在有限的日子里爸爸特别娇宠我，他似乎想把一年中亏欠的父爱在一个月里全部给我。走到哪儿他都会把我带在身边，逢人便说，我家姑娘这次考了第一名，我家姑娘又得了一张奖状，我家姑娘写的字像刻刀刻出来的。每次他当面夸我，我都会浑身不自在。但是孩子是容易被笼络的，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在吃饭时，爬坐到他的肩头，肆无忌惮地揪他的头发，摸他的胡茬，学他打哈欠时发出的怪声，甚至当面叫他的名字。妈妈会看不下去，嗔怪爸爸，而爸爸总是一脸的笑，似乎特别享受我的胡闹。
父亲像一只候鸟，我很少去关心他每年去往何方，更不关心他在远方怎么生活。他在家的时候也很少说起他在外的生活，只是偶尔会提到在外没活干的时候，就得在大街上“摆摊儿”。我不明所以，后来长大后，在电视剧里看到一排排农民工蹲守在大马路边上，身边摆放着各自的劳动家伙，斧头、凿子、瓦刀、油漆刷、扁担，什么都有，面前多半还会有一块纸牌“会木工”“会贴瓷砖”等，然后等着城里人把他们从人堆里带走。被领走的满脸喜气，没有被认领的只能无望地等下去——我的心刹那间被刺痛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在外面就是这样生活的。只是不知道，他在烈日下寒风中要等待多久才能被人领走？在没人认领的日子里，他的吃饭住宿怎么解决？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偏僻的乡镇学校教书。父亲从外面回来后，第二天必定到学校来看我，因为我是父亲的骄傲。他走到哪儿，都会有意无意地提我的名字，听到别人夸奖我，他更是喜形于色。回来每每会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谁谁谁说你教学好，谁谁谁的孩子想尽办法要分到你班上来。我总是很反感他的张扬，警告他不要在外面到处吹牛。他很委屈地辩解：“我哪里吹牛了呀？到哪儿只要人家听说我是你爸爸，都要和我搭讪。”他脸上写满的荣耀让我无法懈怠，我知道我必须做得更好，才能让父亲的这份荣耀永远保持下去。他这一辈子一直仰着脸看人，我这个做女儿的似乎给了他挺直腰杆的机会。
父亲从20多岁就四处奔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新疆乌鲁木齐待过5年，在黑龙江佳木斯待过18年，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给了父亲终生难愈的气管炎。南昌、石家庄、天津、上海、北京、呼和浩特、本溪，地图上找得到找不到的地方他似乎都去过。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养成了一个奇特的习惯，无论在哪吃饭，他都喜欢蹲着，不喜欢坐着。他常常捧一只大瓷碗，蹲在墙角呼哧呼哧吃得震天响。为此母亲批评过他无数次，可是他改不了。这么多年了，父亲在外吃饭从来没有饭桌，睡觉永远都是打地铺，睡在工地，床板就是他给别人打家具用的木板。
50岁以后，父亲开始跟随一个远房堂叔去河南郑州搞室内装潢，工资不低，父亲越干越有劲。前年父亲回来，嚷嚷着要去染头发。我取笑他：“老来帅吗？”父亲正色道：“头发不染不行了，白头发太多，人家大老板会嫌年纪大，会让你堂叔把我退回家。”我问他：“在外面也去理发店染发吗？”他说：“不去，我自己买了染发膏，白头发冒出来，过几天我就染一下。”他还沾沾自喜地告诉我：“我从来不让白头发长出来，不看我的身份证，人家都以为我才50出头呢！”父亲一脸狡黠地笑，我也朝他笑，却笑出了满眼的泪。
最近几年每年春节，我和父亲都会有一番斗争，只为了阻止他出去打工。我问他：“有你这么老的打工仔吗？你缺钱还是咋的？外面金矿银矿多的是，你是不是全想背回来？你到底还想苦到哪一天？”父亲说：“我还能做得动，你把我陷在家里，我反而会闲出一身病来。哪天实在拿不动电刨了，就不出去了。你堂叔照顾我，需要爬高的活计从来不要我做。我在外面一点不吃苦，能做一天是一天，能赚一点好一点。这样你们养老的负担也轻一些，攒点钱将来志强买房我们说不定还能支持一点。”志强是我的侄儿，他的孙子。每次的斗争都是我输，我没有办法拴住他，过了正月十五他就满村子转悠，像只孤单的老狗。他不会打麻将，看电视打瞌睡，在家待着他整天长吁短叹。
于是，每年春节过后，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大军中，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那就是我父亲。
父亲今年67岁了。从小到大，我和父亲每年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因为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在外打工。
我记得小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爸爸写信，妈妈说一句我写一句，写不出来的字画圈圈，写了什么我完全不关心。现在也完全不记得，只是知道信要寄给新疆的舅爷爷，让他转给爸爸，爸爸在他那儿打工。信寄给爸爸，爸爸是要请人代念的，他除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分得清男女厕所外，其余的字大概都不认识。爸爸很少写信回家，但过一段时间，邮递员就会在门口喊：“刘牛巧，汇款单。”妈妈就会满脸喜气地去房里翻她的印章，交给邮递员，然后在左邻右舍啧啧的赞叹声中谦虚一番，那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我关心的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给我带那种一咬一口“囍”字的糖，然后在伙伴们贪婪的目光中每人分几颗。那种糖简直太奇妙了，一口咬下去，我们的嘴里都会含着一个“囍”字。爸爸的大包裹里除了糖，还有苹果，是那种特别面的苹果，口感并不好，但不好吃不要紧，要紧的是伙伴们平时很少能吃到苹果，而我因为有个在外打工的爸爸，每年都能吃到。那时吃苹果是奢侈的享受，那一刻，他们大概都会羡慕我有个打工的爸爸吧？
爸爸总是在过年前的几天回来，他一回来，家里面就会多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是那种灰尘、烟草和烂苹果混合的气味，那是男人的气味，旅途的气味。在有限的日子里爸爸特别娇宠我，他似乎想把一年中亏欠的父爱在一个月里全部给我。走到哪儿他都会把我带在身边，逢人便说，我家姑娘这次考了第一名，我家姑娘又得了一张奖状，我家姑娘写的字像刻刀刻出来的。每次他当面夸我，我都会浑身不自在。但是孩子是容易被笼络的，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在吃饭时，爬坐到他的肩头，肆无忌惮地揪他的头发，摸他的胡茬，学他打哈欠时发出的怪声，甚至当面叫他的名字。妈妈会看不下去，嗔怪爸爸，而爸爸总是一脸的笑，似乎特别享受我的胡闹。
父亲像一只候鸟，我很少去关心他每年去往何方，更不关心他在远方怎么生活。他在家的时候也很少说起他在外的生活，只是偶尔会提到在外没活干的时候，就得在大街上“摆摊儿”。我不明所以，后来长大后，在电视剧里看到一排排农民工蹲守在大马路边上，身边摆放着各自的劳动家伙，斧头、凿子、瓦刀、油漆刷、扁担，什么都有，面前多半还会有一块纸牌“会木工”“会贴瓷砖”等，然后等着城里人把他们从人堆里带走。被领走的满脸喜气，没有被认领的只能无望地等下去——我的心刹那间被刺痛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在外面就是这样生活的。只是不知道，他在烈日下寒风中要等待多久才能被人领走？在没人认领的日子里，他的吃饭住宿怎么解决？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偏僻的乡镇学校教书。父亲从外面回来后，第二天必定到学校来看我，因为我是父亲的骄傲。他走到哪儿，都会有意无意地提我的名字，听到别人夸奖我，他更是喜形于色。回来每每会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谁谁谁说你教学好，谁谁谁的孩子想尽办法要分到你班上来。我总是很反感他的张扬，警告他不要在外面到处吹牛。他很委屈地辩解：“我哪里吹牛了呀？到哪儿只要人家听说我是你爸爸，都要和我搭讪。”他脸上写满的荣耀让我无法懈怠，我知道我必须做得更好，才能让父亲的这份荣耀永远保持下去。他这一辈子一直仰着脸看人，我这个做女儿的似乎给了他挺直腰杆的机会。
父亲从20多岁就四处奔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新疆乌鲁木齐待过5年，在黑龙江佳木斯待过18年，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给了父亲终生难愈的气管炎。南昌、石家庄、天津、上海、北京、呼和浩特、本溪，地图上找得到找不到的地方他似乎都去过。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养成了一个奇特的习惯，无论在哪吃饭，他都喜欢蹲着，不喜欢坐着。他常常捧一只大瓷碗，蹲在墙角呼哧呼哧吃得震天响。为此母亲批评过他无数次，可是他改不了。这么多年了，父亲在外吃饭从来没有饭桌，睡觉永远都是打地铺，睡在工地，床板就是他给别人打家具用的木板。
50岁以后，父亲开始跟随一个远房堂叔去河南郑州搞室内装潢，工资不低，父亲越干越有劲。前年父亲回来，嚷嚷着要去染头发。我取笑他：“老来帅吗？”父亲正色道：“头发不染不行了，白头发太多，人家大老板会嫌年纪大，会让你堂叔把我退回家。”我问他：“在外面也去理发店染发吗？”他说：“不去，我自己买了染发膏，白头发冒出来，过几天我就染一下。”他还沾沾自喜地告诉我：“我从来不让白头发长出来，不看我的身份证，人家都以为我才50出头呢！”父亲一脸狡黠地笑，我也朝他笑，却笑出了满眼的泪。
最近几年每年春节，我和父亲都会有一番斗争，只为了阻止他出去打工。我问他：“有你这么老的打工仔吗？你缺钱还是咋的？外面金矿银矿多的是，你是不是全想背回来？你到底还想苦到哪一天？”父亲说：“我还能做得动，你把我陷在家里，我反而会闲出一身病来。哪天实在拿不动电刨了，就不出去了。你堂叔照顾我，需要爬高的活计从来不要我做。我在外面一点不吃苦，能做一天是一天，能赚一点好一点。这样你们养老的负担也轻一些，攒点钱将来志强买房我们说不定还能支持一点。”志强是我的侄儿，他的孙子。每次的斗争都是我输，我没有办法拴住他，过了正月十五他就满村子转悠，像只孤单的老狗。他不会打麻将，看电视打瞌睡，在家待着他整天长吁短叹。
于是，每年春节过后，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大军中，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那就是我父亲。